兄弟参商为哪般

鲁迅夫人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中曾经说过：“许多读者来信问我：‘鲁迅为什么被八道湾“赶走”？’‘鲁迅为什么和周作人决裂？’这都是一般人所不易了解的。”但这又是“千千万万研究鲁迅的人们所关心的事情”。在事情发生时鲁迅曾要求周作人予以澄清，周作人未应，鲁迅逝世后有人问起，周作人又持“不辩解说”，至今成为一个谜。因而就见仁见智，众说纷纭起来。尤其是一些喜欢关注“脐下三寸”的人，就来妄作猜测，认为“可能涉及鲁迅人性方面的弱点”，或者故作神秘，或者曲为之解。迄今事情已过去了几十年，而真相仍扑朔迷离，莫衷一是，令人感慨系之。谁都希望真相能够早日揭开，也有很多人试图让事情有个合理的解释，然而不幸没能如愿，至今还有很多人在不解地追问：“究竟是为了什么？”尤其是，此后两人既绝口不谈此事，而且老死不相往来，怨恨之深，可见一斑。而切肤之痛，难以忘怀。更难让人理解的是，他们曾经是出名的“兄弟怡怡”，他们兄弟以往的情意之深，是刻骨铭心，也是名闻遐迩的。

兄弟本怡怡

周家自从遭受了祖父的科场案后，从小康坠入了困顿，父亲37岁就去世，使作为长兄的鲁迅过早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在家庭里担当了“长兄为父”的角色。他对两个兄弟的关切，是难以用言语来表达的。少年时期，因鲁迅与周作人年龄差距四岁，与周建人则差七岁，相互还较少共同语言。在鲁迅前往南京求学后，别离之情点燃了兄弟的思念之情。他们开始频繁通信，作人学大哥的样，也开始记日记。鲁迅在1900年和1901年分别作有《别诸弟三首》诗，倾诉离情别绪。其中有云：“谋生无奈日奔驰，有弟偏教各别离。最是令人凄绝处，孤檠长夜雨来时”；“梦魂常向故乡驰，始信人间苦别离。夜半倚床忆诸弟，残灯如豆月明时”。尤其是，其跋语更是凄绝：

周作人（中）与羽太信子（坐者）、羽太重久（右）

仲弟次予去春留别元韵三章，即以送别，并索和。予每把笔，辄黯然而止。越十余日，客窗偶暇，潦草成句，即邮寄之。嗟乎！登楼陨涕，英雄未必忘家；执手消魂，兄弟竟居异地！深秋明月，照游子而更明；寒夜怨笳，遇羁人而增怨。此情此景，盖未有不悄然以悲者矣。

感情之深可见一斑。

不久作人也去了南京的水师学堂，两人更是形影不离。后来鲁迅去日本，在他引导下作人也去了日本，甚至鲁迅之所以放弃医学而弄文学，与作人的到日本也有点关系呢！那时两人共同筹办杂志，共同翻译《域外小说集》，共同遭受失败的苦闷。作人在日本娶妻生子，鲁迅宁可放弃自己的人生追求，回国就业以赡养全家。鲁迅到北京教育部发展，不久就托了蔡元培的大面子，把作人引荐到北京大学，这才成就了后来作人的大名声。1917年，作人生病，鲁迅跑前跑后，无微不至；1921年，作人在西山养病，鲁迅代为收发信件，代理各种琐事……

一直到事件发生前夕，两人都是共同翻译，共同编书，共同指导青年文学社团，共同参加中外友人聚餐，共同接受采访……在当时北京有所谓“三沈二马二周”，“二周”即周树人、周作人两人。他们共同聚居在八道湾的大宅院里；鲁迅的全部收入，都交给作人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掌管，连羽太信子的妹妹也成了周建人的妻子，甚至作人的妻舅羽太重久也由周家养活，信子的小妹妹福子的学费也由鲁迅提供……兄弟两人早年的著述，有大量都是互署对方的名字，或一人所作而署两人之名，或两人所作而署一人名字，连信件也莫不如此，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或者说在中国历史上，甚至在中外历史上，这种例子不说绝无仅有也是极少见的。因此，他们的“兄弟怡怡”绝非轻言。

