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湖岸边是家乡

2011年3月29日，中国佛教协会在佛祖释迦牟尼降生地尼泊尔“蓝毗尼花园”，举行建在那里的中华寺的新任方丈升座仪式，我有缘随喜观礼。一出蓝毗尼的小机场，我就有一种回到故乡的感觉。

蓝毗尼位于尼泊尔南部平原，属该国紧邻印度的鲁潘德希县，一派亚热带风光。路边的芒果树繁花如金粟吐穗，村头田角的三角梅争艳怒放，这与广州和深圳的风景时令相同。而一望无际的田野，“小麦覆陇黄”的景象，却让我仿佛回到了久违的湖北江汉平原老家，虽然老家麦收的节令比这里要晚二三十天。路上的牛车，村庄里的茅屋、红砖小楼、鸡犬，田野上的草多水少的灌溉渠，水洼里的蒿草，空中飞翔的鸟雀，样样使我忆念起故乡故物故人故事，使我意识到自己的怀乡情感原来是那么强烈！

记忆中的故乡风物，定格在我1978年秋到北京念大学的那一年。

我的家乡在江汉平原上洪湖之畔的“沔阳州”（现在易名叫仙桃市，据说是因为“沔”字难认，不利于提高知名度，便用20世纪50年代的新县城即城关镇的名字做了县名，后相沿做了市名），曾是多么美丽的地方！电影《洪湖赤卫队》里的洪湖，20世纪50年代初还是属于“我们沔阳”的，因此电影中那个“彭家墩”的招牌冠的县名就称“沔阳”。该片中的湖区风光和渔家生活，在我小时候是很常见的。我的堂姐夫陈姓“三哥”的家，离我家只有几里路，他们村家家有渔船；他只大我五岁，参军出来前就会撒网捕鱼。

我们县的湖泊成百上千，最大的是排湖和沙湖。我熟悉的排湖，方圆百里。1974年在县城读师范学校时，我从同学处抄得一篇老作家碧野写排湖的散文。碧文说排湖曾是元末与朱元璋争天下的三雄之一、沔阳渔民出身的起义军领袖陈友谅操练水师的演武场。

到20世纪60年代初，上小学的我到父亲领队开荒的排湖边，虽见不到浩渺接天的湖水了，一望无际的大沼泽地景象仍极富诗意。夏天这里真是美极了！碧绿的芦苇林，碧绿的蒿草（秋后都是起茅屋的好材料）；成片成片碧绿的荷叶中倒插着神笔一样的莲花，有粉红有白兰花色的（可以摘嫩的莲蓬或老的莲子米，也可以潜水采藕或藕梢子）；各种水鸟在嬉戏欢叫（如果走运可以在芦苇丛或蒿草窝里捡到好多“蹲鸡”下的蛋）；各种各样的野鱼就更多了（若手里带了叉，说不定就可以叉到一条浮上来正懒洋洋晒太阳的大黑鱼）。

当然，这是我作为一个10岁的孩子，遵母命随人去探视父亲的感觉，跟一个旅游观光客的印象差不多浪漫。后来我作为社员去农场劳动，就别是一样情怀了。一是那里蚂蟥特别多，防不胜防，插秧割谷没有人一天不被抽血的；农场的人都像八路军，天天要打绑腿。二是天还未黑，蚊子就成团成团地扑上来了，只好不断烧稻草熏蚊子。三是开荒田里淤泥深，不论栽秧、割谷，动辄陷到半腰深，生怕沉没下去爬不出来。

那个时代毛主席号召“以粮为纲”、战天斗地“农业学大寨”，要让荒湖变良田。70年代中建起了大功率的电力排灌站，排湖渐渐变成了稻田，后来甚至变成了可以种高粱棉花的“白田”（旱地）。现在状态如何我不了解，据移民的乡亲传信，那里开始恢复生态，养鱼、种藕。料想旧景虽不可能重现，湿地面积应该比杭州的“西溪湿地公园”大，至少比广州为办亚运在珠江新城的花场广场北端，花大价钱人造的湿地要大得多吧！

