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凤凰以西两万米

——黄于纲和他的凉灯艺术

野夫

一

2016年岁暮，我辗转赶到湘西，重游凤凰的笙歌繁华。次日，乘车走极逼窄陡峭山道，来到凉灯。凉灯是一个古老苗寨，一色的土墙，低矮瓦屋，竟然没有一家是新修的水泥砖房。我亦土苗山区人，却从未见过还这么穷困原始的部落。而这里，距离那个旅游国际化的名城，不过二十公里。

这里向无游客，保持着原有的安静和古朴。男人多著破旧汉服，女人依旧苗装，黑色长巾盘头，蓝衣服缀银饰，全村皆说苗语。我们大群人的涌入，是来参加一个独特的艺术展。黄于纲创作的凉灯，就被悬挂张贴在凉灯的每一面土墙上。他在这里生活创作了十年，村民们熟悉他笔下的每一个面孔和风景，家家户户都配合着他的个展。

几个汉子在杀猪，惨叫撕破了一点宁静。一些苗女在洗菜。这都是在为我们预备膳食。一行几十人在村里泥路上晃荡，我为这个奇异苗寨的存在，以及为黄于纲的油画、水墨、雕塑和摄影等作品的刺目陈列，而深深地震撼着。这个飞扬跋扈的时代，还有这样一个年轻艺术家，还有这样一个被遗忘的村庄，这一切无不让人暗自生疼。

策展人杨卫在一家火塘边主持研讨，大家围火煮茶，坐而论道。腊肉，梭筒钩，鼎罐，柴灶与大铁锅，都把我带入童年的记忆。一个明显痴呆的苗妇在烧火，除开火焰漫卷着红黄，整个世界仿佛都是漆黑的。就像黄于纲的作品一样，黑，是他最突兀也最写实的基调。

整个寨子没有任何一点公共空间，山胞们卸下自家门板，在路边摆出几丈长桌宴席。大盆的豆腐烧肥肉一字排开，白米饭分放门板两边，所有人站在寒风中猛吃。客人吃罢，全村人接着吃。寒山中的盛会，节日一般热烈。回程时我在想，也许今生再难抵达这里。我无法想象，黄于纲是怎样在此旅居十年……

二

第一次接触黄于纲的名字，是在几年前的北京宋庄。于建嵘拉着我去看一个综合艺术展，就叫“凤凰西去20000米”。展出的内容包含油画、雕塑、摄影、录像和装置。所有的主题都是一个：凉灯，以及那些苗人。

最让我震撼的是那个叫作“嫖屋”的装置，他们把山江镇上那个小木屋原样移植到了展厅，将实物悬挂于展墙上——破烂的木床，肮脏的被窝，鲜红的开水瓶，甚至满地用过的卫生纸和嫖客抽过的烟蒂，都赫然陈列在那里。旁边播放的纪录片，讲述着这个嫖屋的故事。单身山民赶街，为解决性压抑，进屋，宾主尽欢，十元一次。屋主在木壁上钻出的小孔，供更穷的汉子偷窥，一元一次。

这不是虚构，这就是北上广之外，名城凤凰之侧的另一个村庄。这些苗胞似乎依旧生活在沈从文先生笔下，带着毛皮帽的男人，有着大奶子的婆姨，矮小黝黑，仍然在刀耕火种中男欢女爱，生老病死。

我相信，类似的穷乡僻壤，以及依旧还在如此艰难求生的山胞，在中国并不鲜见。但是，是怎样一个年轻艺术家，还会匍匐在这种土地上，融入其中，一去数年，去平视和刻画他们的日常生存——这成了我对这次展出的好奇所在。我们在都市的酒廊歌肆，见多了无数高谈阔论的艺术家；已经很少还有人愿意植根荒原，在凛冽风霜之下开枝散叶。

在这之后，我结识了这个名叫黄于纲的年轻兄弟，并再次参加了他在凉灯的这个奇特的画展。我是美术圈的局外人，我只能根据个人的古旧审美，来衡量我眼中作品的好恶。我更关心的是人，出于对文学的兴趣，我更想弄清楚他的身世、成长与因缘。就像我读罢《渴望生活》，去了凡·高的故乡以及法国南部乡村，我才真正读懂了凡·高的作品一样。

