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一切的由来

出其东门，有女如云。

——《诗经·国风》

1922年11月的一个早上，我正在远东天堂那些陌生地方和人当中闲逛，突然，一件事震惊了我，于是早餐被丢在一旁，而电话却繁忙起来。很快，我有了火车票和船票、旅馆账单及搬运工。使我迅速行动起来的是早报上的一条新闻：中国小皇帝的婚礼日期定在12月1日。

我的东方之旅有三个期望。观看皇帝的婚礼是其中最为重要的。黎明时刻，一个已经失去君权的皇帝，将要在北京紫禁城中迎娶一位他从未谋面的皇后。我的梦想终于要成真了。满族仍然沿袭着可能是当今世界最古老文明的程序和仪式。尽管他们的权势已经丧失，对于外国人几乎没有染指的神圣的内城，他们仍然有着独占的骄傲。我渴望来到这精神屏障的背后，亲眼看看这些陌生人的真实生活。在我们尚未发明字母之前，他们已经很有智慧。他们的领土曾从寒冷的满洲一直延伸到炎热的广州，从海边温暖的浙江一直延伸到遥远的甘肃，与神秘的西藏相邻。那里高耸着喜马拉雅山，冰雪皑皑的山顶是我们不停旋转的地球上的最高处。

八个小时之后，我赶往港口，登上了驶往天朝上国，现在称为民国的轮船。

有人可以描述一下抵达上海的第一感觉吗？在海上的这几天，东方人的气味和长相，使我收起欧洲人的做派而渐渐习惯于中国人的作风，并产生了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中国！这个词经常编织出一场梦境，其魅力超越我的想象。或许有些很久远的先祖曾学过《论语》和《孟子》，甚至曾向伟大的孔子和博学的孟子顶礼膜拜。或许这就是我出生在加利福尼亚的原因，这就是那些甜甜的水果和洗衣服的罗给我的奇怪香料对我儿时的味觉有如此大吸引力的原因。只有在这里，在这些充满智慧的、新鲜的甜食中，我才理解了一点。很多时候中国人对这些西方人而言，就像甜品对于小孩子一样。他们神秘莫测、令人着迷，却又有些令人失望，因为以西方人的思维很难理解他们。

上海尽管有趣，却不能使我久留。它是一个人们还会再来的地方，实际上我就多次回到上海。如果我想亲身经历北京即将上演的激动人心的时刻，就必须抓紧时间。我先是接触了中国的几位进步女性，其中最为有趣的要数孙逸仙先生的夫人；还联系了一些英国人和美国人。然后我发现，我要坐的去北京的那趟火车，需要横越一条几个月后出了名的线路。山东一伙土匪绑架了火车上的外国人，要求支付赎金。在这些外国人里边，有两名美国军官和他们的家人，还有美国标准石油公司保护下的洛克菲勒家族中的一位女人。这使得外国政府非常“丢脸”。很明显，这些土匪提前几个月就已经开始沿汉口—天津铁路做准备了，就在新晋战斗英雄吴佩孚将军的管辖范围内。所以，我只好放弃原本的计划。顺便提一下，我很好奇一个国家竟然不能摆脱掉这类麻烦。我有些想对绑匪们说的话，写在了关于革命的那一章里。这里我只想说，中国土匪绑架这些人，就像美国强盗打劫马车一样，被打劫的人尽管可能远比单个劫匪强壮，但被枪指着的时候，他们还是会乖乖举起双手。没有人愿意成为枪下的牺牲品。在中国，如果想要营救的只是一具尸体，那么营救还有什么意义呢？

