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进步关系

我喜欢唱进步歌曲。《跌倒算什么》这首歌的内容是为受挫的学生运动打气，这首歌改了点词收入了大歌舞《东方红》。《团结就是力量》是学生运动的经典歌曲。最早何平教给我学会了《喀秋莎》，后来刘枫还教会了我唱最脍炙人口的苏联群众歌曲《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那种自豪感与开阔感是我从以往习唱的歌曲中从来没有体验过的。

有一首歌我不知道作词与作曲者是谁，它的内容极适合进步学生们的口味：

我们的青春像烈火一样鲜红，

燃烧在充满荆棘的原野。

我们的青春像海燕一般英勇，

飞翔在暴风雨的天空。

原野是充满了黑暗，

我们燃烧得更鲜红。

天空是布满了黑暗，

我们飞翔得更英勇，

我们要在荆棘中烧出一条大路，

我们要在黑暗中向着反动派猛攻！

这首歌的歌词对于那时的我像是《圣经》一样。

一首苏联歌词与之很相像：

兄弟们向太阳向自由，

向着那光明的路……

你看黑暗已消灭，

万丈光芒在前头！

相信这是一首街头斗争、游行示威时的群众歌曲。它的节拍适合大步行走。

另一首我早就学会的苏联歌曲据说是列宁喜欢唱的：

生活像泥河样流，

机器吃我们的肉……

情调极像高尔基的《母亲》，也许这首歌的词是高尔基写的？此后许多年，周扬喜欢引用一个例子，说是高的《母亲》深受列宁赞扬，说这是一本“合乎时宜的书”，而普列汉诺夫却批评此书的艺术性的不足。一九八一年我与胡乔木第一次见面，他说到高的《母亲》写得并不好，倒是《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才是高的代表作。

不论如何，旧社会的撼人灵魂的革命歌曲是太多了，正义的冲动、悲悯的情怀、献身的血性是太多了。我相信没有革命的小说与歌曲就没有革命。我甚至怀疑过一些没有唱过这一类歌曲的人的革命要求是否足够悲壮与强烈。我深信没有被压迫与求解放的情怀，就没有革命。我怀疑新中国成立后咸与革命、随大流革命、然后种田打球烧菜收废品全算革命，再然后生怕别人说自己不革命，纷纷抢着表示拥护革命，越表示革命就越能够获得现实的利益——这究竟是不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革命毕竟应该是牺牲，是奉献，是迫不得已，是面对重重阻力，重重艰难的豁出命去的千难万险之事儿啊。

有意思的是，还有一批并无革命词句的歌曲也纳入了革命的洪流，例如“太阳落山明朝依旧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地开……”也是刘枫教给我的，他边唱边舞。学生工作，容易吗？以及“可爱的一朵玫瑰花赛帝玛丽亚……”还有“温柔美丽的姑娘，我的都是你的，你不答应我要求，便向喀什噶尔跳下去……”一九四八年春，地下党领导下搞了一次平津学生大联欢，这些比较健康的民歌被联欢的大学生们所传唱，从此这些歌儿也成了进步学生的标志。国民党那边呢，没有剩下几个歌可以唱了，只剩下了白光、李丽华的靡靡之音了。有一位台湾背景的诗人对我说过，他们上学的时候春游，刚唱一首歌，马上被人提醒，那个歌不能唱，那是共产党的歌儿，再换一首，还是共产党的歌……

我渐渐懂得，学生运动的做法是愈来愈成熟了，它发动并组织着矛头直指国民党的请愿游行示威罢课，也扩大着自己的外缘，包括了各种文娱、学习、助学活动。地下党组织过规模庞大的助学运动，征募钱财，帮助经济困难学生。在这些活动中，树立了进步学生、地下党员学生骨干的威信，紧密了这些学生骨干与广大学生的关系，使这些大学生变成了同欢乐、共患难、一起向往明天、一起渴望变革、生愿同生、死愿同死、打不散、折不弯的斗争集体。而这是国民党统治者最最没有办法对付的。

