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文学与实感

章太炎语言文字观略说

本文并非对章太炎语言文字观的全景展示，只涉及其中若干方面，特别是考察其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在语言革新规划上的重合与分殊。试图探讨这样一种与外来西方影响迥异的内发性思想资源，如何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产生意义。而这一重要资源长期处于被压抑的状态，对它的考掘与重识，兴许有助于我们梳理新、旧文学的关系，现代语文建设与现代性的勾连，方言写作等等至今影响我们文学发展的问题。

上篇：章太炎语言文字观的若干描述

章太炎在《中国文化的根源和近代学术的发达》中谈及中西文字长短，说：“拼音字只容易识它的音，并不容易识它的义，合体字是难识它的音，却是看见鱼旁的字，不是鱼的名，就是鱼的事；看见鸟旁的字，不是鸟的名，就是鸟的事；识义倒反容易一点。两边的长短相较，也是一样。”[1]又如《常识与教育》中批评一些人盲视中国历史：“自然晓得本国的历史，才算常识，不晓得本国的历史，就晓得别国的历史，总是常识不备。”[2]这里，章太炎充分重视中西文化的差异性，反对以西方的标准来考量中国问题：“可见别国人的支那学，我们不能取来做准，……强去取来做准，就在事实上生出多少支离，学理上生出多少谬妄，并且捏造事迹。”这一切无不见出章太炎“凡事不可弃己所长，也不可攘人之善”[3]的齐物思想。

值得注意的是，在相近的时间段里，鲁迅和他老师章太炎思考的问题，每每有神和之处。比如《摩罗诗力说》中，鲁迅盛赞浪漫派众诗人“各禀自国之特色，发为光华”，引申一下说，拜伦等人是承继着各自地域的风貌、以独立主体的身份进入、参与到世界文化的序列中，这样才能产生丰富的意义。又比如，《破恶声论》中的名句：“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伊藤虎丸的解释是：“‘伪士’之所以‘伪’……其论调之内容虽然是‘科学’的，‘进化论’的，然而正因为其精神是非‘科学’的，所以是‘伪’的。”[4]章太炎在《经的大意》中也给出了几乎一样的表达：“至于别国道德的话，往往与中国不投，纵算他的道德是好，在中国也不能行。”[5]因为，真正的思想、学问必定根植于自我内心而排除外界权威。对自由心性和“依自不依他”的精神能力的强调，章太炎和鲁迅并无二致。

不齐而齐的哲学，并非忽略事物之间固有的差异，恰恰相反，正是在充分承认、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屏弃对不同社会、历史、文化等做轻率的优劣高下评判。由这样文化的相对主义和多元主义出发，很容易过渡到章太炎的文字观。

章太炎说：“若是提倡小学，能够达到文学复古的时候。这爱国保种的力量，不由你不伟大。”[6]何以赋予一般看来殊少意识形态色彩的语言文字研究，以兴邦爱国的巨大力量和经世致用的实践品格？我想这里涉及两种不同的语言文字观。

一种是将文字视为书写表意的工具，另一种则不仅认识到文字的工具性，更是把它当作民族构成的要素。如果赞同前者，那么掌握、书写、传播的便利等无疑可以作为评判文字高下的标准；如果赞同后者，文字关联着兴邦亡国，其存废革新当然应该慎之又慎。章太炎从语言文字同社会文化、民族心理的紧密联系出发，“文字者，语言之符。语言者，心思之帜。遂天然语言，亦非宇宙间素有此物，其发端尚在人为，故大体以人事为准。人事有不齐，故语言文字亦不可齐”[7]，对于将各民族不同文字，排定序列等级，分出高下优劣的做法，章太炎最是反对，“万国新语者，本以欧洲为准，取其最普通易晓者，糅合以成一种，于他洲未有所取也。大地富媪博厚矣，殊色异居，非白人所独有，明其语不足以方行世界”[8]。在关于“万国新语”的论争中，李石曾“文字所尚者，惟在便利而已，故当以其便利与否，定其程度高下……于进化淘汰之理言之，惟良者存”[9]的判断，和章太炎一贯的主张“所以卫国性、类种族者，惟语言历史为亟”[10]针锋相对，彰显出两种文字观——工具论和以语言文字“激动种性”的殊途。

进一步说，章太炎的文字观与其用以建构民族认同的依据和对待历史的态度黏结在一起。首先，章太炎以历史谱系为依据，强调文化在定位民族身份时的重要意义：“文字政教既一，其始异者，其终且醇化。……所谓历史民族然矣。”[11]又将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民族文化作为“立国之元气”：“国家之所以能成立于世界，不仅武力，有立国之元气也。元气维何？曰文化。……然吾国自比年以来，文化之落，一日千丈，是则所望于国民力继绝任，以培吾国者耳。”[12]