风暴突来

1923年7月上旬，八道湾周家的一切生活还在正常中。

3日，鲁迅在日记中记载：“与二弟至东安市场，又至东交民巷书店，又至山本照相馆买云冈石窟佛像写真十四枚，又正定木佛像写真三枚……”当时，兄弟二人经常在一起商量学问和编译出版事宜，六月间他们两人联名对北京的日文刊物《北京周报》发表了题为《“面子”与“门钱”》的谈话；两人共同翻译的《现代日本小说集》刚刚出版；鲁迅的第一本小说集《呐喊》由周作人编辑，马上就要在新潮社出版。

7月14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这是一个严重的信号：风暴即将来临。

但在随后的几天里仍然平静如常，到7月19日，风暴终于爆发了：这天上午，周作人拿了一封信，从他住的后院来到鲁迅住的南屋，见了鲁迅，二话没说，把信一塞给鲁迅，就走了。鲁迅被他弄得莫名其妙。把信拆开一看，信上写着：

鲁迅先生：

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　作人

看到这样的信，鲁迅十分困惑了。想问问清楚，作人早已走了。想到后面院子去追问，可是作人信上已叫他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去。只好让佣工齐坤带话给作人，让他来说清楚。但作人不理睬。当天，鲁迅在日记里写道：“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兄弟二人的冲突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展现，短促、平静、内敛，却尖锐、沉重、强烈，富于暗示性。

对此，局外人更看不明白。连他们的母亲鲁瑞也弄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她对借住在八道湾北屋的同乡学生许羡苏说：“大先生和二先生忽然闹起来了，也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头天还好的，弟兄二人把书抱进抱出的商量写文章。现在大先生决定找房子搬出去。”她不是一个爱管闲事，爱摆家长架子的长者，对于儿子不想说的事，她决不追问。

到26日，鲁迅就由同乡学生许钦文、许羡苏介绍，前往砖塔胡同看屋。这里是许羡苏的同学俞芬家借住的地方，正好有空屋。看过后，鲁迅就决定搬到这里来住。下午就开始整理东西，到8月2日，鲁迅就搬去砖塔胡同居住了。朱安也随同前往。不久母亲鲁瑞也搬到大儿子那里去住了。从此，二人从“兄弟怡怡”变成永不见面的“参”“商”二星。次年6月，鲁迅买下了西三条胡同21号屋，又从砖塔胡同搬到了西三条，有了安定的住所，故于24日前往八道湾取回自己的书籍，却遭到周作人、羽太信子的殴打和叫骂。当天鲁迅在日记里写道：

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

一位与他们两家都极熟的同乡后辈章廷谦（川岛）在鲁迅迁出八道湾后住进了鲁迅的房子，他目击了事件的发生，并忠实地记下了当时的情形：

其时，我正住在八道湾宅的外院（前后共有三个院子）鲁迅先生曾经住过的房子里。就在那一日的午后我快要上班的当儿，看见鲁迅先生来了，走进我家小院的厨房，拿起一个洋铁水杓，从水缸中舀起凉水来喝，我要他进来喝茶，他就说：“惹祸，管自己！”喝了水就独自到里院去了。过了一会儿，从里院传出一声周作人的骂声来，我便走到里院西厢房去。屋内西北墙角的三角架上，原放着一个尺把高的狮形铜香炉，周作人正拿起来要砸去，我把它抢下了，劝周作人回到后院的住房后，我也回到外院自己的住所来，听得信子正在打电话，是打给张、徐二位的。是求援呢还是要他们来评理，我就说不清了。

