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知青队长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政府开始组织将城市中的年轻人移居到农村。1954年，郏县大李庄乡的四个村组织32名知识青年回村参加农业合作社，解决了合作社没有会计和记分员的问题，开创了知青参加农村工作的先例，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肯定，他于9月4日亲笔批示：“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1955年，合作化运动进入大发展时期，《人民日报》于8月11日发表了《必须做好动员组织中、小学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作》社论，第一次明确地向知识青年发出下乡参加生产劳动的号召。一场长达27年、涉及1800万青年的上山下乡运动由此发动起来了。

1968年7月15日，大李庄乡依据毛泽东的批示，改名为“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特殊的名字和地位使之成为中国版图上字节最多的地名。在70年代，凭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的公章，走到全国各地都可以一路畅通，此地被誉为“中国知青运动的圣地”。（1980年撤社建乡，公社更名为“大李庄乡”，但在1993年首批知青下乡25周年纪念日那天，再次更名为“广阔天地乡”。）全国各地的这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热潮，轰轰烈烈，持续燃烧着年轻人的心。

1971年，初中快毕业的佩甫跟同学们一样，再无法将一颗嗵嗵跳跃的心按捺在课堂上。那时，他们在学校已经不再汲取知识的海水，而是接受政策宣传和政治教育。因此，他们早就被知青下乡运动鼓荡得激情满腔，渴望早日到农村接受锻炼，他们真诚地相信、拥护党和政府的号召，以为能用汗水和热血换来农村天地可歌可喜的巨变。那时，佩甫跟几个同学热血冲动，最想去的是郏县，他和几个相处友好的同学商议：要去就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乡”！但佩甫回到家跟母亲一说，母亲就把户口本藏起来了。她不愿意让儿子去郏县，儿子下乡是时局要求，她没办法阻挡，但下到哪里，她要做主。她不放心让儿子去一百多里地外的郏县，任凭佩甫那几个好朋友一次次去她家，一次次痛哭流涕苦苦哀求，她打定的主意也坚决不变。没办法，那几个人含泪和佩甫惜别，他们如愿去了郏县，而佩甫就近去了苏桥乡侯王村。这个村距离家近，在许昌西北20余里，与佩甫父亲的老家丈地、母亲老家蒋马同属于一个公社。母亲放心了，宝贝儿子就在自己视线范围中，有什么事情好歹能照顾些。她爱佩甫，她要让长子在自己眼皮下才能放心。佩甫下乡之后，几乎每个周末，母亲都要让弟弟去给他送衣物、吃食，还有——书籍。

3月4日，佩甫怀揣壮志下了乡。侯王村是有三个自然村、十个队的大村子，下到这里的知青有六七十个人，大都来自许昌和郑州，还有一个来自上海的，很有音乐修养，会拉小提琴，跟这些中原本土的知青不大一样。

下乡后，佩甫表现出了超出一般人的意志和耐力。他踏实苦干，心里充满了对土地的钟情，也充满了用之不竭的力量，像一头黄牛正处于年轻时期。在姥姥家的时候，佩甫旁观着人们紧张的劳动，他看到了力量的壮美；但在侯王的时候，他亲身体验了农民所有的劳动，真实经历了农民生计的各种苦累。麦子成熟的季节，一坡地的麦田像翻滚的巨浪，空气中弥漫着热辣辣的焦熟气，一阵阵逼入人的鼻息，佩甫他们唰唰唰地不停收割，身后的麦捆像一个个乖等着回家的孩子。成熟的秋天缤纷而丰富，大地这个丰硕的母亲像喝多了甜香的陈酒，她慷慨地挥洒着恩泽，魔法般地让玉米怀抱着金光灿灿的棒子，让蔓蔓绿秧的细须下藏着圆墩墩外紫内白的红薯块，让一簇簇低小而幽静的花生棵下隐含着串串饱实，孩子们亲热而欢喜地唱着“麻屋子，红帐子，里面坐个白胖子”，她还让黄豆棵挂了一茎壳裹不住笑的豆荚，那豆荚真是“牵着不走打着倒退”的拧巴性子，你用手抓时它毫不客气地用尖尖扎你，你不搭理它时它倒没心没肺地自己咧开嘴笑出了几粒金豆豆。长庄稼的大地的“神”魅佩甫在童年时期就体验过，而知青时期的劳动，让他更深刻地领受着这些。劳动是辛苦的，佩甫泼出去地割麦、扬场、垛垛，犁地、耙地、施肥，收豆打豆、掰玉米、出花生、刨红薯，以满身汗水亲历了农民的劳作，这感受让他理解了农民生活的繁重，这感受是佩甫对乡村生存的认识基础：“乡村的白日寡味而又漫长，那是苦作的时候，一日日驴样的在地里拽，又总是吃不饱。看老日头缓缓升起，又缓缓落下。那无尽的黄土路在一声声沉重的叹息中灰暗下去，继而又是一个一模一样的白日。”^［1］因为有过一样的生活内容，有对他们命运的亲眼目睹，他无法像许多知青作家那样，在回城后浪漫地怀念那段岁月，而是以那段岁月为认识真实且复杂的世界、人生、人性的起点，做一条路走到黑的追究。

在侯王，大队专门给这些知青盖了几所房子，他们的吃住跟乡亲们是分开的，这让他们有相对独立而自由的生活空间。他们跟社员一样劳动，一样每天记工分，10分为最高分。在知青队的六七十个人中，有四人常常能拿十分，佩甫就是其中一个。回想那段经历的时候，佩甫说自己是“时刻准备着，不知干什么”，他在为未来准备一个“我”，他甘愿为未来的“我”委屈现在的“我”。他心里一直向往做“大”的事业，也时时刻刻为眼前不可见的模模糊糊的“大事”认真刻苦地积淀着。未来是什么样子？不知道。不解未来模样，他却坚定地向往着，并积极从各方面严格要求自己。他干活老实，不偷懒耍滑，收工的时候，衣服总是被汗溻得湿淋淋的，能拧出一大把水来。干完活后的余暇，他不睡觉不打牌不闲逛，坚持每晚读书到12点。佩甫个子高，喜欢打篮球，他希望能当县篮球队队员，可乡下没条件打，他就思忖着如何提高跳起投篮的能力。有一个人给他说，只要坚持三个月绑沙袋跑步、从坑里向上直跳，就能练就一身轻功，上个房顶是一下子的事情。佩甫信以为真了，于是，他坚持每天早上双腿绑沙袋跑步，还在知青房前边的桃树林子里挖了一个坑，练习跃出。坑很小，腿不能打弯，他日复一日地练，裤子磨烂了三条。三个月后，他发现跳跃能力确实增强了些，但平步上房还是根本不可能。后来，县篮球队来选队员，一量，佩甫光脚身高178厘米，达不到最低180厘米的要求，就落选了。这个梦想破灭了。有时，他还练习砍树，将手掌侧起来，一下下地劈……年轻的佩甫，及早修炼出了坚定的意志力和超强的自制力，这品性，使他在以后的文学事业中深受其益，但这过早被严格管理、不放任的生命，也使他失去了多种生活体验的可能。