三

黄于纲1980年出生在湖北石首长江边上的小村天星堡，父母务农。一岁多时父亲病逝，其上还有两个姐姐。他母亲原是湖南桃江人，有九个姐弟，随长辈逃难到湖北。传说中他的父亲是乡村世界的快活人，白血病去世后，奶奶很霸道，不允许他的母亲改嫁。但是一个桃江来的游乡木匠，吸引了这位年轻寡母。外婆当然支持女儿改嫁，奶奶这一方则只许她带走长女。于是两三岁的黄于纲，只能被生母遗留在石首乡下，母亲则嫁回了桃江。

也就是说，打他记事开始，便没有见过父母。而奶奶和叔叔给他的教育就是——你妈妈不要你了。他只能和二姐一起，陪奶奶住在一个小土房里。奶奶发誓要养大这个长孙，以便为自己养老送终。她的脚在冬夜总是冰凉的，孙子总是抱着她的脚睡觉。在最贫困绝望的某个夜晚，奶奶曾把最好的衣服穿在身上，准备去离村不远的一条小河自尽。早慧的黄于纲有意识地把她的脚抱紧，她抽了两个多小时旱烟犹豫，终于为了脚下的这个孙子，放弃了去死。

他以孤儿身份在乡村小学上学，免学费，衣服则是全村募捐而来的。有一次穿着捐赠的花衣服上厕所，还被人当成了女孩；总喜欢到河滩上玩，因此被老师处罚站在操场，脖子上画一个猪吊着。初一只读了上学期，学校不再答应以孤儿的免费方式来读书；借旧书读，学校也不答应，只好辍学去砖瓦厂插砖营生。

两个舅舅还在这个村子生活，外公外婆和其他亲人都回了桃江。二舅过年回去，总会见到黄于纲的妈妈。她每年都会捎二十块钱，以便儿子想去看她时作路费。那个辍学的春天，他决定上路寻母。把奶奶的屋扫干净，开水烧好，茶倒好。堂屋正中摆着亡父遗照，他悄悄磕头，给整个老宅子也磕了几个头。从小学三年级就开始写的日记，在腰间缠满。拿着妈妈捎来的二十元钱，上了从燎原镇到石首的车。还写了一封辞信给读初中的堂妹，说他要去找妈妈，要去寻找读书的路。

第一次坐汽车，第一次过长江，如果没有这一次十三岁的过江，也许他至今还是一个砖瓦匠。到了石首市，沿着舅舅口述的路线，再上去南县的车，再转益阳，再转桃江。那时在他的生命里，母亲只是一个名称，一直觉得距离遥远；没想到一天饥饿奔波之后，便可能抵达。

桃江县城住着外婆，舅舅告诉了地址——玻璃厂。她坐三轮车找到外婆的小屋时，外婆一把抱住，摸着他的脸涕泗横流。她不断念叨这个孩子造孽，要想办法送他读书；赶紧把他小姨父喊来，说你明天必须把海狗（他的小名）带到他妈妈那里，要她安排他读书。

四

他母亲嫁去的大水井村，从县城去还要三小时。坐汽车又转三轮车，山高路长，满目也是穷困。先到陌生的大姐家，大姐再带着他们走路去母亲那儿。山环水绕，很远就看见母亲正在山腰上砍白菜，听见高喊“海狗过来了”，母亲从山上一路狂奔迎来，摔了几跤，手上还拿着几棵结满黄花的菜。

母子相见，紧抱着号啕大哭，无限的委屈哀伤，喷薄而出，大姐也在那痛哭。他有记忆以来第一次喊妈妈，终于有个女人，可以唤作妈妈了。同母异父的妹妹还很小，也摇摇摆摆赶来，还搬了一把凳子让他坐，很懂事的开口就喊哥哥。骨肉离散后的荒年重逢，便是平生最大的节日。

