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小盾牌

泰勒离开后的那个冬天，奥黛丽十五岁了。她从县政府拿到了驾照，在回家路上找到了一份煎汉堡肉的工作。接着她又找了一份每天早上四点挤牛奶的工作。一年来，她一直和爸爸斗争，在他施加的种种管束下疯狂赚钱。现在她有钱了，也有了自己的车，我们几乎见不到她的人影。家里的人越来越少，旧日的等级制度开始简缩。

爸爸没有足够的人手去盖草棚了，于是干起了拆解废品的老本行。泰勒走了，我们其余人便升了级：十六岁的卢克成了长子和父亲的左膀右臂，我和理查德则代替他，成了多面手勤杂工。

我记得作为父亲小工队成员的第一天早上进入废料场的情景。地面结了冰，寒气刺骨。我们来到山下草场上方的院子，院里堆满了数百辆小车和卡车。有些车又旧又破，大多数都是被撞坏的，弯弯扭扭，感觉不像是钢做的，倒像是皱巴巴的纸糊的。院子正中央是大片成堆的残骸：泄漏的汽车电池、缠绕的绝缘铜线、废弃的变速器、生锈的瓦楞铁皮、老式水龙头、破碎的散热器、锯齿状的发光黄铜管等等。没有尽头，没有形状，乱作一大团。

爸爸把我领到那堆废品边上。

“你能分清铝和不锈钢吗？”他问。

“应该能分清。”

“过来。”他的语气很不耐烦。他习惯了对成年男子发号施令。被迫向一个十岁女孩解释他的行当，这让我们俩都觉得有点无所适从。

他猛地抽出一块闪闪发光的金属。“这是铝，”他说，“看见它的亮度了吧？你试试看它有多轻？”爸爸把那块东西放到我手里。他说得对，它不像看上去那么重。接着爸爸递给我一根凹陷的管子。“这是钢。”他说。

我们把废品按照铝、铁、钢、铜分类，整理成堆，以方便把它们卖掉。我拿起一块锈迹斑斑的铁，锯齿状的尖角刺痛了我的手掌。我本来戴着一副皮手套，但爸爸看见了，说手套会让我干活速度放慢。“你的手很快就会长老茧的。”我把铁递给他时，他向我保证说。之前我从店里找到一顶安全帽，但爸爸也把它没收了。“头上戴了这个蠢东西，为了保持平衡，你动作就慢了。”他说。

爸爸活在对时间的恐惧中。他感觉时间在他身后紧追不舍。从他不时忧心忡忡地瞥一眼划过天空的太阳，从他焦急地掂量每支管子或每根钢条，我能看出这一点。在爸爸眼里，每一块废品就是它被卖掉换来的钱，扣除整理、切割和送货的时间成本。每一块废铁、每一圈铜管都是一分、一毛或一块钱——如果提取分类的时间超过两秒，利润还要打折扣——他不断地拿这些微薄的利润权衡家里的日常开支。他计算出为了让家里亮亮堂堂、暖暖和和，他必须极其迅速地干活。我从没见过爸爸搬着什么东西放进分类箱；不管站在哪儿，他只是用尽全力，随手抛掷。

第一次见他这样做，我还以为是个意外，一场会得到纠正的事故。我还没有掌握这个新世界的规则。我弯下腰，伸手去够一根铜线圈，这时，一个庞然大物突然与我擦身而过。我转过身看它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就被一个钢瓶正打在肚子上。

我被击倒在地。“哎呀！”爸爸大喊一声。我气喘吁吁地在冰上打滚。等我爬起来，爸爸又扔过来别的东西。我一个躲闪，但没留意脚底，又摔倒在地。这一次我没有立即起来。我浑身发抖，但不是因为冷。我的皮肤因四周确定无疑的危险而兴奋、刺痛，但当我寻找危险的来源时，我只看到一位疲倦的老人，正拽着一个坏了的灯具。

我见过某个哥哥捂着身体上割破、压烂、断裂或烧伤的部位，大声号叫着从后门冲进来，种种情景历历在目。我想起两年前，爸爸手下有个叫罗伯特的人在干活时丢了一根手指。我记得他朝家跑去时那非人的惨叫声。我忆起自己盯着他血淋淋的残肢，盯着卢克拿来放在台面上的断指。它看上去就像一个魔术道具。母亲把它放在冰块上，紧急送罗伯特到镇上，以便医生将断指缝合回去。罗伯特并非唯一一个在废料场断送手指的人。在他出事前一年，肖恩的女友艾玛也曾尖叫着从后门冲进来。她在帮肖恩干活时断了半根食指。母亲也把艾玛送到镇上，但当时肉全被压碎，医生也无能为力。