（川岛：《弟与兄》，《鲁迅回忆录》二集197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

其中，“张”即张凤举，“徐”即徐祖正（耀辰），都是两家共同的熟人。据鲁迅终生的挚友许寿裳说，西三条屋的书房弄停当后，鲁迅“就独自个回到八道湾大宅取书籍去了。据说作人和信子大起恐慌，信子急忙打电话，唤救兵，欲假借外力以抗拒，作人则用一本书远远的掷入，鲁迅置之不理，专心捡书。一忽而外宾来了，正欲开口说话，鲁迅从容辞却，说这是家里的事，无烦外宾费心。到者也无话可说，只好退了”（《亡友鲁迅印象记》）。许广平也说，朋友告诉她，“周作人当时曾拿起一尺高的狮形铜香炉向鲁迅头上打去，幸亏别人接住，抢开，这才不致打中”（《鲁迅回忆录》）。

最后鲁迅实际只取到部分书籍，他以十余年之勤收集拢来的古砖及拓本，都没取出。他在《〈俟堂专文杂集〉题记》中痛心疾首地说：“迁徙以后，忽遭寇劫，孑身逭遁，止携大同十一年一枚出，余悉委盗窟中。”就我本人所见，当年鲁迅在日记中记载的部分藏书后来却在北京图书馆所藏的周作人藏书中出现了。

这次冲突也是兄弟二人生平最后一次见面。

关于决裂原因的几种说法

事情发生后，对于二人决裂的原因，众说纷纭。其中最主要的大致有如下几种说法：

经济矛盾说

当时周家在八道湾可说聚族而居，当家的是羽太信子。鲁迅的母亲当时就说：“这样要好的弟兄都忽然不和，弄得不能在一幢房子里住下去，这真出乎我意料之外。我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个道理来。我只记得：你们大先生对二太太当家，是有意见的，因为她排场太大，用钱没有计划，常常弄得家里入不敷出，要向别人去借贷，是不好的。”（俞芳：《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1—102页）鲁老太太又对人说：“你们大先生和二先生不和，完全是老二的过错，你们大先生没有亏待他们。”（同上，第102页）

当时鲁迅和周作人共同的朋友郁达夫说：“据张凤举他们的判断，以为他们弟兄间的不睦，完全是两人的误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说鲁迅对她有不敬之处。但鲁迅有时候对我说：‘我对启明，总老规劝他的，教他用钱应该节省一点，我们不得不想想将来，但他对于经济，总是进一个花一个的，尤其是他那一位夫人。’从这些地方，会合起来，大约他们反目的真因，也可以猜度到一二成了。”（郁达夫：《回忆鲁迅》，上海《宇宙风乙刊》1939年3月到8月连载）

北京新街口北大街公用库胡同内八道湾胡同11号鲁迅故居内前院。从照壁处看南屋鲁迅住房

从八道湾11号内院看南屋

章廷谦（川岛）后来说，矛盾焦点“主要是经济问题。她挥霍得不痛快”（据章1975年与鲁迅博物馆工作人员的谈话记录，转引自陈漱渝《披沙简金》第58—59页）。

周建人说：“在绍兴，是由我母亲当家，到北京后，就由周作人之妻当家。日本妇女素有温顺节俭的美称，却不料周作人碰到的却真是个例外。她并非出身富家，可是气派极阔，架子很大，挥金如土。家中有管家齐坤，还有王鹤照及烧饭司务、东洋车夫、打杂采购的男仆数人，还有李妈、小李妈等收拾房间、洗衣、看孩子等女仆二三人。即使祖父在前清做京官，也没有这样众多的男女佣工。更奇怪的是，她经常心血来潮，有时饭菜烧好了，忽然想起要吃饺子，就把一桌饭菜退回厨房，厨房里赶紧另包饺子；被褥用了一、两年，还是新的，却不要了，赏给男女佣人，自己全换过。这种种花样，层出不穷。鲁迅不仅把自己所有的全部收入交出，还把多年的积蓄赔了进去，有时还到处借贷，自己甚至弄得夜里写文章时没有钱买香烟和点心。鲁迅曾感叹地对我说，他从外面步行回家，只见汽车从八道湾出来或进去，急驰而过，溅起他一身泥浆，或扑上满面尘土，他只得在内心感叹一声，因为他知道，这是孩子有病，哪怕是小病，请的外国医生，这一下又至少是十多块钱化掉了。”（《鲁迅和周作人》，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50页）