那天晚上，继父挑着他的木匠行头也回来了。低矮土屋里的炊烟，燃起了贫寒之家离乱岁月后的温馨。妈妈和大姐哭了好久，说每年给路费要你回来，为什么现在才回。儿子还在哭诉怨尤妈妈的抛弃，同样委屈的妈妈不断解释，是奶奶不许带你回来，儿子才开始慢慢理解人世间的无奈和勉强。

木匠继父是个老实人，地主的儿子，上过高中，却只能走四方卖手艺养家。妈妈要供养儿子读书，继父没儿子，要他改姓。儿子从未见过生父，仍然坚决反对改姓，宁可不读书再回湖北。继父建议说要不在这里先姓熊，回到湖北姓黄？儿子说这个也不行。继父只好妥协，第二天上午，就把他送到罗家坪乡中学住读。

那是他第一次爬山，一周回来一次，要翻一个高山，才能回到家里。母亲加倍爱他，他加倍撒娇，要把曾经失去的母爱，完整地索回。他比妹妹大三岁，继父一直对他视同己出。但他喊爸爸的时候，依旧有点尴尬。

他不辞而别，奶奶带着叔叔和村里的人，跑到他舅舅家去要人。二舅说他那么小，你们就让他去窑厂打工，他应该跟他妈妈读书。后来奶奶叔叔也觉得理亏，只好作罢。奶奶身体越来越差，他开始挂念，经常去信，堂妹给奶奶读，帮她写回信。他每次读都要号啕大哭，他承诺要给她养老送终，一直梦见她。但是若干年之后，他赶回去跪哭的只是奶奶的一座孤坟。

暑假过年他都要回去看奶奶，穿着妈妈买的白色运动鞋回去。他开始理解妈妈，也更理解奶奶在那个时代的选择。贫贱之家百事哀，很难说谁对谁错。小小少年，年复一年穿梭于那条大江上，沐风栉雨，早早就领略着人世的艰辛。

五

从湖北到湖南，从平原到深山，语言和口味都大异，一时很难融入他乡的生活。孩子们都会欺生，他从小没有安全感。那时金庸、古龙的小说开始在乡下传诵，他每天根据小说练拳，与同学一言不合，就敢舍命相搏。成绩跟不上，因为嗓音很好，开始热爱歌唱；早上起来很早去练声，校长抓住说不行，破坏了校规。

班主任觉得这孩子做事有毅力，画画还行。他就到镇上去买纸和水彩颜料，躲在邻居家天天画画。没有师父，没有教材，就描摹美术课本乱画。考高中面临一个问题，成绩好的，学校反对他们考中专；他这样成绩不好的，鼓励他去考益阳的中专。中专也没录取，长沙民办光明美术学校来招生，没想到一考即过，交钱就行。第一次去省城，找二姨，二姨夫把他送到一个厂里当搬运工。暑假后到指定地方报名，才发现学校在市郊偏僻的一个倒闭厂房里。

他东拼西凑借来的学费，缝在内裤里，踩着单车到那里报到，钱还带着体温。学的是工艺美术专业，字体设计，偶尔接触一点产品设计，画一些素描。他每天拎一个速写本，到街上画菜市场、拖板车的老人、捡菜的贫妇。慢慢学会观察一个人及其职业习惯。

家里没有给生活费，晚上赌一点饭菜票，聊补无米之炊。学费是一学期一缴，第二年实在没钱了，只好退学当搬运工，并悄悄瞟学了做烤漆。每周末他仍然坚持到学校去，借同学笔记回来摘抄，自学课程，再请同学评点。学校搬了三次，他断续读到毕业，还是没钱交学费。

一批同学毕业去了东莞，说那里遍地黄金，随便画点画都能赚钱。以前香港是日本和欧美动漫加工地，香港再转给珠三角的人做。他只能找亲戚借两分利息的四百块钱，第一次坐火车，逃票到东莞。去了才发现，十几个同学正在挨饿。只有他手上还有一点钱，首先买一百斤米，保证大家暂时有饭吃。

学长们多改行打工了。他拿着身份证抵押骗吃炒米粉，每次点一碗，放很多辣椒和盐，赶紧端回去加一锅水，十多人每个人喝三碗充饥。同学纷纷去给当地的画师当学徒，他仍然没人要，只有流落街头。那时的梦想只是想画好春宫动漫，能够谋生，从未想过做什么艺术家。

