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与英国“女神”

盛夏八月，剑桥徐志摩诗歌艺术节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那座历史悠久、具有标志性的英式花园举行。这里花园紧邻著名的柳枝垂岸的康河，当年徐志摩便是在这里触景生情，写下了著名的《再别康桥》。这首诗的影响实在太大了，以至于人们已习惯于将诗人与剑桥联系在一起，而忽略了他在英国求学期间的另外的生活。

1920年，徐志摩离开美国，横渡大西洋抵达英国。他在英国居住和学习不过一年半的时光，但生活是丰富多彩的。除了追求林徽因，还结识了不少英国作家和诗人朋友，包括罗素、哈代、萧伯纳、威尔斯、曼斯菲尔德夫妇、福斯特及布鲁姆斯伯里文人圈的主力弗莱、凯恩斯和斯特雷奇。其中，与女作家曼斯菲尔德的会面，最令徐志摩刻骨铭心。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不仅是有世界影响的女作家，其作品也深受中国读者的喜爱。早在1923年，她的小说译文就在中国出现，后来又由北新书局结集出版，而译者正是大才子徐志摩。诗人把曼斯菲尔德的姓氏浪漫地翻译成了“曼殊斐儿”。

根据徐志摩1923年发表的散文《曼殊斐儿》所记，诗人是通过作家的丈夫、伦敦《雅典娜》杂志主编默里（徐译“麦雷”），才有幸“一睹芳泽”的。那是1922年7月的一天，他和默里在伦敦一家茶室见面，徐志摩谈到中国小说深受俄国文学的影响，引起默里的共鸣，“因为他们夫妻最崇拜俄国的几位大家”，默里写过一本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的专著，曼斯菲尔德非常喜欢契诃夫。于是诗人乘机问起曼斯菲尔德的情况，“他就给了我他们的住址，请我星期四，晚上去会她和他们的朋友”。

然而，在那个阴雨绵绵的晚上，当诗人好不容易找到其寓所，不巧女作家因身体有恙，一直没有下楼。徐志摩只得坐在楼下和默里聊天、喝茶。正当诗人怀着万分遗憾想要离去的时候，默里提议：他如果不介意的话，可以上楼去看她。诗人自然求之不得。于是，在女作家隐秘的私人空间，徐志摩与其交谈了有限的二十分钟。这短短的二十分钟，被徐志摩称之为“二十分不死的时间”。

那晚，凯瑟琳超凡脱俗的仙女般的美貌和高雅缥缈的文学见地令徐志摩心驰神往，不能自已。于是他在凯瑟琳逝世后写下了《曼殊斐儿》这篇情动于中的回忆散文，字里行间充满了爱意：“至于她眉目口鼻之清之秀之明静，我其实不能传神于万一；仿佛你对着自然界的杰作，不论是秋水洗静的湖山，霞彩纷披的夕照，或是南洋莹彻的星空。”“你只觉得它们整体的美，纯粹的美，完全的美，不能分析的美，可感不可说的美；你仿佛直接无碍地领会了造化最高明的意志，你在最伟大深刻的戟刺中经验了无限的欢喜，在更大的人格中解化了你的性灵。”女作家简直就是他心目中的“完美女神”！

“女神”顷刻间由林徽因变成了曼斯菲尔德，这并不奇怪。当时徐志摩追求林徽因受挫，感情上正好出现了一段真空期，于是，徐志摩在林徽因回国后空虚难熬的情境下完成了这样一次彻底的精神“移情”。

“我说我以后也许有机会试翻她的小说，很愿意先得作者本人的许可。她很高兴地说：她当然愿意，就怕她的著作不值得翻译的劳力。”徐志摩仅仅因为向凯瑟琳提出过要翻译她的作品，居然真的践约翻译了她九篇小说和几首诗歌，还结集出版了她的小说。某种程度上说，徐志摩真的是“对得起”那短促的二十分钟的审美经验，那二十分钟在他心目中永久定格了。他的话最真切：“真怪，山是有高的，人是有不凡的！我见曼殊斐儿，比方说，只不过二十分钟模样的谈话，但我怎么能形容我那时在美的神奇的启示中的全生的震荡？”

所以有人说，在徐志摩心里，林徽因是“灵魂的伴侣”，凌叔华是“红颜知己”，曼斯菲尔德则是他心中的“完美女神”。

当然年轻浪漫的徐志摩丝毫不了解这个长他九岁的完美女神复杂迷乱的双性情史，并不知道即使在她与丈夫默里相互关爱的同时，她仍然与一个女人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她既疼爱又反感地称那个叫贝克的女人为“妻子”。她与默里的关系似乎更像文学知音之间的合作伙伴，共同编辑评论杂志，她在他们的杂志上发表了近百篇书评。凯瑟琳的书评肯定是文采斐然。

在与默里两情相悦之前和之间，她爱过不同的几个男人和女人，为两个男人怀孕流产过，还和一个男人结了婚（婚史仅为一天），然后等待了好几年才离婚并得以与同居多年的大评论家默里结婚，但结婚后就开始分居，分居中又恋恋不舍地通信。于是我们得以读到她的书信集，从中了解她独特的思想和文艺观点及对同时代作家劳伦斯、乔伊斯、伍尔夫等的臧否，可谓诛心之论，也爱憎分明。比如她说劳伦斯是她“唯一深深喜爱的在世作家”，在她看来，“无论人们有多少‘不同意’，他写的什么都是重要的。甚至人们的反对也是他生命的标志”。可谓切中要害、一语中的。

1923年1月9日，也就是在徐志摩和“女神”见面后不到一年，曼斯菲尔德就因肺病在法国枫丹白露香消玉殒。3月11日，徐志摩即写下了《哀曼殊斐儿》一诗。“谁能信你那仙姿灵态，/竟已朝露似的永别人间？/非也！生命只是个实体的幻梦：美丽的灵魂，永承上帝的爱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