37个小时呆在一趟又冷、又脏、又挤、供给又差的火车上，只有无穷无尽的不适。后来我发现，冬天在中国旅行要有相当的耐力；但那冰封的、灰蒙蒙的大地，随处可见的土丘，以及围墙内的城镇，对于我都有着无限的吸引力。火车站几乎不会建在离城市很近的地方，个中原因可以体现出这个大国的一个特色。外国的工程师们为这条很大程度上模仿他国首都而建的铁路进行勘测时，无论是伐树、铺轨、架设电线杆，他们都遭到了坚决反对。尤其是架设电线杆和电线，被认为严重破坏了当地风水，甚至有可能穿越龙脉，或者破坏龙的巢穴。后果当然会很可怕，一些农妇甚至向这些不幸的工程师们一桶桶地扔“夜土”，这是他们拒绝在那里继续工作的最主要原因。幸好有些开明人士进行了争取，铁路才得以完工。但最终完工的铁路尽可能地远离城镇，以免遭到报复。事实上报复已经来了，供需之间相隔那么远，很多王公大臣开始后悔因为风水而做出这样的决定，因为他们不得不顶着风吹日晒，在府邸和“龙头”——口语中他们这样称呼这道“铁马”——之间奔波四五里地。后来，这些铁路成为革命的诱因之一，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见已经变了，满族政府将铁路收入收归国有，这引来了从中获益颇多的省份的强烈反对。

11点，清冷的夜晚，11月底，火车缓缓驶入北京站。我步入阴暗的、北风呼啸的车站，感觉自己就像亚历山大·塞尔柯克一样，作为自己命运之船的船长，却那么孤立无援，不知命运将带我驶向何方。

这个寒冷凄清的未知世界被一张朋友的脸改变了。他是一位帅气的政府官员，将纠缠不休的苦力从大麻烦转变为有价值的人。他帮我搬行李，将我带到了一辆舒适的、铺有毛毯的汽车上。很快，我就抵达了我所有旅程中最为满意的旅馆。一间敞亮的客厅，一间卧室，一间装备齐全的浴室，都在等着我。从窗户可以俯瞰紫禁城，苍冷的月光下，一座座宫殿就像有着古老荣耀的幽灵。就像中国，一个充满尖锐矛盾的国家。因贫穷而消瘦得颧骨突出的脸上流淌着高贵的神色；由一个简单基础的特性演化出无穷无尽的繁琐仪式。凌晨2点，我打开旅馆的双层窗户，本想开始我在北京的第一觉，街上却传来了奇怪的叫卖声。这声音是我在这个神奇的城市里逗留期间的一大特色，天天晚上都能听到。听不到的那几天也很有特色。我把夜晚当成白天，这样，我每天晚上就有不到五小时的睡眠时间。这里的气氛让我无论在肉体上还是精神上都非常兴奋，没有必要犯懒，也不会感到运气不佳。北京是出了名的好客。这是城市魅力的构成部分。从早到晚，人们对陌生人都很友好。当一个人被正式介绍过之后，他或她就会传遍外交圈和社会圈。在北京的生活就像一条长长的、丰富多彩的卷轴，充满新景、新人、新想法和新感受。没有无聊空虚，也不会感到隔阂，在这个神奇的引人注意的城市，无论外国人还是中国人，都时时兴致满满。

我立马着手准备参加这千载难逢的婚礼，当时只剩下五天时间了。然而，四面八方都传来不幸的消息——任何外国人都不能观看这场皇家婚礼。

但第二天，毓朗贝勒福晋和长女恒慧格格同意在美国驻京使臣夫人举办的午餐会上接见我。我非常高兴。这是我梦想变为现实的楔子，因为福晋是皇后的外祖母。东方人妻妾成群、子孙满堂，对外国人而言，这些关系太复杂了，难以搞懂。而且，人们往往回避直接谈论这个话题，因为这样不礼貌。经过多方打探，我才明确了福晋与皇后之间的关系。皇后是她的父亲荣源与前任夫人所生，皇后的生母去世后，荣源又娶了朗贝勒的次女。因此她成了皇后法定的“母亲”，福晋便成了皇后的“外祖母”。尽管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福晋仍扮演着外祖母、岳母和母亲的角色，掌管整个家庭。她是一位实权在握、目光敏锐、意志坚定的女子，她对家庭的掌管绝不只是名义上。

