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与“实感”
——通过一封家书释读胡风的文字与理论形态

借路翎的话来说，胡风是用“有‘血肉’感觉”“充满实感”[130]的语言方式来表达其见解的。他的文字最直接的，是其持续紧张的内心图景的外化，这是他文字风格的内在成因。罗洛曾记有如下一则回忆：有一次胡风请吃橘子，“他拿起一只橘子，剥了皮但没有吃，突然对我说：‘自然界真是奇妙，你看这橘子，外皮是粗粗拉拉的，说不定还有细菌，但它的内心却是这样干净，这样纯洁，没有杂质，没有污浊，你可以毫无顾虑地吃下去。’”[131]胡风文字的内外情形恰如这只橘子，“外皮是粗粗拉拉的”，不但论敌们谴责他理论“晦涩”，即便是中立派的知识分子也讥诮其行文“纠缠”[132]。但是内里却“这样干净，这样纯洁，没有杂质，没有污浊”，完全忠实于主体内部的“自我斗争”，真正实现了“言为心声”。这个关于“橘子”的独特比喻，还可略作笺释。日本中国文学研究权威吉川幸次郎赞美李商隐诗：“想要表现的内容与用以表现的措辞间，毫无阻隔，总有着一种就像丰满的果实表皮那样的充实的美。这种表现力，是强有力的精神的产物。”[133]这也是一个借助果实、果皮表达的精妙比喻，与上述胡风的自况合观，如有神契：表皮尽管“粗粗拉拉”却“丰满”，因为有“纯洁”的“内里”支撑；就好像主体借助“强有力的精神”燃烧，总能透过充满实感的措辞来抓住“想要表现的内容”。下文的讨论当可见出：胡风“极老实、极诚恳”的语言在心、言、物之间往复沟通，正是吉川先生所谓“毫无阻隔”——这是一种“充实的措辞”、惊人的“表现力”。

其次，胡风的理论是自己头脑“一寸一寸地思考”得来的，他从来不作蹈空之论，从来不极目远眺未来的黄金世界而轻易放过当下的理论破绽。而一旦将所要表达的理论化作了自身血肉，则在表达过程中充满自信、激情洋溢。这是一种“属己”的文字，有这么多只属于他的“个人词汇”：燃烧、主观战斗精神、思想力、拥抱力、突击力、把捉力……胡风的很多句子都如燃烧一般，毋宁说，他自己就烧在他的文字里面，透显出“真的悲痛，真的追求，真的反抗”[134]。在文字观上，他对人对己都作如是要求，在给妻子的信中说：“你知道，我是没有真情就写不出一行字来的。”又教诲年幼的女儿：“你应该学会写出自己的感情。”[135]对于那些从他的批评中“抽出一些理论似的端绪来加以讨论”的举措，胡风往往不以为然；但是有普通读者从中读出了“我的‘愿望’和我的‘愤怒’”，胡风却“深为感动”[136]。胡风对文字的要求如此一丝不苟，简直达到了“以心见心”、“以心传心”、“以心契心”。他要求自己，也勉励读者能够越过表述的本体，而洞察本体背后以及表述过程中的精神、心性，“能够从诗本身（仅仅是诗本身！）直接读出作者本人的心、感应那血脉涌动的源头和流向”[137]。

1965年，胡风在狱中给妻子梅志写了一封家书[138]，其中有这样两段：

常见的把感觉和思想分为二事的说法，只有在极限定的意义上才可以用。至于语言，它所表现的既是思想也是感觉，二者为一物的两面，恐怕连抽象的逻辑语言都可以这样说的。人对某些语言（文字）所以没有感觉，是因为那语言所表现的事物和运动他没经验过。没有注意过哲学问题或读过哲学书的人，“哲学”这个词就对他是无感觉的，神秘的，正如热带没有见过雪的人对“雪”和“下雪”这类词一样。所以，从基本性格上说，语言是极老实、极诚恳的东西。没有被客观事物所引起的感觉（思想），人怎么会创造某一个词呢？

那么，为什么又出现了极不老实，极不诚恳的语言？……在统治阶级利用下的这种语言，有的原来就没有实际事物和运动的感觉，有的在这样使用中失去了具体事物和运动的感觉，即所谓陈词滥调。……这种东西，除了以思想内容本身毒害人以外，更可怕的是，它使人的感觉力伪化，因而使人的思想力虚化，也就是，完全拒绝新鲜的具体的事物和运动进入受害者的主观世界。