1971年年底，佩甫在乡亲们和知青们间很快建立了威信，他当上了知青队队长。当队长后，他年轻气盛，自觉有责任压在肩上，更加努力地带着干活，主动关心别人，积极配合村里或者公社的任务安排。有一次入冬前，佩甫带了九个知青去禹县山里为全村人拉煤。他们背了一布袋干粮，拉起十辆架子车出发了。路上饿了，他们就在路边坐下，喝生水啃干馍，休息一会儿继续出发。到了晚上，一世界的黑，伸手看不见五指，让在夜中行走的人心生恐惧，佩甫感到“在无边的黑夜里，夜气是流动的，一墨一墨地流。特别是没有星星的夜晚，你能听见自己的心跳。眼前是无边的黑暗，身后也是无边的黑暗……你有一点点怕，越走越害怕……”^［2］夜里，他们就在路边简易旅馆的大通铺上睡觉。可一屋子互相挨着的男人们，女知青怎么办？佩甫决定护送女知青去附近村里寻个住处。他们几个男知青就护送两个女知青进村，走了大概一二里路，到了村口。突然，呼呼地，四面八方猛窜出几十条狗，汪汪汪狂叫。佩甫的头发一下子根根直竖起来，双腿不停打战，感觉那狗嘴马上就咬在了腿肚上。但他不能掉头逃跑。他感到了众人的犹豫和胆怯，于是就心一横，壮壮胆子豁出去了，他走在最前头，众人紧紧跟随，硬是一步步把狗们逼了回去。后来，将她们安顿在一个慈眉善目的大婶家里后，他们又在一村的狗叫声中离去了。此后，乡村半夜的狗叫声，在佩甫的记忆里再也抹不去了。

佩甫兢兢业业，对队员们宽容忍让，碰上某个知青偷懒或者故意挑衅，他能装糊涂就当作不知道，真不能装糊涂就客气地提醒几句了事。但佩甫这么年轻，在知青队里和村里口碑这么好，就有年长几岁的知青不服气，找碴儿上门。当时队里有个知青很烧包，经常戴着绿色军帽穿着白色胶底鞋，后边还有两个知青甘当小弟追随着。有一次，他看见佩甫带领众人正在村头田地边挖坑，就晃晃悠悠地过来了，阴阳怪气地讽刺起来：“哟，真是干队长的料啊，积极得很哪！”佩甫心中不悦，但他只当没听见，继续干活。那人劲头更足了：“这么积极干吗啊？当劳动模范戴大红花？”佩甫停了停，想发火，但他再次忍住了。“装！装表现！”其他人都停住了，许多双眼睛看着佩甫，他觉得面子要掉了，就恼火起来，把手里的铁锨一扔：“你再说一句？”“装！装表现！”佩甫握紧拳头，一下跃上地面，直逼那青年，“你再说？”他不以为然地再次重复。佩甫一拳挥过去，那人一头栽倒在坑里。他那两个跟班惊慌地后退起来，“不就当个小队长嘛，你厉害啥呢！”“我就厉害！不服气你俩上来试试。”他们看佩甫怒目金刚样，犹犹豫豫不敢上前了。当着全队人的面，关键是还有那么多女知青，那知青就觉得太丢脸，回去后，想想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就左手拿刀右手掂粪叉，闯到佩甫住屋前要雪耻。佩甫也不甘示弱，抄把铁锨就迎了上去。众知青纷纷上前，拉着、劝着他们，这架没打起来。这件事过去了，但这件事的影响没过去，当天传到了村支部。晚上，村里要选党员，村民生产队的队长选上了，佩甫这个知青队的队长落选了。佩甫有些失落，他将这两件事作为因果联系起来看了，于是，就有些懊恼下午突然岔出的这档子事。佩甫不满这个没事找事的破坏者，也暗自责备自己，一贯不惹事能忍的，那一刻怎么就“小不忍”了呢？

佩甫就是这样，从小到大不惹事上身，他能忍则忍能退则退，只想换来安稳与宁静。但有时事情逼到眼前，有伤尊严和面子，他就不忍不退了。在众人眼里，在自己心里，他不能把自己做小了。

在侯王生活的佩甫，很快直面了农村人际关系的真实结构和农民们的人性素颜，那么清楚具体而丰富的一个个细节，不同于童年记忆里的二姐和几多的舅们，让佩甫在原本单纯的感恩与眷念中，多了另一种深入了解后的失望和怀疑。尽管当时的那些认识模糊，佩甫并没有进一步思索，但这部分生活经验的积累却是他后来在反刍过程中咀嚼多次、不断品味的原料。

