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淑兰新中国成立后甘居韶山故里

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毛泽东舍小家为大家，动员组织自己所有的亲人参加革命，他一家先后有6位亲人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幸存的亲人没有一人在中央或地方担任要职，曾在革命战争年代出生入死的大弟媳王淑兰，却留在韶山故里做接待和宣传讲解工作。

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回到阔别32年的故乡。他刚刚在韶山宾馆住下，就问韶山公社书记毛继生：“四嫂呢？她在不在家里？”

毛继生说：“她到长沙去了。今天上午，我们已派人去接她回来！”毛泽东说：“对，应该请她回来。她回来了，就有人帮我待客了！”

这里所说的四嫂，就是毛泽东大弟弟毛泽民的结发妻子王淑兰。毛泽民在家族排行第四，按乡里习惯，人们都称呼其妻为四嫂。王淑兰是一位缠过足的旧式女性。她和毛泽民的结合，是依照流传千百年的传统老规矩办理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由于王淑兰出身农家，她嫁到韶山南岸上屋场毛家后，很快就适应了农村新媳妇的生活。每天雄鸡刚刚报晓，她就起床，生火做饭，清扫庭院，缝补浆洗，喂猪放鸭。农忙季节，也时常下田干活，一天到晚总是忙前忙后，经常要忙到月上树梢，才有歇息的机会。对于这样繁重的家务劳动，王淑兰从来都没有怨言，自然获得邻里的夸赞和公婆的喜欢。

虽然是包办婚姻，王淑兰和毛泽民却十分恩爱，相敬如宾。短短几年时间，他们生育了三男二女。不幸的是，除女儿毛远志长大成人外，其余的都先后夭折。作为母亲，王淑兰尽到了最大的责任。如果不是大哥毛泽东的一项伟大计划使她的生活发生了重大转折，她也许会像千千万万的农村妇女一样，生儿育女，辛苦劳作，默默无闻地走完人生旅程。

毛家的两位老人相继去世后，按照乡俗，家中由长兄主持家政。但毛泽东常年在外，小弟毛泽覃也在长沙求学，毛泽民便成了事实上的户主。1921年春节，毛泽东和毛泽覃从长沙回韶山老家过年。毛泽民觉得，应该趁这个机会，将家中的收支情况告诉哥哥和弟弟。

家中不时有客人来串门。毛泽东和毛泽覃也忙着拜访亲友和同学。正月初八，是母亲文氏的冥诞。晚上，兄弟妯娌围炉烤火，吃南瓜子，抽旱烟，一家人十分融洽。毛泽民搬出账本，将这几年家庭的种种变故以及各项开支，细细讲给大家听。毛泽东向他扬扬手，示意他不要再说了。

这些年来，毛泽东很少过问家事，全靠毛泽民夫妇在家操劳。尤其是在父母最后的日子里，求医问药，端茶送水，都靠他们夫妇两人。因此，他很感激弟弟和弟媳。但自从在北京结识了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后，毛泽东已树立了改造中国的志向。他觉得如果老纠缠在这些银钱出进的家庭事务中，最后至多成为一个像父亲那样的谷米商人，或是猪牛经纪人。可农村最缺少的，不是精明的生意人，而是矢志改造旧农村、建设新世界的革命者。他多么希望，弟弟也和自己一起，来干这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于是，他缓缓地说：“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我看这些账就不要算了，田也不要种了。你才20多岁，跟我到长沙去，再读点书，一边干点活，将来做些有利于国家和民族的事吧！”

毛泽民有点儿动心，但也有顾虑。他说：“可是，家里的田土总不能让它荒了吧。房子不住人，也会破败掉的。”毛泽东说：“田让给家里穷、又会种田的人种去。房屋也让给没房的人家去住。至于别的东西，该送的就送人，该丢的就丢了！”说着，把目光投向王淑兰：“四嫂，你想不想得通？”

王淑兰是南岸上屋场唯一的女主人，她的意见至关重要。毛泽东每次回家，总要带回许多新鲜的消息。听大哥说过苏俄实现了共产社会，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乍听这些，她总觉得那是遥远的事。现在，大哥说，田土送给别人种，房子借给别人住。大哥是不是想首先在自己家里实行“共产社会”呢？王淑兰呆住了。但她一向敬重大哥，既然他把共产主义社会描绘得那么美好，而且又十分肯定地预言这个目标一定能够实现，她还犹豫什么呢？她迎着大哥期待的目光，坚定地说：“为了奔一个好社会，丢弃一点坛坛罐罐，我想得通。”

于是，韶山十里八乡立即爆出一条新闻：南岸上屋场毛顺生阿公的几个崽女，还有儿媳妇，把田土都送人了，房屋也借给别人住了，连过年剩下的熏鱼腊肉，也送给了左邻右舍和亲戚朋友。乡亲们都觉得好稀罕。直到许多年后，人们才明白过来，正是这种义无反顾的毁家兴邦的决心和勇气，推动了中国革命的航船。

怀着一种激动的心情，王淑兰和毛泽民一起去了长沙。丈夫在大哥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当庶务，一边管吃喝拉撒，一边学习革命理论，投身革命运动。她则在家料理家务，抚育儿女。家里常有许多人来，彻夜谈论着革命工作，有时也争论得面红耳赤。这时候，王淑兰往往默默地坐在一旁，

