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崭露头角

1959年秋，施光南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天津音乐学院作曲系。

在音乐学院，施光南还是最好学、最刻苦的学生之一。

在校期间，他是校方宣传的“天才加勤奋”的典型。他不仅刻苦学习专业课，而且他还省吃俭用买了许多民歌、戏曲和曲艺等音乐艺术书籍认真研读。在作曲系自修室的书架上，大量的民间音乐书籍上都留下了他研读过的痕迹。他如饥似渴地学习民间音乐的劲头是他们班上任何同学都比不了的。

他到处参加民间音乐会，观摩地方戏曲演出。

他搜集全国各地的民歌。

他在学院组织的晚会上演唱了被某些“学院派”瞧不上的通俗歌曲和各种民歌。在大学期间，他搜集研究的苏联民歌和世界各族民歌之多，也是任何一个同学都比不上的。

“我们这一代人中，在民族音乐的底子方面，谁也比不上施光南！”他的同学和同辈音乐家都这样赞扬道，“因此，他在推陈出新方面，成就比谁都大！”

施光南对西方音乐的研究也下了苦工夫。他全面地了解和掌握了西洋音乐的创作技巧，而且能够较完美地把它的特长与东方音乐的风格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走出创新之路……

施光南明白，知识是触类旁通的，要在音乐艺术的台阶上一步步走向更高峰，必须对其他学科知识也有所涉猎、汲取，以丰富自己。因此，他对文学、戏剧、诗歌和美术等也都倾注了一定的心力和时间。其实，这些门类的知识，本来就是他所喜爱的……

施光南对戏曲特别是对京剧的学习和研究，对他的音乐创作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他说：“我的旋律老师应该说是程砚秋。是程砚秋和其他戏曲演员的唱腔经验启发了我，开了我旋律创作之窍。”

1959年，他为维也纳第七届世界青年欢歌节创作了西洋风格四三拍子的《青年友谊圆舞曲》。经女高音沈嘉演唱后被送到北京参加评比。后来，在北京有许多歌唱家演唱了这首歌曲。这是一首七声音阶的相当“洋化”的圆舞曲，旋律“洋气，新颖别致”。

有一次，一位同学问他：“这首歌的旋律很好听，你是怎么想到的？”

施光南说：“这可不是凭空想出来的。”

“是不是从西洋音乐化过来的？”

施光南摇了摇头：“不是。我是从西皮原板变化来的。”

他一边唱着西皮原板，一面对照《青年友谊圆舞曲》的音调走向。那位同学发现这首歌的音乐进行和骨干音竟与西皮原板十分相似。这才知道，施光南玩了一个变奏的手法，把传统的“西皮原板”变成了“圆舞曲”。

当时，学院领导号召同学们解放思想，大胆“放卫星”，组织了几个创作组，施光南分在歌剧组。院领导带领他们在天津小站等地体验生活、收集素材，还常到张贵庄等地参加劳动，到北京采访创作素材。忙了一年多，几经反复，“卫星”始终未能放上天。可是施光南十分珍惜这次机会，十分活跃。不仅积极参加采访、劳动和体验生活，而且不断有新的创作构思涌出：

他曾构思，将赵树理的小说改编为民间戏剧式的歌剧；曾设想，将老舍的话剧改编为喜歌剧；后来又想将胡奇的小说《五彩路》改编为儿童剧；最后是根据白桦的长诗《鹰群》，并综合了胡奇的《五彩路》，改编成全唱型的正歌剧《野火》。剧本是由施光南写成并刻印的。他将他在戏曲、小说、歌剧等方面的知识都动用了起来，同学们都感到他的知识太丰富了。这是施光南学生时代广采博取、自觉学习的结果。他还谱写了《野火》中的三段咏叹调，其中的《桑顿之歌》曾由声乐系一位女同学演唱过。这时，三年困难时期开始，这部歌剧也就半途而废了。虽然如此，但这仍然是施光南在歌剧创作领域的初步尝试。

这一时期，施光南创作灵感不时迸发，创作激情越发高涨。他把紧张的学习、有趣的生活、艰苦劳动锻炼中的见闻和体验，都用五线谱记了下来。他的创作亮点是女生小合唱，主要作品有：《公社书记下田来》《城里来的学生真不离儿》《张二嫂》《我们给猪当保姆》《五好红花寄回家》《公社姐妹逞英豪》《白衣战士护堤防》等。还有花腔女高音独唱曲《歌儿向着领袖唱》《唱得幸福落满坡》，混声合唱曲《战鼓之歌》，以及与践耳的同名作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唱支山歌给党听》。

《五好红花寄回家》奖状

施光南这一时期的作品贴近生活，贴近时代，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曲调婉转，洋溢着青春气息，充满积极、清新、活泼的感情，深受群众的喜爱。其中，《五好红花寄回家》在1964年全军第三届文艺汇演中获得优秀奖。

施光南说，《五好红花寄回家》是他学习河北民歌的一个具体成果。

这首歌曲具有冀东民间音乐风味，这种“冀东味”在前奏和歌曲末尾的衬腔中最为明显，衬腔中粗放、俏皮的音调也是吹歌的管子音乐特色。乐曲的两个段落，先后分别围绕着羽音和宫音进行，是一种民间的以起句为主的自由变体形式。化用民间音乐，赋予时代特色，正是这首歌曲获得成功的诀窍之一。

有一天，施光南收到母亲的一封信。

母亲在信中说：“你虽然是我的儿子，但我希望你也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世界人民的儿子……”他把这句话抄在了一个本子上，用以勉励自己。