我盯着自己发红的手指，那一刻，废料场在我眼中发生了变化。儿时我和理查德在这片废墟中度过了无数时光，从一辆破车跳上另一辆破车，搜寻其中的宝贝。在这里，我们假想了无数战斗场景——恶魔与巫师，精灵与暴徒，巨魔与巨人。现在它变了，不再是我儿时的那个游乐场，而是回归现实，有着神秘莫测、充满敌意的物理定律。

我回忆着鲜血流下艾玛的手腕，抹脏她的前臂，形成奇异的图案，一边仍然浑身颤抖地站在那里，试图撬开一小段松动的铜管。爸爸扔过来一个催化转换器，差点击中我。我跳到一边，手碰在一个破水箱的锯齿边上，割破了。我把血抹在牛仔裤上，喊道：“别把它们往这边扔！我在这儿呢！”

爸爸惊讶地抬起头。他都忘了我在那里。看到血，他走到我身边，把手放在我肩膀上。“别担心，宝贝，”他说，“上帝和他的天使就在我们身边守护呢。他们是不会让你受到伤害的。”

不止我一个人在努力站稳脚跟。车祸后的六个月里，母亲病情稳步好转，我们都以为她会完全康复。她的偏头痛不再那么频繁发作，每周她只有两三天把自己关在地下室里。之后康复速度放缓。现在九个月过去了，母亲依旧偏头痛，记忆力也不稳定。每个星期至少有两次，在大家都吃完早餐、盘子也都清理干净一段时间后，她会再让我做早餐。她让我给一位客户称一磅蓍草，我只好提醒她，我们前一天已经把蓍草给客户送去了。制作酊剂时，才过了一分钟，她便不记得刚才添加了哪些成分，所以只好把整批都扔掉。有时她会让我站在她旁边看着，这样我就可以提醒她：“你已经加了半边莲了，接下来该加蓝马鞭草。”

母亲开始觉得自己无法胜任助产士一职，并为此难过，父亲则极为痛心。每次母亲支走一个妇女，他的脸就耷拉下来。“要是她临产时我偏头痛犯了怎么办？”她说，“要是我不记得给她吃了什么草药，或者忘了婴儿的心率怎么办？”

最终说服母亲再去接生的不是父亲，而是她自己。也许这是她的一部分自我，不经一番抗争她是不会屈服的。那年冬天，我记得她接生了两个婴儿。第一次接生结束，她面色苍白地回到家，病恹恹的，仿佛把一个生命带到世上也损耗了她自己的生命。第二个要接生的人打来电话时，她正把自己关在地下室。她戴上墨镜，努力透过模糊的视线，开车去了产妇家。到了那人家里，她头痛欲裂，眼花缭乱，以至于无法思考。她把自己锁在黑屋里，助手帮她接生了婴儿。从那以后，母亲就不再是那个了不起的助产士了。下一个孩子出生时，她花大价钱雇了一名助产士来指导她。现在似乎每个人都可以指导她。她曾是一名专家，是无可争议的权威，现在却连是否吃过午饭都要询问十岁的女儿。在那个漫长又黑暗的冬天，我怀疑有时候母亲没有偏头痛，也会躺在床上。

圣诞节时，有人送给她一瓶价格昂贵的混合精油。它有助于缓解她的头痛，但以三分之一盎司五十美元的价格，我们买不起。母亲决定自己制作。她开始买来单一纯精油——桉树、蜡菊、檀香、罗文沙——多年来家里一直弥漫着树皮的土味和树叶的苦味，突然换成了薰衣草和甘菊的芬芳。她整天都在混合、调制精油，以获得特定的香味和属性。她随身带着记事簿和笔，以便把每一步骤都记录下来。精油可比酊剂贵多了；因为忘记是否添加了云杉而不得不扔掉一批精油时，她心痛极了。她制作了缓解偏头痛和痛经的精油，以及用于肌肉酸痛和心悸的精油。接下来几年，她又发明了几十种精油。

为了研制配方，母亲用起了一项叫“肌肉测试”的招数，她向我解释说这是“询问身体的需要，由它自己回答”。母亲会大声问自己：“我有偏头痛，怎么样会好点儿呢？”然后她会拿起一瓶精油，压在胸前，闭上眼睛说：“我需要这个吗？”如果她身体向前倾斜，这意味着答案是“是”，这瓶精油会缓解她的头痛；如果身体向后倾斜，那就意味着“不”，她会再去试别的。

越来越熟练后，母亲就不再动用整个身体，而改用手指。她会交叉中指和食指，然后问自己一个问题，同时稍微弯曲手指，试图分开它们。如果两个手指仍然交缠在一起，就意味着“是”；如果分开，就代表“不是”。这个方法产生的声响虽轻微，却明确无误：每次她中指指肚滑过食指指甲，就会发出一声丰满的啪嗒。