作为队长，佩甫多次目睹了乡村权力者的权威和力量，也见识了权力的具体实施过程。那时，他经常在夜里参加村里的队长会议，有时也与大家一起去公社开会。佩甫在与乡村支书或村长打交道的过程中，熟悉了他们那“铁塔一般的身量”是如何“披着涤卡褂子，胸脯挺着，两手背着”在村街中威风来去，并发出“响亮的咳嗽”的；熟悉了他们是如何站在村口用眼神鞭得一个个从田里回来的村民佝头缩肩、贼般怯眉怯眼。看过听过琢磨过后，佩甫不由感叹他们掌控村庄的“智慧”和“手段”。一个村庄就是一个小社会，是一个场，这些场域的控制者，他们心里一层层的“真”被脸上一层层的“假”掩盖着，他们将一层层的“私”藏在一层层的“公”的幌子下，在“人民”的“软塌”和“畏惧”中，成了一方土地上呼风唤雨的主人。那个时刻的佩甫，没有形成这些认识，但他积累了原始疑惑，这疑惑里还搅混着自己被重用为“千里马”、被推荐上学的感激之情。这矛盾将延伸进他的文本，成为他塑造这些乡村权力人物时的矛盾态度（或者叫两端选择，有时是普通村民立场的揭发与痛恨，有时是受恩者立场的歉意与回报）。

在实际接触中，佩甫也遭遇了“人民”身上让他意想不到的真实。比如有一次，佩甫跟两个知青一起去邻村看电影。那段时期，农村的电影场和戏场是很特殊的地方，许多年轻人“身上有说不出来的躁气，走出来身上的血乱蹦”，他们并不奔电影或戏而来，这里是他们出风头、撒欢、发泄的场所，他们常常没恩怨地打架、没来由地吼叫、吹口哨、没目的地抛黑砖等等。当时电影场里人很多，一个矮个子知青被一个大个子农村青年踩了一脚，他就有股火腾腾烧上来，问佩甫：“有人踩我了，打不打？”佩甫不愿意惹事，可又不想被认为窝囊，或被误认成身为队长不担当，就推延道：“看完再说吧。”看完后，人们缓缓散去。那知青念念不忘地逼问道：“你说吧，到底打不打？”佩甫没办法，觉得也要顾及自己和知青的尊严，就说：“那就打吧，你能认清楚人吗？”“能认清，棉袄胳膊上露出一大团棉花。”于是他们就迅速锁定目标，狼一样地冲过去，那人一看不妙，撒腿就跑。乡村的土路坑坑洼洼，他们深一脚浅一脚地狂追。追上后，那两个知青手脚并用一阵狂揍，佩甫觉得三个打人家一个实在不合适，就没动手。那情景佩甫记忆深刻，一路上，散场的村民们三三两两络绎不绝，但竟然鸦雀无声！他们迅疾地悄悄快溜！“天已经黑透了，月光像是豆腐做的，很软，四周花嗒嗒的，像是在梦里一样。……那天晚上的月光是沉默的，那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月亮的豁口，月光就像是被咬了一口的烂黄瓜，它就烂在了那个‘黑大个儿’的脊背上。‘人民’也是沉默的，走在那条土路上的‘人民’迅速地四散开去，一言不发。我们追到哪里，哪里的‘人民’就成了沉默的羔羊，很快就躲到一边去了，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帮他。”^［3］是的，这事这人或许与他们毫无瓜葛，但发生在身边了，近在眼前了，他们伸一伸手、张一张口就会不一样，难道真的与他们无关吗？这个事情让佩甫震惊，心上撕了一个蒋马记忆所没有的裂缝。此后，这裂缝在佩甫的继续观察和体悟中越来越宽深，带着他去探测人性、民族性的底部和根因。后来，他多次在小说中叙述过乡人如此私怯、这般是非不分的行为，带着深深的感慨与叹息。比如《羊的门》中，蔡花枝被抓走判死刑，一村人感于他的恩德，群情激昂地要为他走上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寻访路。但走着走着，他们纷纷“尿一泡”进了玉米地，再没出来。“八哥一下子惊呆了！一村人，一村人哪，上千口人的弯店，有着那么多的能人，那么多的汉子，那么多的‘嘴’，遇上事的时候，却只有这么三个弱女子？”^［4］

佩甫跟50后的很多城市作家一样，经历了下乡做知青的生活，但他跟梁晓声等又不一样，从没有写过关于知青生活的小说，那贫困环境、艰苦劳动中值得怀念的激情、梦想与爱情。为什么？是因为许昌这个中等城市本身就像个集合的大农村，没有北京上海那大都市经验背景下的反差鲜度？还是因为佩甫17岁下乡之前，大杂院底层生活和蒋马村人的生活体验已经铺就了他生命体验和情感的底色？知青生活对佩甫是深刻童年记忆进一步的延伸和丰富，他插队的苏桥乡侯王村就和蒋马村相互补充映衬，成为他观照和写作中原大地的两个原乡。在侯王，他以相对成年人的眼光认识了村庄，捕捉到了缭绕村庄的庄稼和人场的各种气息，这记忆成为他一辈子不断再体会再思索的原材。蒋马和侯王，也是他后来经常下来住一阵的地方，是他延续记忆、不断认识大时代变化的观察据点。

第二节 “我是有亏欠的”

满腔激情、立志在农村“大有作为”的佩甫，下乡的第一天，就碰上了一件令他震惊的大事件——他亲历了一个批斗会，被批斗的对象不是地主富农，而是一对年轻的知青。那天，正在劳动的知青队里，忽然发现少了两个人，一男一女，全体知青和村民们就到处寻找，后来，在村头一大片密不透风的芦苇荡深处，发现了他们。于是，村支书紧急集合大家，将他俩押到台子上，声色俱厉地批判起来。吼叫般的训斥和嘁嘁喳喳的讥笑声像削皮的刀片，一下下从他们身上划过，他们死死地垂着头，一言不发。在那次批斗会上，支书反复强调：知识青年要好好劳动，不许谈恋爱胡来！如果再发现，坚决严惩！佩甫被这意想不到的场面惊住了，他暗暗告诫自己：引以为戒，千万不能犯这错误。

全国各个地方的知青生活，简单而复杂，有一系列的实际问题。佩甫他们相对好点，村里给盖了单独住房，但还是有吃饭、看病等方面的具体问题。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读到了福建莆田一位知青父亲李庆霖的信，在信中，这位父亲不仅反映了知青生活上的困难：“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口粮问题，生活中的吃油用菜问题，穿衣问题，疾病问题，住房问题，学习问题以及一切日常生活问题，党和国家应当给予一定的照顾，好让孩子在山区得以安心务农。”还反映了一部分知青不好好劳动，“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的不公平现象。毛泽东当即复信：“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周恩来总理受命当即召开会议，着重研究了知青下乡的一系列实际问题，及时调整知青政策，加大生活补贴的发放，迅速组织12个调查小组分赴各地，实地调查并解决存在的问题。李庆霖这一事件，使长期存在的一些问题得到相应缓解，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知识青年的人身权利，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而佩甫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后来调查发现并严惩的恶性事件，但衣食住行上的不足还是有，比如那时佩甫拿工分最高，但一年下来也就领到7元钱。经此一事后，他们的生活也得到了改善。