我们村是水田与旱地兼作区，四时风光原是极佳的。单说这春夏之交的农历三四月天吧，旱地是收割麦子和蚕豆的季节。对于我们小孩子，有趣的是两样事。一是麦穗低头时，到地头垄间找野鸡。说不定哪处麦丛里就有一个野鸡窝，有野鸡正在孵“鸡秧子”呢。野鸡真漂亮，它受惊时拖起五彩的长尾巴起飞，把人都可以看呆。二是割麦时参加大人们赶野兔的活动。发现了野兔，大伙一起拿着镰刀“冲担”围猎。那就看谁机灵跑得快。俗话说“千人赶兔，一人吃肉”，指的就是这种场景：大家围追堵截，累得精疲力尽的兔子最后落到谁手上，就是谁的锦标物与盘中餐，别人只有咽口水的份。最刺激的是，割麦时发现了“土聋子”（一种毒蛇），胆大的人就猛地揪住它的尾巴，让它头朝下，抖呀抖呀，直到它的肠肚将它噎死。我不敢去抓，接过人家逮住的蛇尾巴抖过，那也要一点点胆量。

至于水田，那就别有一番景象了。放水耕田前一般都种了绿色植物以翻压做底肥，若种的不是蚕豆（苗）而是“红花苕子”，且成片成片地种，苕子花开时，绿茵铺成的田畴上缀满深红、浅红或淡紫、金黄的花朵，疑是云霞落九天。那种灵动的美艳，只要看过一眼，你就会终生不忘。待到整田灌水，田畴就成了一面面镶嵌在大地上的明镜，天光云影共徘徊，一群群白鹭在其间旋起旋落……直教人仙凡莫辨。

对于我们小孩子来说，最有吸引力的当然是无主荒湖了。小男孩对堤岸边的绚烂的野蔷薇花丛、金银花丛是不会有兴趣的。日上三竿之后，手里拎了一根鱼叉到岸边逡巡，可以叉黑鱼。它们喜欢浮上来“晒花”，呆呆地定在一个地方不动。或者跳到浅水堤岸边寻鳝鱼洞，有本事的一天能捉到十几条大黄鳝。我捉鱼不行，能干的一是采“藕梢子”——循着新出水的尖尖小荷，用脚丫子把“藕儿子”“藕孙子”踩出来，夹出水，有时也潜下水用手扯。再就是找越冬的野茭白吃——野茭白像弹药一样黑，嚼得满嘴泥污一般。这些勾当当然没有采莲、打野鸭、捕大鱼有收获，却是我们那时的最爱与极乐。

这些故乡物事都跟我的童年一样永远地逝去了，不仅是因为我长大了，不仅是因为我远离了家乡。回到故乡，那里已找不到记忆中的情景。随着水利排灌网络的建立，水系都成了人工操作系统，湖泊都变成了良田。洪涝水患是没有了，平时河渠里几乎没有水，跟尼泊尔和柬埔寨的旱季景象差不多。别说父辈吓唬小孩的芦苇荡中的豺狗早已绝迹，成群的野鸭、鸭鸡、樟鸡、野鹤不复出现，就是野兔、翠鸟甚至喜鹊、麻雀、大水蛇、“土聋子”都成了稀罕之物。小孩子们嬉水、捕鱼捉虾都成了奢望。举目所见，除了村落就是村落，除了人还是人。近年家乡还多了一种新玩意——除草剂。那东西毒性强，路边的野草沾了它也会枯黄，而农药瓶、除草剂瓶子随处可见。写到这里不能不说，在人民公社时代，人们不仅缺粮食吃，也缺柴烧。我们放学后到处拾柴，包括到路边和堤渠边割杂草、冬季铲草皮。如今，干涸的沟渠边杂草半人高，也没有人砍，有的人家甚至把庄稼梗一把火烧掉沤肥。可见，就此而言，“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就是不好！

别人说“故乡沦陷”，与我的心情有两点不一样。

一是，我不是一般地对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感到惋惜，而是对我的家乡作为血吸虫重疫区充满恐惧和厌恶。在我们那里，下水田干活的人极少有不得血吸虫病的。我亲眼见到好几个乡亲盛年而逝，家人把他们床上铺的稻草当众点火烧掉以驱邪。先父不寿也与血吸虫病有关。人民公社时期，可以组织集体灭钉螺，治病不仅免费还可以照记工分，现在这些力量和福利自然消亡了。我巴望我的亲友，甚至稍有能力的乡亲能逃离故乡。事实上，我们乡镇很多人“逃”到了广东。或者，京九高铁据说要经过我们乡镇，我多么希望大弟家和村里的乡亲们被征地，从此不必下水劳动！我也宁愿我的老家是在湖北恩施或云南贵州某个偏远的山寨里，虽然交通不太便利，山清水秀人平安，穷点苦点也比天天生活在恐慌中要好。