母亲还用肌肉测试来试验其他疗法。家里到处都是穴位和压力点的示意图。她开始向顾客收取“能量工作”的费用。我不懂这是什么意思，直到一天下午，母亲把我和理查德叫到里屋。有个叫苏珊的女人在那儿。母亲闭着眼睛，左手放在苏珊手上，右手两手指交叉，低声问自己问题。过了一会儿，她转向那个女人说：“你和你父亲的关系正在损害你的肾脏。我们调节一下穴位，这期间你要想着他。”母亲解释说，多个人在场时，能量工作最为有效。“这样我们就可以从每个人身上汲取能量。”她说。她指着我的额头，让我一手轻敲自己双眉正中间，一手抓住苏珊的胳膊。理查德要一手轻击胸前的一个压力点，一手伸向我。母亲则要一边按住一只手掌的某个压力点，一边用脚触碰理查德。“就是这样。”理查德挽起我胳膊时，她说。我们组成一根人链，默默站了十分钟。

回忆起那个下午，我首先记起的是那种尴尬：母亲说她能感觉到热能量正在我们身体里流动，但我什么也感觉不到。母亲和理查德闭着眼睛，静静地站着，呼吸很轻。他们能感受到能量的传递和由此带来的喜悦，我则局促不安。我努力集中注意力，接着又担心坏了苏珊的事，担心因为我成了人链上断裂的一环，不能把母亲和理查德的治愈能量传到苏珊身上。十分钟后，苏珊付给母亲二十美元，接着进来了下一个顾客。

如果我有所怀疑，那并不完全是我的错，而是因为我无法确定应该相信哪一个母亲。车祸发生的前一年，母亲第一次听说肌肉测试和能量工作，觉得那全是人的一厢情愿。“人总是希望奇迹发生。”她对我说，“如果能给他们带来希望，让他们相信自己正在好转，他们就什么都信，什么都吃。但是世界上根本没有魔法这种东西。营养、锻炼和钻研草药特性，这才是全部。但人们生病受罪时，你说这个他们不接受。”

现在母亲却说治疗有关精神，不受限制。她向我解释说，肌肉测试是一种祈祷，一种神圣的祈求。这是信仰的体现，上帝通过她的手指传达旨意。有时我相信她，这个聪明的女人知道每个问题的答案；但我永远也忘不了另一个女人，那个同样聪明的母亲说的话：世界上根本没有魔法这种东西。

一天，母亲宣布她的技法已经炉火纯青。“我不必再大声说出问题，”她说，“只要想想就可以了。”

就是在这时候，我开始注意到母亲在家中四处走动，她把手轻轻放在各种物品上，喃喃自语，手指以稳定的节奏弯曲。如果她在做面包时不确定自己加了多少面粉，啪嗒，啪嗒，啪嗒；如果她在制作混合精油时不记得自己是否添加了乳香，啪嗒，啪嗒，啪嗒；如果她坐下来诵读了半小时经文，忘记自己是何时开始的，肌肉测试法就又派上了用场，啪嗒，啪嗒，啪嗒。

母亲开始沉迷于肌肉测试。每当厌倦了谈话，或者记忆模糊，甚至日常生活的那些不确定让她不满，她便进行肌肉测试，但意识不到自己在这么做。她的五官会松弛下来，表情空洞，手指会像黄昏时分的蟋蟀一样，发出啪嗒啪嗒的声响。

爸爸欣喜若狂。“那些医生可不能仅凭触摸就知道你出了什么问题，”他神采飞扬地说，“但是你母亲能！”

那年冬天，对泰勒的记忆一直萦绕在我心头。我记得他离开那天，看着他那辆装满箱子的车从山上颠簸而下是多么奇怪。我无法想象他现在在哪里，但有时我想，也许学校没有爸爸所想的那么邪恶，因为泰勒是我认识的最善良的人，而他喜欢学校——他对学校的爱，似乎超过了对家人的爱。

好奇的种子已经播下，只需时间和厌倦让它成长。有时，当我拆下散热器上的铜，或将第五百块钢扔进分类箱时，我会发觉自己在想象泰勒的学校生活。随着在废料场度过沉闷的每一个小时，我的兴趣愈发强烈，直到有一天，一个奇怪的念头闪现：我应该去上学。

母亲过去总是说，如果我们愿意，只要征求爸爸同意，就可以去上学。

但是我没有问。每天早晨开始全家祈祷之前，他脸上的强硬线条，他安静的叹息祈祷中有某种东西，让我觉得我的好奇下流可憎，是对他为了养育我而做出的所有牺牲的侮辱。

在拆解废品，帮母亲制作酊剂、混合精油之余，我努力不丢下学业。母亲那时已经放弃了在家办学，但仍有一台电脑，地下室还有书。我找到那本有彩色插图的科学书，还有多年前的那本数学书。我甚至还找到一本褪色的绿皮历史书。可是坐下来学习时，我几乎总是睡着。长时间拖拽废品，使得光滑柔软的书页在我手中显得愈加柔软。

