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反思型怀旧：虚拟现实与集体记忆

复原（拉丁语re-staure）是指返回原来的静态，回到人类堕落前的时刻。对于修复型的怀旧而言，过去之对于现在，乃是一种价值；过去不是某种延续，而是一个完美的快照。而且，过去是不应该显露出任何衰败迹象的；过去应该按照“原来的形象”重新画出，保留永远的青春气息。反思型的怀旧更多地涉及历史的与个人的时间、过去的不可返回和人的有限性。反思指示新的可塑性，而不是重建静态。在这里，焦点不在于再现所感受到的绝对真理，而在于对历史和时间逝去的思考。让我们复述纳博科夫的话，这一类的怀旧派常常是“时间的爱好者，延续状态的享用者”，他们抵御外在效率的压力，从感性上享受时间的肌质，这样的时间不是钟表和日历所能量度的。

修复型的怀旧唤起民族的过去和未来；反思型的怀旧更关注个人的和文化的记忆。此二者在参照系中也许可能重合，但是在叙事和认同的情节方面互相是不吻合的。换言之，此二者能够使用同样的记忆导线与象征，同样的普鲁斯特的马德琳甜饼，但是讲述的故事是不同的。

第一类型的怀旧倾向于集体的图景象征和口头文化。第二类型的怀旧更倾向于个人的叙事，这样的叙事品味细节和纪念性的标记，永远延缓还乡本身。如果说修复型的怀旧最终是重建家园和故乡的徽章和礼仪，以求征服时间和以空间展现时间；反思型的怀旧则珍惜记忆的碎块，并且以时间来展现空间。修复型的怀旧对待自身极为严肃。而反思型的怀旧则可能是讽喻的和幽默的。它揭示出怀想和批判性思维不是相互对立的，因为感人的记忆不会令人脱离同情、判断和批判性反思。

反思型的怀旧并不贪图重建被称为家园的神话式的地点；它“热衷于距离，而不是所指物本身”。这一类型的怀旧叙事是讽喻的、非终结的、片段的。第二种类型的怀旧派意识到了同一与相似之间的沟壑；家园呈废墟状态，或者，相反，经过了修葺，美化得面目皆非。这样的陌生化和距离感驱使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叙述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的关系。通过这样的怀想，这些怀旧派发现，过去不仅仅是已经不复存在的事物，用柏格森的话来说，“过去可能而且将要通过把自己插入现在的感受来发挥作用，因为它要从这样的事件借用活力”。过去不是按现在的形象构成，也不可以视为预示某种现在的灾难；更可以说，过去展现出历史发展的多重潜力、非目的论的机遇。为了接近我们想象的虚拟形象，我们不需要计算机：反思型的怀旧具有一种能力，可以唤醒意识的诸多层次。

柏格森定义的意识的虚拟现实，是一个现代的概念，但是它没有依靠技术；相反，他论及的是人的自由和创造性。据柏格森认为，人的创造性（elan vital）抵御机械式的重复和预言，而允许我们探索意识的虚拟现实。对于普鲁斯特来说，记忆是融合感受中一种无法预计的冒险，在这里，语汇和触觉感受是重叠的。地点的名称展开了精神的地图，空间折叠进入时间。“对于一个特别的形象的记忆仅仅是对一个特别时刻的惋惜；而房屋———、道路、林荫路唉，唉就像岁月一样，须臾即逝。”普鲁斯特在《斯万之路》中写道。因此，重要的是，这是文学神游，而不是实际的返乡。

现代怀旧派理解，“漫长行程的目的就是和自我会见”。对于博尔赫斯来说，尤利西斯返回家乡，就是要回顾自己的行程。在美丽的王后的幽室中，他变得怀旧——怀想他游牧的自我：“在流放中，说自己的名字是‘无人’，像一条狗那样日日夜夜在世界漫游的那个人，如今安在？”返乡并不表示身份的复原；在想象的虚拟空间中，返乡不能终结旅途。现代的怀旧派可能是既思乡、又厌倦家乡的。