他连给人打底色都没人要，最后只好借一个煤油炉，买十多块钱的糯米粉和糖精，在工地上捡来废板钉成桌椅，半夜起来煮汤圆，卖给那些下夜班的人。“开业”的当晚，一个拖车倒车撞倒他的桌子，赔了五十块钱，算是他发的第一笔横财。同学介绍他去画师何先明那做学徒，每天做三餐，还要给师父师母洗内裤。好歹也算有了吃住，工作就是按师父要求给画布打底颜料。

师父嫌他颜料用太厚，很快辞退了他。他悟出此中窍门，找那些画得比较好的画师帮忙打底，每幅十几元，渐渐也能养活自己了。很奇怪，他打小喜欢写日记，在最穷愁潦倒的日子也一直坚持。有人劝他去读沈从文的书，他懂得了山里孩子要闯出世界的道理。终于赚了一千块钱，又借了一千块钱，回到湖南师大进修，结业之后又回东莞，给电影院画海报并守在门口去检票。

六

他就这样怀揣梦想混迹于底层，终于积攒了一点学费，于1999年底再次回到长沙，拜蔡吉民先生为师。蔡先生是湖南师大的退休老师，油画家。快七十岁了，还在办美术培训班。

先生让他画菊花，他就按伦勃朗那种风格，颜色画得特别夸张。先生看了几眼，说这不行，你这完全是商业画的逻辑，这个颜色非常脏，油画也不是只有伦勃朗才叫油画。油画有很多主义很多流派，你应该学习更多的东西。先生说着，拿起笔几下子就把大的色调铺出来，用他的底色然后蘸上宝石翠绿在罐子上，感觉立马就出来了。

他以前根本就没有碰到过这么好的老师，几笔就能把很抽象的这种关系和基本色调构图摆出来。他这才开始重新思考，要把自己过去的路数全部颠覆掉。他开始疯狂地画画，每天去湘江河滩写生。蔡先生说：你这么爱画画，你难道学完又回东莞吗？他说是，他那时只想自己的画作能卖出五百元一幅。蔡先生说其实你可以去考中央美院，那是美术的最高殿堂，有很多名师，你可以真正做一名伟大的艺术家。他一下子被蔡先生的这句话触动了，灰黑的命运天幕似乎漏出一线光明。

他跟蔡先生主要学到的第一是为人，第二是画画，第三是对音乐和歌剧的欣赏。这三年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三年，让他真正意识到一个人应该去坚守自己的梦想。蔡先生的老师是颜文梁，他经常给他讲师门掌故。他的素描水平飞速提升，超过了班上所有同学。他这才算是真正踏入美术这个门，以前全部是弯路，还得用大量的时间把弯路堵掉，把一些习惯性的缺点盖住，重新走自己的路。蔡先生告诉他，真正的美术作品首先是个人风格要明朗，对当代艺术来说，你可以不知道他画的是什么，但是你一定要知道这是他画的。

比如说吴冠中先生的作品，他把江南的安静和黑白，用点线色块组织在一起，用西方的那种形式语言和抽象语言去说明，这就形成了他把风景和人文完全结合的个人风格。十八、十九世纪整个欧洲流行一种风俗画，现在看来都没有特别价值。而列维坦则完全把俄罗斯那种大自然的伤感哀婉和风景情趣融进去，因而成为真正的自然主义的伟大歌者。

有了专业课的精进，2000年的时候他就决定参加高考了，回桃江县复读中学。这是他第一次系统学习高中的课程，尽管专业课已经拿到西安美院和四川美院的通知书，但是文化课却考得一塌糊涂。家里没有一个人支持他高考，村子里很多人做生意回来，为家里修了房子，他们家却还是那个老房子，被当地人看不起。他依旧住在离学校较偏远的鱼塘边上，买煤球自己做饭，晚上去地里偷菜来养活自己。