不敬说

除了上述郁达夫提到，据当时在场的张凤举他们说，羽太信子说鲁迅对她有不敬之处，所谓“不敬”，当然并非说“不尊敬”，而是说“不正经”。章廷谦也提到这一说法。他说：“周作人老婆造谣说鲁迅调戏她。周作人老婆对我还说过：鲁迅在他们的卧室窗下听窗。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为窗前种满了花木。”（据章廷谦1975年的谈话记录）且事实上还有一道土沟。

至于张凤举和徐祖正，都没有发表文章谈此事。1977年我曾经到北大宿舍“蔚秀园”拜访过徐，他当时因刚刚经历了十年浩劫，还有些心有余悸，对此讳莫如深，不愿多说，只说不清楚。其实，他的意思也是有此一说的，但许寿裳曾提到“张凤举他们”（意思是包括徐祖正）表示，这“完全是两人的误解”。

此外，有些研究者推测是鲁迅窥视了弟妇的沐浴。总之，无论哪种说法，基本意思都是信子指责鲁迅对她有不规矩的行为。

拆信说

据当时曾经参与编辑《莽原》的荆有麟说：“据先生讲，他与周作人翻脸，是为了这样的事情———他们两个人，有好些共同的朋友。即某人是鲁迅的朋友，也是周作人的朋友，所以有时候朋友写信来，虽然信是写给两个人的，但封面收信人却只写一个，鲁迅，或者周作人，因为他们弟兄，本来居住在一块，随便哪一个收信，两人都会看到的。有一次，一个日本朋友写信来，而且是快信，封面写的是周作人，鲁迅自然知道是谁写来的。恰恰送信来时，已是晚上，周作人已经睡了。鲁迅先生看是他们共同的朋友写的快信，怕有什么要事，便将信拆看了，不料里面却是写的周作人一个，并没有与鲁迅有关的事情，于是第二天早上，鲁迅将信交与周作人……不料周作人突然板起面孔，说：‘你怎么好干涉我的通讯自由呢。’于是两人便大吵起来，鲁迅终于还搬了家。”

广告说

据当时在北京的日本人清水安三说，事情则因一则广告而起。他早在1922年就认识鲁迅和周作人，同年，他在日本的《读卖新闻》上发表连载长文《中国当代新人物》，其中有一章专门介绍鲁迅兄弟，题为《周三人》。1976年，他在日本的《日本经济新闻》上发表《我怀念鲁迅》一文，其中说：“由于山本贤孝（应为忠孝）先生的误诊，致使周作人的儿子（实为女儿———锡荣按）死亡，周作人以显著地位在《顺天时报》上刊登广告。《顺天时报》是日本在北京发行的日文报纸。山本博士倒并没有发表什么辩护文什么的，然而被广告激怒了的，其实是鲁迅。关于周氏兄弟的失和，有种种说法，但是我以为这个误诊事件，也就是这个新闻广告事件，至少是成为开始失和的一个原因。”（关于广告引起兄弟失和的种种说法详见后文分析。）