其次，在《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中，章太炎将历史观作为人类与动物区别的标志：“人类所以异鸟兽者，正以其有过去未来之念耳。若谓过去之念当令扫除，是则未来之念亦可遏绝，人生亦知此瞬间已而，何为怀千岁之忧而当营营于社会改良哉？”[13]在此，他非常强调过往对现在以及未来的重要意义，历史不是单纯的回溯往昔，而意味着一个由过去到现在向未来的动态发展过程。想要抽刀断水，横空造就一个“未来的黄金世界”根本不可能，因为“过去的事，看来像没有什么关痛痒，但是现在的情形，都是从过去渐渐变来；凡事看了现在的果，必定要求过去的因，怎么可以置之不论呢！”[14]朱维铮先生曾辨析章太炎的“提倡国粹”并不简单等同于“复古主义”，“他被清末最热衷于在中国实现意大利式‘文艺复兴’的一派学者，视作精神领袖……章炳麟一再把他‘提倡国粹’，与意大利的‘文学复古’相比拟”[15]。建设新的与考掘旧的必须同时进行，闭塞了哪一个向度都不行。正如鲁迅所说：“时时上征，时时反顾，时时进光明之长途，时时念辉煌之旧有，故其新者日新，而其古亦不死。”[16]

在章太炎看来，历史就好比默然流淌的长河，漫过今天的流水，必然来自那过往的源头；倘使那水流被污染了，那么治污的工作当然离不开发见被掩埋的源头。也就是说，要再造新世界，必得正本清源，必得复原被各种因素清理、抹除的历史记忆。而语言“上通故训，下谐时俗，亦可以发思古之幽情”[17]，它记载了一个民族在各个历史片断中的丰富生活经验，语言文字对考掘历史资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盖小学者，国故之本，王教之端，上以推校先典，下以宜民便俗，岂专引笔画篆、缴绕文字而已”[18]。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别的有新旧，文字的通不通，也有新旧么？”[19]有意思的是，近代以降的学者，取回溯的姿态在历史情境中发见思想、文化资源时，往往提到那个流水的比喻和新与旧的辩证统一，比如周作人将现代散文的源头上溯到明末公安派文学时，说：“现代的散文好像是一条湮没在沙土下的河水，多少年后又在下流被掘了出来；这是一条古河，却又是新的。”[20]

《留学的目的和方法》中，章太炎断然否定官方办学的功效：“不过看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在官所教的，总是不好。民间自己所教的，却总是好。”[21]《我的平生与办事方法》中直言批评孔子教育弟子，“总是依人作嫁，最上是帝师王佐的资格”。这里，对民间私学传统的维护和对读书人依傍权势的批判（“他的志气，岂不是一日短一日吗？”[22]）——二者固然出于章太炎对求学导致“热中于富贵利禄”的反感。但我以为这也同他重视复原历史记忆的观点一致，因为官方办学和学术独立的损伤，最容易使得历史经验被删改。

综上，在章太炎看来，文字是文化的血脉，它为民族认同提供了一张重要的身份证；同时，文字对接古今，正可复现被压抑的历史记忆。而此二者正是现代民族国家奠基的重要基石。从探讨文字新旧出发，章太炎的思考汇入到宏大的国族话语建构中。

相反，那种工具论的语言观，似乎抹除了章太炎在语言文字上的抱负，凸显其工具色彩。其实这种淡化反而强调的是另一种意识形态：以便利与否判决文字高下，“便利”隐喻着进步，从文字的革故鼎新自然可以过渡到文化的新陈代谢，由低级向高级进化。这显然为章太炎所不取。《〈新方言〉后序》中，好友刘师培揭示章太炎文字研究的寄托，一语中的：“昔欧洲希、意诸国受制非种，故老遗民保持旧语，而思古之念沛然以生，光复之勋虇蕍于此。今诸华夷祸与希、意同，欲革夷言而从夏声，又必以此书为嚆矢。此则太炎之志也。”[23]刘师培如此透彻理解章太炎的戛戛苦心，真可谓知己。

值得一提的是，刘师培在语言文字上的观点，极为复杂。1903年，刘师培作《中国文字流弊论》，将“字形递变而旧意不可考”、“一字数义而丐词生”、“假借多而本意失”、“数字一义”、“点画之繁”作为中国文字的弊端。进而提出两种补救之法：一是“宜用俗语”，“致弊之原因，由于崇拜古人。凡古人之事，无不以为胜于今人”；二是“造新字”，“物日增而字不增，故所名之物无一确者”，“今欲矫此弊，莫若于中国文字之外，别创新字以名之”。[24]这样建基于工具论的文字观，显然走在与章太炎立论迥异的理路上。尤其这“于中国文字之外”另造新字的主张，联系到刘师培无政府主义思想，那么从另造新字到采用“普及全球”的万国新语，这背后截断本根，趋向世界大同，默认西方现代性的“文字进化观”清晰可见，这与揭示“太炎之志”的刘师培真是判若两人！然而到了1908年，刘师培在《国粹学报》上作《论中土文字有益于世界》，指责时人“妄造音母”，“其识尤谬”，并申述汉字“文字繁减，足窥治化之浅深，而中土之文以形为纲，察其偏旁，而往古民群之状况，昭然毕呈”，“顾形思义，可以穷原始社会之形”，“世界抱阐发国光之志者，尚其从事于兹乎！”[25]此番言论，真可视为“太炎之志”的翻版。刘师培这个例子，是思想本身的对峙、分裂也罢，是观念的发展、更迭也罢（不可忽视章太炎对其的影响），足以说明西潮东侵时，中国读书人在语言文字观，进而在应对西方现代性的大规模展开时，其心灵世界的内在冲突与紧张。

