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航天路，翻译情

1．太空在召唤，“土八路”成了航天兵

解放军军事俄专的毕业考试大功告成，同学们都期盼着得到一份理想的工作。这是十分煎熬的时刻，大家焦急地等待着……在这所大学里，毕业生的工作选择，不要求同学们自己申报志愿，而是由学校根据每个人的实际表现分配工作。至于，哪个人分到哪个部队，同学们谁也不知道，猜来猜去，结果都错了。终于有一天，召开全校大会，由学校教务部门正式宣布每位同学的去向，大家才松了一口气，对分配的结果都很满意，可以说各得其所，压在心里的一块大石头总算落地了。

我们的工作分配，大体上有三个方向：一是海军；二是空军；三是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三个单位都在大家非常向往的首都北京。我荣幸地被分配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那时的心情，用当下的时尚话来说，太“爽”了。

名单宣布以后，没过多久就该报到了。老实说，同学们基本上都是“无产者”，个个一身轻，除了学校发给的军用品以外，几乎没有什么其他东西。其实，同学们最舍不得丢掉的，还是那些朝夕相伴的教科书，带上它们去北京工作是头等重要的。

1958年8月的一天，刚刚从解放军军事俄专毕业的同学们，告别栽培他们且即将消失的母校，告别敬爱的老师，告别美丽的大连，搭乘开往北京的列车，满怀喜悦的心情，去迎接新的战斗。列车路过鞍山，这是我可爱的家乡，停车5分钟，我轻轻地离开座位，走下火车，来到站台。熟悉的站台上，见不到亲人，见不到好友，真想捧起脚下那暖暖的热土，亲她，吻她，装上她，带到北京去。钢城是亲热的，站台是温暖的，实在舍不得离开它们。5分钟是短暂的，来不及过多地思索，火车启动了。无情的火车怎能理解故乡人对本土的依恋？它仍旧循着自己的轨迹，飞快地驶向北京。

2．初识火箭、导弹，走进“绝密”圈

“待发”

当年的北京火车站在前门大街旁边，是一座很普通的车站，在简陋的月台人们可以随便进出。工作人员在站台上跑来跑去，照顾着下车的旅客，服务意识很到位。在北京站下车的人并不多，我们这个队伍成为乘客中的“大户”。当同学们看到热情迎接我们的陆海空“三军”的同志们的时候，大家兴奋不已，恨不得马上找到自己的“东家”。

该与相处多年的同学们告别了（事实上，这一别就是十几年没有见面），同学情，战友意，真舍不得离开呀！来不及多想了，赶快对号入座，各寻其主吧。

迎接我们这支小分队的大多是同行，他们用俄语跟我们打招呼，感到很亲热，陌生感一下子消除了。我们几十个人登上一辆苏式大卡车，顺着长安街一路西行，顾不得观赏北京的风光，很快来到甘家口附近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说起来，那个年代的条件实在太艰苦了，堂堂的火箭研究院竟然没有一个像样的礼堂，没有大一点的会议室，同学们就在食堂里听五院政委刘有光同志做入院报告，进行保密教育。刘政委是一位知识层次比较高的军人，非常了解知识分子的心理，讲话很风趣，但要求相当严格。他说：“进了这个门，就是一家人，我可以直截了当地告诉你们，五院是搞火箭、导弹的，既然来了，就一辈子不能离开，与导弹同生死、共命运。活着是五院的人，死了是五院的鬼。谁也不准向外边人透露自己是干什么的。我知道，你们知识分子很聪明，可以不说搞什么的，用手一比画就明白了，那也不行……”刘政委的这番话，大家记得很牢，在以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上上下下都自觉地遵照执行，严守秘密，很少出现纰漏。

3．战斗在“73号信箱”里

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下属若干个分院。听完刘政委的报告，五院的人事部门又把我们这些同学做了再分配，我和另外十几位同学被分配到五院的二分院，它位于海淀区永定路，部队番号是总字743部队，下设若干个支队。实际上，一个支队就是一个具体的、承担不同项目的设计研究所。这里存放着大量的密级很高的技术资料和实物，对保密要求极为严格。每个工作人员都发一个保密包，不准带出办公楼，下班时，加封送到保密室，上班时，从保密室取回，不能有一点闪失。如果出了保密问题，那可是天大的事，要受到严格追究。