他继续跟蔡老师学，2001年接着考，依旧失利。2002年文化课慢慢有一些进步，专业竟然考上了中央美院和清华美院，其他美院也都来通知书了，学校一片轰动，清华大学的通知让外行咂舌不已。他更加用功学文化课和英语，功夫不负有心人，文化课总分考了三百七十分，超过中央美院录取线二十多分。

录取通知书来的时候，他在长沙打工，妈妈给他三百块钱，他拿一百八十块钱买了一个BB机，还有八十块钱租房子，剩下四十块钱要作伙食费，如果四天之内没有赚到钱，就意味着没有办法生活。他拿着画作和成绩单，跑到一家刚装修好的酒店，毛遂自荐，求老板给他一次机会。老板要求三天必须完成八十幅装饰画，给了他两千块钱的定金。

他太激动了，这是他唯一赚取学费的机会。然后赶紧开始分配任务，请人给他做框，自己完成多少张画，分包出去多少，三天后真的完全做到了，老板把余款全部给他。他把自己的画拍照洗出来，搞了一个册子，要老板在上面签字，给予评语，做成自己的硬广告，开始下一轮去找装修的地方。那个暑假他把所有的学费和生活费都赚到了。

七

学校是10月1日报到，他第一个报名入住。背了三个编织袋，一袋子书，一袋子棉被衣物，还有一袋子颜料和画箱。同学们陆续进屋，以为寝室还在搞装修，把他当成了装修工人。那时他最值钱的一件李宁牌红色棉袄也才一百三十块钱，他就这样一副民工打扮，到北京去读贵族子弟的央美。

学校很多人玩游戏和逃课，只有他吃饭都在跑步，抓紧时间去看书画画。他热爱的是油画，读的却是影视动漫专业。他只要求专业课及格，其他时间全部拿去学油画。他打听到罗尔纯先生的电话，就去请老先生帮他看画。他拖了一车画去，罗先生很早就在画室等他。罗先生在美术界是一个特别令人尊敬的前辈，对他说你的画不要经常给别人看，要给懂你的人看。并说在我看来，你这些画都很不错，有个人语言的苗头，但还要注意哪些方面的构图，等等。从此之后他就经常去拜访，罗先生也是一个很低调的人，告诉他很多道理。他已经开始意识到，艺术是大艺术范畴，你必须要吃百家饭。他开始对国画、刺绣、石刻、民间版画等都产生兴趣，想借鉴各种美术语言，最后形成一个自己的风格。

他把中央美院的专业书全部通读了一遍，跟着各位老师学习此前他闻所未闻的电影欣赏、镜头分析、音乐与戏剧分析。人为什么美？声音为什么好听？一个乐句来源于哪个选段？他整天背着画夹到处去画画，一到周末就坐火车出去写生。他的专业水平在真正的艺术殿堂获得了突飞猛进。

似乎他的身体，这时才开始觉醒。2003年的冬天，他遭遇了一场充满肉欲的短暂爱情，然后就失恋得一塌糊涂。为了浇灭内心的火焰，他沿着沈从文的足迹到了凤凰，再去山江镇。山江的苗区特别纯真，是花苗的一支。在那里他遇到一个小学老师，说你要真想去一个纯朴的地方画画，就去凉灯，那个地方穷荒艰险，不通公路，需要翻山过去，广州美院一些师生翻山到一半就返回了。他听了这个消息非常高兴，立即动身前往。

他到了那里之后，似乎一切都跟他儿时的感觉很像，跟沈从文书上的人物风景重合在一起。感觉到冥冥之中有一种缘分，就想扎住那里，画自己的东西。2004年底面临毕业创作，他关于凉灯的一个小的脚本很快就通过了，这个脚本叫《年关》。他又回到凉灯，去寻找那里的音乐，那里的每一个构图，住在那个苦寒的寨子去感受每一个角落。他画了很多草稿，老师看他这么较劲，也从心里觉得这个孩子不错，毕业创作给了他一个一等奖。

他的毕业论文叫《从生活到创作》，毕业作品叫《年关》，记录了凉灯苗寨过年的悲欢离合。这个小视频他花了八千多张手稿去完成，画完之后再去上色。毕业前夕系主任说，你这个片子的结尾，要鸣谢谁谁领导，还有一些不相识的人。他说，对不起，你提的这些，我一个都不会感谢，我只感谢凉灯的父老乡亲。

