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章炳麟救学弊论

章氏此论，滔滔数千言，于近世学术之衰，学风之陋，思有以振捄之也。章氏负当世能文名，其言论足以震古今，其行止足以集人伦，斯论之出，景响尤巨。今本盍各之义，略抒所怀，以当商榷焉。

夫小说之名，肇见《庄子》（外物篇“饰小说以干县令”），爰及汉代，其流渐广，班固《汉志》，列为十家之一。隋唐以下，述作益宏。宋仁宗时，国家无事，使臣下日进小说一篇，以为娱乐。厥后斯体大兴，长篇短制，霞起飚流，其至者可以激动人心，占一代政教之兴革。下焉者亦可风上谏下，合乎诗教之旨。而章氏因先哲之言，承儒家之指，统以为导人淫僻诱人倾险之所为也。即以小说家言多诞秽，不足为训，则经史中载亵渎之事多矣。有敢摈《诗·国风》、《易·咸卦》、《汉书·景十三王传》而不读者乎？盖文章之美，无关体制，时代愈后，文体愈侈。如唐玄宗与杨贵妃事，在诗为白居易《长恨歌》，在小说为陈鸿《长恨歌传》，在传奇为洪升《长生殿》，体制各殊，要皆同为不朽之作。若以为白诗可教，陈、洪之制足以败坏人心，束诸高阁，是未足以折服人心也。章氏数举《三字经》、《史鉴节要》便读，以为愈于小说传奇。呜呼！使举国之人，尽仅读《三字经》、《史鉴节要》便读者，于学术又将何如？此其失一也。

夫刻辞镂铜，自古而然，大禹勒笋簴而招谏，成汤箸盘盂以垂规，景钟纪魏颗之勋，卫鼎表孔悝之铭。《春秋左氏传》，载钟鼎及二十余事。班固《郊祀志》，独标美阳得鼎前事，其文异于秦汉，其时惟张敞能辨之。许君《说文叙》亦称郡国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虽颇复见远流，其详可得略说也。然许君所见金石文字与小篆不同者，《说文》已录之，其所不见者，尤不少也。如子尾送女之尊，周宣岐阳之鼓，诗人以之入咏，画士播诸丹青。天水崛兴，代多奇士，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若薛尚功、欧阳修、赵明诚、王复斋、吕大防等，或丰于收藏，或长于考订，知人所未知，有人所未有，诚前世之所无，开后来之规模也。金石之学，于是大启。或以证古籀篆隶之出入，或以定音韵训诂之通假，或以考氏族职官之得失，或以校地舆年月之是非，始为坿庸，蔚为大国，厥用极宏，未可忽也。顾《说文》为字书之总汇，识字之钤键，尽人皆知。其不观《说文》而直求之钟鼎款识者，如擿埴索涂，固为不可。若专守《说文》而斥钟鼎款识为不足观者，则为许君所蒙蔽者多矣。颜之推云：“不信《说文》，则冥冥不知一点一画，有何意焉。若必依小篆是正书记，凡《尔雅》、《三苍》、《说文》，岂能悉得苍颉本指哉？”故章氏之专守《说文》，与潘、翁二氏之排《说文》，其失一也。况钟鼎款识之学，非始潘、翁，必以为不足教者，咎亦在薛、欧，不在潘、翁矣，此其失二也。

且夫文之美恶，微特不关于体制，亦且无限于中西。林纾译大仲马之《茶花女遗事》，依然哀艳感人。郭沫若译歌德之《浮士德》，读之仍为神魂飞荡。章氏以为远西之文，徒绣其鞶帨，不足任用，顾中文有华质，西文亦然，此视其时代之风尚与作者之风格而异，宁有远西之文，皆藻丽华绮而鲜质实者乎？且远西之文有过于中土者，如海洋文学，我国不及西欧远甚。《毛诗》之“河水洋洋”，《楚辞》之“北渚渺渺”，但有零句，鲜有专篇。木玄虚《海赋》，排缀水旁字句而已。至曹操《观沧海》诗，着洪波之辞。灵运《游赤石》诗，有超越之句。后之作者，鲜有嗣音。而远西状海之篇，俯拾皆是。若能取彼之长，补我之短，岂非两全乎？或以为读西文则中文与之俱化，是无足虑也。魏晋梵佛大典，缁流广被中土。能文之士，莫不受其影响，大谢之诗，其著者也。若王巾《头陀寺碑文》，几乎句句用释典，字字含理意。昭明以之入《选》，当世钦其能文。今为文者能掇远西之菁英，以广拓我之艺苑，夫谁曰不宜？必以为不足任用，则何厚于魏晋六朝之人，而薄于今之人乎？此其失三也。故小说传奇、钟鼎款识、远西之文，非不足教，在乎教得其人也。