但有些“老革命”游击习气严重，不遵守保密制度，爱摆老资格，不遵守哨兵验证放行的纪律。在五院范围内，由于违背保密规定，曾经通报过一位高级干部。他进门时，哨兵要他出示证件，被拒绝，并且指着自己脸上的伤疤说“这就是出入证”，还训斥了哨兵。这位“老革命”太过分了。

与外边联系或者写信只能用信箱号，记得当时我们的通信地址是73号信箱，不了解底细的人，都幽默地称我们为“在信箱里工作的人”，说来挺好笑的，但当时确实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这个禁忌一直到20年后才被打破。

永定路是个神秘的地方，它距离八宝山比较近，于是二分院领导顺势提出一个叫人啼笑皆非的口号，要求在五院二分院工作的同志“活在永定路，死在八宝山”，他的意思很明确，就是让你树立永久地为导弹事业服务的思想，这和刘有光政委要求的“干一辈子，不准离开”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

二分院的保密制度相当严格，分三级管理，即行政办公区、专业技术区、特种装备区。每个区的出入证印有丙（行政办公区）、乙（专业技术区）、甲（特种装备区）不同的标志，级别最高的印“通”字，可以通行各区，只有几位高级领导同志才有这种特权。出入证的使用更独特，出院区大门时要验证，而后交给专门的收存室保管；进门时，先取回出入证，而后验证放行。实际上，就是怕你把出入证给丢了，被别人捡到，让坏人钻空子。多复杂呀，这种办法坚持了很长时间，后来改掉了。

4．“口译”起步难

我被分配到二分院，目的很明确，就是给苏联专家当翻译，我和夏桐生同学分管两位地面电源专家，他们是地面电源设备工艺师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沃尔科夫和结构设计师伊利亚·费德洛维奇·萨斯拉夫斯基。刚出校门，就做口译，困难不小。我不会忘记，有经验的老翻译对我毫无保留地传帮带，让我逐步可以独立做口译，对我帮助最大的是张克文同志，他跟我一起陪同苏联专家，既做业务指导又当翻译，使我很快熟悉了业务，慢慢地开始独立工作，我要真诚地感谢他。

我陪同的苏联专家沃尔科夫年岁较大，当时已51岁，他的夫人和儿子也随同来中国，夫人叫妮娜·格里果丽耶夫娜·沃尔科娃，他们的儿子（古力亚）很小，只有五岁。有一次，专家跟一支队主任柴至开玩笑说：“不知情的人，还以为古力亚是我的孙子呢！”

沃尔科夫这个人很不简单，他是一位老布尔什维克，参加过苏联卫国战争，是赫鲁晓夫的入党介绍人，又是来中国的苏联专家党组织的领导成员。他两次来中国，提起当年帮助中国搞建设的事儿，有说不完的话。沃尔科夫为人很随和，容易相处，喜欢开玩笑，说一口标准的莫斯科话，因此，给他当翻译，没有太多的困难和太大的压力。开始做口译时，有些专业术语比较难译，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努力和学习，慢慢就熟练了。值得骄傲的是，在我们的同学当中，我是第一批接待苏联专家当口译的翻译。当我第一次陪同苏联专家外出工作时，解放军军事俄专的校友们看到了，都竖起大拇指，高兴地为我叫好：“宋广礼真行啊！”听了同学们的话，我感到很自豪、很温暖、很幸福。然而，你可曾知道，幸福绝对不会唾手可得，更不会从天而降。今天的幸福，源于昨天的不懈努力，不畏艰难，勇于进取，苦苦拼搏的精神。阳光总在风雨后！

5.547厂留足迹 司机是个大好人

我陪同的苏联专家主要在两个地方工作，一个是二分院的一支队，另一个是五机部的547厂。跟随专家工作和学习的是一支队的地面电源工程组，组长傅炳坤，他1957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戴一副近视眼镜，文雅谦和，处事谨慎。他业务水平很高，工作扎实，又会说一点俄语，特别是专业术语，他掌握得比较准确，所以，给他当翻译，每次都非常顺利，苏联专家也很欣赏他，跟傅炳坤交谈时，专家很少叫他的名字，而是称他为“可爱的小伙子”。