下篇：章太炎语言文字观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合与分殊

一、“文言合一”与“博考方言”

章太炎与白话文运动诸人“文言合一”的倡导，皆导源于“声音中心主义”[26]。章太炎说：“夫字失其音，则荧魂丧而精气萎，形体虽存，徒糟粕也，义训虽在，犹盲动也。”[27]。坚持声音中心主义的立场，即在口头语言与书写文字二者的关系中强调以语言为本，故章太炎主张以语体行文以使言文一致。后来在新文化运动中引领风骚的钱玄同，即深受老师章太炎上述论点的启发，在为《尝试集》作序时，钱玄同说：“我现在想：古人造字的时候，语言和文字，必定完全一致。因为文字本来是语言的记号，嘴里说这个声音，手下写的就是表这个声音的记号，断没有手下写的记号，和嘴里说的声音不相同的”，“周秦以前的文章，大都是用白话；像那‘盘庚’、‘大诰’，后世读了，虽然觉得佶屈聱牙，异常古奥；然而这种文学，实在是当时的白话告示”[28]。既然文言不过是先人日常使用的白话，那么既无必要看轻白话，更没必要抬高文言。

“中华的字形，无论虚字实字，都跟着字音转变，便该永远是‘言文一致’的了”，而“二千年来”，之所以“语言和文字又相去到这样的远”，完全是人为造成，一是“给那些独夫民贼弄坏的”，二是“给那些文妖弄坏的”[29]，故而言文一致才是历史发展的正道。从声音中心主义的坚持，到溯源出一个言文合一的古典时代，再到现实中言文合一的倡导，章太炎的理论客观上为白话文运动奠定了历史的合法性，尽管这也许原非他主观意旨。

目的相同，但所取用的理论规划与方案却各异，下面分两项粗略描述章太炎的观点，并见出他与白话文运动的某些殊途。

（一）考掘旧有作为开新资源。在章太炎看来，语言文字记录着本民族的历史，它并未死亡，依然制约着今天的生活。而胡适等人文学革新的主要利器——所谓白话诗，原非劈空造出，《国学概论》中的这个例子，章太炎经常取用：

提倡白话诗人自以为从西洋传来，我以为中国古代也曾有过，他们如要访祖，我可请出来。唐代史思明（夷狄）的儿子史朝义，称怀王，有一天他高兴起来，也咏一首樱桃的诗：“樱桃一篮子，一半青，一半黄；一半与怀王，一半与周贽。”那时有人劝他，把末两句上下对掉，作为“一半与周贽，一半与怀王”，便与“一半青，一半黄”押韵。他怫然道：“周贽是我的臣，怎能在怀王之上呢？”如在今日，照白话诗的主张，他也何妨说：“何必用韵呢？”这也可算白话诗的始祖罢。[30]

语虽调笑，但白话“古代也曾有过”的论断却乃章太炎素所秉持。正因为他将白话视为语言流变的自然产物，否认其横空出世与西方血缘，“古今语言，虽递相嬗代，未有不归其宗，故今语犹古语也”[31]，所以开新之法在于返本：“本之古音，以为纲纪，而下寻其品目，化声虽繁，可执简而驭也”[32]。

考订旧有的语言资源，求出正音，以便统一语音，推行国语——这样一番推本溯源的功夫，无论在工程实施上的浩繁还是精神特质上的复古，都不合于白话文运动。胡适认为死的文字不能表现活的话语，工具的破旧不堪与思想的日新月异之间愈益显出的分裂，催逼着时人“随时造词”，“所造的词多半是现代生活里边的事物；这事物差不多全是西洋出产；因而我们造词的方法，不得不随西洋语言的习惯，用西洋人表示的意味”[33]。对于“新事新物，逐渐增多，必须增造新字，才得应用”的说法，章太炎虽然以为“这自然是最要”，方法却是“但非略通小学，造出字来，必定不合六书规则。至于和合两字，造成一个名词，若非深通小学的人，总是不能妥当”[34]。“随西洋语言的习惯”与“深通小学”——二者旨趣迥异，可见一斑。其实对于那种抱怨工具破旧、不堪使用的言论，章太炎也是不以为然的，他分明有如下质疑：“别的有新旧，文字的通不通，也有新旧么？”