二是，我从来不认为现实世界有过中外作家描绘的田园牧歌。它们要么是“桃花源”般的乌托邦理想，要么是出于反抗工业与城市化的“浪漫主义”想象。而工业化、城市化是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必由之路。君不见，即使在没有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有公民迁徙自由，有覆盖全社会的福利保障体系的发达国家，仍然挡不住年轻人奔向嘈杂、尘嚣的大都市。法国的巴黎、韩国的首尔乃至日本的东京，这些大都市吸引了全国大量的人口。西欧的农村环境好，北美的农村人口少，可是，人们还是自发地往都市涌。这是人们自由的选择，必有其深厚的经济学规律即看不见的手和脚在起作用。

我相信“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留”是永恒的真理。“大丈夫四海为家”，“好男儿志在四方”，“树挪死，人挪活”，这是古人和乡人励志的话；“天涯何处无芳草，太阳底下是故乡”，这就是我的人生态度。事实上，我们村都是移民，全村40多户有20多个姓；我家是祖父一辈才从邻县天门避难迁居来的。但是，人生态度又是矛盾的。写思乡之情最多最好的是李白。“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都是脍炙人口的名句。可是，自从东出夔门，书生飘零至死，他都没有再回过故乡四川。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不想在外折腾一辈子，他们需要告老还乡。如果可以告老还乡，远离尘嚣，徜徉于青山绿水间，既可以减少都市的拥挤有利于人，也可以延年益寿有利于己。可是，这得保有祖传的宅基地，这得乡村也有较好的医疗保健条件。甚至，对于年轻人，乡村可以是退守的据点，可以是再出发前的疗伤和精神补给基地。台湾电影《海角七号》片头那个闯台北不成功的年轻人，愤愤地骂了几句就骑摩托回台南的老家，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2008年秋，我和凤凰网的邹总等人访问台湾，为我们拍纪录片的翁先生是自由职业者。他告诉我，在台湾家里有几亩地的人是富人。他每年都会回乡住一段时间，剪辑片子，休整一下，放松身心再出来。

虽然我不可能退休回农村养老了：生态环境恶劣，光生活与生产垃圾遍地、蚊蝇乱飞，我就再也习惯不了；祖父祖母的坟墓早已无迹可寻；童年的伙伴星散，各人际遇相差太大，留在农村当农民的恐怕劳碌得至死方休……

但是，我对乡村的看法已经悄然改变。在信息化和高科技时代，交通是那么便捷，继电视普及之后电脑网络也很快会普及，住处的远近不再决定人际交往的范围，城乡互动与互补成为可能。

我相信，这是城市化对乡村生活否定之否定。事实上，在长三角一些地方，这个时代已经到来。去年到江苏常州和浙江省德清，那里的出租车司机和干部分别对我介绍，连垃圾也像城里一样，有专人收集、运送而集中处理了。

南水北调工程中线上马后，我的家乡江汉平原改变极大。2010年回老家时，村里就可以看到打井的广告了。想不到20世纪70年代我在农村时，还要年年加固堤坝防汛的水乡，居然要打井了。

2015年2月上半月，我们夫妇有埃及游。资料介绍，自从埃及的阿斯旺水坝建成后，尼罗河流域的生态系统就被大大破坏。由于尼罗河的水失去了自然泛滥时的养分，下游入海口的沙丁鱼近于绝迹；更重要的是，尼罗河三角洲的农田，要依靠化肥来种植，养活了埃及人数千年上万年的沃土，在当代已经变得那么令人不安。

由尼罗河三角洲的命运变迁，我不禁想到故乡江汉平原。我们小时候，春水泛滥时节，在水田甚至麦田沟里捉鱼的情景，恐怕再也不会出现，除非哪家的鱼塘因暴雨漫了！

江汉平原，我的故乡，何时能够恢复自然的生态环境，可以系住我的乡思，成为留守在那里的乡亲们安居的美丽家园？如果我等不及这一天，至少，这应是中国乡村的发展趋势吧？

2015年2月25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