547厂的记忆（中间为作者，左四为陈水泉）

导弹地面电源的主要设备在547厂试制，对于这个一直生产常规武器的兵工厂来说，难度不小。为此，他们组建了专门的工作室，由工厂总工程师蒋永新牵头，又调派了几位专业技术人员，一起攻关，限定1959年10月完成任务，这是我国仿制的苏式地—地导弹，代号为“1059”。意思是，完成任务的最后期限是1959年10月。经过大家的艰苦奋战，基本上按时试制成功，参加了靶场试验。在攻坚战中，总工程师蒋永新功不可没，蒋总技术水平很高，协调能力强，群众关系好，平易近人。他俄语学得不错，勇于用俄语同苏联专家交谈，令人钦佩，我作为专职翻译，可以小歇片刻。

在那段紧张工作的日子里，苏联专家几乎每天都要往返于二院与“547”厂之间，既要解决大量的技术问题，又要给相关的工程技术人员讲课，传授当时我国的科技人员尚未掌握的新技术。这是做专职科技翻译最艰难，也是最忙碌的时候，光是讲课稿，我就积累了一大摞。苏联专家撤离时，我和傅炳坤同志，把这些讲课笔记进行翻译整理，印成中文版的《苏联专家建议汇编》。

跟我们一起忙碌的还有一位幕后英雄，不能忘记，他就是每天接送苏联专家的专职司机潘海峰师傅，他开一辆苏式的“华沙”牌轿车，工作认真负责，谨慎细心，时间观念很强，从未出现过人等车的尴尬局面。记得有一次，天下大雨，我们的车抛锚在路上，潘师傅坚决不让专家和我下车，他一个人把车推到无水的地方，重新启动汽车，安全地把专家送到547厂，专家和我都十分感动。

6．“尖端”产品难为了上海的工厂

导弹地面电源的辅助设备，大部分在上海生产。从当时全国的情况看，上海工业基础较好，科技发展走在前头，因此中央决定，让上海的工厂承担这项任务。对上海的工厂来说，虽然其科技条件较为优越，但为火箭生产配件还是第一次，遇到了不少困难，好在智慧而务实的上海科技工作者运用自己的聪明和才智，按时完成了任务。

我记得，领受这项艰巨任务的有三个工厂，它们是华通、华生和华一电器厂。由于经常要解决一些技术问题，苏联专家频繁地来往于北京和上海之间，成了这三个工厂的常客。专家每次到上海去，都住在衡山饭店，如果工作时间较长，专家还要带上夫人和孩子，等于全家都搬去了，专家的生活起居由他夫人照料，我们倒放心多了。这位专家夫人很不一般，她精通德语，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做过情报工作，曾经打入德国人内部，获取了大量的军事情报，为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不小的功劳。

由于我们久住衡山饭店，跟饭店的管理人员都混熟了，去上海时，经常帮助他们买一些北京的特产，回北京时，也帮助同行们买一些他们喜欢的上海轻工产品，同志们风趣地把我和夏桐生称作“翻译兼采购”，其实我们挺乐意这样做的，而且很有成就感，大家受益了，我们也感到很高兴。

在出差的日子里，好多具体的事情都是由五院专门为苏联专家配备的警卫员小任办理的，比如，专家安全、购票乘车、生活食宿、市内交通等，都不需要翻译操心，应该说，这时的翻译倒比较轻松，专心履行自己的第一责任——翻译就足够了，紧张的生活可以放松下来。说到当时翻译的日常生活、衣食住行也够掉价的。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翻译陪同苏联专家出差，不能穿军衣，要借用公家的便装，其实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好衣服，就是一身不戴军衔的工作服，穿在身上，“土”得掉渣，很像一个刚刚退役的转业兵。然而，沾苏联专家的光，乘坐火车时，翻译可以睡软席卧铺，局外人看了，觉得不可思议，可又有谁知道我们这两个“土八路”有什么奥秘呢？