从1971年3月下乡，到1974年7月离开，佩甫在侯王待了约三年半的时间。侯王的知青，大部分来自郑州和许昌，中原的城市青年，跟中原农村的生活习惯、语言文化等距离很近，没有上海、北京知青远到云南、贵州、陕西、东北等地的大落差（那种地理、语言文化、生活习惯、观念和精神上的大落差），他们很快就学会了怎样干庄稼活，很快就习惯了乡村的生活方式。佩甫没有产生过那些大城市知青下乡时的新鲜感，他只是到了又一个挺熟悉的“老家”，乡景如旧、乡音无改、乡情依然。可是，那个在蒋马的小脏孩已经长成了青年，他的热血中也涌动起浪漫情怀和情感渴望，任劳动和阅读也无法压抑。

有一个知青是从上海来的，会拉小提琴，缠绵动听，让这帮常听唢呐大鼓的中原知青如痴如醉，也让佩甫产生了一种说不清却扯不断的柔软悠长的情愫。闲暇日子里，他们坐在院落里休息，一边捉着裤缝或头发里的虱子，一边听上海知青拉婉转倾诉般的《梁祝》。阳光“在土墙上缓慢地移动，很闲适地移动，映着灰灰的隔年雨痕的亮光。有风时，院里的树摇一摇，漏下一地碎碎的影儿”。下雨时的院子更加安静，窗外“瓦沿儿上的水一串一串地滴下来，先还是密的、连珠儿，尔后就缓了，晶莹着、亮着，一嘟一嘟的”^［5］。他们聚集在屋里聊天，在小提琴声与雨声的合奏中，佩甫会带着莫名而来的、淡淡的寂寥和感伤，静静发呆，任思绪在一天地的雨里漫天飘飞。

慢慢地，小提琴拨动了年轻人的心弦。

可是，在1973年秋天的一个早上，这把小提琴却被踩烂了。那时节，玉米快要长熟，嫩香可口地诱惑着一张张饥饿的嘴巴。为防有人偷，村里派几个知青到地里看熟。他们卷了几张草席，在夜色将暮时来到地头，摊开草席，四仰八叉地躺下来。夜色铺天盖地地来了，田野里热闹极了。蛐蛐儿和蝈蝈此起彼伏地欢叫着，一棵棵庄稼也附了灵，七嘴八舌地说起话来，玉米的声音哗啦啦地高，像性格爽直的妇女高声大气地拉家常；花生的声音轻轻柔柔，像情窦初开的少女的娇羞，细小而青涩，不仔细捕捉就会一闪而逝……在大自然美妙生动的众声里，在夜的暗色里，他们翻来覆去睡不着，内心里涌动着白天没有的情绪，那情绪兴奋而自由地盘旋在心间。于是，上海知青就起身，在夜色中站成一个优美的身影，一曲一曲地应和着。夜空下的乐声更加迷人，像从遥远的天际飘扬而来。不知过了多久，他们才渐渐平静，在模模糊糊的冥思中慢慢睡去。

早晨，无边无际的白雾还没散去，还在酣睡中的他们，就被村民嘹亮的吆喝声吵醒。那是赶着牛车送粪的村民，在庄稼快收割的时候，他们趁早将粪肥拉到地头，等收成后就撒向大地，以让它更肥壮地营养下一茬麦子。知青们惊慌地爬起来，可是，一头牛已奔到席边，牛蹄一抬，刚巧就踏在了上海知青的席子上，只听“啪”的一声脆响，席下的小提琴就被踩烂了。上海知青顿时哭了起来，他太爱那把小提琴了，夜晚都小心地放到席子下面。他对着老农和老牛叫嚷，可他俩只是一脸无辜地看着他。佩甫顿时也无措起来。他感受到了那失琴的疼，觉得自己有责任，应该赔偿人家一把。心里扛不住这愧疚，他就专门回到许昌，大街小巷的商店转了好几遍，想给那知青再买一把小提琴。可他怎么都找不到。那时的许昌，半城半乡，连把小提琴都没有。也许正因为此，中原长大的佩甫，心里没有小提琴那样的弦。

佩甫也渴望爱情。从9岁开始，那种心绪就暗暗开始萌生。50多年后，佩甫还清晰记得9岁阅读《古丽雅的道路》时，他感到了爱情：“还有爱情，‘布拉吉’迎风飘扬！这本书让我早在童年里就有了关于爱情的标尺：一个穿‘布拉吉’的姑娘正向我走来，汪着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脚下有一双天蓝色的小皮鞋。它象征着：高贵、美丽、健康、善良。”^［6］在《满城荷花》中，佩甫以第一人称写了上小学的“我”，喜欢班里一个叫冯小美的女孩儿，她“不但学习好，长得也好，简直是瓷娃娃一个”，“她的脖子细瓷瓶一样，白乳乳的，似乎敲一敲会响，禁不住想摸一摸，却又不敢，偷眼去看那粉粉的小手，眼里就生出一只小手来，慢慢地慢慢地往前探……”^［7］（此类描写在其他小说中也多次出现），老师发现他上课不专心就惩罚他，放学后画一个圆圈让他站进去，并让冯小美监视他不许出来。这个单独相处让佩甫“真的很想跟她说一点什么……可站着站着，我想尿，却又不好意思开口，就拼命地夹紧双腿……我浑身抖起来，浑身像筛糠似的抖着，可我坚持不开口”^［8］。类似佩甫性格的内向、自尊、羞涩，像一张巨大的网，罩住并压抑了一个男孩子的情窦萌动。