爸爸要是看见我在看书，就会试图把我拽走。也许他想起了泰勒。也许他认为如果能再让我分心几年，危险就会过去。所以不管有无必要，他千方百计给我找活儿干。一天下午，他又逮住我在看数学书，就让我和他抬水穿过田野，去浇他的果树，整整一小时里抬了一桶又一桶。这原本也没什么反常的，但当天正在下暴雨。

爸爸如果是在试图阻止孩子对学校和书本过于感兴趣——阻止我们像泰勒一样被光明会所引诱——他更该对理查德多加注意。理查德也本该在下午帮母亲制作酊剂，但他几乎从没这么干过。总是不见他的人影。我不清楚母亲是否知道他去了哪里，但我知道。每天下午，在黑暗的地下室里几乎总能找到理查德，他蜷缩在沙发和墙壁之间的狭小空间内，面前摆着一本百科全书。如果爸爸碰巧从此经过，他会把灯关掉，咕哝着说净浪费电。过一会儿我就会找个借口下楼，再去把灯打开。如果爸爸又经过一次的话，家里便会响起一阵咆哮，母亲就得坐在那里听他一顿教训：房间里没人为何要开着灯呢。她从不责骂我，我不禁怀疑她知道理查德在哪里。如果我无法回到下面去开灯，理查德就会把书凑到鼻子边，在黑暗中看书。他就是如此痴迷，如此想看那本百科全书。

泰勒走了。家里几乎没有他住过的痕迹，除了一处：每天晚饭后，我都会关上房门，从床底下拖出泰勒的旧音箱。之前我把他的书桌拖进我房间，唱诗班合唱乐响起时，我会坐进他的椅子学习，就像之前无数个夜晚我看见他所做的那样。我没有学历史和数学。我学习宗教。

我读了两遍《摩门经》，快速看完了新约，看第二遍时放慢速度，停下来做笔记，相互参照，甚至就信仰和献祭等教义写了短文。没有人读我的文章，我是为自己写的，正如我想象泰勒只为自己而学习一样。接下来我读了旧约，然后读了爸爸的书，主要是早期摩门教先知的演讲、书信和日记汇编。它们是用十九世纪的语言写的——生硬、拗口，但极为准确。起初我看不懂，但随着时间推移，感官逐渐适应了，我开始对讲述我的先辈穿越美国蛮荒之地的历史故事倍感亲切。虽然故事很是生动，但训诫极其抽象，论述的是晦涩难懂的哲学主题。我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研究这些抽象的文章上。

回首往事，我发现这就是我的教育，将产生重要影响的教育：我学着弃我而去的那个哥哥的样子，在借来的书桌前枯坐，努力而仔细地研读一条条摩门教教义。我在学习的这个技能至关重要，那就是对不懂的东西耐心阅读。

当山上的积雪开始融化，我的手上长满老茧。在废料场待了一季，磨炼了我的条件反射能力：我学会了辨别爸爸要扔重物时嘴里发出的低沉的咕哝声，一听到这个声音，我立刻伏在地上。我把太多时间都花在了这上面，以至于搜救的废品不够多。爸爸开玩笑说，我就像逆流上山的糖浆一样慢。

对泰勒的记忆逐渐褪色，他的音乐也被金属的撞击声淹没了。如今到了夜晚我脑海里响彻这些声音——瓦楞铁皮的叮当声，铜线的敲打声，铁的隆隆声。

我进入了新的现实，透过父亲的眼睛观察世界。我看到了天使，或者至少是在想象中看到了他们。他们望着我们拆废品，向前一步接住爸爸从院子那头扔过来的汽车电池或长短不一的钢管。我不再因爸爸扔它们而对他吼叫，而是祈祷。

一个人收拾废品时，我干得更快。一天早上，爸爸在院子北头靠山的地方干活，我在南头靠近牧场的地方干活。我把一个箱子装满了两千磅的铁，然后胳膊酸疼，跑去找爸爸。箱子需要清空，而我不会操作装载机——那种带伸缩臂，轮子又宽又黑且比我还高的大型铲车。装载机臂架伸展，把箱子举到约二十五英尺高的空中，货叉倾斜，废品轰的一声巨响倒进挂车。挂车是为了拉废品而特意改装的平板卡车，长五十英尺，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桶。四壁用厚铁板制成，离拖斗有八英尺。一台挂车能装十五到二十个箱子，或者约四万磅重的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