20世纪50年代，我国的物资条件极度贫乏，铁路交通也很落后，出差坐几十个小时的火车是常有的事，即使乘坐短途火车，也经常遇到麻烦和不满，乘客议论较多。有一次专家在上海工作，柴至主任准备利用休息时间请专家到杭州玩玩。也不知道专家从哪里得到的消息，说“短途火车上没有厕所”，这可难住了专家，他偷偷地和我说：“坐大半天的火车，不上厕所怎么行啊！”其实这些都是误传，经过解释，专家的疑虑消除了，在杭州玩得很高兴，对于轻信了那些谣传，专家感到挺不好意思的。

7．航天人读不懂的“天书”

20世纪50年代，全民都在学习苏联，在中国老百姓的心目中，苏联就是人间天堂，神圣不可侵犯，甚至在反“右派”政治运动中，划定“右派”的六条标准中，就有一条：反对苏联者，就可定为“右派”。

为了建设强盛的国家，中国人强烈渴望拥有自己的“两弹一星”，并一步步地把它变成实际行动，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成立，是实现这个梦想的第一步。刚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基础薄弱，科技落后，研制“两弹一星”谈何容易？向苏联老大哥学习是当时中国的最佳选择。选择了，就要付诸行动。

研制“两弹一星”，既需要科技专家、火箭实物，更需要大量的技术资料和图纸，它们是仿制苏式火箭的最基本的物质条件。只有凭借这些“宝贝”，才能仿制出中国自己的火箭。由于技术资料价值宝贵，无可代替，因而院领导提出一个近乎迷信的口号，严肃地对科技人员说“仿制苏式火箭，就得用苏联的图纸，它们就是‘天书’，要照搬照用，一点都不能更改，学到手为止”。领导这么一说，苏联专家的腰杆更硬了，处理问题更有底气，他们死死地盯着苏联图纸，严格按照图纸生产配件，不能有丝毫改动。这么一来，可难坏了我国科技人员，哪怕最简单的东西都不能改，结果闹出了不少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笑话。

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实在叫人哭笑不得：导弹地面电源车上配置一把斧头，它是用来在紧急情况下砍断绳索的，没有太多的技术含量，采用中国现有的一种斧头做代用品，是完全可以的，然而，可爱的苏联专家却执意要按照苏联图纸，生产苏式模样的斧头，中国科技人员很无奈，只好违心地接受苏联专家的“金口玉言”，照猫画虎，加工出一种“傻、大、黑、粗”的苏式斧头。没办法，“天书”就是这么说的，谁敢违抗啊！

8．好首长理解“口译”的苦衷

在国防部五院当翻译，除了政治思想条件以外，还必须具备两个基本功：一是俄语基础知识要过硬，可以应对日常的翻译事务；二是要懂得相关的专业技术知识，胜任苏联专家与中国科技人员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对我来说，第一个关口难度不大，在大学里学的俄语基础知识，完全可以应对日常翻译工作，而第二个关口，困难太多了，在我的知识库中，火箭、导弹知识基本上是空白。为了胜任工作，我只好对一些专业技术知识进行“恶补”，自学《导弹技术引论》《高等数学》《电工学》《电机原理》《发动机概论》等。实际上，自学的东西只是一些皮毛，不可能精通，但用来应付专业技术翻译还是管用的。

翻译的难点，除了专业技术以外，就是领导宴请和观看文艺节目。记得，有一次在上海工作，柯庆施市长请苏联专家看京剧《墙头马上》，这个剧名怎么译，一下子把我难住了，后来经过一番对剧情的解释，总算搞明白了。在观看过程中，专家经常发问，演员在说什么，真难翻译，因为我自己就没听懂。京剧不同于话剧和电影，一句唱腔拖得很长，专家不耐烦了，就问我：“他（指演员）说了这么长时间，你怎么没翻译呀？”弄得我挺别扭的，又得把京戏的拖腔特点从头再解释一番。

为了联络感情，搞好同苏联专家的关系，宴请是必不可少的。在宴会上，先是中方领导讲话，而后专家作答，你来我往，推杯换盏，热情洋溢，翻译不停地译来译去，忙得不可开交，说得口干舌燥，哪有时间吃饭啊！一顿饭下来，席散了，翻译座前的那双筷子仍旧原封未动，这就是翻译，够惨的，但可以理解。