这种性格，他既不可能留校，也不愿去求职，毕业之后只好回到凉灯。但是还欠三万块钱学费和其他费用，学校直接把欠费者的名字写在教室门口。幸好有三个同学，帮他解决了困难；后来他去办了一个美术培训班，才把欠账还完。

他一边在凉灯间断写生，一边走遍了他梦中的远方。陕北、西北、西藏和江南，他一一丈量着当年那些大师的足迹。

八

凉灯，在苗语中大约意指老鹰落脚之处，可见其危乎高哉。整个寨子分为五个自然聚落，总共也就八百多老少。人均田土不足一亩，人均年收入一千出头。在今日之盛世，可以想象每人每月生活费一百元，那该是怎样的贫困。全寨都是土墙一层瓦屋，没有任何公共建筑，也没有任何一家可以住进一个客人。在那熏黑的低矮房屋里，柴灶、火塘和床铺基本挨在一起。屋梁上吊着玉米、辣椒和腊肉——这些足以维系他们自生自灭的物质，彰显着各家的盛衰。

青壮年多数出门打工，偶尔还能带回一个更贫穷地区的女人。寨子中的适龄女孩，都要想法嫁到山下。越来越多的男人成为光棍，有的一生也没碰过女人。全寨基本都姓龙，共有一个远祖。

村子话语权的构成大致分为四种：代表政权的书记村长，代表神权的巫师，代表绅权的老师和代表族权的辈分最高者。这些权威者也都姓龙，利益共同时，会很团结一致。但在各自的话语范围则有各自的权重，偶尔也有矛盾。

黄于纲是经人介绍而认识龙老师的，龙老师是本寨唯一的师范毕业生，知识分子，一个人打理着唯一的一所希望小学。不仅一批批孩子都是他教育的，寨子里但凡通信、登记、打报告等诸类事务，皆要拜请他才行。他能接纳黄于纲在他家搭伙，并安排黄于纲独居于那个废弃的教室，这已经足以让全寨侧目。

这样一个奇特存在的苗寨，无论建筑、人物和风俗，应该都是艺术家甚至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研究的最好田野基地。黄于纲立志于此，每天走村串户，记日记，摄影摄像，写生素描，水墨、油画和雕塑一起上。他要用多种媒体的方式，来记录一个古老村寨的变迁史。这一待就是数年，那时，他培训过的一个女生爱上了他。她考进大学后，很快退学来陪他在凉灯生活和创作。他们寄居于那个废弃的教室里，结成了患难相依的夫妻。而他画过的一些衰朽残年的老人，也在渐次远去。巫师开始警告村民，不要让这个外来人画像，会被他摄取魂魄。

但是他给村民一些模特费补助，他的朋友们经常来看他，为村里募捐一些衣物、图书，渐渐他也赢得了大家的信任。他的日记记载——吴奶奶说我所画过的老人，已经死了四个，余下的不多了。我正在给她画肖像，生怕这样会给她带来厄运，赶紧停笔。奶奶看出了我的意图，便风趣地说：“他们不是被你画死的，是病死老死的，人到了八十多岁，可以安静地自己爬到土里去了。”

日子久了，淳朴的苗民有事也会常来请托。政府扶贫款如何公平分配，通向山下的公路何时修通，一家智障的几个孩子如何进入特殊学校，这都成了他也该要尽力而为的事情。甚至老光棍求他带去镇上嫖娼，弥补生年之荒寒缺失，他都不能忍心拒绝。

九

2010年之后，他用辅导高考补习班和卖画的一点小钱，支撑着他自己的小家，以及在凉灯创作的全部生活。卧具、颜料、画框甚至饮用水，都要翻山越岭背负上去。他像凡·高在普罗旺斯的寂寞一样，自信他的坚持和坚守，必将在艺坛开出花来。

从山江镇卫生院来了几个医生，说是给村里的小孩检查疾病，龙求全有四个小孩，两个无户口，求全的母亲害怕暴露而遭到计生部门的罚款，不敢带另外两个小孩去检查。他出面解释说他们不是那个计生部门，她才战战兢兢地带孩子一起去。这些日常生活里的悲苦，他都用他的画笔一一记录着。