对于章太炎念念不忘的文字，傅斯年是大加讨伐的，他明确将“初民笨重的文字保持在现代生活的社会里”作为“中国人知识普及的阻碍物”中“最祸害”的两条之一[35]；而章太炎偏偏要在这样“笨重的文字”、“阻碍物”中考订正音。另外，傅斯年提出铸造“精纯的国语”，方法在于“留神自己和别人的说话”[36]，这一立足当下的立场又与章太炎“本之古音，以为纲纪”的返本态度大相径庭。进而，在上述“增造新字”须得“深通小学”的主张后，有一段揭橥太炎寄托的文字：“若是提倡小学，能够达到文学复古的时候。这爱国保种的力量，不由你不伟大。”傅斯年则针锋相对：“文字的作用仅仅是器具，器具以外更没有丝毫作用吗？我答道，是的，我实在想不出器具以外的作用。唯其仅仅是器具，所以只要求个方便”，“造字的时候，原是极野蛮的时代，造出的文字，岂有不野蛮之理。一直保持到现代的社会里，难道不自惭形秽吗？……哼！这是国粹！这要保存！好个万国无双的美备文字！”[37]

值得一提的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38]——章太炎这一“孤行己意”的苦心，在近三十年后的特殊历史时刻，得到了一位新文化运动主将的“历史的回应”，胡适在1936年坦陈：

当然我们希望将来我们能做到全国的人都能认识一种公同的音标文字。但在这个我们的国家疆土被分割侵占的时候……我们必须充分利用“国语、汉字、国语文这三样东西”来做联络整个民族的感情思想的工具。这三件其实只是“用汉字写国语的国语文”一件东西。这确是今日联络全国南北东西和海内海外的中国民族的唯一工具。[39]

（二）“博考方言”作为实现文言合一的有效手段。上文“考掘旧有作为开新资源”只是对章太炎整体态度的一个概述，下面讨论他文言合一的具体理论与实践。

先来看胡适。胡适在处理国语统一与各地方言之间的关系时，态度是十分复杂的。1936年，他在一封致周作人信的开头，有一段极为诚恳的自剖：“我对于这个‘国语与汉字的问题’，向来没有很坚强的意见。把文字看作纯粹的教育工具，我们当然诚心的赞成汉字的废除和音标文字的采用。但我又是个有历史癖的人，我的历史眼光使我相信文字是最守旧的东西，最难改革的——比宗教还更守旧，还更难改革。”[40]也许正是出于这样一种“历史眼光”（这又让人想起章太炎所谓“过去未来之念”），在同辈人中胡适能清醒地意识到语言文字内在的主体性与外缘性之间复杂的关联，以及强行改革的困难：

国语统一，谈何容易，我说，一万年也做不到的！无论交通便利了，政治发展了，教育也普及了，像偌大的中国，过了一万年，终是做不到国语统一的。这并不是我一味武断；用历史的眼光看来，言语不只是人造的，还要根据生理的组织，天然的趋势，以及地理的关系，而有种种差异，谁也不能专凭一己的理想，来划一语言的。[41]

在对待方言问题上，胡适也是客观而通脱的。他承认“方言，我看是没有方法消灭的，听他自然的好”[42]，甚至“国语统一，在我国即使能够做到，也未必一定是好”。着眼于新文学的整体建设，胡适充分意识到了方言文学的珍贵与存在的合理性：“苏州的广东的文学家，能够做他们苏广的优美的文学，偏是不做，使他们来强从划一的国语，岂不是损失了一部分文学的精神吗？岂不是淹没了一部分民族的精神吗？如果任他们自由发展，看似和国语有些妨碍，其实很有帮助的益处”[43]。这里，胡适基于方言文学独具的神韵以及其中内含的“民族的精神”，质疑“强从划一”的手段，给予居于边缘和异质性的文学资源充分的褒奖和关注（这一点又和章太炎是一致的）。

对于国语统一与文学革新的步骤，胡适有自己详尽的规划：“若要造国语，先须造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自然有国语”，“我们提倡新文学的人，尽可不必问今日中国有无标准国语。我们尽可努力去做白话的文学……中国将来的新文学用的白话，就是将来中国的标准国语”[44]。胡适所谓“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既是前后相继的步骤安排，也潜藏了手段达成目的的策略性规划。方言作为一种零散资源，是丰富国语的“取材的资料”，它的被吸纳与引鉴，最终服务于牺牲、抹煞差异性的民族共同语的建构。就在上面那篇盛赞方言代表了“一部分文学的精神”和“一部分民族的精神”，主张“任他们自由发展”的文章最后，胡适也不忘下这样一个结论：“总之：我们能够使文学充分的发达，不但可以增加国语运动的势力，帮助国语底统一——大致统一……”话说得很明白，方言推进文学的发达，最终服务于国语统一。正如张新颖先生所指出的：“虽然文言的因素、方言的因素都可以利用，但它们只能作为这种新的现代普遍语言的极为有限的零星资源而被吸纳，整体性的取向是被排斥的。方言的多样性、差异性，特别是它的土根性，正是需要克服和牺牲的东西。”[45]大势所趋，求同背后的存异，只能渐遭遗忘。这样的例子正能见出：在大转型时代，一种先行的理论倡导与实际情形发展的悖异，以及一个学者的学理判断在现代性大潮的催逼下，往往随风消散。