不过也有例外，有一次二院院长周维、政委董启强和一支队主任柴至，在翠华楼饭庄宴请苏联专家，他们非常理解翻译的苦衷。三位首长讲了几句官场上的套话，专家作答以后，周院长悄悄地对我说：“下边讲什么，你代表了，越简单越好，只要不出格就行。”随后又嘱咐身边的同志“多给翻译夹点菜，存到盘子里，得空时让翻译好好吃一顿”，我很感动。多么贴心的好领导啊！时至今日，我仍牢牢地记着这难忘的一刻。我永远不会忘记，可敬的周维、董启强、柴志同志对我的亲切关爱。

9．我给王诤将军当翻译，原来他懂俄语

王诤是谁？我国广播人都知道，他是中国红军无线电事业的创建者，1940年担任广播委员会委员，领导建立了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前身），为我国的广播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中国航天人更熟悉他的另一面，他曾经担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中将军衔，为我国导弹事业的发展立下了重要功绩。

大约是在1959年的夏天，我陪同苏联专家在上海工作，王院长恰好也在上海处理公务，听说苏联专家在上海，他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探求发展导弹技术的好机会，于是他在一天夜里，约请苏联专家到他的住处锦江饭店会面。我陪同专家如约而至。经过简短的寒暄，很快进入主题。

在谈话中，王院长就中国导弹的长远发展方向请教了苏联专家，谈得都是原则性问题，王院长不以为意。其实他更关心我国火箭仿制型号的具体技术问题。我记得，王院长问得最多的是“地—空”导弹的发展与研制。在谈到我国仿制苏联××型号“地—空”导弹时，我刚翻译了一段，王院长就打断了我，说我翻译得不对，我有点慌神了，错在哪儿呢？他指出：“专家说的××型号，你没有翻译呀！”我明白了，不是我没有翻译，而是这个苏联××型号到中国以后，出于保密的考虑，改称为“543”了，我是按照中国的叫法翻译的，所以王院长以为我漏译了。王院长这种一丝不苟、严谨认真的精神，让我十分敬佩。

后来我才知道，王院长懂得俄语，作为五院的领导者，他牢牢记住了苏联的原版型号代码，对于“543”这个中国的叫法，没太留意。事后，我的同事们听了我的讲述，无不为王院长叫好。作为一名广播人，又曾经是航天人的我，要为我的双重意义的领导“点赞”。

10．“大老粗”怎么译

翻译同行们在一起，经常进行业务研究，大家谈论的一个热门话题就是翻译的技巧，有时为了搞定一个词语准确而漂亮的译法，大家会争得面红耳赤，争论是有益的，结果是满意的，一个公认的理想的译法就此诞生，同行们有了共同的标准，工作起来也就顺畅多了。事实上，在翻译工作中，由于翻译对语言的理解不到位，也闹出过不少笑话，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大老粗”应该怎么翻译。这个笑话可不是无中生有，而是确有其事。

有一位地位较高的领导人，在一次会见外宾的时候，为了表明自己的谦虚，开头就说：“我是一个‘大老粗’，不会说话，请多包涵。”话很简单，可把翻译难住了。在场的那位年轻翻译，为了追求速度，很想直译过去，后来觉得不对，一位领导人怎么会又“大”、又“老”、又“粗”、又“不会说话”呢？思考了一会儿，理解一下领导讲话的意图，他改变了主意，应该按照领导讲话意图来翻译：“本人文化程度不高，说话不太讲究，不当之处，请谅解。”这位翻译处理得比较圆满。这件事，后来成为翻译界人所共知的体现翻译技能的范例。