至其论学校之弊，以及学者之陋，使人读之，未有不悚然者。今国内学制，仿自欧美，由幼儿园而小学而中学而大学，为时约二十年，即令学子能循序以进，所得能有几乎？以国文而论，学生在听课外无他事，教员在教科外无旁责。同一《古诗十九首》，初中读之，高中读之，至大学又读之，然终不能背籀。同一《文选序》，其教授之时亦然，旷日玩时，无所补益。教材之选择无准，人格之训练益鲜。驯至一中学毕业生，能文理通达者，已为高才生。若稍质以诗书，则瞠目无以对。昔郑玄家奴婢皆读书，尝使一婢不称旨，将挞之，方自陈说，玄怒，使人曳着泥中。顷复有一婢来，问曰：“胡为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今之中学生，直郑家奴之不若矣。且学校常随政治而更动，此党揽权，异党尽逐，一人得志，亲娅皆登。故校长视学校如逆旅，教员视学校如邮亭，有席未暇暖而卷去，有突不得黔而先奔。间有无赖之士，非有学行如陆九渊、朱晦庵者也。崇其名号，夸其成绩，设学校为利薮，招学生为货殖。学生惟年纳以巨款，届期给以文凭，其读书与否，其心得有无，则教员不问焉，校长不顾焉。若斯之流，亦复甚众。即上焉者，能读书识字，而师弟子之间，漠若路人，此在宋时已然，朱子《学校贡举私议》云：“熙宁以来，所谓太学者，但为声利之场，而掌其教事者，不过取其善为科举之文，师生相亲，漠然若行路之人。月书季考，只以促其嗜利苟得冒昧无耻之心，殊非立学教人之本义。”以今视古，宜若合符然。学校之弊，一至于此，宁不痛哉！而学术之陋亦复如之。浇薄之徒，不读经书，而空谈义理；不窥史册，而妄生疑惑。或句读古书，或迻录往籍，去作者之名，标自己之号。朝成一篇，暮登诸版。昔亭林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亭林学比江海，行并日月，而自视所著书，犹不如古，期之以废铜，盖学者之谦也。今人既不及亭林远甚，反高自位置，俨若昭昭悬之国门，不能易一字者，有是理乎？至于载笔之徒，言文之士，伏枕抽毫，然脂瞑写，不假润饰，自命天才，不知机有迟速，并资博练。扬雄为一代文豪，赋甘泉而脏出。杜甫为千古诗宗，学阴何而心苦。非不能速，欲速则不达也。况才疏空速，庸足当乎？近代为文之捷者，无过于毛西河，西河口耳手三者可同时而作，其聪惠已迥过常人，而其为文引经，往往不足据，梁绍壬已辨之（见《两般秋雨庵随笔》）。今学士知既不及西河，而徒羡虚名，束书不读，既不加思，复不苦学，则殆罔兼至矣。使举国而为殆罔之人，而欲其国之不颠覆者难矣。章氏以学校须改制，罢遣其学风最劣者，学术须提倡，以能常见书为先。予以谓今后学校，须取宋书院制及明初学校制并行之。明初学校，非专尚时文，学生入监读书，而国家之整理田赋、清查黄册、兴修水利，皆监生为之。年长者历练政事，能文者拔擢不次。博学者令习翻译，善书者命其缮写。他若特事遣使巡狩从之，皆优为之。盖明之国学，第为储才之地，以师儒督其学，以世务练其本，学以致用，国无弃才。诚能如是，则教者安于职，学者收其心，奔竞之风斯遏，质朴之风自崇。若学比郑玄王肃，行比朱熹陆九渊，或有一艺之长，足与前人争光者，则政府褒扬之，学校丰养之，使其自由讲学，学者亦随其性之所近而归之。此寓书院于学校之中，树一代之学风，以为百世模楷。较今之挟书终日，彷徨无所措者，得益必宏矣。顾远西如牛津、剑桥诸大学，并行此制，而我国反吐弃之摒斥之，常人忽近而贵远，无乃是乎？呜呼，刘石乱华，清谈流祸；赵宋垂危，党争未已。今关东沦丧，疮痍未抚，诸学士终日嚣呶，不务实学。长此以往，深恐神州遭陆沉之痛，诸夏有偕亡之哀。昔王衍将死，云：“吾曹向若不祖尚虚浮，戮力以匡王室，犹可不至今日。”因读章氏之文，且有感乎夷甫之言，书之如此云尔。

（原载《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193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