当然这里也有前提，就是功课最好、最聪明、最有能力、最有威信的学生骨干倾向于革命，倾向于共产党；这就叫作人民与青年的革命化。我读过一本关于学生运动的书籍，它开宗明义，一上来就要求所有的学运积极分子把功课学好。

我也参加过这一类活动。根据刘枫建议，我去过北大工学院的中学生寒假补习班。只是由一位大学生给我们补习数学而已。但也是在悄悄地散播革命的种子。

革命是怎么来的？革命从补习几何三角中来。革命从唱歌跳舞而来。革命从一切阅读，从一切对生活对世界的不满意，从一切社会矛盾、阶级矛盾、家庭矛盾、人际矛盾……从一切对于新生活的幻想当中来。我的父母骂架，我以为只有革命才能解决他们的怨仇。我听到隔壁邻居每到夏夜晚上拉胡琴，他拉得又不好，聒噪得人心烦意乱，我想是只有革命才能取消这些穷极无聊的噪音。一本书写得极差，我相信只有革命才能淘汰这些格调低下误人子弟的狗屁书籍。一本书写得动人，我相信只有革命才能使书里的人物的眼泪止息，使有情人成为眷属。

我想起了与刘枫即黎光同志的一个小争论。一次他问我在看什么书，我说是老舍的《骆驼祥子》。他表示不以为然。我表示此书可以起动员革命的作用，他不怎么相信。而我坚持，不论老舍当时的政治见解如何，《骆驼祥子》给人的影响是，这个社会已经无可救药。而且不仅老舍，连当时与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没有太密切的关系的冰心的《去国》与《到青龙桥去》，同样地也会通向革命，引向革命。

与此同时，我读书时也常常困惑，为什么鲁迅的作品没有直接号召革命与歌颂共产党的内容？为什么丁玲的作品中少有直接号召革命的内容？为什么革拉特考夫的《士敏土》与绥拉菲摩维奇的《铁流》里的革命是那样粗暴和混乱？为什么这两位苏联大作家对于革命的描写是那样吝惜光明和欢乐的词句？与这些相较，我宁愿读巴金的《灭亡》与《新生》、艾青的《火把》。前者讴歌抽象的革命，后者描写国统区的青年斗争。火把，红旗，在刑场上高唱《国际歌》，我的青春需要的是这样的崇高牺牲的旋律！

这里我想特别讲一讲读革拉特考夫的《士敏土》的感想。十二岁的少年当然理解不了苏联十月革命与十四国干涉后的恢复生产时期的背景与众生相，但这本书给我的印象却是大大强烈于法捷耶夫的《毁灭》与绥拉菲摩维奇的《铁流》。我始终怀疑以毛主席的风格他不可能对《毁灭》感兴趣，也未必有时间全文阅读彼书，他之所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中提及，与当时的法捷耶夫是苏联作协主席有关，也与此书是鲁迅所译有关。希望知情者有以教我。少年的我读《毁灭》读得颇为丧气，这是事实。

至于《铁流》，读来沉闷。至于有好友声称《士敏土》与《铁流》乃是一书两题，而有关编辑也看不出来，就更令人叹息，时过境迁，俱往矣喽！

《士敏土》非常强烈刺激，斗争激烈，革命者艰苦卓绝，将富农驱逐到白海，一个富农知识分子的描写如同幽魂。清党中被清洗者当场自杀，主持清党者脸上的肌肉没有抽动一下。女主人公黛莎以身体献给红军战士与她的性公有观念，知识分子党员的软弱无能（包括在性上），一位领导人的性侵略与性自由。男主人公格利克服了对妻子黛莎的性关系问题上的私有观念之后怎样投入恢复经济的群众运动（真有点要“共产共妻”的意思）。此书最后描写格利怎样把小我融化在人民群众的革命激情与红旗标语之中，有一种崇拜感、升华感、超越感，是一种成仁取义的完成感，感人至深。