在我的翻译生涯当中，也曾经亲身察觉到一位资深翻译的不准确的译法，那是1960年6月的一天，在五院二分院的会议室，为即将回国的、我陪同的苏联专家举办欢送会，院领导和苏联专家工作组组长都出席了会议。按照惯例，在这种高档会议场合，由我们翻译组组长担任主译，我列席旁听，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在实践中学习口译的好机会。二院领导同志致欢送词以后，专家组组长开始讲话，讲话中提到，我陪同的专家沃尔科夫是苏联专家工作组的开路先锋，第一批到达中国，并开玩笑说：“现在回国，你可不是第一批喽！”接着又说了很多客套话，我们的组长翻译得非常顺畅、流利，我学到了不少东西。但我觉得，其中有一处他翻译得不够准确，把“开路先锋”翻译成“少先队”。其实，我们的组长已经发现自己翻译得不够准确，就顺势幽默了一番，也就过去了。其实在俄语中，“开路先锋”和“少先队”是同一个单词。当时，我虽然听出了问题，但想到，老翻译出马，又是我们的组长，也不是什么原则问题，不能驳他的面子，就没有去纠正他的差错。这件事，我从来没有和翻译同行们再提起过，然而在我的心里一直记着它。

11．苏联专家开“华沙”，只为过把瘾

在苏联专家这个团队中，有一位年轻的设计师，他叫萨斯拉夫斯基，仅有37岁，原本由夏桐生陪同做翻译，那天小夏有事请假，我就代替了。任务是去天津一家电池厂解决导弹地面电源的电池问题。为了行程便利，保证专家安全，决定不乘坐火车，而乘坐自家轿车前往，派一名警卫员负责保卫工作。

我们的专职司机潘海峰师傅，开上“华沙”牌轿车，准时出发。刚刚离开北京没有多长时间，年轻的专家手痒了，低声对我说：“我想开一会儿汽车，你跟师傅说说，好吗？”我听了感到很诧异，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司机也不会同意。我不想做这个中间人，也不愿让司机师傅为难，我做了一次“知情不译”的翻译，选择了沉默。又过了一会儿，专家用近乎央求的口吻，又重复一遍希望开车的心愿，我有些心软了，于是，向司机师傅讲述了专家的请求，司机师傅一下子愣住了，说：“那可不行，他会开车吗？”

一说到开车，专家的话就多了：“我是学这个的，还能不会开车？我家里还有一辆莫斯科人牌轿车呢。”我忽然想到，萨斯拉夫斯基是这方面的专家呀！导弹地面电源里面就有发动机、发电机、电动机这些东西。司机师傅相信了我的翻译，准备让专家试试。车停下来，调换了位置，司机师傅坐到副驾驶的地方，以防万一。专家开车确实不错，车速不快，很平稳，开了大约一刻钟，就自觉地停下来，一再感谢司机师傅给他提供了“过把瘾”的机会。

事后，我和潘师傅达成了一个默契，这件违规的事儿不能跟任何人讲，我们都严格地信守了承诺。今天，把这件沉积了50多年的往事披露出来，觉得挺好玩的，至于违规不违规，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

12．“大水冲了龙王庙”，游园闹出大笑话

观光游览，对一般人来说，是很平常的事儿，就是游山玩水。但在20世纪50年代，如果在旅游景点，能看到外国人在中国观光游览，那绝对是一件稀罕事。我就亲身经历过这样一件事儿：那天，我陪同苏联专家在上海动物园游览，专家玩得非常高兴，与陪同他的中国首长和同志们谈笑风生，兴致勃勃，而没有发觉，这时我们身边已经围满了一大群“观众”，它们观看的不是园内的动物，而是我们陪伴的外国人——苏联专家。这些“观众”以好奇的眼光“审视”着这位不速之客。围观的人越来越多，相互拥挤起来，有的人甚至触碰到苏联专家的身体，执行保卫任务的便衣警卫员小任同志着急了，赶快上前，拉走那位紧贴着苏联专家的“观众”，那个人不但不听劝阻，反而和我们的警卫员推搡起来，甚至摆出了只有保卫人员才能做出的架势，两人撕扯起来，几乎动起手来。平静下来以后，两人各自亮明了身份，真相大白，才算了事。原来，上海方面事先已经得知，有一位苏联火箭专家到动物园游览，那位“贴身观众”就是上海市保卫部门特派的保镖，暗中保护苏联专家的。一场误会消除了，我们继续观光游览。事后，苏联专家沃尔科夫开玩笑说：“早知道这样，我们应该卖门票，让他们看个够，没想到，苏联人比动物园里的动物还受欢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