而在章太炎那里，博考方言土语以作现代语文的建设之用，不仅仅是一种理论主张，更是身体力行的实践。章太炎在汉字发生学上找到了他研究的合法性，将声音作为文字的始基，文字的沿革变换都离不开声音古今相禅这个本根。“夫治小学者，在乎比次声音，推迹故训，以得语言之本；不在信好异文，广征形体”[46]，又说，“文字原是言语的符号，……凡声相近的，义也相近。……对于很复杂的文字，不求了解彼底根源，专从形体上去讲求，既觉得纷烦而且无实用。这是小学的途径”[47]。在声音中心主义的立场下，方言研究的重要价值在于：“中国文字自古文、小篆以至今隶，形体稍减省，而声音训诂，古今相禅”[48]，而“方国殊言，间存古训”[49]。在《新方言》后序中，刘师培声气相应，进一步伸张了章太炎方言研究的意义所在：“语言迁变，罔可诘穷。惟僻壤遐陬之间，田夫野老宥于乡音而语不失方”，“夫言以足志，音以审言，音明则言通，言通则志达。异日统一民言，以县群众，其将有取于斯”[50]。在申明了方言研究的意义后，章太炎开出了他文言合一的药方：“果欲文言合一，当先博考方言，寻其语根，得其本字，然后编为典语，旁行通国”[51]。而《新方言》十一卷正是他推究根源、梳理流变的艰辛著述。

针对有人提出以北京语音统一全国的方案，章太炎断然否弃：“今虏虽建宅宛平，宛平之语未可为万方准则”，“夫政令不可以王者专制，言语独可以首都专制耶？”[52]进而再次申明“博考方言”的重要性：“凡诸通都省会之间，旧语存者以千百数，其字或世儒所不识，而按之雅记，皆有自来”，这一对在既存官话基础上综合各地方方言来推究统一语音的坚持，对“首都专制”的抵抗，自然有他反满的考虑，但多少让人想起章太炎对不齐而齐的差异性立场的守护吧。

章太炎正是凭借这样一种往复回环的语源学考订为“言文一致”奠基。如此这般缜密的“推见本始”的理论主张并且身体力行地加以实践，这番功夫不是胡适所具备的。

由周秦之前文言一致论，到声音中心主义，到文言合一，章太炎同新文学倡导者的理论多有神和之处。不过有些问题却也不容忽略。

比如对待白话文，章太炎总体态度是不以为然的。他批评“现在的白话文只是使人易解，能曲传真相却也未必”，并以玩笑口吻举例：“假如李石曾、蔡孑民、吴稚晖三先生会谈，而令人笔录，则李讲官话，蔡讲绍兴话，吴讲无锡话，便应大不相同，但记成白话却又一样。所以说白话能尽传口语的真相，亦未必是确实的”[53]，“何若一返方言，本无言文歧异之徵，而又深契古义”[54]。章太炎的批评，直指白话文“我手写我口”的允诺。究其实质，趋向国语统一双方都无异议，只是在实现手段上，胡适等人倚靠白话，而章太炎始终落脚在博考方言上。

章太炎并不反对新文化诸人将白话文视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支潜流。然而后者用白话建构起一种文学史阐释观，目的在于为白话文张本提供合法性依据，与其说借鉴旧有，他们更注重的是自创新生，比如傅斯年承认“作文章虽然要创造。开头却不能不有凭藉，不能不求个倚赖的所在”，然而紧接着笔锋一转，“可惜我们历史上的白话产品，太少又太坏，不够我们做白话文的凭藉物”[55]。而章太炎的态度，从他经常举证的所谓“白话文始祖”的例子中，当可见出他只将白话视为古已有之之物，言下之意是无甚新奇，反倒在讥讽胡适等人力举白话大旗时的浩大声势实为少见多怪。博考方言与“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正体现了章、胡对塑造民族共同语以及文言合一的不同规划方案。从后来的实际情形来看，有以鲁迅为代表的创作业绩为白话文打造基础，胡适的设想得以实现。而章太炎虽有白话文行世，但他自己并不看重，甚至发表后只字不提，更未有以浅显白话道精透之说，以备读者典范的主观意图。

邵力子不满于章太炎《国学概论》中对白话文不能曲传口语真相的批评，反驳：“太炎先生又疑白话文记述方言各异的口语，不应尽同，似乎他于近人‘文学的国语’的主张未曾看过。”[56]自然，胡适理解“方言最能表现人的神理”[57]，主张用方言来丰富“国语的文学”；但是邵力子兴许未能明白的是：在章、胡关怀方言生存相类的表象背后，章太炎“推迹故训”、撢见本始的繁复实践、“殊言别语，终合葆存”的襟怀志向，乃至“思古之念沛然以生，光复之勋虇蕍于此”的苦心孤诣。

