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在荒野里漫游

一本书的序言究竟应该怎样写？大概没有什么成法。我既不打算写成一篇说明，也不打算做成一种广告，更无意炖一锅好鸡汤，我唯一想要的就是将自己在写作中闪现的片段性的念头放在这里，也算是一种交代。

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在谈及自己的传记创作时，曾提出“精练、浓缩和准确”这样一个准则。用他的话说，他的传记作品“不是出自文献资料，而是唯一出自自觉的爱去塑造一个命运”。从某种意义上讲，笔者在写这部书之前，也曾怀揣着这样一个宗旨，至于下笔能否及义，则是另一回事。就写作本身而言，表达的企图过于急切，想表达的东西太多，往往会与文本构建发生冲突，要把一个人写成一种命运，情感的力量就要大于理性的力量。这种写作，使作者自身也发生了变化。

谈民国人物，犹言魏晋风流。风暝寒烟，松月朗照，在风物之中，人才是天地精神。谈谁？怎么谈？谈什么？都非常重要。犹如从大江大河看月之倒影，是千江有水千江月，然而舀一瓢水出来，那一瓢水中之月才是你的。我选择谈和文学相关的人物，因为文学代表着一种心灵的内省，是对表象的超越。它使灵魂轻逸，使肉体沉重，扩大了心灵的范畴，增加了对万事万物的理解。我选了一个诗人、一个翻译家、一个作家、一群敏感的灵魂，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命运的某种悲剧性所在。一个人最大的问题，是不能逃离他自己。

在荒野里漫游的人，不是为了寻猎，也不是为了赶路，他们是在寻找自己。屈原和荷马身上背着同一个大十字架，脸上有同样的灼伤，眼里有相同的忧郁，他们不只是诗人，同时也是命运的践行者。伍迪·艾伦说：“一个坦言了解自己的人，肯定是浅薄的。”周作人在《寻路的人》中说：“我是寻路的人。我日日走着路寻路，终于还未知道这路的方向。”这表达的，其实是同一个意思。

我一向认为，好的作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戏剧型的（诗性的），一类是学者型的（探究性的），前者精于虚构，倾向于情感的、灵性世界的挖掘，如郁达夫、沈从文和戴望舒；后者着力于写实，倾向于理性的、现实世界的批判，如鲁迅、胡适和林语堂。前者是魔笛，动人心魄；后者是羯鼓，振聋发聩。当然，这种分法不是绝对的，有些戏剧型作家同时也兼具学者气质，反之亦然。就个人偏好而言，我倾向于戏剧性的作家，他们就像是在黑暗的地下前行，打通了一条求知、悲悯与爱之间的隧道。有了这条隧道，人不但能追求现实的自由，同时也能追求心灵的自由。

民国是传统中国走向现代中国的一个桥梁，人的身上汇聚了古典性和现代性两种东西，互相撞击，同时又交相辉映，别有一番味道。了解其中的任何一个人，其实都是在深入一个时代。我不愿意称他们为“文人”，就像诗人海子说的，我恨东方诗人的文人气质，他们把一切都变成了“趣味”，某种程度上我所谈的这些人物，都在竭力避免或摆脱这种趣味。以鲁迅为例，他一生执着于批判，其本质是使人成为人。几千年来的中国，人可以是任何一种东西（工具或奴才），却最不像人。鲁迅先生用一支笔进行战斗，就是要解开附着在人的灵魂上的桎梏，使人恢复活泼的本性，不但成为社会的人，同时也成为自然主义的人。可以说，他本质上就是一个诗人。

真正的人，知识、心灵、情感，三者缺一不可。所谓的圣人，或者完人，本质上其实是一具丧失了情感表达、心灵诉求的僵尸而已。无论他们的知识多么丰富，头脑多么发达，在“人”这个意义上都已经是残缺的了。也许正是这样，那些情感和心灵都健全（或更加炽烈）的人，反而不可把握自己的命运。如我所选择的人物，他们身上有各种常人无法理解和接受的东西，郁达夫多情近于滥、钱玄同激进近于偏、朱生豪执着近于痴、苏曼殊畸零近于疯……但有一点他们是相同的，那就是真——真诚、真情、真挚。他们离经叛道，欲打破枷锁却又在枷锁之中，在命运之轮上尽显人本身的缺憾。他们不怕向众人展示自己脆弱的那一面，只因他们不曾戴过面具。照陈丹青先生的说法，那是一种“未经毁伤扭曲的人格天然”。他们是一代大家，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却像一个儿童。

《先知》中说，当爱向你召唤的时候，跟随他，虽然他的路艰难而陡峭。我们所熟悉或不熟悉的这些大家，他们最终所践行的路其实只有一条，那就是爱。《红楼梦》里说：“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广义而言，这其实也是在说生命的有限性，集中你的生命，为某一段时光、某一件事、某一个人倾注你的情感的力量，活得像他们一样真。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