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立春以前》

止庵

一九四五年二月八日周作人日记云：“编阅《立春以前》，只有三四篇未收回，即可编成矣。”三月十四日云：“上午寄《立春以前》稿给太平书局。”一九四五年八月，该书由上海太平书局出版。本文三十三篇，除《关于送灶》（一九四四年一月）和“几篇题跋”中的《风雨后谈序》（一九四四年一月）、《秉烛后谈序》（一九四四年四月）和《谈新诗序》（一九四四年七月）外，均写于一九四四年八月至一九四五年一月，即《苦口甘口》之后。

《立春以前》里“正经文章”多数是关于文学的，自《汉文学的传统》重新涉及这一问题以来，大约谈得最深入的了。尤其是《十堂笔谈》，与从前《谈龙集》范围大致相当，抑或更宽一些，既全面表述自己有关意见，也是如《我的杂学》那样的系统总结。《苦茶庵打油诗》虽是特殊样式，然为“忧生悯乱”而作，也是一种“正经文章”，而且从更深的心理层次反映了“正经文章”的写作动机。集中“闲适文章”，较之《药堂杂文》和《苦口甘口》比例要大得多，乃是继《药堂杂文》和《苦口甘口》中的“杂文”，上承《秉烛后谈》、《药味集》所属那一系统，至于《雨的感想》、《立春以前》这样纯然感兴之作，简直是回溯到《雨天的书》、《泽泻集》的路数了。作为“续草木虫鱼”的《蚯蚓》和《萤火》，仍然是“赏鉴里混有批判”，而又增添一种象征意味，是周氏此类写作中新的因子。总之此前各期散文的面貌在《立春以前》里几乎都有所展现，而又赋予新的也是时代的色彩，因而在周氏的作品中别具一格。

集中有篇《记杜逢辰君的事》，属于周氏散文中怀人一类。此种作品从一九二二年之《送爱罗先珂君》一文起手，以后陆续写有不少，散见于各集子，又以中期所作成就最大。所涉及者或为亲人，或为朋友，与作者都有某种情感联系，而彼此的存在又隔着时空甚至生死的距离。以文体论或当列为抒情散文，然而周氏文章又与习见者截然不同。作者有他特殊的情感表达方式，即如从前所说：“人的脸上固然不可没有表情，但我想只要淡淡地表示就好，譬如微微一笑，或者在眼光中露出一种感情，—自然，恋爱与死等可以算是例外，无妨有较强烈的表示，但也似乎不必那样掀起鼻子，露出牙齿，仿佛是要咬人的样子。”（《金鱼》）人的情感是真实存在，有或无，多或少，都是自然而然的；感情的表达本身丝毫无以增强或制造感情，企图增强或制造的，反而破坏了原有感情；感情更重要的交流形式，在于一种心理暗示作用，而且不限于阅读那一刻，还有回味效果。对周氏来说，情感表达方式也是文章的写作方式，中庸既是他的人生哲学，又是他的美学。这原本是一回事，未必有所安排，或者说，只是“不怎么样”，不一定“要什么样”。用废名在《关于派别》中的话说就是，“散文之极致大约便是‘隔’，这是一个自然的结果，学不到的，到此已不是一般文章的意义，人又乌从而有心去学乎？”而他的另一说法也有意思：“我们总是求把自己的意思说出来，即是求‘不隔’，平实生活里的意思却未必是说得出来的，知堂先生知道这一点，他是不言而中，说出来无大毛病，不失乎情与礼便好了。”周氏在文章中一再讲“可有可无”（《志摩纪念》），“说这些闲话”（《半农纪念》），也是此意。然而其真挚恳切，感人至深，远非夸张造作者可以比拟。所以周氏写的“隔”的文章，却是“隔而不隔”；寻常抒情之作是“不隔”文章，却是“不隔而隔”。古人云过犹不及，过是不及，不及却未必是不及也，这是含蓄的一点道理。

此次据太平书局一九四五年八月初版本整理出版。原书目录四页，正文一百九十六页。目录中每题之后均注明写作年月，“蚯蚓”下有“稿缺”字样，但正文中并不缺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