可是，那生命的情窦要开，要蓬勃生长，终归是任什么也挡不住的。她会在人的心田上郁郁葱葱。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佩甫跟队里一个女知青，相互间产生了暧昧、心照不宣的好感。异性相吸是微妙难言的，明明没有什么言语表白，没有什么行动暗示，可那眼神间的欢喜、害羞、躲闪却能将信息明白无误地传给对方。佩甫和她，心有灵犀、暗暗惦记、悄悄牵挂起了对方。女知青见他会故意绕开，她羞怯地不知该在心怦怦直跳的情况下如何与他相处。佩甫心里领略着这些，那喜悦、激动的波纹常一圈圈荡过心河，扰了平静，可他也不会主动去表达，他不敢、也不知道该如何表达。那时候，知青间的恋爱多是隐蔽的，不过，也有迹可循。一般来讲，如果哪个女知青常常给某个男知青洗衣服了，基本就可以确定两人的感情关系。但是，这个女知青，却从没主动给佩甫洗过一次衣服，佩甫也没去拜托过她给洗衣服。佩甫不怕苦不怕累，田里劳动他能发狠劲泼出去死干，但他特别怕洗衣服。可是他心怀希望等待着，他希望这层纸能被对方先捅破，对方能来帮他洗衣服。（佩甫特别害怕洗衣服。劳动结束后，他常常把衣服扔进盆里好几天，直到实在没衣服可换了，才硬着头皮烦躁地胡乱敷衍着洗出来。直到现在，佩甫不惧“大”劳动、“大”担当，仍害怕日常琐事的“小”劳动、“小”操持。）压抑—渴望—失望、失望—压抑—渴望，情绪的循回流转，这些长长等待后的失望，让佩甫开始心烦，日积月累，他心头积攒下许多诉不出的委屈。不过，他的委屈和愤怒是不施与别人、都施与自身的，他用自己跟自己较劲、自己跟自己发狠的方式让压抑下来的情绪转变为营养和驱动。他更加积极拼命地干，可是，他想要离开了。他甚至不满地想：一旦离开，就再也不回来了！这个念头逐渐明晰强烈的时候，佩甫知道，无论发生什么，他是不会动摇的了。

后来，经过大队、公社的推荐，佩甫要去上学了。离开侯王时，他将自己一大摞的书捆起来，托人送给了那位女知青。就这样，一场原本可能有故事的感情经历就这样，无所谓始，无所谓终。

佩甫离开后的知青队，人心开始涣散。那扎根的豪情壮志渐被思乡的深切、混世的厌倦冲淡、冲没了。侯王村的知青们开始放任自己，放任青春。许多年后，佩甫跟知青队友们相聚，大家在悲喜交加的心情中追忆当年，说起了许多往事。有一个男知青，当年整天要模要样地穿一件白衬衣，还塞进裤腰里，煞是潇洒。他说，那时他和一个女知青，两年内竟然堕了四次胎，最后那次他出去买东西回来后，那女知青竟然不声不响地走了。此后再无音讯，再不联系。第一次听这个事情后的佩甫吃惊不已，也有些羡慕，他不明白别人怎么这么放得开。他在后来时日的咀嚼中，常为当年自己的放不开而深感遗憾。没有任性放青春自由奔腾，辜负了年华，束缚了心意。人很奇怪，佩甫有时很容易激动，但他却常能将自己束缚在“正常范围”内，那激动就像遇风涨潮的浪花，刹那间起，刹那间落。一起一落间，许多起许多落间，留下多少挥之不去的怅然若失？

佩甫的早期经历，就这样缺了一块。他渴望能牵着一个女孩子的手，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一夜，他没有实现过。而他后来的婚姻，也没有弥补起这一块。许多年后的回顾中，谈到哪一段经历营养了自己，或者性格中的哪一方面成全了自己，佩甫会说：“我是沾了光的。”但谈到感情，他仍有些委屈和遗憾地说“我是有亏欠的”。是的，这亏欠是他成长体验的不完整，这不完整的欠缺让他在写作情感时，常有避免不了的硬伤。

时光很残酷，它不可逆，明明就那么缓缓悠悠，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地循环不断，可每一天每一月每一年所带走的，却再也不会回来。那些因为种种原因失之交臂了的，在越来越远离的回望中，催生出无限感慨，却再无可能重新交错。可时光真的逆转回那个时刻，就像《月光宝盒》里的那一幕，又怎样呢？还是那个人，还是那样的少不更事、那样的性格，给一个再来的机会，也不一定会产生另一种结果。他还是会有那可说不可说的顾虑、有冲决不了的沉默和矜持，有那事业权衡中强烈过爱情、重要过爱情的现实追求暗中控抑着情绪。时光倒流，让佩甫重来一遍，也许还是一样。那个站在路灯下等戏票、那个跟着二姐走在村街不敢叫人、坐在田垄不敢挪动的小男孩，仍不可能去主动表达和交流。何况，那不主动表白，除了性格上的原因外，是否还有另外的顾虑呢？事实上，他是不允许自己关键时刻率性犯错而影响“大事”的，他心里的重和轻、大和小、主与次，在那时次序分明，毫不含糊。所以，从事写作以来，他以文学事业上的日日精进为重，人情世故上的你来我往为轻；读书思考为大，柴米油盐为小；“大道”追求为主，个人情感为次。不仅他是这种思路，他笔下所有那些努力奋斗的男人，概莫能外（除了李春生）。李治国、杨如意、呼天成、呼国庆、杨金魁、冯家昌……他们身后，大都有一个主动奉献的女性，而这些女性付出的情感，基本都成了他们社会价值追求与实现过程中的祭品。这应该不是偶然，是社会性现象存在与作家内在思维的谋和。在佩甫的意识里，大男人的建功立业事大，爱情不过是生活的点缀与补充。