无论内心怎样温暖悲悯，有时也难免抵御不了一些寻常的伤感。他的日记写道——

今天我是痛苦的，为千潭村51号老三的过早离世而悲痛。我去看他时，好多村民已聚在他家。老二给我碗筷让我喝酒吃饭，我看见桌椅还是我画过的，在这儿，我曾经和老三喝过酒抽过烟。我只想喝酒，来追忆他和我画画时的情景。去年冬天下大雪，在他家画了半个月，那时老婆因天太冷回家了，我一个人住在希望小学，天冷不想煮饭，好几顿都是和他吃一起的。我总要他出去打工好泡个妞回来，年轻的寡妇也可以，别再孤孤单单了!如今，他还是孤独地走了。想到这些，我不知道画画是否还有意义，尽管我已走了十几年，并还会继续走下去；我也不知道画画究竟能承载些什么。面对老三的死，好想大哭一场，却又找不到哭诉的对象。

晚上老婆打电话来，我将此事告知她，她竟哭着要我早点回家，我说明天一大早还要送老三。

日子还会跟过去一样，老大仍过着他的光棍生活，老二会带着老婆再次出去打工，我仍旧画画，写点东西，拍点照，唯一不同的是村头的大树旁多了个坟堆。

在这样一个终将消失的苗寨，参加葬礼几乎成了他的日常生活。我看过他的一组关于送葬的水墨，也许今日中国，只有他还会画这样的题材。他在日记里记载思考着这样的生离死别——

上午十点多，从凉灯二组下一个山坡到了一组，去参加一个老人的葬礼。带了画具，如果主人介意，我就不画。葬礼是我一直关注的题材。

今天天气寒冷，全村老少都在丧亲的那户人家吃早饭。我独自走到棺材边，四周和下方都点着香灯，几张红被盖着老人，还未入棺。棺木旁边生着炭火，十几把木椅散落在周围，守灵的人们就在棺木斜对面吃饭。一个眼里噙着伤痛的妇女用苗语问我什么，我听不懂，她就径直跑到遗体边放声大哭起来。望着她的背影，我心生惆怅。世间万物皆有始终，所有的哀怨都在记忆中堆积。

走到吃饭的地方，屋里挤满了人，他们头裹白巾，排了六桌。上几大碗肉炖白菜，几壶烧酒，大根的木柴烧火煮水取暖，火塘边也蹲着人，柴烟熏得满屋都是。半边刚杀的猪放在木柜下边，几只黑狗窜行在人群的缝隙中。中间堂屋正壁贴着红色的毛泽东画像、送子观音、财神福禄，等等，这是他们的信仰祈望；左边是年长者睡的黑色蚊帐，蚊帐对面是灶台橱柜，煮饭师傅忙着给吊丧的人们装饭打菜斟酒；右边是年轻人睡的白蚊帐，它旁边摆放着稍微新式的家具。这三个通间装着他们的衣食住行，待人接物的准则，还有他们的价值及信仰世界，这些都在里面体现并不断冲撞、打破、融入、延续。

我游走在房间里的各个角落，思考着这些东西应该怎样去表达。画具就躺在离死者不远的地方。龙老师说，她享年七十三岁，卧病三年，老公小她四岁，生有五儿两女，这种情况，在苗族，他们两口子是福命！

我撑开纸张，望着刚吃完饭的守灵人，他们围着遗体又开始失声痛哭，连劝哭的人也不禁落泪。哭声在村子上空飘荡，冬日的冷风吹动着地上的纸钱，见这情景，我眼圈也红了。年长者开始在棺内垫上黄裱纸钱，顶上方放着几片青黑色子瓦（当地瓦片的一种——编者注），再用白巾盖住，垫上被褥，等待遗体遗物进入。至亲儿孙们痛哭地托着逝者慢慢放入，新的苗衣鞋帽分别放在四周，他们再看最后一眼。乡邻们劝开儿孙，掌事者下令封棺，十几个抬棺的壮士们在一旁用粗草绳系紧棺木和木杠。一根长长的白巾从棺材前方直伸到至亲们的手上，他们头缠白巾，白巾的额头部点上一点大红。待一切准备就绪，掌事者一声吆喝，便开始起身行丧，爆竹震耳欲聋，纸钱沿路抛撒。全村老少在后面送行，且要送到埋葬的地方，吃上丧糖烟酒。