因此，当她在午餐会上以挑剔的眼神打量着我，对于我能否有机会参加婚礼的请求若有所思地回答“我看看吧”时，我看到了一丝希望。

朗贝勒福晋是最令我感兴趣的人，事实上她是我在中国有幸见到的最卓越的人之一。尽管在满族古老的贵族家庭，女性不可能把握自己的命运，但她宣示了自己的存在，她掌管着她的丈夫、她的家庭，她的权势延伸到了第二代甚至第三代。到目前为止，至少在外人看来，她管理得井井有条。她是纯粹的满族人，不会说英语或其他外语，但她对于整个家庭、整个民族在国家政局中的境况有非常清醒的认识，她尽可能多地接触与她等级和地位相容的外来思想。满族正失去权势，原本庞大的皇室家族正一年年变得穷困弱小、前景不明，面对这些，她无所畏惧。

福晋给了我一份关于新娘亲属关系的内部公文。公文中采用了福晋的另一个称呼，外交部的一位中文学生将其翻译如下：

赫舍里氏是前大学士英桂的孙女、陕西巡抚崇领（Chung Ling，Inspector of Shensi Province）的女儿。她“聪慧睿智，是唯一一位切实辅佐其丈夫、而不是坐等丈夫挣钱的女子。嫁给贝勒以后，她对每件事都提出建议和意见，贝勒需要依靠于她。她还能将某事托付于某个恰当人选，并取得成功。她是象棋高手，且精通绘画。如今她62岁了，却依然如年轻时一般勇敢”。

正是她的这份保持至今的勇敢和独立，我才得以受邀参加荣府举办的神圣而又神秘的册封礼。我想亲眼目睹皇帝婚礼的渴望打动了她敏锐的心。她说：“目前我没有权力能争取您进入皇宫，”——这是个重大资格——“但我可以邀请您去我外孙女皇后府上。府邸有些简陋，请见谅。满族皇室的荣耀已经不再，但我们对国家和皇上的自豪感依旧不变。为什么没有人相信我们的诚意，相信我们正尽己所能地适应民国新政权？——尽管他们搞得一团糟。”她小声补充。

“大家都不信任我们，都怀疑我们动机不纯。贵国不是这样的吧，夫人？”

我回答道，底层的政治其实全世界都差不多——谋求自我发展，追求自身永续，为自己利益考虑，不相信同伴或其他群体。看上去她对这个回答很满意。

她向我坦诚给予我这份荣耀的原因。

“不管乐不乐意，我们已经向外界敞开了国门。中国的男童，甚至女童，都学习了外界知识、外来思想。皇上如何娶的皇后，对此一无所知的人反而会讲得煞有介事。既然这样，还不如讲述实情。没有人知道实情是怎样的，因为没有人能进入内庭。最好的人选便是您这位聪明的女子——在贵国，离开家庭的女子都很聪明——这位精通本国礼仪、不会说关于我们的假话的女子，而且对异族人非常和善。是的，要请您来，请您看看一位满族格格是怎么变成皇后的。您要谅解我女婿简陋的府邸。”（出于礼貌，人们通常会贬低自己一方。）“满族人的居住条件不比从前了。我外孙女只有12名丫鬟，整个府上现在只有不到30个太监。”她叹了一口气。“有太多需要谅解的了，但我女儿一家一定竭诚欢迎您。”

“至于您，夫人，”她对女主人说，“请引导她，做她的翻译。”最终，神秘的册封礼多了两位女人参加——另一位是作为翻译，她有美国外交背景，先前赢得了这位满族福晋的友谊，在这个伟大的时刻没被遗忘。

毓朗贝勒的夫人，中国皇后的外祖母。

杭州一家灯笼店。近处是他家的长子。

中国的交通。

福晋身穿浅紫色锦缎旗装，因刺绣而显得硬挺，其主要图案是深紫色立绒的希腊回纹，精致而华美。她的满族发式以传统的黑缎旗头为底，左翼有一朵菊花，前方装饰着很多珠宝，头发在耳后头顶梳成两分的发髻。她的脸上显露出智慧、敏锐和权势。照片上的脸比实际要稍稍圆一点，几乎没有皱纹，就像刚过三十岁一样。眉毛描过，嘴唇和面颊上搽了胭脂。她的手比较小，但很丰腴，手上戴着一两枚宝石戒指和一两个长指甲套。