随河南作家代表团在新疆采风

但这亏欠让不断回望的佩甫越来越明白其分量。成为作家后的佩甫，一旦写起爱情，就捉襟见肘，他无法突破这欠缺对文学表达的制约。年轻时的佩甫追求自身之正，以时代典范的形象要求自己，但有时过于端正、不敢任性，何尝不是人生体验的损失？作家的经验单一会不会造成所孕育人物的单面，在叙事过程中会遇上难以克服的茫然无助？自我体验对佩甫的创作来讲，那么重要，他不是顺着一点内心因由和经验凭依，就可以让想象天马行空地在虚像中远行的作家，他是经验提炼型写法，无数个深夜，他让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的人、事、物、景，在心里不断呈现、定格，然后注视，久久后，生发出认识，文学就是他对认识的表述。经验于他，不仅是表达的基础，还是表达内容的边界。那么，欠缺的经验部分在情节必要、不得不硬着头皮正面强攻的时候，佩甫是怎么写的呢？这生活经验的欠缺，是命里无缘遭逢还是人囿于主体因素的错失？

细细研究佩甫的文本，会心生遗憾，当他写到爱情时，他那平时灵动而深情的文笔会凝滞起来。但爱情又常常是情节发展、人物形象里的必需，他只好努力发动想象、正面强攻，可显得有些又虚又硬。早期作品里，年轻人的爱情细节是同进同出共克技术难题，就像《朝阳沟》中的拴保与银环共赴祖国大建设，比如《青年建设者》《在大干的岁月里》；后来作品里的爱情，有些是农村才子遇上慧眼佳人，像是王宝钏看上薛平贵，可这才子都做了陈世美，比如《无边无际的早晨》《城的灯》；而有些爱情，不过是英雄主角形象的陪衬点缀，这时的女人是心甘情愿的飞蛾，比如呼天成与秀丫。当然，还有李满凤这样的女人，爱情是她们一根筋性格的体现，但不见有感情回应。佩甫在《生命册》里想写跟男人的社会性无关、只跟生理和心灵有关的纯粹爱情，想做些突破，但那突破停留在了老姑父选择爱情时一眼看上、就将命运搭上去的率性，停留在吴志鹏一生洁身自好、痴心地对露水般的过去情感的信守、并经几多坎坷去寻找的空泛上了，仍然没有令人怦然心动的细节来感染读者。

“李佩甫就这么写下去吗？一年又一年……写到最后他只是个什么？……大历练大胸次大淫而大得大恶而大善，李佩甫达到了具备大作家的心理层次和生存层次了吗？慧心与慧根只在封闭里是会沤烂还是会长出新芽？”艾云这一二十年前的话，放在今天，仍是有问无答。这是佩甫已经无法去改变的自限。但作家都有经验、才华、性格、思维上的短板，也都会投射到文字中，没办法。对于作家来讲，也许行者说得对：年轻时要放开些，勇敢去多体验，好事坏事都多干些，到以后，或许化为了土壤和底料。

对佩甫而言，如果，人到中年后，情感生活得到相对满足，是否就不再有亏欠的遗憾了呢？很难说。明显的是，后来小说中的主要人物的生命和精神，并没有得到爱情的滋润和丰富——哪怕是那个很像写作者的吴志鹏，他的感情世界依然如那干枯的玫瑰。

第三节 那天早晨的喜悦

渐渐地，佩甫想要离开侯王了。几年来对农村生活的真正深入，让他开始感到一种灰灰的疲倦，他内心里，甚至滋生出难以言喻的恐惧——被淹没于无形的恐惧。这就是他们要将青春奉献出来的事业吗？像个农民一样在土地上劳作，就是他们当初热情追求的人生价值与意义吗？真的扎根下来，像个农民一样盖所房子、生儿育女，每天泡在这样的人场中，经受许多双“眼睛”和许多张“嘴巴”的“洗礼”与“改造”，心会像放在鏊子上一样，备受煎熬吧？佩甫旁观过这样的人：《豌豆偷树》里的“老姑父”，本是个下放右派，下放到农村劳改，他后来娶了个农村媳妇，在村里人的“调教”下慢慢被同化，失去了自己。他当上了村小学的校长，穿起了女人的偏开口裤子，助村长淫威而施不公给学生，规规矩矩地学会了“二十四叩”礼……这样的人，佩甫写过好几个。那么，他那时在旁观“他们”时，会不会既同情又警惕，恐怕自己也与这人一样就此陷落？

那么，理想呢？还有没有一个叫作“理想”的事物模糊地存在于未来时空中？此时的佩甫，内心不甘、委屈，他觉得自己还有个甘愿去全力以赴的“理想”，尽管他不清楚是什么，不清楚何时才能实现、如何实现，但他很明白自己的理想绝不是侯王的这种生活，侯王不是自己命运的落脚点，庄稼地不是自己“时刻准备着”的事业领地。他心里攒着的一股劲，是侯王这个并不“广阔”的天地已无法装下的了。他渴望走出去，有更多的时间学习和思考，渴望更高的平台和时机供“本领”施展。何况，那萌芽良久的爱情迟迟没有进展，也让佩甫失望了，他决定放弃。

可是，当知青可不是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事儿，他必须有正当通行证才行。于是，他更加积极地配合公社、村里的工作，更加努力地带头苦干，他希望可以得到一个被推荐上学的机会。1974年春天，苏桥公社有了两个推荐指标，但下边一二十个村庄，每个村庄那么多农村青年想借此改变命运，那么多知青想借此回城，怎么办？佩甫表现好，给公社和村里的干部、群众都留下了深刻印象，大队把他推荐上去，母亲知道轻重，不放心，就想方设法从老家亲戚中找了个能说上话的人，她要保证这个事情进行顺利。公社把佩甫推荐上去了，母亲心里踏实了。

1974年夏天，佩甫如愿离开了侯王，被推荐到许昌技校（当时叫河南省第八技校）上学，学制两年。在技校，他学的是车工。这几年的学习和工作，表面跟他后来的职业没有多大关系，事实上却至关重要——技校生活让他告别侯王进入学校，他更热爱读书，一下子办了四个借书证，市图书馆、县图书馆、学校图书馆等，他都经常去借阅。有一次，他正在县图书馆的书架上拿书，来了一个其貌不扬的家伙，长得黑黑的，说自己是作家，作品要发表了，来查阅点材料，图书馆老师对他恭恭敬敬的。佩甫很羡慕他可以写文章发表，内心里第一次萌生这样的渴望：我也写文章发表该多好！于是，佩甫心里就埋下了一粒种子。佩甫在技校依然追求上进，当上了学校的团支书，团支书是要负责办黑板报的，他就在办板报中开始尝试写作。由此，自自然然地，他的人生轨迹进入变势。

