臭骂咸丰
成了二品大员的曾国藩只是在家信中得意那么一下,在官场中,他比从前更低调、谨慎、隐忍。在工作中,他刻苦学习为政之术,渐渐变得敏捷干练。在闲暇之余,他也毫不放松,而是采辑古今名臣大儒言论,分条编录成书,该书分“修身”“齐家”“治国”三章,共有三十二节,这就是闻名天下的《曾氏家训长编》。
曾国藩家训的大部分内容是教育他几个弟弟的,家训很多时候不能外传,可曾国藩的家训却传得人尽皆知,连道光皇帝都知道了。
道光皇帝对穆彰阿说:“曾国藩这人为国为家,呕心沥血,真是忠孝人物。”
穆彰阿趁机说:“应该给他表现的机会。”道光皇帝就时常招曾国藩前来,探寻他的人生理想和为政之术,曾国藩每次都做好了充足准备,所以总能对准道光的心思。道光皇帝很满意,说:“应该升你官。”
1849年春节才过,曾国藩被升为礼部右侍郎。这是个赤裸裸的激励,曾国藩比从前更热爱工作、更勤奋,加班成了家常便饭。这年八月,道光皇帝发现曾国藩有无穷无尽的精力,于是调他到工作更繁重的兵部担任右侍郎,曾国藩凭着刻苦精神,胜任有余。
在同僚的印象中,曾国藩和桌子是一体的。他永远都在桌子后面。就是当他站起来到资料库查资料时,有人也隐约看到他胸前有个桌子。
在好友的印象中,曾国藩的形象就会多姿起来。他说话很慢,下棋也慢,这是因为他脑子经常跟不上。虽然学识丰富,却鲜有汪洋恣睢之文,虽能把古代诗歌倒背如流,却少有灵动之作。但他们都佩服曾国藩那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韧性。一件事,非要弄出个水落石出、板上钉钉不可。
每当同僚或是好友夸赞曾国藩的励志事迹时,曾国藩在椅子上就坐立不安。这是因为他受不了别人的夸奖,皇帝除外。
别人一夸他,他就热血沸腾,一热血沸腾,他浑身就起癣。这是他几年前因精神时刻紧张患的皮肤病。每当癣发作时,痛痒难耐,非用利爪狠狠抓挠不可。
抓挠时,曾国藩被笼罩在飞扬的皮屑中,情景异常魔幻。
无论是为人处世还是参与实际政治,曾国藩以四平八稳的作风赢得了稳健的道光皇帝好感。但1850年,随着道光皇帝的驾崩、新皇帝咸丰的上台,曾国藩这种作风逐渐失去市场。
道光的皇帝生涯,窝囊透顶,政治腐败,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都给他的心理蒙上难以磨灭的阴影。他临死前,恼恨羞愧,说对不起爱新觉罗列祖列宗。并且要后人别把他的尸体送进皇家陵园,这是他对自己最大的惩罚。
曾国藩哭得死去活来,并上疏新皇帝咸丰,请咸丰不准道光皇帝的遗嘱。咸丰如果遵守了老爹的遗嘱,那才是千古奇闻。
对于曾国藩这道上疏,咸丰皇帝印象深刻。
在上台一个月后,咸丰召见曾国藩,问了些废话,曾国藩对答如流。咸丰只是若有所思地点头,曾国藩离去后,咸丰对身边的人说:“曾国藩的话四平八稳,毫无独到见解,迂腐欠通。”
这个评语对曾国藩而言是个小打击,更大的打击还在后面。
咸丰皇帝剥夺了他老师穆彰阿的一切职务,穆彰阿倒台,穆彰阿的一群同党也被连累,唯独曾国藩安然无恙。
很多人都奇怪,曾国藩却认为这是天经地义,因为这么多年来,他虽和穆彰阿关系匪浅,却从未在各种场合表达过对穆彰阿任何谄媚。私底下的亲近,让他避过了这一劫。
穆彰阿倒台后,曾国藩竟不惧人言和咸丰的淫威,大大方方地去安慰穆彰阿。
穆彰阿流下感动的泪水说:“我真没有看错你。你重情重义,将来前途不可限量。”
曾国藩也眼圈发红说:“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穆彰阿叹息说:“一个皇帝一个思路,你以后要多加谨慎。”
曾国藩这回没有听老师的话,胆子变得异常大起来。1850年三月,咸丰下旨要众臣为朝廷提建议,大部分人都在观望,曾国藩一马当先,上了《应诏陈言书》。
他在书中说,前朝吏治腐败透顶,但仍有挽救之机,希望咸丰能力挽狂澜,刷新政治,祛除官员“退缩”“琐屑”“敷衍”“颟顸”的通病,让吏治走上光明大道。
如何走向光明大道?