惧内说

除了经济原因，周建人、俞芳等还指出一个重要原因，是周作人惧内，其妻羽太信子专横跋扈，仗着日本人的势力，有蓄意赶走鲁迅和周建人，达到独霸八道湾的目的。而周作人因惧怕她的歇斯底里症发作，不敢讲半句不是，只得逆来顺受，这就更加助长了羽太信子的霸道。当时三弟周建人在八道湾居住，一面在北京大学旁听。她先是用当面羞辱、指桑骂槐等方法逼周建人离开北京出外谋生。待建人去了上海商务印书馆，然后又设计逼走鲁迅。信子还曾多次提出要把她的日本父母接来北京同住，被鲁迅顶住了，因此恨之入骨，常教唆孩子：“你们不要到大爹的房里去，让他冷清煞！”日本人增田涉曾记载鲁迅对他讲的一件事：“他在北京和周作人同住的时候，他常买糖果给周作人的小孩（他自己那时没有小孩），周作人夫人不让他们接受而抛弃掉。他用充满感慨的话说：好像穷人买来的东西也是脏的。”（《鲁迅的印象·鲁迅跟月亮和小孩》）实际上，羽太信子早已处心积虑要把鲁迅撵出八道湾，所以在周作人面前挑唆。许寿裳说：“周作人的妻子是有歇斯台里性的，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作人则心地糊涂，轻听妇人之言，不加体察。我虽竭力解释开导，竟无效果。”（《亡友鲁迅印象记·西三条胡同住屋》）而一当鲁迅逝世，周作人马上把八道湾的住房产权人改作了“周作人”。因此，所谓“惧内说”，实际上也可说是“独霸说”。

鲁迅和周作人怎么说？

别人众说纷纭，那么事情发生后当事人又是怎么说的呢？我们分别来看。

鲁迅的说法和做法

事实上，鲁迅开始并没有对人说什么，以致连鲁瑞都不清楚他们究竟为了什么。但鲁迅的愤懑是显而易见的：他气到无话可说，因而病倒，他的肺病第一次大发作，一个多月后才慢慢好起来。但他不愿意多说，直到去世前一个多月才告诉母亲当年是什么病。对于这场纷争，他也一直没有对母亲说。后来，他曾经私下对几个最接近的人发过一些感慨。

一是对许广平说过：“我总以为不计较自己，总该家庭和睦了罢，在八道湾的时候，我的薪水，全行交给二太太，连周作人的在内，每月约有六百元，然而大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来，过日子又不节约，所以总是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有时借到手连忙持回家，就看见医生的汽车从家里开出来了。”他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带走的呢？”他认为，“周作人这样做，是经过考虑的，他曾经和信子吵过，信子一装死他就屈服了。他曾经说：‘要天天创造新生活，则只好权其轻重，牺牲与长兄友好，换取家庭安静。’”（《鲁迅回忆录·所谓兄弟》）他曾对许广平表示：“我幸亏被八道湾赶出来了，生活才能够有点预算，比较不那么发愁了。”（《鲁迅回忆录·所谓兄弟》）当时鲁迅薪水为330元，还有其他收入，而从现在保存的鲁迅家用账目来看，鲁迅与朱安、母亲三个人的月开支只要40到60来元。而在八道湾时经济却是捉襟见肘。

二是后来曾对增田涉表示对于羽太信子的不满。增田写道：“有过鲁迅跟弟弟周作人不和的传闻，但是，我一次也没有从鲁迅的口里听过非难周作人的话。仅仅记得他好像对周作人夫人的态度感到不快，带有非难的口气。我想，恐怕不是鲁迅跟周作人不和，而是跟周作人的家里（即周作人夫人）不很融洽吧。”（《鲁迅印象记·鲁迅跟周作人不和的主要原因》）

三是写了小说《伤逝》，周作人从中读出了“乃是借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知堂回想录》，第427页）。周建人认为这小说“是向周作人伸出热情的手，表示周作人如有急难，他还愿像当年周作人患病时那样救助”（《鲁迅和周作人》）。

四是同年11月，鲁迅又写了小说《弟兄》。许寿裳指出：“写张沛君为了兄弟患病，四处寻医，种种忧虑奔走的情形，大部分是自身经历的事实。”（《我所认识的鲁迅·关于〈弟兄〉》）周作人也认为，这小说“有十分之九以上是‘真实’”（《知堂回想录》第426页）。

