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山任团练大臣

湘乡知县朱孙诒热情万丈地会见了曾国藩，并请曾国藩为保卫湘乡出谋划策。

曾国藩认真而全面地视察了团练，向朱孙诒和罗泽南提出练兵“贵在精而不在多”的建议，只要能训练出不要命的民兵400人，就可以和敌人来一场野战。同时他还提醒罗泽南，在湘乡周边多设探子，及时掌握情报，知己知彼才能大有胜算。

当然，曾国藩的着眼点不仅在团练上。他特别重视民间的安定和团练人员的来源。太平军暴乱一起，由于承平日久，所以流言四起，有人连太平军的影还没见到，就携家带口逃亡。曾国藩四处活动，宣传千万不要逃走，而且还写了通俗易懂的《保守平安歌》，提出：第一，莫逃走；第二，齐心保家乡；第三，操练武艺，大家齐心办团练，才能家家户户保平安。

因为行动起来，所以奇迹发生。湘乡在曾国藩的努力下，恢复了稳定和秩序，民心一定，团练水涨船高，无论是人员数量和质量，都远在湖南其他地区之上。

就在曾国藩为家乡贡献智慧和精力时，两个消息接踵而至。

第一个消息是，太平军在湖南长沙使尽浑身解数都无法攻克，于是撤围而走。这当然是个好消息，曾国藩特意跑到湘乡县城和朱孙诒、罗泽南喝了一顿，由于太过于兴奋，他把守孝期间不准喝酒的禁令忘得一干二净。

第二个消息不知是好是坏。1853年1月，他接到圣旨，咸丰皇帝任命他为湖南团练大臣，协同湖南巡抚共同办理团练。清政府最早设团练大臣是在1852年10月，地点是江西。曾国藩是第二位团练大臣，可谓沐浴了滔天的皇恩。清政府设立团练大臣的初衷是要把团练搞得铺天盖地，让乱匪陷进人民战争的海洋中去。所以挑选的大臣人选都是正在老家的京官，因为这样的京官熟悉家乡，而且就在家乡，可立刻上任。

罗泽南得到这个消息后，第一时间跑来祝贺，曾国藩却心事重重。罗泽南问：“你成就功名的日子来了，怎么不高兴？”

曾国藩搓着手，唉声叹气：“这若是从前，我要去祖坟祭拜的，可现在……”

罗泽南明白了，曾国藩正在守孝，如果出来任事肯定会受人耻笑：“我前段时间跟你说的话，你难道当饭吃掉了？”

“什么？”

“移孝作忠啊！”

要移你去移！曾国藩想，在背地里为罗泽南出出主意，发些宣传单给老百姓，这都情有可原。可担任团练大臣，那可是光天化日之下出来做官，祖宗有灵，圣人有感，苍生有嘴，我非被他们谴责死不可！

罗泽南劝了半天，毫无效果，垂头丧气地走了。

曾国藩木然地呆坐房中，心乱如麻。突然想到理学家的静坐修行，于是盘起腿，把杂念驱赶出头脑，一会儿工夫，就端坐着打起了呼噜。

一觉到天明，但也不是自然醒，而是被老爹曾麟书唤醒的。老爹对他说：“你的好友郭嵩焘来了。”

曾国藩大喜，蓬头垢面地跑了出来。

郭嵩焘1847年才中进士，比曾国藩晚了九年。戏剧性的是，他官路一点都不亨通，才中进士，就撞上双亲离世，所以回老家湖南湘阴守孝。

1850年守孝结束，正要回京，又遇上太平军造反。在咬牙切齿了几天后，强烈的使命感让他留在湖南，帮助地方官防御太平军。

1853年10月，云贵总督张亮基调任湖南巡抚，郭嵩焘被人推荐，成了这位沉稳干练的巡抚大人的幕僚。

郭嵩焘和曾国藩交情匪浅，所以总在张亮基面前推荐曾国藩，当曾国藩被任命为湖南团练大臣后，郭嵩焘征得张亮基的同意，一路小跑来到白杨坪请曾国藩出山。

曾国藩对团练大臣的位子犹豫不决，不仅仅是他怕别人的议论，还有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对当时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官员的软弱散漫深恶痛绝，他特别担心的就是很难和这些人合作。

如果在工作中和这些人产生矛盾，必会事事掣肘，处处荆棘，非但自己不能成功，可能还会因过受罚，再受到他人的耻笑。到了那片田地，他曾国藩就是有想活下去的勇气，老天恐怕也不会给他机会。

所以在罗泽南来劝他之前，他就写好了辞请奏疏，准备由张亮基转交咸丰。郭嵩焘一来，两人谈了些闲话，他就把那封奏疏哆嗦着拿了出来，要郭嵩焘交给张亮基。

郭嵩焘皱眉说：“你这是打退堂鼓啊。”

曾国藩叹息连连说：“团练大臣有个鬼用，今日不可救药的地方不是什么团练的战斗力，甚至都不是正规军的战斗力，只在人心。人心陷溺，毫无廉耻。看看那群官场肥佬，摇头尾巴晃，混吃等死，再看看那些有志于拯救苍生的人，全沉沦下层，郁郁不得志。人心不古，世道浇漓，这要比长毛贼厉害百倍！”

