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邵燕祥老师多次对我说，你可以考虑写本自传，把经历和见闻记下来，这件事是有意义的。他并没有说比写时评和杂文更有价值。大家知道，他早几年就声明再也不写反腐主题的杂文了，因为该说的似乎都说过了。重复常识性的思想观念是否有意义且不说，至少这是很多年轻的同道都可以做的，甚至做得更漂亮，他们也还没有产生强烈的厌倦感。

邵燕祥老师生于1933年，比我长一辈，而且作为著名诗人和首都的文化人，交际圈自然比我广泛得多。这些年他写了一系列的自传性纪实作品，先有《沉船》《人生败笔》，继而有《找灵魂》，2014年又出版了《一个戴灰帽子的人》和《〈找灵魂〉补遗》。他根据自己的档案和文献，袒露无遗地展示自己的精神历程：如何进入新中国，自觉接受“思想改造”，到被打成“右派”后如何自我批判，一直到“文革”后的情形（见邵燕祥著《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作家出版社2016年版）。这就是鲁迅说的“自我解剖”，他把自己当成时代的标本。邵老师的人格令我敬重。

我信奉与邵先生同样的历史观。不是只有给“帝王将相”作“家谱”的官修正史，才是历史；而给明星、“土豪”立传，虽然比我等普通人更有市场，但那也不过是满足人们对“成功”的向往及对名人的窥探欲。现代史学，重视社会风俗史和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考察。所以，在2011年退休前，我已接受邀请，工余担任个人写史丛书《白纸黑字》的主编。原拟与陈敏兄弟一起，把这套旨在追求“留得下来的文字”的丛书一直编下去。由于种种原因，丛书的编辑出版中断了，但民间写史这件有意义的事仍有不少人在做。比如，凯迪网的《百姓家史》，央视的纪录片系列《客从何处来》，唐建光诸位办的“新历史合作社”……

我的人生经历，到现在为止，大体说来，相对那些大起大落、大喜大悲的人而言，是平淡无奇的。

这样的人写“私人历史”，有三种写法。

一种是萧红《呼兰河传》的写法。她写的是儿时生活在呼兰县城（今之哈尔滨市呼兰区）时的记忆。人们如何看戏，放河灯，跳大神，宠爱她的祖父，她喜爱的后花园，等等，再现了20世纪初中国人的生活场景。然而，《呼兰河传》虽是散文化的样式，却正如她自己所讲是小说，有很大的文学夸张成分。街道上一个烂泥坑，竟然写了那么多页，以表现人们的贫穷、自欺欺人和缺乏公共精神。这种叙事，不如明人归有光那篇脍炙人口的短章《项脊轩志》情真意切，有私人性，而历史认知价值却是互相不可替代的。

第二种是那种信史般的编年体，有日记等文献为依据。一些大人物传记，或自己有写日记的习惯，或有团队帮他考订编年谱，这且不说了。近年，在浙江的《西湖》月刊上，看到我的同龄人董学仁的《自传与公传》连载。他以个人经历为“经”，以当时的社会事件为“纬”，展现他记事以来的中国社会状态。这种“民间叙事”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历史不正是由千千万万遭际不同、性格各异的个体构成的吗？这样才五彩缤纷，更丰富更接近真实。

第三种就是我这样一事一记，随笔体的了。

我的这类随笔，大多是应约而作，带有专题性，即有设定的主题或题材范围；也有的是感触忒深，把它记了下来。

我的这些生活随笔，即便是叙事性的，也有较强的议论色彩。这与我写惯了说理性的杂文和时评有关。虽然我很欣赏龙应台、刘瑜、林达等女作家寓说理于讲故事之中的笔法，但讲故事不是我的强项，而“好辩”是我的性格。我想，这也没有什么不可以。19世纪那些文学名著，常有大段大段的议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代表作、塑造他理想中一代新人形象的《怎么办》，连书名都是议论性的。

旅美作家林达在2014年最后一期《随笔》上发表的《读王鼎钧随感（之五）》中说：“读（王鼎钧的回忆录四部曲第一部）《昨天的云》，常常会很感慨，就是许多历史细节，假如我们的长辈不记下来，我们就不会知道了。”王鼎钧先生与先父同生于1925年，林达与我同辈。后人之视我辈，恰如我辈之视前辈吧。有些历史细节，如果我们不记下来，后人恐怕也不会知道了。比如，本书中我写的“大跃进”年代唱的那些童谣；比如，1958年秋冬，我上小学一年级，适逢搞什么“集体化”加“军事化”，不满七岁的孩子，却要到公社中心小学集体食宿，白天劳动，晚上批斗“右派”老师。

虽然，我没有林达所说的王鼎钧那种“洞穿历史迷雾的智慧之光”，没有论者赞赏王鼎钧著作的那种“文学的求美、史学的求真、哲学的求解”功力，但是，“修辞立其诚”的为文准则，我不敢忘。借一己之受想行识，呈现同代人命运，作为历史见证和人生镜鉴的追求，我与王鼎钧是相通的。

任何回忆文字，取舍之间都难免主观色彩。何况本人的这些随笔，并非完整的自传。有些事写了，有些事还没有写，后者并非刻意回避。比如，我与杂文界前辈和同龄人的交往，新媒体朋友对我的帮助，基本还没有写；许多旅行的见闻与感想也不宜收进这本集子里。

它们可以大体展现我作为一个所谓“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出身“贫农”政治成分家庭，长江中下游平原的农村孩子走出乡村后，作为同代人中幸运儿的“新三届”大学毕业生、“国家干部”、信奉“新闻专业主义”的媒体人、有一定社会地位和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之人生历程和精神面貌。我身上的这些标识，在当代中国，可以说每一个都有特定的认知意义。但是，它们有共性也有个性，我的个性可以丰富对它们共性的认识。

这些篇章都是30年来陆续发表过的。这次选编时，有合并有增删，争取不重复不啰唆，但为了保持每篇的独立性，有些字句重复是必要的。这样既维护单篇文章语意上的连贯性，也可以让读者像在饭店吃自助餐一样，按照自己的偏好选取。

让我用宋代杨万里同学的这首《闷歌行》作结：“风力掀天浪打头，只须一笑不须愁；近看两日远三日，气力穷时会自休。”

鄢烈山

2017年1月于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