不时沏茶续水，尽一个主妇的责任。这样，通过旁听，她也明白了许多革命道理。几年之后，她回韶山生孩子，正赶上乡里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孩子一满月，她便投入其中，当上了韶山女界联合会执行委员，以大胆泼辣而著称于韶山冲。1926年秋收以后，毛氏公祠祭祖。根据祠堂惯例，这是男人们的事情。王淑兰偏偏不信，她带领一群毛姓女子，跑进祠堂，和男人们平起平坐，一起吃祠堂的祭祖酒，打破了女人不能进祠堂的旧习。由于她的出色表现，这年冬天，王淑兰被吸收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以后长达20多年的革命斗争中，不管环境有多么险恶，个人有多少困难，她都没有辜负这个光荣的称号。

马日事变后，国民党反动军队来韶山“清乡”，王淑兰无法安身，只好跑到长沙，后来离开湖南，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29年，因叛徒出卖，她不幸被捕，被关押在长沙井湾子陆军监狱。囚室里，没有床铺，地上铺着潮湿的稻草，没有阳光，空气不对流，屋里臭气熏天，真是一座典型的人间地狱！

严冬来了，外面下起了纷纷扬扬的大雪。一天下午放风时，男监那边有人向女监打来一个雪球，女监这边也进行还击，雪仗越打越激烈。突然，有一个雪球落地开花，露出一张纸条。王淑兰警觉起来，连忙抓起那个纸条，闪进屋里。只见纸条上写着：我们要联合起来进行斗争！

王淑兰一思忖，用铅笔也写了一张纸条：我们同意。她把纸条捏进雪球里，使劲扔过去。雪球恰好打在那个丢雪球过来的人的脑门儿上，引得哨楼上守望的士兵哈哈大笑。

通过这种方法，他们串联了监狱中的6名共产党员，成立了临时党支部。王淑兰被选为女监党小组长。他们开展了要求改善政治犯生活条件的斗争，要求改睡稻草为睡板铺，延长放风时间，女监政治犯要和刑事犯分开……坚持了半个月，狱方被迫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王淑兰在监狱里的时候，带着6岁的女儿毛远志。同狱有一位叫罗醒的女共产党员，带着5岁儿子小华初。由于监狱里常常有人被拉出去枪毙，这两位拖儿带女的女共产党人相约，不管将来谁牺牲了，留下的后代，就由活着的人抚养成人。

1930年7月27日，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攻克长沙，救出了正在狱中受难的共产党人。王淑兰一双小脚，不能跟队伍行军打仗，组织上叫她就地隐蔽。罗醒则随红军转移，临行前，她把儿子华初领到王淑兰跟前，叫他跪下：“孩子，从今以后，这就是你的亲娘！”王淑兰拉起孩子，说：“对，你就是我的孩子。要饭时，我多要一口，一定要把孩子拉扯大！”送别了罗醒，王淑兰带着孩子，开始了漫长的流浪生活。她要过饭，当过佣人，乞食补衣，历尽了人间沧桑。

七七事变爆发后，1937年12月，八路军在长沙设立了驻湘通讯处，负责人是徐特立。王淑兰立即去找他。她说：远志是毛家的根，华初是革命烈士后代（她们分别不久，罗醒就牺牲了）。两个孩子都十几岁了，应该有属于他们自己的世界。而她本人如果没有孩子的拖累，还可以为党做更多的工作。徐特立听后，十分赞赏她的想法，于是设法将远志和华初送往延安。

随后，组织上分配王淑兰做湖南省委的秘密交通员。她在军警、特务遍布的地区，来往穿梭，传递党的文件和情报。她胆大心细，善于随机应变，数年间竟没有出过任何差错。敌人怎么也不会想到，在这个衣衫褴褛的小脚女人身上，竟藏有共产党的那么多机密！

1944年冬，党组织派她和一位男同志去衡阳大雁头建立秘密交通站。不久，日军进犯衡阳，形势急剧恶化。王淑兰与组织失去了联络，仿佛一只失群的孤雁。幸亏党组织很快找到了他们，王淑兰才又继续活跃在秘密交通战线上。

新中国成立后，王淑兰来到北京。按照惯例，对于这样一位历尽苦难、为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的女性，组织上是应该委以重任的。但王淑兰没有文化，而且年纪也不轻了，因此，组织上考虑安排她到一个环境幽雅的地方去休养。然而，王淑兰坚决不干。她的理由很简单，她是一个革命者，只有不停地工作，生命才会有意义，让她闲着，肯定会闷出病来。她主动向组织请求：干不了大事，看大门守仓库也行。这怎么能说得过去呢？组织上为难了。因此，她的工作安排就一直落实不下来。

一天，毛泽东把她接去，两人拉起了家常。毛泽东说：“四嫂，听说我们南岸上屋场老家，每天都有许多客人去，也不晓得有没有人招待。我想请你回到那里去，帮我待待客，你看如何？”是啊，这么多客人来了，却没有主人在家，这多么失礼呀！“行，我马上回去，扫地烧茶，敬烟待客！”王淑兰毫不犹豫地同意了。

毛泽东笑了，说：“也不要你扫地烧茶，你可以找几个助手。乡下有句俗话嘛，在家不会迎宾客，出门方知少主人。只要不怠慢了四方宾客就好！”就这样，王淑兰告别京城，昼夜兼程回到了韶山，在招待所做接待工作，每天陪着国内外络绎不绝前来韶山的客人参观。韶山故里的事情，有的是她耳闻目睹，有的是她亲身经历，所以，她给前来参观的客人介绍，既不要提纲，更不要讲稿，再也找不到比她更合适的讲解员了。王淑兰的表现使前去参观的客人很受感动。

（参见《党史纵览》《丹东广播电视报》2012.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