二、“无庸排击，惟其所适可矣”与“极端驱除，淘汰净尽”

《国故论衡》中《文学总略》一篇，要在辨析文学义界：“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凡文理、文字、文辞，皆称文。”进而区分“文章”与“彣彰”的不同：“夫命其形质曰文，状其华美曰彣，指其起止曰章，道其素绚曰彰，凡彣者必皆成文，凡成文者不皆彣，是故搉论文学，以文字为准，不以彣彰为准。”[58]尽管在为《革命军》作序时，出于鼓动民心、宣传革命的目的，他提倡过“跳踉搏躍”的文风；但总体说来，在修辞问题上，章太炎注重语言的“质素”、朴拙，反对虚浮、夸张。并且本着“修辞立诚其首也”的原则，要求文章有真情实感，尤其在《国学概论》中品评历代诗歌发展，每每以“真性情流出”为要则：“诗是发于性情。三国以前的诗，都从真性情流出，我们不能指出某句某字是佳，他们的好处，是无句不佳无字不佳的”，“陶诗脱口自然而出，并非揉作而成，虽有率尔之词，我们总觉得可爱。如谢诗就有十分聱牙之处，我们总觉得他是揉作的”，“杨素武人不爱雕琢，亦不能雕琢，所以诗独能过人”，“流于典故的堆叠，自然的气度也渐渐遗失”[59]。这里对“真性情”、“脱口自然”、“自然的气度”的推崇，对“揉作”、“雕琢”、“典故的堆叠”的否弃，与胡适、陈独秀等人在白话文运动草创时的立论多有重合之处。毛子水在为傅斯年大加赞赏的《国故和科学的精神》一文中，道出了个中来龙去脉：

从章太炎先生作《文学总略》……把一切著于竹帛的文字都叫做“文”，大家因此就可以知道“文”的用处就是达意思代语言。他这篇论略里又提出“作文取法疏证”和“修辞立诚”的两个意思，大家因此就可以觉得媚生谀死的滥作和凭空说理的妄言的讨厌……胡君的《刍议》的意思，和章君的《总略》的意思，有没有一点关系，……章君的《总略》实在有“培植灌溉”的功劳，一个人能够知道“文”的功用就是达意思代语言，又知道时间的可贵，断没有绝对的去反对“国语的文学”的。一个人能够明白“修辞立诚”的意思，断没有不觉得从前中国的大部分的文学是没有文学的价值的。设使现在有一个人，他已经赞成章君的《总略》，但是又反对胡君的《刍议》，这个人就可以说得没有真正的知道章君《总略》，亦就可以说得没有科学的精神。[60]

从毛子水的话中，可以清晰窥见章太炎思想与白话文运动主张之间内在的承继脉络。

但值得注意的是，章太炎意识到文章写作方法的变化多方，并不强求齐量划一。《检论》中所附《正名杂义》，指陈“表象主义”的危害：“文辞愈工者，病亦愈剧。是其分际，则在文言质言而已。文辞虽以存质为本干，然业曰‘文’矣，其不能一从质言，可知也。文益离质，则表象益多，而病亦愈笃。”[61]。这样似显矛盾的认识恰恰是贴近文学本质的，在滥用修辞与一味反修辞间维系一种张力的平衡，或者如张新颖先生所言，章太炎自己行文古奥，也许“出于一种严格至极的修辞要求”[62]。又比如《文学总略》中，章太炎批驳阮元重申六朝“文”“笔”之辨乃是为了独尊骈偶辞采，虽然反对堆砌浮夸为太炎一贯坚持，但他辩证地认识到应用性与文学性（“文之美丽者”）的职用有异，以及文体选择的自由：“文章之妙，不过应用，白话体可用也。发之于言，笔之为文，更美丽之，则用韵语，如诗赋者，文之美丽者也。约言之，叙事简单，利用散文，论事繁复，可用骈体，不必强，亦无庸排击，惟其所适可矣。”[63]