正如本书大部分故事表露的那样，与自我的怀旧式会晤并不总是私人的事。个人自主的和不由自主的回忆是和集体的记忆交织在一起的。在很多案例中，反思型的怀旧的镜子都被集体破坏的经验所打碎，而且，不由自主地，像是一件现代艺术品。波斯尼亚诗人梅赫梅迪诺维奇（Semezdin Mehmedinovic）从他的故乡萨拉热窝提供了如此破碎的镜子之一：

站在窗前，我看到了南斯拉夫银行的破碎玻璃。我能够这样伫立几个小时。建筑物蓝色玻璃正面。在我倚傍的这扇窗户的上一层，一位美学教授出现在阳台上，他捋一捋胡子，正了正眼镜。我看到他的影像映在南斯拉夫银行蓝色正面，在那破碎的玻璃中，这个场景变成了晴朗日子里一幅生动的立体派绘画。

酒吧怀旧：反思每日记忆

1997年，我访问了卢布尔雅那市中心的一家咖啡馆，距离著名的科博勒桥不远，那座桥有装饰性的别致风格独立立柱，不承担重量。咖啡馆的环境是似曾相识的，给人慰籍，是按照1960年代风格装饰的。音乐是甲壳虫乐队的和拉德米拉·卡拉克拉伊奇（Radmila Karaklaic）的。墙上装饰着中国闹钟、维盖塔佐料盒子（这样的佐料当时在苏联被当成美味），还有人造卫星的招贴画，那颗卫星载着两只不幸的小狗别尔卡和斯特列尔卡，它们没有能够返回地球。还有大张的剪报，刊载了铁托逝世的消息。我拿到账单的时候，简直不相信我的眼睛。这个地方的名称是“怀旧酒吧间”。

“在萨格勒布或者贝尔格莱德，是不会有这样的酒吧间的，”我一个萨格勒布的友人告诉我，“因为‘怀旧’是一个被禁止使用的词儿。”

“为什么呢？”我问，“萨格勒布和贝尔格莱德的政府现在不正在怀旧吗？”

“‘怀旧’是一个坏词儿。和以往的南斯拉夫联系了起来。怀旧就是‘怀念南斯拉夫’（Yugo-Nostalgia）。”怀旧酒吧间是一个令人感到亲切的地方。它的定义就是国际性质的——“酒吧间”，就是现在的店主在青年时期观看南斯拉夫电视台放映美国电影时候可能梦想过的地方。美式怀旧酒吧间不会引起什么反感。令人想到一个舒适的去处，那里装饰着1950年代的灯盏、自动点唱机，还有詹姆斯·狄恩的照片。这是美国人对待过去的态度——把历史变成一束饶有趣味和伸手可及的纪念品，不沾政治的边。更具挑战性的是提及被分割的过去的象征物，特别是分离的比喻。怀旧酒吧间展现了大家共有的南斯拉夫的过去，而这一共有的过去，在前南斯拉夫的许多地方现在仍然是某种文化禁忌。修复传统的民族主义者所不堪忍受的正是在对待象征的政治、在混淆政治与平常琐事中的这种随意做法。

乌格雷什奇（Dubravka Ugre觢＇ic），一位萨格勒布人士，宣布她自己是“反国家的”；她写道，前南斯拉夫的人民，特别是现在住在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的人，都受到了“记忆被没收的困惑”。她指的是一种每日的记忆，无法清晰界定的情感标记之共同整体。它包括官方的象征物和过往时代的众多片段和碎片，“一行诗、一个形象、一个场景、一种气味、一支曲调、一个声响、一个词语”。这些记忆的标记是不可能完全标定的；这样的记忆由破碎的片段、战争恐怖的残缺影像和场面组成。Nostalgija，一个伪希腊语术语，在南斯拉夫诸语言里是一样的——例如克罗地亚语、塞尔维亚语、波斯尼亚语、斯洛文尼亚语，而今它与“南斯拉夫”这个被米洛舍维奇从共同记忆中“没收”的词联系了起来。