1975年8月5日，驻马店境内开始连降特大暴雨，据说雨大得洗脸盆子伸出去顷刻即满。8月8日，板桥水库垮塌，很快，全市大大小小60多座水库全部垮坝，大平原上一片汪洋。许多人顷刻间家毁人亡，地淹畜没。关于这场大水，佩甫记忆深刻。“那是夏天，夏天里我病了，害的是疟疾，浑身发冷，盖两床被子还冷，终日躺床上望天儿，天是很热的，热得躁，热得不祥。”^［9］发水后的难民流离失所，到处流浪，许昌、郑州等地都设立了灾民安置点，在许昌的安置点，市民们纷纷帮助他们，救助灾民成了政府、百姓、学生的关注重点。“那时街道上组织各家各户烧汤烙馍给难民送饭吃，家人、邻人就一挑一挑地把饭送到街上，那场面是很感人的。我躺床上没事儿做，就写了一首名为《战洪图》的长诗。我不会写诗，一激动就写了。瞎写。夏天过去了，技校开学了，就上学。国庆节学校要出墙报，因我是班里的组织委员，让我写点什么，我不愿再费事，就把那《战洪图》拿出来交差。后来就登在了墙报上。同学们看了竟说不错。一位老师看了，对我说：‘写得可以，你给刊物寄寄，说不定会用呢。’那时觉得刊物是很神圣的，就撑着胆子寄了。我盼着回音，可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一直没有回音。我焦焦地又问那老师，那老师说：‘不退稿就有希望。’于是就一直希望下去……”^［10］他牢牢记住了老师的“不退稿就有希望”，这句话引起的盼头，点燃了佩甫继续写下去的念头。但我想，当时没有这句话，他还是会继续写，写作是他喜欢阅读的顺延，也是他敏感内向的性格所必需的心灵出口，是他此时开始清晰意识到的人生之路的起点。

1975年8月到1976年，他不断尝试着写东西。1976年夏天，他技校毕业，被分配到许昌市第二机床厂当技术工人开车床。他每天在轰隆隆的声响中开车床，车床一开每分钟三千六百转，产品是头发丝的六分之一，一旦错了就是一堆废品，佩甫感到高度紧张。车间里，“一座座‘铁怪物’发出轰隆隆的响声，削铁如泥的车床‘唰唰’地飞速旋转；半空中一间会‘飞’的房子‘叮铃铃’伸下一只铁钩钩儿，把好大的钢锭打楸儿似的吊来吊去……”^［11］那时，厂里的工会主席体恤这个年轻人的勤奋惜时，特意将自己办公室钥匙给他，让他在夜班时可以有个安静的角落读读书、写写文章，但这三班倒的车间工人生活还是让他没感到多少快乐和幸福，他无法产生让心安定下来的归属感。他已经对另一种生活方式明确而强烈地向往着。

1976年底，佩甫写了一个短篇小说寄给了《河南文艺》，没过多久就接到一个公函，邀请他去郑州改稿，佩甫兴奋地想象着文字印在纸张上的幸福与自得。第二天，他就请假去改稿。八天时间，他根据编辑的意见改了八遍，最终修改得面目全非。佩甫头昏脑涨、气急败坏，失望而狼狈地坐车回去了。许多年后，他这样回忆：“一个月后，《河南文艺》来信说让我去郑州改，很激动，觉得成了，‘成’得很容易嘛，坐上车就去了郑州，住在河南日报招待所。见了编辑一听，心凉了半截！那所谓的‘改’几乎等于重写。很躁，就改吧。八天里改了八遍，日夜兼程，赶路一样累，后来终于没成。编辑说：‘据我多年的经验，编辑咋说你咋改，改不好。’我记住了这句话，终生记住。当时我蒙了，仓皇出逃，把牙具都扔在招待所了。心里愤愤的，也不知恨什么。坐上火车，我又狠狠地‘刻’了郑州一眼！就觉得‘脸’丢在郑州了，终有一天得‘拾’回来。……回去又写，心里操操地骂着写。写一篇又寄给了《河南文艺》，编辑来信说：写得不错。但为了慎重，你再改一遍吧。看来编辑也是有难处的。知道了稿子发表并非由编辑一人说了算，有好多‘关’呢！就改。终于，稿子在第二年一期发出来了，叫《青年建设者》，很不像样子，心里还是高兴。这年，我一连发了三篇小说……严格地说，那还算不上文学，那仅仅是串着概念的句子。”^［12］

1977年，“文革”结束后中国社会新时期的起点年，也是佩甫命运的重要拐点。这一年，他一口气写了三个短篇，都在1978年的《河南文艺》发表。处女作《青年建设者》发在第1期。1978年1月的一个早上，喜欢打球的佩甫早早来到厂里，准备与工友们打一场。走到大门口，他习惯地先去传达室翻一翻报纸，忽然，他看到那天《河南日报》上，赫然登着《河南文艺》第一期的目录，心里顿时咚咚跳起来，他忐忑而急切地寻找着自己的名字。一行行看下去，突然，他眼前一亮，“李佩甫”三个字醒目出现！是李佩甫！千真万确！他极力压抑着涌上来的激动，将那份报纸折叠着装进工装的口袋里，然后到操场上打篮球。那个早上，他笑容满面，奔腾跳跃，怎么打怎么顺，怎么投怎么中，连投了好几个三分球。他们队打胜后，队友们高兴地拍他的肩说：“打得好！厉害！”佩甫笑着，并不说什么，他藏得住话，不爱炫耀，但他暗暗给自己鼓起了更大的劲头：继续写，要写得更好！

