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洗冤集录》是我国宋代伟大的法医学家宋慈的著作，1247年刊于湖南宪治县。它是我国古代第一部，也是世界上第一部法医学专著，比西方最早的同类著作——意大利医生费德罗（Fortunoto Fedclo 1550—1630）的《医生的报告》（DeRclationluc Medicorum）还早三百五十多年。《洗冤集录》的问世，标志着世界科学史上又一门有独立理论体系及技术方法的新学科——法医学的诞生，并对世界现代法医学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在国内外影响颇为深远。自南宋迄清的数百年间，历代官府都把它奉为刑狱案件中尸伤检验的指南和经典。在它的影响下，后代学者颇多研究，并相继有《平冤录》、《无冤录》、《律例馆校正洗冤录》等几十种法医检验专著问世，但均未离开或超出《洗冤集录》的系统、内容和水平。《洗冤集录》曾先后被介绍到朝、日、荷、法、英、德、美等国，译成19种文字，引起了许多国家的学者的研究兴趣。前苏联著名的现代法医学家波波夫在他的《法医学》中对此书作了详尽的介绍。1976年，美国夏威夷大学中国史教授马克奈特翻译了本书，并在评论中指出《洗冤集录》“是世界现存最古的法医学著作，验尸的指南”。到了法医学高度发展的今天，《洗冤集录》仍被现代法医学家视为专业方面的经典。

《洗冤集录》之所以备受古今中外学者的重视和推崇，是因为该书所具有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它内容之系统、涉猎之广泛、研究之深刻，以及理论与实践结合之紧密，无不使历代法医学家惊叹不已。此书共五卷53篇，有关法医学的叙述比较全面而完整。它首先引录了有关尸体、伤病检验的条例法规。其次，从有关检验法规的具体实施、注意事项，到现场检验顺序、技术处理、尸体保存、检验结果的书面报告形式以及对各种不同死因、不同身份、性别、年龄、死后变化程度差异的尸体作初检、复检的要领等，都做了系统的精辟论述。再次，详细论述了尸体变化征象、机械性损伤、机械性窒息、烧死、雷击死、中毒、急病死、饿死、生物性原因致死、尸骨、无名尸等各具的特征及鉴别判断的要求，以及判定自杀、他杀的知识等等。书中对各种检验对象的形态特征的描述，大都很准确，有的比现代法医学还详尽；尤其对于死亡性质，此书特别强调在详细检验的基础上，结合现场情况及调查所得，综合分析，以作出更符合科学与实际的判断。在宋慈的检验体系中，已使用排除法，并已初步运用了昆虫学、化学、光学的原理，因而其不少的论述至今仍具有科学的价值。

《洗冤集录》是中华民族古代科技文化发展的一个成果，是自春秋战国到南宋时期我国古代法医理论与司法检验的经验总结。现代法医学创立仅两百来年，传至我国才数十年，但我国早就存在并运用着具有自己独特创见的法医学。它的历史可追溯到战国时代（前475—前221），据《礼记》、《吕氏春秋》等书记载：当时的司法官吏在规定的时间里，要“修法治，缮囹圄，具桎梏，禁止奸慎罪邪务博执。命理瞻伤、察创、视折、审断；决狱讼，必端平。”汉人蔡邕解释说：“皮曰伤，肉曰创，骨曰折，骨肉皆绝曰断。”（《礼记义疏》引）这里所说的“瞻、察、视、审”就是检验方法；“伤、创、折、断”就是损伤程度。1975年底出土的云梦秦简也记载了许多秦代的案狱和司法检验的情况，说明当时在活体检查、现场勘验和尸体检查等方面都已取得了科学的成就。时至唐朝，封建法律制度日趋完善，产生了我国封建社会中早期最完整的一部法典——《唐律》，唐律对涉及法律的伤亡病残、人身识别等的检验及处理，均有明文规定。宋代的检验制度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不但对验官的差遣、验官的职责和初、复、免检等都有明确的规定，而且还颁布验尸格目、验状及检验正背人形图。这说明了唐、宋时期司法检验不仅相当盛行，而且有十分严密的规章制度和比较成熟的技术方法。这就是《洗冤集录》得以产生的背景和土壤。