前南斯拉夫普通担惊受怕的公民，在努力解释最简单的事情的时候，往往被缠绕在一堆令人感到羞辱的注解之中。“是的，南斯拉夫，但是，那是前南斯拉夫，不是米洛舍维奇的这个南斯拉夫……”“是的，怀旧，大概你可以这样说，但是这不是指米洛舍维奇，而是指那个前南斯拉夫……”“原来共产党的南斯拉夫？！”“不是，不是指国家，不是指共产主义……”“那又是指什么呢？”“很难解释，你看……”“你是不是指对那个歌星，巴拉塞维奇（Djordje Balasevic）呢？”“是，那个歌星……”“但是，你这个巴拉塞维奇是塞尔维亚人，不是吗！？”

我们都对蒙上了感情色彩的事物记忆最清晰。而且，在记忆的情感图谱中，个人的和历史的时间是倾向于混合在一起的。看起来，讨论集体记忆的惟一方法就是通过与散居各地的同胞们、流放者和流亡者们的想象中的对话。在想要清晰言说记忆的感情图谱的时候，我们都必然会立即感到张口结舌，因为记忆图谱是由“令人感到羞辱的注解”和无法转述的众多文化因素组成的。繁复的句法是这种难以捉摸的记忆的组成部分。

记忆具有共享社会框架这一概念根植于对于人类意识的理解，这一意识倾向于和其他人、和各种文化话语交流。这个理念得到维戈茨基（Lev Wygotsky）和巴赫金（Mikhail Bakhtin）的发挥，他们批判了弗洛伊德关于人类心理的唯我论观点。维戈茨基指出，使人成为人的因素不是一种近似于感知的“自然记忆”，而是对于文化象征的记忆，这一记忆允许意义在没有外在刺激下生成。记忆不一定非得脱离思维不可。我记忆，故我在；抑或，我认为我有记忆，故我思维。

心理空间不应该被想象成为孤独的监禁。英国心理学家文尼科特（D.W.Winnicott）提出个人与环境之间的“潜在的空间”形成于早期童年这一概念。起初，这是婴儿和母亲之间游戏的空间。文化的经验应该被设定在这里，始于表现在游戏中的创造性的生活。文化具有变成个人游戏和创造性的一种空间的潜力，而不仅仅是一种压迫性的整合划一力量；因为，它不是要限制个人的游戏，而是要保障它的空间。文化不是疏离于人性，而是与其同一；从根本上说，文化提供一种语境，在这里，各种关系并不总是凭连续性、而是凭接触发展的。也许，历史巨变和流亡期间最让人怀念的并非过去和故乡本身，而是我们和友人、同胞分享的文化经验的这一潜在的空间，其基础既不是国家也不是宗教，而是选择性的各种亲切感受。

在这里，集体记忆将被理解成每日生活的共同标记，这些标记构成了个人回忆的共享的社会参照系。这是记忆之扇的折档，而不是一个样板故事的规范。然而，即使享有共同的形象和语录，集体记忆和国家的记忆也是不一样的。国家的记忆倾向于从共同的每日记忆中择取出一个单一的目的论情节。空白和连续中断之处则用一个有关恢复身份的、鼓舞人心的连贯故事来补足。反之，集体的或者文化的记忆那些共享的每日参照系给我们提供的不过是个人回忆的标杆，而个人回忆是可能表示多重的叙事的。这些叙事有某种句法（以及某种共同的语调），但是没有单一的情节。所以，怀旧酒吧间有铁托肖像的剪报可能令人回忆起战后的南斯拉夫的终结，或者单纯是一个前南斯拉夫人的童年恶作剧，如此而已。据哈布瓦赫认为，集体记忆在体现现代生活特点的变化激流中，可以提供一个稳定和规范的区域。在现代性大潮中，记忆的集体参照系显得就是守卫者，在现在与过去之间、在自己与他人之间发挥协调作用。