五是开始用笔名“宴之敖者”。鲁迅曾对许广平说这笔名的含义：“宴从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欣慰的纪念·略谈鲁迅先生的笔名》）1924年1月写《奇怪的日历》时署名“敖者”，同年9月写《〈俟堂专文杂集〉题记》署名“宴之敖者”，在《故事新编》中，鲁迅描写了一个智慧勇敢的黑衣人，名字就叫“宴之敖者”。

六是，此后仍然在经济上支持羽太家。1925年10月羽太重久曾写信向鲁迅道谢：“上月蒙兄长给予及时补助，非常感激。”

七是，此后终其一生，始终关切着乃弟的社会声誉和安全。1927年在北京北新书局被封、《语丝》被查禁后对于周作人的处境颇为关切，转达了“不如南来之安全”的建议。1933年对于周作人保护李大钊后人的举动，鲁迅表示赞赏；在1934年周作人的《五十自寿诗》招来广泛批评时，鲁迅却表达了最为公允的见解。1935年对周作人发表的《岳飞与秦桧》和《关于英雄崇拜》两文，也各撷取其积极成分加以肯定。同年，平津文化界发表《平津文化界对时局的意见书》周作人没有署名，鲁迅深为之忧虑，曾让三弟周建人转达“遇到抗日救国这类重大事件，切不可过于退后”的意见。

周作人的说法和做法

一是，删除了自己日记中关于两人失和的记载。现存《周作人日记》1923年7月17日记载：“阴。上午池上来诊。下午寄乔风函件，焦菊隐、王懋廷二君函。7月《小说月报》收到。得钱玄同函。”周作人承认，这则日记原来不是这样的。其中被他后来“用剪刀剪去了原来所写的字，大概有十个左右，八月二日记移住砖塔胡同”，涉及他与鲁迅冲突的内容，“次年六月十一日的冲突，也只简单记着冲突，并说徐张二君来，一总都不过十个字”（《知堂回想录·不辩解说（下）》）。

二是，以“不辩解说”来作解说。他当时没有“公开的说”，但他后来却借元末倪云林故事表白自己。倪被人窘辱而绝口不言，别人问他为什么不辩解，他说，一说便俗。周作人说：“大凡要说明我的不错，势必先说对方的错，不然也总要举出些隐密的事来做材料，这都是不容易说得好，或者不大想说的，那么即使辩解得有效，但说了这些寒碜话，也就够好笑，岂不是前门驱虎而后门进了狼么？”他曲曲弯弯地说：鲁迅写了《伤逝》和《弟兄》，是“痛惜”兄弟情谊的断绝，而他却认为“有什么办法呢？人总只有人的力量。我很自幸能够不俗……”（《知堂回想录》第423、427页）

三是，在六月十一日冲突之后，于十八日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破脚骨”》一文，影射鲁迅的索回书籍和生活器具是无赖子、流氓、“劫掠者”、“盗贼”。

四是，此后多次借机讥刺、嘲笑、非议鲁迅。1936年7月31日写了《老人的胡闹》一文，在评论日本议员反对称我国为“中华”而主张称“支那”的文章中，离题去议论“我国的老人”，说“老人的胡闹不一定是在守旧，实在却在维新。盖老不安分，重在投机趋时，不管所拥戴的是新旧左右，若只因其新兴有势力而拥戴之，则等是投机趋时，一样的可笑。”鲁迅去世后，周作人接受记者采访时论及鲁迅说：“说到他的思想方面，最初可以说受了尼采的影响很深，就树立个人主义、希望超人实现，可是最近又有点转到虚无主义上去了，因此他对一切事仿佛都很悲观。”并说鲁迅“多疑”，“往往因为一点小事，就和人家冲突起来，动不动就生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