如果做一粗糙的区分，将“文”分为应用文与文学性文章，那么“五四”文学革新处理的一大问题，就是“文学”不加节制的发展，铺排、夸张等修辞技巧冲击了语言交流时简洁明了的应用功效。新文学诸人对文体分类特别敏感，陈独秀有“应用之文”与“文学之文”的区分，刘半农更是“取法于西文”，将“文字”与“文学”对立，以定文学之界说：“‘何处当用文字、何处当用文学’与夫‘必如何始可称文字、如何始可称文学’”，“文字为无精神之物。非无精神也。精神在其所记之事物。而不在文字之本身也。故作文字如记账，只须应有尽有，将所记之事物，一一记完便了。不必矫揉造作、自为增损”，这番申论的目的即要求众人“不滥用文学，以侵害文字”[64]。傅斯年讨论“骈文”与“新文学”的差异，认为前者“实难能而非可贵，又不适用于社会”，而新文学“篇篇有明确之思想，句句有明确之意蕴，字字有明确之概念”[65]用三个“明确”来阐释“新文学之伟大精神”，偏重更多的是应用性吧。说新文学诸君忽视文学倒也有失公允，如胡适、周作人都很看重文学实绩；只是在应对“现在学校中的生徒，往往有读书数年，能做‘今夫’‘且夫’，或‘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也’的滥调文章，而不能写通畅之家信，看普通之报纸杂志文章”[66]的窘迫时，取一定程度的“文字本位主义”也势所难免。所以当时许多人都将规范应用文视为当务之急，比如刘半农写了《应用文之教授》，钱玄同写了《论应用文之亟宜改良》。

文言/白话，骈文/散文，这些文体选择上的宽松，在白话文运动初期还是得到倡导者支持的。刘半农说文言和白话“各有所长，各有不相及处，未能偏废”，而韵文中凡“不以不自然之骈俪见长，而仍能从性灵中发挥……仍不得不以其声调气息之优美，而视为美文中应行保存之文体之一”[67]；傅斯年说：“文言合一者，归于同之谓也，同中有异寓焉……有其异，不害其为同，有其同，不应泯其异。然则合一后遣词之方，亦应随其文体以制宜。论者似未可执一道而将合之也。”[68]。上述这些看法，都很接近章太炎。而钱玄同更是对老师的思想多有发扬，“普通应用之文，尤须老老实实讲话，务期老妪能解；如有妄用典故，以表象语代事实者，尤为恶劣”，“一文之中，有骈有散，悉由自然。凡作一文，欲其句句相对与欲其句句不相对者，皆妄也”[69]。对“表象语”的批判和“骈散之事，当一任其自然”的伸张，其理论渊源都来自章太炎。然而话虽如此，身当那样一个改弦更张的时代，偶一放任，难免存污，出于保护新兴事物的策略性考虑，钱玄同还是在《尝试集序》中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呼告：“现在我们认定白话是文学的正宗……对于那些腐臭的旧文学，应该极端驱除，淘汰净尽，才能使新基础稳固。”[70]“极端驱除”、“淘汰净尽”，大有斩草除根之意，可见与章太炎观点的断裂之深。

上文中章太炎那段对于骈、散“无庸排击，惟其所适可矣”的话，出自1922年的讲学，也许正是他针对文学革新的矫枉过正而有感而发吧。紧接着“惟其所适可矣”，他又说：“然今日之新诗，连韵亦不用，未免太简。既以为诗，当然贵美丽”，章太炎对白话新诗的偏见，曹聚仁在《讨论白话诗》的信札中已有批驳；但章太炎关于当时新诗缺乏文学性的指陈，仍然有其可取之处。总体而言，以钱玄同为代表的新文学诸将，尽管一定程度上延续了章太炎对文体选择自由权的保留，但为了维护白话作为文学正宗的地位，实质上并未给居于异质性的文学资源留下发展空间，后来实际情形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

三、“使无歧声，布于一国”与“方国殊言，间存古训，亦即随之消亡”

1902年，章太炎到日本后，《文学说例》分三次刊于《新民丛报》，后来修订《訄书》，将此文修改入《正名杂义》，作为《订文》附录。章太炎关于语言文字的许多见解在这篇文章中已见端倪，比如关于文与言的关系：

世言汉文难识，不若欧洲之简易。若专以字母韵首为纲，上、下傅于平声，加之点识，以示区别，所识不过百名。而切字既有定矣，虽咳笑鷇音之字，使无歧声，布于一国，若乡邑相通，可也。[71]

1908年，与巴黎《新世纪》编撰者论战，写《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提出：

今各省语虽小异，其根柢固大同。若为便俗致用计者，习效官音，虑非难事。若为审定言音计者，今之声韵，或正或讹，南北皆有偏至。……南北相校，惟江汉处其中流，江陵、武昌，韵纽皆正，然犹须旁采州国，以成夏声。[72]

1910年，在《论文字的通借》一文中，又说：“今人若添写许多别字，各处用各处的方音去写，别省别府的人，就不能懂得了。后来全国的文字，必定彼此不同，这不是一个大障碍么？”[73]从上述言论中，我们不难辨识出汉字注音、推广普通话和统一国语的先声。也就说在20世纪早期，民族共同语初建时，章太炎已然为国语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学理依据。