研究怀旧的史学家斯塔罗宾斯基（Jean Starobinski）和罗思（Michael Roth）得出结论，在二十世纪，怀旧已经被私有化和内在化。对于家乡的思念收缩成为对于个人自己童年的思念。与其说是对于进步缺乏适应，不如说是“对于成年人生活的某种不适应”。在弗洛伊德的个案中，怀旧不是一种特别的疾病，而是与死亡趋向相连结的人类欲望一种基本的结构：“对于某一对象的发现，永远是一种再发现。”弗洛伊德擅用了怀旧的词汇；对于他来说，“返乡”的惟一的途径是通过对于早期心理创伤的分析和认识。

我的观点是，怀旧依然是集体记忆和个人记忆之间的某种中介。集体记忆可以被看成是多重个人记忆的一个运动场，而不是一个墓园。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转向——或者毋宁说，回归现代批评思想中对于集体记忆的研究，其本身就是再发现某种学术参照系，而这一参照系经过了二十年争议，现在看来似乎完全被忘记。集体记忆是一个混乱的、不系统的概念，但是它允许描述人类经验的现象学。对于集体记忆的研究打破了学科的界限，促使我们既审视学术著作又审视艺术作品。这一研究把我们带回对于“精神习性”（Panofsky和Léfèvre）与定义为“被想象和感受物、智慧与情感的领域”的“精神”的思考，对于“文化神话”思考，而“文化神话”被理解成为一种反复出现的叙事，在一种既定文化中被感受为自然的和平实的叙事，显得独立于历史语境和政治语境。因而，文化神话不是谎言，而是共享的假设，有助于顺应历史，使历史生动再现，提供了共同人情事理的日常胶合剂。

但是，还没有系统的的思想或者科学的分支向我们提供人类记忆的完整图景。用金斯伯格的话来说，对于记忆的解释，很可能是一种“猜想的知识”。只有虚假的记忆能够被完全地追溯回来。从希腊的记忆艺术到普鲁斯特，记忆一直是通过一线痕迹、一点细节、一个暗示意味的提喻记录在案的。弗洛伊德创造出一个“屏幕记忆”的诗意概念：一种语境连绵的细节“掩蔽了私人梦魇或者启示之类被忘却的场景”。就像维也纳写字簿透明纸那样，它保存痕迹、涂鸦、臆测，分散注意力，使之脱离记忆分析家或者解释者强加的核心情节。集体的框架的作用常常和屏幕记忆一样，决定着个人动情回忆的语境。在流放中，或者在历史过渡期间，来自往日家园的标记本身就带上了感情意义。例如，前东德人发起一个运动，拯救他们原来的交通标志，那是一个戴了一顶招人喜欢帽子的滑稽小人，Ampelmann，后来被更讲究实际的西德形象取代。以往没有人注意这红绿灯小人，但是，他一旦从街道标记中消失，就突然变成整个国家都喜爱的形象。

在我们离开自己的群体，或者在群体本身进入黄昏时刻，我们会意识到记忆的集体性的架构。家园的集体性的架构是在哀悼的情绪中被重新发现的。弗洛伊德一区分了哀悼和忧郁。与哀悼联系在起的是一个亲爱者的丧失，或某种抽象物的丧失，例如家园、自由、或者一个理想的丧失。随着“悲伤作用”所需时间的过去，哀悼之情也就过去。在哀悼中，“对现实的认可占有上风”，即使“它的命令不能够立即得到服从”。而在忧郁中，损失是不能准确限定的，是更为非意识的。忧郁不会随着悲哀的延迟而过去，而且，和外在世界的联系也比较少。忧郁能够导致自觉，或者导致持续的自恋式的自我鞭笞。“忧郁情结就像一个没有愈合的伤口，一直在吸吮着自我，直到把它吸干。”反思型的怀旧具有哀悼和忧郁二者的因素。虽然损失从来不能完全追溯，但却总是和记忆的集体性架构的丧失有某种联系。反思型怀旧是一种深层哀悼的形式，它通过深思的痛苦，也通过指向未来的游戏发挥悲痛的作用。