这是段社会杂评，堂而皇之，所以无用。

郭嵩焘埋怨道：“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此时就该出山，见一事解决一事。你坐在这里兴叹，于世事有何益处？”

曾国藩心不在焉。

郭嵩焘提高了嗓门：“你不知道吧，长毛匪已攻陷了湖北武汉，常大淳殉职了。”

曾国藩“啊呀”一声，武汉一失，湖南地区必是太平军觊觎之地。虽然上次长沙之围解了，但难保太平军不来个回马枪。到那时，整个湖南将狼烟四起，血流成河。

一想到这，曾国藩就脊背发凉，眼皮直跳。

郭嵩焘趁机劝道：“你本有澄清天下之志，现在不乘时而出，拘于守孝的古礼，对皇上甚至是对你老爹都没有益处。国要破家要亡，你什么都守不住的！”

曾国藩在房间里转悠起来，脸上一会儿是兴奋，一会儿是忧虑，一会儿是莫名其妙，一张脸变幻无常，搞得郭嵩焘神经紧张，连胃都发紧。

转了半个时辰，曾国藩才端坐在郭嵩焘面前问道：“我父亲那里，怎么办？”

郭嵩焘惊喜地笑起来：“这好办，我来说。”

经过郭嵩焘的三寸不烂之舌，曾麟书意识到如果不让曾国藩去长沙担任团练大臣，那他这个老爹就该天诛地灭。

曾老爹同意了，曾国藩还有顾虑。这顾虑不好意思说出口，郭嵩焘要他一定要说出来，要无任何后顾之忧地去长沙。曾国藩咬咬牙，像是下了很大决心似的说了三个字：江忠源。

这是个人名，曾国藩最要好的朋友。

江忠源是湖南新宁县人，新宁离曾国藩的家乡湘乡不远。江忠源虽是读书人，却不受礼法约束，吃喝嫖赌样样都来。1847年，新宁县闹匪，政府军一筹莫展。危急时刻，江忠源砸锅卖铁募集了一支民兵部队，很快就把匪乱镇压下去，由此名声大噪，从此混入官场，但不久后因老母去世，回家守孝。

太平军起事后，江忠源再发神威，脱了孝服，组织精锐团练，出湖南入广西和太平军作战。江忠源是将才，手下无弱兵。在湘江边上的蓑衣渡，他眼光独到设置下埋伏圈，消灭了从此经过的太平军大半兵力，连太平军三号人物冯云山都壮烈于埋伏圈中。

江忠源因此一役名动南中国。

郭嵩焘对曾国藩在此时顾虑江忠源，简直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说：“江忠源和您是好友，此时正风生水起，不正有利于您出山做事嘛。”

曾国藩低头垂目道：“我怕他耻笑我。”

郭嵩焘就更莫名其妙了，问了好半天，曾国藩才做了大致解释。

原来，1851年江忠源正在老家守孝，清政府认为他是暴民的克星，所以要他立即脱掉孝袍上战场。曾国藩在北京得知此事后，急忙摆出一副理学大师的架势，写信给江忠源说：“我知道你是礼法外之人，但在守孝期间穿起官服，岂止有违礼法，更有违天理。你要慎重，万不可轻出！”

郭嵩焘听完曾国藩的解释，哈哈一笑，说：“你太多虑了，江忠源不是那种人。”

曾国藩正色道：“我刚劝完人家，自己就犯同样的问题，这是知行不一。”

郭嵩焘沉吟一会，恍然大悟。曾国藩只是不想被好友捉到把柄，在别人面前，他可以无所顾忌，可在朋友面前，他要有个样子。伟大人物不畏人言，只是不畏天下苍生的言，天下苍生的话算个屁！但他们却畏惧亲朋好友的言，如果连亲朋好友都不体谅他理解他，那他可真就成了千夫所指的罪人了。

郭嵩焘沉吟时，曾国藩也在沉吟，他在运用朱熹方法论“格物致知”。半个时辰后，他“致知”了：“我要给江忠源写封信，说明我移孝作忠的真意。”

这封信简洁明快：“大局糜烂到这种地步，我不想执着守孝不出的初心，能尽一分力必须拼命尽这分力，成败利钝，全都不问。”

江忠源对曾国藩的解释毫无兴趣，因为他本来就不是受礼法束缚的人。他只是大为不解，曾国藩的语气中把出山任团练大臣一事看得那么难。训练团练，把他们送上战场，痛殴长毛匪，这有什么难的呢？

江忠源这样想，没有错。他本人大大咧咧，思想上放荡不羁，是个乐观主义者。

曾国藩做事踏实，看问题更踏实。他看得很透，当时的破败时局不是编个团练打几场仗就能挽救的。因为人心已不古，世道在浇漓，小修小补于事无补，不干则已，要干就必从头做起，放手大干。要有不顾一切、勇往直前、百死不悔的精神，才有可能力挽狂澜，成就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