曾国藩的方法是,用对人。怎样用对人,曾国藩说了一大堆,都是“为政在人”的老生常谈。咸丰皇帝看了曾国藩洋洋洒洒的一封长书后,眉毛几乎挤到一起,这是老太太的裹脚布——又臭又长。
但咸丰刚上任,要做出鼓励进言的姿态,所以对曾国藩的这封上书表示认可,并说:“我要好好琢磨琢磨。”
可近一年的时间过去了,曾国藩没有看到咸丰要整顿吏治的任何迹象。他在兵部里直转圈,他隐约感觉到,咸丰皇帝对他很忌讳,最大的原因可能是他与穆彰阿关系不错。
咸丰执政的第一年,曾国藩苦闷之极,在给他的家人信中,他不无抑郁地说:“我现在在官场,已厌恶其繁俗而无补于国计民生。只是势之所处,求退不能。倘若家中有点闲钱,我就辞职回家,专心做学问。”
从曾国藩信中看,他满腹经纶却得不到施展,这是屈才;朝廷颟顸一片却无人改革,这是不思进取。在这种情况下,他一个心存大志的人,还怎么待下去。纵然不能辞职回家,也可以离开京城到地方上去啊。
这似乎是历史上伟大人物的通病,每当在政坛不得志时,就想离开。刘伯温这样,王阳明这样,张居正也这样。而一旦曙光初现,他们又精神抖擞起来。
1850年夏,广西人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发动暴乱,很快席卷南中国,是为太平天国革命。1851年年初,中央政府对太平天国猛地重视起来。
曾国藩在书房里急得直转圈,他既想给咸丰出主意,又担心自己和穆彰阿的关系而受到咸丰的打击。所以他愁眉不展,就在他意乱心烦时,同乡兼好友罗泽南来了封信。
罗泽南指责他畏惧而不敢言,他分析原因说,你有贪位的私心,应该说的事你不说,简直给湖南人丢脸。
罗泽南刚和曾国藩认识不久,和曾国藩有个相同点:总过不了乡试,后来当地政府实在看不下去了,只好给了他个名誉头衔“孝廉方正”。据曾国藩说,罗泽南精通理学,思想沉厚,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所以罗泽南说的任何话,都让曾国藩震动。
接到罗泽南的信后,他坐到书桌前,找资料写笔记。十几天后,他向咸丰上了一道《议汰兵疏》。
奏疏说,他在兵部已有几年,发现天下有两大患,一是财政困难,二是军队无能。财政困难,内外大臣,人人忧虑,鸦片战争后,因赔款的关系更让财政雪上加霜。至于军队问题,曾国藩把各地兵勇批了个狗血喷头,尤其说了太平天国兴起后,广西军队一触即溃的情况。他总结说,“兵不在多而在精,必须重新训练一支骁勇部队,才可将太平天国消灭。有了这支军队,不堪一击的绿营、八旗就该裁撤。”
咸丰对着曾国藩的奏疏摇头,此时正是用兵之计,怎么能裁军,简直荒唐!
这道奏疏泥牛入海,曾国藩正茫然时,罗泽南又来信了。罗泽南说:“你是说了,可说的全是假大空,和没说有什么区别,真是不堪,真是无耻。”
曾国藩被罗泽南批评得神魂颠倒,他又坐到办公桌前,写下了他人生中最凌厉的一封上疏《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
他单刀直入地说:“如今百姓造反如火如荼,吏治腐败依然如故,原因何在?原因就在你咸丰身上!”
“你这人啊,总是在细枝末节上用功,对一些小事斤斤计较,比如你前段时间为了避讳名字中的‘奕’,竟将常用的‘仪注’两个字改成了避讳字。你就注意这些琐碎的事情,跟国家大事没一毛钱关系,这纯粹是吃饱了撑的。现在,太平军正如日中天,你有计划吗,派谁去剿灭,中部和东南部该如何防守,地图呢?我看咱们帝国的地图全是康熙年间的,真要打起来,不是刻舟求剑吗?”