怀旧酒吧间什么也不能恢复。在前南斯拉夫从来就没有这样的酒吧。世界上不再有这样的国家，所以，南斯拉夫的通俗文化可以变成自我意识的风格，一种记忆的野外旅行。这个地方溢出中欧酒吧文化的气息和青年一代的时髦趣味，这些年轻人喜欢铁托风格的装饰物品和《连线》杂志。这是与过去和现在玩耍的一种新空间。酒吧间轻微地嘲弄大南斯拉夫国家的美梦，同时投合最后一代南斯拉夫人记忆的共享架构。没有追求纪念的深度，只不过提出一种暂时性的城市体验，带有极好的糕点和其他的屏幕记忆。至于悲痛的作用，大概要耗费一生的才能发挥完毕。

1.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论时间及其肌质”，见于《固执己见》（“On Time And Its Texture”，in Strong Opinions，New York，Vintage International，1990，185—186）。
2. 罗曼·雅各布逊（Roma Jakobson）提出区分两种失语症，亦即由“忘记”语言结构而造成的言语纷乱。第一极是隐喻的—通过位移和替换而换位，例如，一个病人被要求做出对红旗的联想，他很可能说出“苏联”。病人记忆的是象征，而不是语境。第二极是转喻——这是对于语境的、关联的细节的记忆，这些细节没有造成象征的替换。病人可能记得，红旗是用天鹅绒制做的，有金色的刺绣，他常常扛着这面红旗去游行，然后放一天假，于是他到乡下去采蘑菇。这里显示出来的两种类型的怀旧反映出雅各布逊的失语症：归根结底，二者都是突发性忘却的副作用，和竭力要从遗失中重新制造出叙事的一种尝试。参见雅各布逊：“两种类型的失语症”，见于《文学中的语言》（“Two Types of Aphasia”，in Language in Literature，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1985，145）。
3. 苏珊·斯图亚特：《论怀念》（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5，145）。
4. Bergson（1859—1941），法国哲学家，提倡直觉和生命哲学，著有《时间与自由意志》、《创造的进化》等。—编注
5. 柏格森认为，可用一个锥形来比喻虚拟的过去的整体，它发源于现在的某一个时刻。柏格森的延续概念“不是由沿袭，而是由共处规定的”。柏格森：《物质与记忆》（Matter andMemory），N.M.Paul and W.S.Palmer英译（New York，Zone Books，1996）；吉尔斯·德留兹：《柏格森理论》（Bergsonism，Zone Books，1991，59—60）。
6. “在行动的层面（在这一层面，我们的躯体把它的过去压缩成为运动的习惯）和纯粹记忆的层面之间，我们相信，可以发现意识的成千上万个不同的层面，那是我们体验过的经验整体的重复，都是整合的，但是又各不相同。”柏格森：《物质与记忆》，241。
7. 马塞尔·普鲁斯特：《斯万之路》，C.K.Scott Moncrieff and Terence Kilmatrinm英译（New York，Vintage International，1989），462。
8. 弗拉基米尔·杨凯列维奇：《不可逆反与怀旧》（Paris，Flammarion，1974，302）。
9. Borges（1899—1966），阿根廷作家，以其深奥和富于想象力的小说而著名。——编注
10. “在左面的单间里，清秀的皇后情意浓浓地伏在国王的胸膛上沉睡，但是，这个男人在那里，日日夜夜地在‘幻想世界’（detierro）漫游，像一只狗一样，还不断地说，谁也没有它的姓名。”霍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诗歌全集》（Jorge Lui s Bo r ge s，O b ra s poé ti ca s co m p le ta s，Bueno s Ai re s，E me ce，1964）。
11. 塞梅兹丁·梅赫梅迪诺维奇：《萨拉热窝蓝调》（Semezdin Mehmedinovic，Sarajevo Blues，Ammiel Alcalay英译，San Franscisco，City Lights Books，1998，4）。