《洗冤集录》的产生，同作者宋慈的学习工作、生活经历、正直个性也是密不可分的。

宋慈，字惠父，南宋孝宗淳熙十三年（1186）诞生于福建建阳县童游里。他祖籍河北顺德县，曾迁居浙江建德县，以后才迁移到福建建阳县。宋慈幼年就读于朱熹弟子吴稚门下，朱学的“格物致知”给予了他较为正面的影响，使他比较注重实事求是的学风与方法。宋慈二十岁入太学，钻研百家学说，“性无他嗜，唯喜收异书名帖”，作文章源于心灵，备受当时主持太学的著名学者真德秀的赞赏。嘉定十年（1217）中进士。理宗宝庆二年（1226）任赣州信丰县主簿（管理文书簿籍的官员）。绍定四年（1231），招捕使陈敬慕宋慈智勇双全、学问广博，推荐他为长汀县知县。在任四年，勤政爱民。当时长汀一带盐价昂贵，贫民无力购盐。宋慈采取果断措施，改变运盐路线，并组织人力抢运，节省了时间和运费，降低了盐价，保证了百姓的食用。端平二年（1235），已50岁的宋慈受枢密院士曾从龙的聘请，任枢密使兼督荆襄江淮（今湖北安徽一带）魏了翁的幕客。嘉熙元年（1237）又回福建路（宋代无省建制，分全国为若干个路）任邵武军（今福建邵武县）通判；次年调任南剑州（今福建南平县）通判。时值荒年，民不聊生。宋慈提出用富人存粮及部分官粮救济饥民的办法，并定出等级，赤贫者全济，稍有食者半济，能度日者不济，从而使百姓度过饥荒，稳定了社会秩序，为百姓拥戴，也受到宰相李宗勉的赞许。嘉熙三年（1239），升任广东提点刑狱官（相当于今一省的法官）。他到任后，发现地方官吏“多不奉法，有留狱数年未详复者”，积案很多，便即认真阅卷，亲自审询，不辞劳苦，深入偏僻的山区、村落调查核实，并给下属官吏、衙门规定了清理积案的期限，结果八个月内就处理了二百余件积案，时人称他雪冤禁暴，治政清平。嘉熙四年（1240），调任江西提点刑狱，兼知赣州。淳祐元年（1241），知常州军事，修《毘陵志》，因爱民救济有功，转朝散大夫，司农寺丞，新除直秘阁，充大使行府参议官等职。淳祐五年（1245），宋慈开始整理他一生断狱的经验，撰写《洗冤集录》。淳祐七年（1247），宋慈转任湖南提点刑狱官，并在湖南安抚大使兼节制广西的陈行府任参议官，处理军政要务。宋慈长期担任提点刑狱之官，处理案件既多，且又谨慎，他认为“居官（当）以民命为重，倘若刑狱一有不决之疑，必多所失”；并说：“狱事莫重于大辟，大辟莫重于初情，初情莫重于检验。”因此，他办案“审之又审，不敢萌一毫慢易心”。他观察到狱情之失，多是检验错误，检验的书籍既缺乏又不准确。为了使更多的刑狱官分享他的知识与经验，因而在湖南任职时，他加快了《洗冤集录》的撰写，终于在淳祐七年（1247）完成全书写作，于湖南宪治县雕板刊行。在学者们大讲“存天理、灭人欲”的南宋，一个朝廷的官员，能认识到洗冤泽物，以民命为重，检案要实事求是，并身体力行，不辞劳苦，深入调查研究，以客观检验所见定案，从而写成这样一部伟大的著作，是很不容易的，也是十分可贵的。

《洗冤集录》脱胎于古代的医学、法学，但又高于古代一般医学，别于法学，确实是一部具有独创性的伟大著作，它不但是今天研究我国法医学渊源的国宝，也是研究我国古代病理学、尸体解剖学的主要资料。当然，由于历史的局限，科学技术条件的限制，全国性案件交流的贫乏，《洗冤集录》中有些内容较片面。以个别现象、偶然因素、毫无联系的征象视为普遍规律，所作结论未必都正确；对人体解剖、生理的认识也有局限，有的缺乏科学性，甚至掺杂着迷信色彩，凡此我们在阅读时要注意的。

本译注本采用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元刻《宋提刑洗冤集录》作底本，参照岱南阁仿元本加以校勘。为保持元刻本原貌，我们基本未作改动，仅于个别显然不当的地方以（ ）标明，并以［ ］标明改正的文字。限于我们的水平，难免有不当之处，望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的译注得到辛子牛老师的帮助，特为致谢。

译注者
1990年5月于上海
2008年10月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