逝者埋在离家不远的山崖边一块刺杉林里，沿路弯弯，崎岖险陡，饮着烧酒的壮士们终于到达逝者安身之地。我是第一次来这里，虽是冬季，但风景如画。逝者的老伴儿早已用镰刀砍出一条小路，到春天，那些断开的荆棘灌木又会生出新枝绿叶，那将是另一个生灵悲欣的世界。

一个中央美院的高才生，三十几岁的小伙子，就这样放弃都市繁华，深入他乡，寒温相关地融进了这片土地。开始，凉灯的百姓见到他说：小黄，你来了。现在，他们说：小黄，你回来了！

没有他的草根生涯，少年和青春的磨难，我很难相信他能经受这样的考验，并夺取来自土地的他应有的收获。一进冬天，他看见蜿蜒曲折的河滩，那凸显的曲线像长长的思绪，一直伸向远方；他会在脑中记起轮船的汽笛，深感自己就像线谱上孤独的音符，独自感怀自己的历史和即时的风景，他曾经的快乐忧伤会随风而逝。

他现在的工作室离湘江不远，每回从凉灯回来，都会去河滩走走。他始终记得当年，腰间装满日记本，去寻找母亲的时刻。一路上全是山，乳房似的山，无一不是母亲的象征。第一次和妈妈抱头痛哭，他从未如此幸福地痛哭过。从河边来，到山间去，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之后无数的坎坷起伏，从再次登上凉灯开始，他的人生终于有了崭新的高度。

十

我乃美术圈外人，却在这个时代，结识了很多优秀的艺术家。每个人的成功都有其独特的传奇，都有不可复制的巅峰。然而像黄于纲这样一个苦孩子，一个看似完全与高雅艺术无缘的孤儿，却能依靠自己的底层打拼，终于出类拔萃，站立在当代艺术前沿——这几乎是我见识的唯一。

多数的80后，已经对这个时代的苦难无动于衷。他们不知道还有这样一些同代人，会在他们的锦衣玉食之外挨饿。无论文字或者画面揭开的惨苦世相，很多时候，还可能构成对他们视觉的冒犯。流行的当代艺术，在那些冷暖颜色的背后，也许不乏波普和荒诞，不乏独创与象征，但是，却缺少黄于纲这种对乡土中国的逼视。

对，我说的就是逼视——一种眼露寒光咄咄逼人的审视。这种逼视是艺术家在这个纷繁岁月应有的立场，是其画刀刻画中深藏又毕露的态度。我喜欢有态度的创作，无论文字、色彩或者光与线条，一切都该黑白分明。就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天然必须区别正邪一样。

黄于纲的大量作品，基调都是隆重的黑墨，稀有的红是寒山火塘的微茫温暖，是夕阳难挽的万般无奈。凉灯，这样一个曾经无人知晓的古寨，必将因其刻画而名满天下，最终也必将在其注目下渐次消亡。黄于纲身上，有我喜欢的那种湖湘子弟的蛮野、执拗和坦率。我们不多的酒聚里，都会交换故事，使酒骂座，自己把自己灌醉，然后高歌无忌。他的身世之苦，在他的哽咽叙述中，常常勾出我的老泪。

老话爱说天将降其大任者，必将如何如何。然而世间并非所有的辛苦，皆能换取福报。但是，我个人坚信，一个伟大的艺术家的诞生，绝非温软画室的产物。我之所以看好黄于纲及其创作未来，在于非常人物必有非常之志，也必有浩然之气。他正是怀揣着这样一股气，行走于盛世边缘之荒山野岭。他那洒泪拌血的颜料，一定迥异于诸多媚俗谀世的画匠，也肯定会在来世，绽放其灿烂寒光。

2017.5.8于大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