章太炎的这些主张，主要通过以钱玄同为代表的他的一批弟子得以实践。比如1913年在教育部召集的读音统一会上，“有些人主张用国际音标，有些人主张用清末简字，各执一偏，争执甚烈。而会员中，章门弟子如胡以鲁、周树人、朱希祖、马裕藻及寿裳等，联合提议用先生之所规定，正大合理，遂得全会赞同。”[74]会议选定章太炎所拟“纽文”“韵文”，略作改动，后来成为推行全国的注音字母。特别是钱玄同，任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常驻干事，其制作、推广国语、国音、注音符号、简体字等举措背后，皆可见出老师的影子，正如他的自述所言：“我得了这古今一体，言文一致之说，便绝不敢轻视现在的白话，从此便种下了后来提倡白话之根。”[75]

有趣的是，1932年，黄侃、钱玄同当着老师的面大吵一架，主要原因在于黄侃主张继续深入研究古音韵，而钱玄同主张设计注音字母。复古与趋新，关怀方言古韵与倡导统一语，这学术路径的悖离可以理解，然而两人皆为章太炎高足，立论、方法同出一门。可见差异与同一，这看似难以调和的旨趣在章太炎身上竟然微妙共存。一个强大统一的民族国家是章太炎心向往之的，然而潜心于学术研究之际，他又特别注意语言文字同社会文化、民族心理的联系，重视语言“自然之则”的本体性，反对在优劣评判的基础上实施突变与强行转换、“贸然变革”：

文言合一，盖时彦所哗言也。此事固未可猝行，藉令行之不得其道，徒令文学日窳。方国殊言，间存古训，亦即随之消亡。以此闿圉烝黎，翩其反矣。余以为文字训故，必当普教国人。九服异言，咸宜撢其本始，乃至出辞之法，正名之方，各得准绳，悉能解谕。当尔之时，诸方别语，庶将斠如画一，安用豫设科条，强施櫽括哉！[76]

类似的例子还有鲁迅。《摩罗诗力说》中盛赞“意大利分崩矣，然实一统也，彼生但丁，彼有意语”[77]；《华德焚书异同论》中，不满于当时有论者将希特勒焚书比之于秦始皇，“然而秦始皇实在冤枉得很”，希特勒焚书，“而可比于秦始皇的车同轨，书同文……之类的大事业，他们一点也做不到”[78]。从鲁迅的褒贬以及称秦始皇“书同文”为“大事业”来看，他非常清楚一种标准的、内部消灭差异的国家语言对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的重要意义。然而在未完成的长篇论文《破恶声论》中，原拟有驳斥“同文字、弃祖国、尚齐一”的主题[79]。

正如齐格蒙特·鲍曼所言：“共同体（community）是一个‘温馨’的地方，一个温暖而又舒适的场所。它就像是一个家（roof），在它的下面，可以遮风避雨；它又像是一个壁炉，在严寒的日子里，靠近它，可以暖和我们的手。”共同体允诺了安全感，但同时剥夺了差异性的自由——这是建立、进入共同体必须支付的代价。“从文化上统一的、同质的‘国家民族’（state nation）的角度看，这些建立在国家统辖之下的地域基础上的语言或风俗习惯上的差异，是还没有完全消除的历史陈迹”，“‘地方的’和‘部落的’意味着倒退；而启蒙却意味着进步……在实际中，它就意味着国家的同质性——而且在国家的边境内，只存在一种语言、文化、历史记忆和爱国情感。”[80]

很显然，章太炎“使无歧声，布于一国”的实践正是一种同质化的过程，它为民族国家的建立提供了意识形态动员与合法化基石。然而在“方国殊言，间存古训，亦即随之消亡”的慨叹中我们又分明感受到无可奈何的叹惋。也许正是在这种矛盾中，我们才能理解一个有着现代性诉求而又敏感于殊言别语中蕴藏神理的读书人，其内心世界的复杂。

结语

章太炎用语言文字来“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动人爱国的心思”，在上探语源、下明流变时念念不忘用共同语作民族建立之津梁，这似乎视学问为政治的辅翼；然而潜心学术时又每每执一于语言“自然之则”的主体性，再三强调学术独立的重要性：“学问本来是求智慧，也不专为致用”，“求学不过开自己的智，施教不过开别人的智”[81]，“仆谓学者将以实事求是，有用与否，固不暇计”[82]。周作人评价章太炎：“我以为章太炎先生对于中国的贡献，还是以文字音韵学的成绩为最大，超过一切之上的。”[83]而鲁迅却要推倒章太炎“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恢复其“革命家”的身份：“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84]两位弟子对老师判然不同的评价，其中管窥出的东西很耐人寻味。

然而或许也正是在学问与政治、求是与致用、“怀抱学术”与“思古之念沛然以生，光复之勋虇蕍于此”的寄托——这些微妙的分离与粘连中，我们可以见出在一个“华夏雕瘁，国闻沦失，西来殊学，荡灭旧贯”[85]的转型时代，在一个被黑格尔称作“非历史的历史”境遇中，在被动卷入现代化的进程中，一位非西方知识者的思想与实践，倡言与矛盾，追求与困惑，以及那“百折不回，孤行己意”的姿态所包蕴的含义。

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