批评完咸丰的做事态度,曾国藩直指咸丰本人:“你这皇帝喜欢文饰,崇尚虚文不务实际。你注重那些狗屁礼节,根本不注重礼节背后的实际功用。有人对你点头哈腰,你就喜欢;有人对你不卑不亢,你就恼火,这是什么事嘛。”
“第三点,皇上你太刚愎自用,自以为是,以为自己很聪明,什么事都要亲自去管,根本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对那些提意见的人,总公报私仇。”
咸丰皇帝看了曾国藩的奏疏,尤其是发现曾国藩说的都是事实后,大怒若狂,咆哮道:“给我把曾国藩从严治罪,不要让他跑了。”
站在下面的首席军机大臣祁寯(jùn)藻不出声,咸丰皇帝怒气升腾:“曾国藩这厮把我说成了桀、纣,我怎么能是那种人,这畜牲胡说八道,祁寯藻,你怎么不说话?”
祁寯藻和曾国藩的私交并不深,但对曾国藩的印象不错。在这种时候,作为首席军机,他应该尽保护直臣的责任。但他不能和正在气头上的咸丰说:“曾国藩说得对。”
思来想去,他向咸丰说了四个字:“主圣臣直”。意思是,皇帝圣明才有曾国藩这样讲直话的臣子。
这就是说话的艺术,避重就轻,马屁拍得不露痕迹。正如曾国藩所说,咸丰是个崇尚虚文的人,听了祁寯藻的话,不禁转怒为喜。一低头又看到曾国藩的奏疏,不禁问道:“这厮就不怕丢乌纱帽吗?”
祁寯藻知道这件事,急忙回答:“曾国藩写这道上疏前,已给家人写过信,这封信被他放进了《曾氏家训》里,京城都快传遍了。信上说,我凭良知写这封信给皇上,已将得失祸福置之度外。”
咸丰“嘿”了一声:“这厮大有前朝海瑞抬棺材谏朱厚熜(嘉靖)的风范啊。”
祁寯藻说:“如果皇上惩治他,天下士子必会倾向于他;如果皇上趁此奖赏他,正能证明皇上的心胸。”
咸丰琢磨了一会,一拍大腿:“你言之有理啊,来啊,下旨,升曾国藩为刑部左侍郎。”
升职圣旨未到曾国藩家之前,曾国藩活得简直不像人了。
他上了那道奏疏后就开始懊悔,然后是心惊胆战,最后开始埋怨罗泽南,如果不是罗泽南怂恿,他怎么会上那道奏疏。埋怨完罗泽南,他又埋怨自己,太沉不住气,被人家激了几句,就拔刀而起,这是莽夫啊。这么多年的学问都学到狗肚子里去了,正当他自怨自艾、心魂不定时,圣旨到了。
一听圣旨二字,曾国藩上身晃了两晃,家人赶紧扶住他。他嘴角剧烈颤抖,嘱咐儿子们:“把我的家训保护好,要子孙流传。”
家人把他扶到传旨太监面前,他本来是要跪下去,想不到双腿一软,坐到地上,家人又努力把他扶正。听完升职的圣旨,曾国藩激动得浑身哆嗦,叩头如捣蒜,谢主隆恩。
事后,曾国藩给罗泽南写信说:“你对我的鞭策真是给力。如果不是你那样激我,我不可能把奏折递上去,不递上奏折,我就没有今天升职的机会。你说得对,身为人臣,就不该有贪位的私心,也不该有苟且的念头,要有‘文死谏’的文臣气概。”
这封信一寄出去,曾国藩撸胳膊挽袖子,准备继续“文死谏”,为咸丰提出如牛毛多的从上而下整顿帝国的方案来。
有人实在看不下去他的糨糊脑袋了,偷偷把咸丰表彰他的真相告诉了他。
曾国藩呆若木鸡,随即仰天长叹。他闭门思过,又是悲愤又是后怕,在用朱熹的方法论“格物致知”一番后,他给咸丰皇帝上了一道奏折,俯首认错。
咸丰以为曾国藩从此会缩起头来做人,曾国藩也这样认为。想不到,他不再得罪咸丰,却掉头得罪起了京城权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