施光南知道，自己的父母早期参加革命，一生坚持革命。可他们的很多战友都牺牲在各个革命时期。父母经常在孩子们面前说起他们，缅怀他们，并经常教导他们不要忘记革命先烈，要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好好学习，努力工作，报效祖国。

1959年10月，他在北京看到了由萧三编的《革命烈士诗抄》，他买了一本。看后，他发现这本书里有许多烈士都是他父母亲说过的，是他们的战友和同事。这本书中邓中夏烈士的诗《过洞庭》，是从他牺牲前给施光南母亲的信中选录的。施光南小时候就听母亲给他念过、讲解过。现在重新读到这首诗，感到更加亲切，更加深刻。他突然萌发了要从《革命烈士诗抄》中选一些诗进行谱曲的念头。

回到家，他把这个的想法告诉了母亲，母亲很支持他。

施光南怀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和对革命烈士的深厚感情，开始了对《革命烈士诗抄》的谱曲创作。

首先，他从诗集中选出了六首诗：邓中夏的《过洞庭》、彭湃的《田仔骂田公》、叶挺的《囚歌》、杨超的《就义诗》、刘绍南的《壮烈歌》和瞿秋白的《赤潮曲》。这六首诗正好表现了烈士生涯的几个重要方面：革命宣传，狱中斗争，刑场就义，畅叙理想。根据内容，他确定谱成声乐套曲。于是，他开始构思。这一切都是在课余时间进行。

1960年毛泽东主席送给施复亮的苏联产电视机

1960年，有一件令他高兴的事，那就是毛泽东主席送给他父亲一台苏联产电视机，他们家如获至宝。父母爱看新闻，看京剧、越剧。施光南爱看外国歌剧和苏联歌曲，以及民歌、京剧和地方戏，遇到他喜欢的节目，他一边看，一边记，有时还跟着模仿。这年的寒假，这台电视机成了他学习中外音乐的有趣课堂。寒假一过，他就要回天津音乐学院，就看不上电视了，不免有些遗憾。

1960年春天，学校组织师生到河北昌黎支援抗旱。

在此期间，学校邀请民歌手曹玉俭老先生演唱民歌。这类活动在当时的音乐学院里，是学习民间音乐的必要课程。同学不仅要听，还要记谱。不少同学想方设法把听到的音符记下来，并力求准确。记记改改，谱面花里胡哨，难以辨认。

可曹老先生唱的歌却是一遍一个样，同学们绞尽脑汁也难以对上号。有的同学看看光南，只见他把纸和笔丢在一旁，眯着眼睛聆听，再看他记的谱子，只有很少几个音符。

回到住地，同学们都批评他记谱不认真。

他不辩解，开口就唱。曹老先生唱的那几首民歌，他都唱出来了，而且韵味十足，音调逼真。

同学们都惊呆地望着他。刚才批评他的同学不免有些尴尬。

施光南却笑着说：“你们相信手，可我却相信心。写在谱子上的东西总会忘记，可印在心里的东西却永远忘不了。”

“那曹老先生唱的歌变化那么多，你怎么都记下了？”有的同学不解地问。

施光南不以为然地说：“民歌从来就是口传心授，随性所至，自由发挥。只要抓住他的特点，你就可以自由地唱了。其实，刚才我有一些是瞎编乱唱，因为你们没有记住，所以不会发现。”经他这么一说，有的同学恍然大悟，也有的同学似乎也明白了一些。

施光南不仅音乐悟性好，而且自从上中学以来，就不断有新作品问世。学校领导和老师鉴于他在音乐创作上的特殊才能，决定从1960年秋季开始，特意安排施光南每星期去北京几天，向中央音乐学院的苏夏教授学习作曲，直到1964年毕业。

施光南听到这个消息后十分高兴，一是可以向苏夏教授学习作曲，二是每星期可以在北京的家里住几天，可以继续看电视，学音乐。在这期间，他每星期需要从天津到北京、再从北京到天津的两地跑，人虽辛苦些，但他乐此不疲。

在中央音乐学院没搬到北京前，在天津时，施光南就喜欢听苏夏教授的课。他讲课条理清晰，主题突出，便于记笔记；他对中外经典音乐作品了如指掌，分析起来头头是道，总是把作曲家的经历、艺术思想、作品的创作背景、构思过程和作品特色融会贯通，讲得生动有趣。

苏夏教授对施光南也比较了解，他很喜欢这位有音乐天赋、学习刻苦、有创作才能的学生。

苏夏教授对施光南创作的部分作品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后，找施光南作了一次长谈。他首先肯定，施光南民间音乐功底较厚、乐思活跃、音乐想象力也较丰富。

但是，他指出，施光南对音乐的接触面还是比较窄。

作为音乐学院作曲系的学生，需要接触更广泛多样的作曲技巧，特别需要对西方音乐拓宽了解和理解，要对西方各音乐流派和音乐大家进行比较研究，从中找出总的规律和不同的特色及不同的手法，为我所用，推陈出新。

苏夏老师还说：“在器乐方面，我看了你写的器乐曲曲调，有些只是单声部的，有些是在一定的和声背景、和声思维基础上写的，旋律感是好的，和声基础也好，但在运用上和织体写法的多样性方面还需要提高。在声乐乐曲方面，你可以看看柴可夫斯基歌剧《奥尼金》中写信的那一场，好好学习他的构思和技巧，并试着写一场或一幕歌剧，或是写一两首大型的咏叹调，也可以写几首大一些的艺术歌曲。一边学习，一边写作，来提高自己的作曲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