照片内外，福晋都举止优雅、谦和有礼，她的女儿恒慧格格温文尔雅、光彩照人。我很荣幸能够与她们迅速建立起友谊。婚礼结束大约两周之后——很幸运不是之前——福晋便病死了，整个家庭因此而陷入泥泞。我很遗憾没有更多机会向这位旧秩序中的伟大女性学习，她既融和了古老的文化，又拥有现代人的主动性和管理才能，而这些孕育着真正独立的、与长久建立的传统相对立的思想和行动。

从她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女性的力量。在她的家庭中，她绝非傀儡。这一点将在《太太之灯》一章中详细探讨。

接触到这些文化背景和社会地位都与我差异巨大的女子，真是一段难得的经历。在我看来，她们有尊严、有能力而又稳重踏实，与外在的温柔谦和、华丽的珠宝服饰、从小培养的礼貌结合到一起，令我格外敬佩。之前，我对中国人的印象来自加利福尼亚的苦力们，此时我意识到，这些先入为主的印象使我的认识有了偏差，中国人并不都是那些漫不经心的观察家口中低等的“中国佬”、洗衣工。

餐会时间过后，她们二位便准备离去了。她们留下了名片，那是8英寸长、4英寸宽的红纸，印有她们的姓名和头衔；还就她们受到的招待礼貌地致谢。然后，她们便被护送着登上了一辆中式马车，马车内部以清代贵族常用的红丝绸布置。拉车的是匹毛发蓬松的小马，套着不够正式的马具；车夫的打扮也很随意，衣服皱成一团。我目送这两位高贵的女子在不够高贵的马车中远去，我知道，礼仪扎根于她们的心里，无须对比曾经的荣耀我也能感受到，现实在她们高傲的心中一定留下了深深的伤痕。新的时代已经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去安放皇家特权。

当我弄清大婚礼是在神圣的紫禁城内举行，只有在那才有希望见到皇帝时，我并没有沾沾自喜于朗贝勒福晋的垂青，她的权势尚未延伸到那里。我尽可能快地将一封敲门信递到了一位大权在握的官员手中，当时他正在北京赋闲。我获得了约见的机会，这对于一个女人而言非常难得。我不想在这冰天雪地之时在人力车上呆一个半小时，于是向一位朋友借了汽车，汽车司机比较熟悉北京的胡同。这些狭窄的、两侧都是围墙的小路东拼西凑地铺遍了整个北京城，外国人对它们最初感到好奇，但后来就变成了绝望。它们比波士顿的牛径还要坑坑洼洼一百倍，毫无逻辑、毫无方向地四处蔓延。很多胡同的尽头是一户人家的前门或后门。几乎只能容得下人力车在其中穿梭，而汽车只能带来惊险和破坏。

在这些无穷无尽的石墙之间走了一小时的弯路和错路之后，司机说他往前开不动了，因为那位高官门前有另一辆汽车把路堵上了。我只好下车，在没有铺柏油的泥路上艰难前行，绕过一条脏兮兮的狗、一只山羊和两个吵得正凶的小孩，转过弯去，背上突然感到一点刺痛。原来是两名手持刺刀的民国士兵，他们怀疑我是否有权继续向前。

这时，门人传唤我进去，于是我昂首阔步地从这两名忠诚的士兵面前走过，穿过一道漂亮的漆门和几进庭院，我感到有很多双好奇的眼睛正躲在暗处打量我这个“异族人”。跟着引导，我绕过影壁，步入内院。院落的主人原本可能成为这个国家的救世主，如果不是在他权势的巅峰，疾病将他击垮。前厅和客厅都布置着普通的西式桌椅，有一个火炉、一些精美的瓷器及地毯。令我始料未及的是，屋内热得简直受不了。但主人却穿着一件毛边长袍，一位客人穿着水獭皮饰边的海豹皮外套。我毫不怀疑，如果屋内不是零上90度，而是零下30度的话，他依然会这样泰然自若。我以这位佛祖一样的人物为榜样，被两件毛衣和一件鼹鼠毛皮外套包裹着，几乎要窒息了。穿着这些衣服在没有取暖设施的普通中国人家里，一点都不觉得冷。

这位主人有着与生俱来的礼貌，同样以“西方女性很聪明”赞美了我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