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读者 灯笼概述
“丝质或纸质灯笼在每位旅人手中欢乐起舞,邝银腾的‘仁慈之灯’点亮每寸土地。”
——路易丝·乔丹·米尔恩《吴先生》
东方世界给我留下了丰富多彩的印象,其中最为深刻的首推东方人,其次便是这闪烁的、跳跃的光明使者。无论中国,还是日本,灯笼在人们的生活中都是不可或缺的。从苦力们逼仄的棚屋,到北京紫禁城中皇帝的大殿,灯笼无处不在。
这些东方灯笼,或以纸、竹制成,或以角、瓷、青铜制成,或以木、石制成,或以丝、漆制成;或绘,或绣,或雕刻,或饰有珠宝。在任何群体、阶层、环境中,它们都是民族表情的组成部分。没有灯笼,任何婚庆、丧葬、节日、祭祀、游行,任何寺庙、祠堂、店铺、住宅,都不够完整。不管是以何种形制、由何种材料制成,它们都陪伴在人们的生活中。
在音乐、绘画和诗歌中,中国灯笼象征着这个国家的精神和物质需求。甚至连东方的天也有天灯。灯笼还有一个专门的节日,这使得对新年的庆祝一直延伸到正月十五。
灯笼的使命是发光、示路。它在制造时是为了表达美好,不管它的形制和材料有多么粗陋;在使用时,是寄寓幸福和友好,是为驱散黑暗,在陌生的路途指引脚步,为欢迎前来参加盛宴的宾客。
门阶处的迎宾灯笼为来宾照亮即将行经的庭院,是欢迎和礼貌的象征。它们以圆滚的、低悬的身躯,向来宾致以亲切的问候,以迎接门内正在等候的握手与微笑。
因此,我们撷取其中一盏,将它明亮的光线投向这个伟大国度的未来——尽管眼下,她正处于内忧外患而无能为力。当一个人由于受到打击或其他原因而丧失了意志,或者说想象力,他的身躯可能有多种走向,也可能原地不动。中国正遭受着这样的打击,她被一种观念战胜了。她没有任何错,除了专制。在她四千年的历史上,她再次被剑征服,被迫接受征服者的条件。而今,侵略已经渗透了整个国家,而不是简单地掠过。中国的领导者们必须参加一场等待已久的竞赛,而与此同时,民主观念的伟大力量正缓慢集聚、警醒,最终发声并行动起来。
盗贼之风可能吹自四面八方,时起时落;饥荒、洪水、火灾的阴云可能笼罩大地,四处飘荡;政治巨变的暴风雨可能毁掉这些天朝之人的土地、房屋、寺庙,但一个完整民族不可抗拒的力量仍然存在,永恒地、平静地普照着一切疾风、阴云和暴雨。
中国对于文化的传承令西方世界汗颜。这不是一个刚学会数一二三的未开化的民族。就像宋代被称为中国的奥古斯都(960—1281)时代一样,有人称唐代为中国的伯利克里(618—906)时代。唐代的音乐、雕塑、绘画及应用艺术——瓷器、青铜器、刺绣、漆器、雕刻、珠宝——将上层生活装扮得无与伦比,也渗透进了下层民众的意识中。但这还不够,只有有教养的民族才会将学问视作三大美德之一。
当欧洲的先祖们身穿兽皮、从骨头上撕咬生肉、用棍棒击败邻居的时候,中国人正满怀崇敬地聆听诗人和哲人,聆听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然而,即便孔子也不是他言论的创始人。他以无上智慧收集千百年来已经存在于这个国家的哲理和经验,并传授给后代。孟子追寻其师的足迹,对生命、爱与死亡做出了自己的阐释。就像一个人无论在精神上还是肉体上,一定会有一个“对手”一样,以杨朱为代表的对立思想出现了。杨朱的言论记载于《列子·杨朱篇》,2200年前的他有着与现代心理学家相同的哲学——无视死亡。他说:“理无不死。”“理无久生。”“五情好恶,古犹今也;四体安危,古犹今也;世事苦乐,古犹今也;变易治乱,古犹今也。既闻之矣,既见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犹厌其多,况久生之苦也乎?”“将死,则废而任也,究其所之,以放于尽。”
杨朱以现代智慧思索着,嘲笑着。这种亚历山大·大卫称之为“否定神圣”的思想有其内在哲理,崇尚自然,反对有神论。杨朱主张人生没有固定的程式,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幸福快乐的权力。“一个人的美食是另一个人的毒药。”道家学派的伟大典型老子认为,约定俗成的美德会妨碍人的个性,而个性是无价之宝,是一个人最为宝贵的财富。一个人要按照自身规律发展自己的个性。快乐可以传递给他人,而他人不是被迫快乐。每个人都必须找寻他自己的乐趣所在,无论是美酒、女人、歌乐或是山顶。
这就是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即便在焚书坑儒(公元前213年)之后,对于学问的尊敬也没有丧失。所有有志向的年轻人都期望掌握足够多的知识,至少能通过较低等级的考试。一个人只有展现出一定的学问,才能被任命做官。因此,当她世界背面的邻居在新文明中变得强壮而富有侵略性时,古老的、早在西方民族诞生前就已经步入文明的中国,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依然循着老路。当她有时间——东方通常发展缓慢——将注入体内的新观念吸收,她将重焕生机,自行摆脱当前这前所未有的政治和文明困境。
我把这些灯笼置于公众的注视之下,尽管在这个美丽的国度,无数美好向我洒落,而我只能浅陋地呈现其皮毛。我的目的是展现这里所发生的事情,尤其是新时期中国女性这样一个少有人知的黑暗角落。如此,倘我能显出一些亲切、同情和礼貌,就像我一个独自旅行的女人所接受到的那些美好,那么,评论家和书商们的名单上将会多一本书,人类知识的粮仓里也将多一颗稻谷。
梅杰·亚瑟·德·布莱斯在中国人的名字和术语方面给予我帮助,在此致谢。
书中所引诗歌来自对东西方文学做出重大贡献的翻译家弗洛伦斯·埃斯库弗和艾米·洛威尔的《松花笺》等,包括L·克兰默的作品,他向我们介绍了中国诗歌中的思想。我希望这些芳香能够向西方读者暗示中国的美丽与深刻,暗示中国的文化和文明,从而使他们产生理解和尊重,培养善心,增进团结。这样一来,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我们便都能像李白诗中所言——
“再得论心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