读过此书，我脑子里不断出现一个戴着火红头巾的黛莎的形象，健康，茁壮，性感，热气腾腾，苦大仇深，无限胸怀。我到那时并没有见过苏联人，我曾问过父亲，日伪时期街上偶尔看到的“打倒苏联”的标语是怎么回事，父亲说过：“苏联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是我的心目中，黛莎的形象与我其后见到过的许多俄罗斯妇人一致，虎背熊腰，热力四射。她是我的革命偶像，无可讳言，她是我阅读中获得的一个假想的性偶像。无论如何，懂也罢不懂也罢，黛莎式的性观念不是共产主义更不是我国的主流观念也罢，《士敏土》的阅读使我模模糊糊地却也是大大地猛猛地燃烧了一回。里边有些胡写八写也罢，革拉特考夫写出了革命的严酷的魅力，躁动着的生命力。

也不能说我这个“进步”青年只限于读左翼书籍与唱革命歌曲，我曾经办了一个手写本刊物，叫作《小周刊》，主编与基本作者是我与秦学儒，我为之撰写了充满激情的发刊词，无非是抨击社会的不义与号召斗争。我们用复写纸抄写，然后提供给诸同学阅读。“出刊”两天我就被校长找去谈话。校长是国民党市党部委员，名常蕴璞，字玉森，以管束严厉、提倡并实行体罚而给我留下了印象。常校长讲的是什么“被人利用，造成事件”之类，我主编的第一本刊物就这样被查禁了。

地下党给我的定位是“进步关系”，就是说我是思想进步的青年，但不是党员也不是党的外围组织的成员。那时候尚没有全国性的青年组织，二十年代有过共产主义青年团，后来没有了。后来是直到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中央才做出了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但地下党——具体地说是中央华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是后来长期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的刘仁同志——在学生中，建立了若干外围组织，为了防止暴露与破坏，分别用不同的名称，似是自发群众团体。其中有的称“民主青年联盟”，简称“民联”。有的称“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还有一个叫“中国青年激进社”。刘枫曾经给我看过后者的章程，我没有表示自己要参加，这大概说明我的组织觉悟不高，我自知年纪太小，除了读点进步书籍，唱进步歌曲，没有太想做点什么有组织有领导的事情。这使得刘枫对我一度比较失望。

但是我自己对自己的“进步”深为自恋自豪自敬。怀着一种隐秘的与众不同与众相悖的信仰，怀里揣着那么多成套的叛逆的理论、命题、思想、名词……不动声色地生活在大众之间，这种滋味既浪漫又骄傲。一些报刊大骂共产党的残酷的阶级斗争。有的报刊表面公允地对国共各打二十大板。说什么共产党经济民主政治不民主，而国民党相反。有一个姓耿的先生，在国民党政权即将覆灭的时刻创办了一本《太平洋月刊》，创刊号的头题文章是《列宁的叛徒与国父的逆子》，破口大骂两边，也一度吸引了所谓眼球。校长动辄在集会上煽动反苏反共。有些老师上课时大讲“土改”中的刑罚。有些亲友也是提“共”而色变。而我呢，坚信他们都是糊涂虫，昏聩无望，人云亦云，沉睡不醒，腐烂等死，而我却找到了光明，找到了希望，辨得清真伪，一切了然于胸，登高望远，信心十足，阔步前进……而这一点，包括家人，谁也不知道，我是独占鳌头，心明眼亮的唯一。只是在一九四九年前夕我才知道姐姐也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

有几个月刘枫同志没有来找我，我按他说过的地址去到他说的那一条街，一家一家地寻找，我找不到他。我体会到了失去关系的滋味，太悲伤也太恐怖了，哪怕只是一个进步关系，这个关系是不能中断的，组织的力量是无限的，失去组织就失去了一切寄托和希望。当你只是一个人的时候，你只有十二三岁，一米六多一点高，体重不足百斤，对于旧社会完全绝望，你什么事也不可能做成。当你与一个伟大的组织有联系的时候，你知道自己的力量巨大无比，正在艰难取胜。我曾经梦见了刘枫同志，但是醒来以后却找不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