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与批评公认为最繁盛的黄金时代,齐梁时代诞生的“三书三论”可为其标志。《文心雕龙》、《文选》和《诗品》这三部划时代的大书,在典范的建构、美学的高度、理论的系统深入,以及文类认知的完备丰富等方面,都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尽管如此,其缺点却是在批评的当代性及文学史的断代论述方面,终不够直接与集中切入。于是,另外三篇断代批评的名篇: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裴子野《雕虫论》,以及萧子显的《南齐书·文学传论》,以其直凑单微的史识、伤其十指而不如断其一指的批评力量,以及精辟论述对于后世的影响力,都有其不容忽视的意义。其中,萧子显的名论,不仅有文学思想意义,亦有其文化史的典型意义。因为,南兰陵萧氏,从一个“北人军官豪族”集团,转型而为一个南方显赫文化世家,正如刘师培所说:“齐梁文学之盛,虽承晋宋之绪馀,亦由在上者之提倡。高帝博学善属文。诸子若鄱阳王锵好文章,江夏王锋能属文,豫章王嶷工表启,武陵王晔工诗;嗣则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衡阳王钧、琅琊王智深、随王子隆,均爱好文学,招集文士。故宗室多才,而庶姓之中,亦人文蔚起。”(《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萧子显现象允为一个典型。它代表了贵族与文士的权力重组,代表了北方与南方的文化杂交,也代表了经由经学而道玄而文学的历史新动力与社会新力量的调整与变化,因而,不仅可以作为文学思想史,而且可以作为中古思想史与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一个富有浓度与深度的点来深入考掘。

数年前,我很高兴地看到童岭博士在他的硕士论文《萧子显及其文学批评》中令人满意的工作。像是挖一口井一样,他深入开采了六朝文化的一眼源头活水,即贵族与士人开出的精神之花:五言诗的美学及其文化底蕴。萧子显的理想诗美学,代表那个时代最高的智慧、生命的意境与美感的体悟,我们终有了更深入的发现。从家族文化、经史文献、史论互证、文本细读以及文学思想的前后谱系等周密的论述中,作者富有才华地证明了:萧子显确是南兰陵萧氏最好的文化转型者,是学养、雅量、辞藻最具灵魂意义的人物。当然,作者也证明了自己不愧为一千五百年后南兰陵萧子显之知音。

我唯一要补充的是,作者其实已经证明了:萧氏的五言诗美学,正与六朝一大心灵相通。即“相间”与“交错”的美学,即“文”的美学。“文”是什么,依刘勰的说法,是文与质的结合、自然与人工的结合;依萧统的说法,是沉思与翰藻的结合;依萧子显的说法,是“情性之风标、神明之律吕”,即“情”与“性”的结合,“情性”与“神明”的结合。“情性”即人的主体生命美质,“神明”即天地宇宙的超越之美,文章之妙,即二者结合的至美乐音。优美的文学,即在人的生命精神中,映现天地之美、神明之德。因而,无论刘勰、萧统与萧子显有何不同论述,他们都从不同的方面,去共同主张“文”是富有张力的二元美质,理想的“文”即二元美学质素的相间与交错。因此,可以将六朝时代中国文艺美学的创意,概括为一种“二轮美学”。

具体地说,正如童岭博士在本书中已经揭示的:萧子显通过系统分析南齐诗坛上的“三体”:谢灵运体、傅咸应璩体和鲍照体,发现其各自成功的美学要义,批评其中的未尽之处与奢泰之弊,更在此基础上建设性地提出了自己的“理想体”。或许还可以进一步论证的是,从萧子显的批评实践中,可以推导出其五言诗美学的张力:性灵与学问、雅正与今情、精巧与粗放,多项二元质素之间的交错互融,其理想体即是才力兼学、平易唱叹、性灵为主,而体兼众制,文备多方。这其实是通过“三体”的文学史分析,发展出一套独特的“二轮”诗美学论述。

依我个人之见,此一“二轮美学”,与刘勰、萧统一样,不期然而然地,是六朝时代中国文化的重大新动力的体现。即由北方而南方的文化中心转移、由士人而贵族而新贵族主义的文化权力重构、由儒学到玄学与文学的思想新传统变化,所导致的自由精神所致;而这一“二轮美学”所带来的文学思想的新机制,对于后世的中国文学发展,有极为重大的影响力。尽管,更详细的论证,需要更专门的篇幅,然而唯其如此,吾人可以观水观澜,从另一个角度理解作者这部《南齐时代的文学与思想》,透过萧子显这一泓清泉窥见天光云影。

即将结束这篇序文之际,忽然想起童岭博士写给我的一封信,谈到考据与思想:

非典那一年的暑假,学生正好大学毕业,家父家母都在沪上工作,于是就在上海各处乐得清闲,到处闲逛。当时有幸拜访到了在衡山路庆余宾馆的王元化老先生。记得当时王元化先生跟学生谈到他手抄过黄侃的《文心札记》等等,然后不知谈到什么(大概学生问的都是偏于清儒考据的东西),先生话锋一转,谈到思想史,最后将熊十力最喜欢的龙树八字题给学生:“大雄大智,无所不破。”

说实话,虽然此前在宁买过《十力语要》,但见王先生前基本也没翻过。

拜见王先生后,学生又逛到绍兴路上的上海文艺出版社门市部,买到您编的《大海与众沤》,诵读后再看《十力语要》,方有了些许体悟。此后便在近代文史校雠诸大家之外,广泛留意新儒家的东西。

我惊异地发现,这或许是我读这部书,常有触处生春、左右逢源、随处都能引发一种中国学术文化之天光云影之美的缘故？从辞章、考据,到思想,作者的文字,大到整体的历史感悟、与前贤深度的学术对话,小到一个注释、一个训诂,不经意间,就有通识与妙意。或许,此书中最可贵者,即其中所怀抱的原创性与前瞻性的学术追求,已经在十多年前与熊十力先生的书结下因缘。

至于此次出版附录的“重头戏”——近五六万字的《南监本<南齐书>荻生徂徕批识辑考》,不特有助于《南齐书》文字校勘,甚至关系南朝史之重大史实瓜葛,其价值不下于朱季海《南齐书校议》——更不烦辞费,有待于读者的慧眼识宝矣。

是为序。

胡晓明

于日就月将斋二○一二年七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