12. 杜博拉夫卡·乌戈雷什奇：“没收记忆”，见于《谎言的文化》（Dubravka Ugresic，“Confiscation of Memory”，in The Culture of Lies，University Park，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8）。
13. 列夫·维格茨基：《社会精神》（Lev Vygotsky，Mind in Societ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8）。研究个人记忆的心理学家按照维格茨基的观点，区分了情节记忆和语义记忆，前者作为“对个人感受过事件有意识的收集”，后者亦即关于事实和名称的知识，“关于世界的知识”。这一区分法大体上符合雅各布逊对于“隐喻”一极和“转喻”一极的区分。参见E.Tulvig：“情节记忆和语义记忆”，参见E.Tulvig and W.Donaldson编辑：《记忆的组织》（Organization ofMemory，New York：Academic Press，1972，381—403）。关于针对怀旧的心理学和精神分析方法，参见詹姆斯·菲利普斯：“距离、缺席和怀旧”（James Phillips，“Distance，Absence and Nostalgia”），见于Don Ihde and Hugh J.Silverman编辑：《描写》（Description，Albany：SUNY，1985）。
14. 文尼科特：《游戏与现实》（D.W.Winnicott，PlayingandReality，London，Routledge，1971，100）。
15. Maurice Halbwachs（1877—1945），法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编注
16. 和古典的记忆中的“共同的地点”不同的是，现代的地点本身就处在经常的流动之中：“记忆的社会框架……就像是沿着水道下降的浮木，十分缓慢，我们甚至可以从一块跳到另外一块上去，但是，浮木依然不是静止不动的，是向前漂浮的……记忆的框架……既存在于时间的流逝之中，也存在于时间的流逝之外。存在于时间的流逝之外，它们向形象与具体的回忆传达了……一点它们的稳定性和概括性。但是这些框架部分地被时间的流程俘获。”莫里斯·哈勃瓦克斯：《论集体记忆》（Maurice Halbwachs，On Collective Memory，Louis Coser英译和编辑，Chicago，University ofChicago Press，1992，182）。近期的著作，参见西蒙·沙马：《风景与记忆》（Simon Schama，Knopf，1995）；彼得·博克：“历史即社会记忆”（Peter Burke，“History as Social Memory”），见于Thomas Butler编辑：《记忆：历史、文化与精神》（Memory，History，Culture and the Mind，Basil Blackwell，1989，97—115）。
17. 迈克尔·罗思：“返回怀旧”（Michael Roth，“Returning to Nostalgia”），Suzanne Nash编辑：《十九世纪法国的家园及其错位》（Home andIts Disloca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France，Albany：SUNY Press，1993，25—45）。
18. 罗思：“返回怀旧”，40。
19. 传达了集体记忆的还有罗兰·巴特的文化神话—就其后期的重新定义而言。在这里，巴特不再竭力“非神话化”，而是更多地思考意义形成过程和神话共同地点的不可避免性质；神话理论研究者本身是无限地牵涉到这些地方的。
20. Carlo Ginzburg（1939—），意大利历史学家，“微观史学”的先驱。—编注
21. 卡洛·金斯伯格：《线索、神话和历史方法》（Carlo Ginzburg，Clues，Myths and the Historical Method，John Tedeschi and Anne Tedeschi英译，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6）。
22. 西格蒙特·弗洛伊德：“清晨与忧郁”，见于GeneralPsychological Theory（New York，MacMillan，1963，164—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