接着，他在《河南文艺》第5期发表的《在大干的年月里》，堪称《青年建设者》的姊妹篇。然后在第10期发表了《谢谢老师们》。这三个短篇是他早期精神趋向的印记，主题是当时普遍流行的为社会主义建设流血流汗，写法是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那套方式。《青年建设者》和《在大干的年月里》直接以厂里的技术工为主角，写青年工人废寝忘食、不分昼夜地为祖国建设大业无私奉献着，两个年轻人“建设”和“建中”是那个时代许多人常用的名字。那时，全国人民的忠诚都突出地表现在外，孩子们的名字就是表达一种，从50年代的“跃进”到70年代的“建国”“国强”等，也是民心主动接受政治意识植入的体现。他们一心扑在如何提高厂里的设备效率上，整天画图纸查资料做实验，他们焦急专注地为突破技术难关而苦思冥想、绞尽脑汁，响应着当时党中央“大干快上”的号召，争分夺秒地奋斗着。他们的精神榜样是雷锋，人格理想是奉献。《谢谢老师们》与这两篇区别较大，以成功研制出“秘字03号”的技术员严毳回忆往事的方式展开叙述，叙述内容分为三小节：文峰小学一年级甲班慈爱的马玉老师，她耐心地传授孩子们知识，更注重培养他们的品质和精神。三年级的数学老师陈老师，要求他学习上要“知其然，知其所以然”，要细心认真，“在科学的领域里是来不得半点马虎的！要细心，细心，再细心！”^［13］初中三年级的体育老师张老师，让他在大太阳下面练习跳高，屡试屡败后，张老师教训他“应该对失败生气”，张老师还谆谆教诲他：“你不管献身于哪一项事业，都需要坚韧不拔的毅力。”^［14］

这三个短篇是佩甫的初写乍练，有明显的“高大全”行文方式，也有对生活不够深入、以主题为主的概念化图解倾向。这是那个时期刚刚拿起笔的年轻人的通病，他们在那样的时代氛围和文学教养中长大，写作时身边是兴奋狂热的百姓情绪，内心是自己那燃烧到沸点的青春激情，这样热情高涨地写也属自然，写得真诚空洞也是自然。写作过程就像蛇蜕，须经一层层岁月沉思中的经验清理与调整，才能寻找到生命内核中的那个自己。与其他作家初写一样，佩甫从身边人事写起，所表达的却不是自己。他还没发现掩藏在文字间那个自己的真正魂灵。写作和人生一样，好似在云雾中穿行，一步步地且行且现，走着走着就明朗起来，明朗后那优点和局限就暴露出来，优势有“舍我其谁”不可替代的气势，而局限也有不可企及难以改变的固硬。于是，也就明白了自己庄稼的边界，也就顺命地伏下身来精种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了。

细细想来，这三个短篇有几点值得一说的地方。一是那几个男主角是专一执着的技术工程奉献者，基本与佩甫的精神性格相一致；二是叙述基调因情绪而动，不予以抑制，易随之激动；三是在《谢谢老师们》中，他不经意间使用了后来创作常用的片段拼贴（或曰组接）法，将对三位老师的回忆分节写出，共同突出“那些培过土、剪过枝的人是不应该被忘记的”这一主题。这方法被用到《红蚂蚱 绿蚂蚱》《村魂》《画匠王》等小说中，甚至稍加变形地作为基本结构用在长篇小说中，成为他“双线并进式”结构的重要部分。更重要的是，这三篇小说主题走向单调一致，就是为祖国事业的“献身”精神，这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正大要求，也是他早期文字气血的形成之源，是他终生写作的根本动因。佩甫小说的思想意义，是与正面的社会价值实现绑定在一起的，从《青年建设者》到《生命册》，他一直秉行着文学要“为”、个体生命要“献给”的社会性意义追求，这是他用“小说”来实现的“大说”。他说整个社会的时代变迁和道德沉沦，他说中原大地上人们的生存状态和历史文化底因，他说自己的焦虑和渴望，都是在“为”，是跟最初写作的精神倾向一致的。

1977年，刚刚经历过“文革”的河南省文联，那些回到郑州还没好好缓缓神的“右派分子”刚刚到岗，就跟“青年建设者”佩甫们一样，迫不及待地想要全身心投入，争分夺秒地来一番改天换地的“大干年月”，为社会主义被耽误的文化建设事业做出贡献。于是，这年底，河南文联就举办了全省的短篇小说座谈会，广邀作者们参加。那时佩甫的处女作定好发表了，可是还没发出来，就被邀请来参加了。那批老前辈们，对文学复苏的急切渴望有多强烈啊！这次座谈会上，佩甫是最年轻的一位，文学的大门就这样向他敞开了，他进去了，再没旁顾过其他，他走了一生。他的命运因志趣和所长的导引，自然地归于正途，实在是幸福的事情。日后意识到这点，佩甫常庆幸感恩：“1974年到1980年左右，我先上技校，而后在工厂当工人，开过各种各样的车床。1978年，我在省级刊物上发表了三个短篇小说，到了文化局，成了专业的创作人员。每个人都会有他最适合干、也能够干的事情。有的人一生都未必找得到，我很幸运，很早就找到愿意做的事情。”^［15］他懂得珍惜。几十年来，他认真而本分地为写作留存最大配额的时间、精力，并因谦虚、简单而近了智慧，他说：“一个人做好一件事就不容易，……就把这支破笔好好握住吧。”^［16］

参考文献

[1]李佩甫：《红炕席》，见《无边无际的早晨：李佩甫中短篇小说自选集》，华夏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433页。

[2][5]李佩甫：《生命册》，作家出版社2012年3月版，第396页。

[3]李佩甫：《带豁口的月亮》，《河南消防》2000年第2期。

[4]李佩甫：《羊的门》，华夏出版社1999年7月版，第278页。

[6]李佩甫：《古丽雅——我曾经的人生坐标》，《中国图书商报》2009年8月18日。

[7]李佩甫：《满城荷花》，见《无边无际的早晨：李佩甫中短篇小说自选集》，华夏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426页。

[8]同上，第427页。

[9][10][12]李佩甫：《找一块自留地》，《新闻爱好者》1990年第8期。

[11]李佩甫：《憨哥儿》，《奔流》1981年第11期。

[13][14]李佩甫：《谢谢老师们》，《河南文艺》1978年第10期。

[15]舒晋瑜：《李佩甫：上网写字不能叫创作，警惕庸俗化的泛滥》，《中华读书报》2012年4月25日。

[16]刘雅鸣、双瑞：《李佩甫：仍坚信文学的力量》，新华网《新华每日电讯》2015年8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