在形而上学的传统中，知识是依靠理性获得的，只有理念代表了真正的存在，而人的感官直觉与本能被忽略，甚至完全否定。而胡风在这里却无限压缩了“感觉”与“思想”的区隔（恰如尼采对西方哲学传统的反抗），“感觉和思想分为二事的说法，只有在极限定的意义上才可以用”、“二者为一物的两面”。文字所表达的感情、感觉与思想合而为一、高度融合，其实正是胡风心目中理想状态的文学，这是他素所追求的。在1930、1940年代，“左倾”机械论让很多人迷信作家的头脑是反映生活的“镜子”、传达思想的“容器”，或宣传某种观念的“留声机”，对所有这些比喻胡风都是不屑为之的，他所钟爱的是“熔炉”。第一次出现是在1935年的《为初执笔者的创作谈》，他劝告文学青年们“不要看到了一点事情就写，有了一点感想就‘写’，应该先把这些放进你的熔炉里面”，胡风的意思是作家应该写自己受了感动的、消化了的东西，“真正的艺术上的认识境界只有认识的主体（作者自己）用整个的精神活动和对象物发生交涉的时候才能够达到”[139]。“交涉”的过程就像“熔炉”的熔铸，所有外界“客观的东西”、“借来的思想”，都要经过选择、渗透的化学过程，胡风还用过“燃烧”、“沸腾”、“纠合”等等来形容。“一个作家，怀着诚实的心，在现实生活里面有认识，有感受，有搏斗，有希望或追求，那他的精神就会形成一个熔炉，能够把吸进去的东西化成溶液”[140]，从“现实生活里面”来的结论，就仿佛是身外的“固体”，即便是科学的、合理的，但总也显得隔身，这个时候就需要用主观精神来铸造一个熔炉，“把吸进去的东西化成溶液”，灌输到体内各个部分，终于结合为感性机能与实践意志。正是为了强调这个过程中的主观因素（所谓“通过作家的主观而结晶”[141]）参与，所以胡风特别关注想象、直观、感觉……而很少讲思想、观念的指导作用，思想、观念不应该是创作过程中外加的指标。晚年胡风升华了这一表述：“托尔斯泰所说的感情，正是指的表现包括思想在内的作者的主观实际和客观实际的感情。”[142]这里对应的正是他早年摘译过的托尔斯泰的格言：“为了使作品有魅力，不只是一个思想指导作品，那作品的一切还非被一个感情所贯串不可。”[143]胡风晚年指出的是：只要“熔炉”中主观战斗精神燃烧到极致，那就不止于思想褪去纯粹观念的形态，而是思想完全融解在感情之中，如盐入于水彼此再难分解。

在这封家书中胡风多次提到鲁迅（并且说产生这番“感慨”的导引之一正在于“去年又重读了鲁迅有关汉字和文字改革的文章”），其中的那个比方显然来自《摩罗诗力说》，“直示以冰，使之触之，则虽不言质力二性，而冰之为物，昭然在前，将直解无所疑沮”[144]。突出感觉的作用，是因为“感觉”来自主体与具体事物最直接的接触，饱含着“感觉”体温的文字，“直语其事实法则”、将“具体事物和运动”“直笼其辞句中”，认可这样一种语言文字，就最大限度地关联着具体事物、日常生活和生活世界，也就是说，主体直接置身于存在，而不是被关于存在的种种整合、编排所淹没。胡风的“极老实、极诚恳”的语言，是为了强调言辞符号的模糊而肿胀，会使人“失去了具体事物和运动的感觉”。强调生动而丰富的感性机能，执着于感觉和促生感觉的具体事物，往往可以避免被名教世界所攻陷。

鲁迅通过《域外小说集》的翻译实践，“有意识地使用尽可能古的字词义，这与鲁迅‘白心’的思想紧密结合。这个‘白心’，是与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传统正相反的东西，是被这一传统污染之前的、执着于内部生命真实的心灵状态”[145]。这种溯求的方向并不意味着简单的文化复古，而是指向“厥心纯白”的“朴素之民”那种未经文化沉疴与思想腐叶所遮蔽的、最自然而真实的心灵图景，而语言文字应该在这样的心灵图景中孕育而生。“心思——语言——文字”，正是在这样一幅图景中，胡风来结构文字与主体的关系。无“心思”则无主体，不与“心思”往返沟通的语言文字则不是主体性的语言文字。他在信中说得很明白：“语言是什么呢？那是普通劳动者在劳动中在生活中彼此表现他们的理解和需要等等的感觉（思想），那是还没有受到有害的旧思想的腐蚀的纯朴天真的儿童表现他们的欲望和印象的感觉（思想）……”正是着眼于语言和心灵之间最自由而真实的映射，胡风在家书中这样劝告妻子：“你虽然写了点什么，但你不是以什么作家身份写，而是以一个青年母亲的身份写。你的语言是青年母亲的语言，是儿童和老母亲之间的语言，幼稚一点，但没有存心骗人，存心唬人，或存心媚人的感觉，你只是想凭单纯的愿望向你用血肉喂养的孩子们诉说一点平凡的单纯的欢喜或悲哀，希望他们少点苦难，多点纯洁、聪明和坚强。”

在这样“心思——语言——文字”往返沟通的结构中来观照胡风的看法，则可发现：不脱离“具体事物和运动”，主要是追求主体对“具体事物和运动”的“经验”与“感觉”，并且必须在文字中实现这一“经验”与“感觉”。而这就是胡风所谓的“实感”[146]，他在文论中如此偏爱地使用这一词语：“对客观事物要有实感，自己主观上发的要是真情。这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诚不诚的问题。”[147]大量公式化的写作“从信念出发”，“从观念看现象，看生活”，高悬着“抽象、空洞”的“人民的本质”，而不去“探测到他们内心的存在”，这样的写作“是不会有生活实感”的[148]……“感觉”与“感受”这样的字眼在胡风笔下高频率的出现，因为在“实感”的依托下，它们都有特殊的含义，它们指主体对对象真诚无伪的、“血淋淋”的突进与拥合，在这一过程中所迸发的力量往往就能刺穿概念的空壳而抵达鲜活的具体事物与流动的生活世界。有的时候，为了强调这一突进、拥合过程的动态性，尤其是为了将这一突进、拥合的力量实体化，胡风还创造了“思想力”、“感觉力”这样的词。也就是说，“思想力”、“感觉力”是为了抓取、获得“实感”的力量，经由它们的作用，文字就能够置身于“具体事物和运动”之中，就能够呈现生命内部真实的心灵状态。这似乎也在回应中国早期文学思想中主张内外相和、情貌相符的原则[149]，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故诚中形外，表里如一。

而相反，“思想力虚化”、“感觉力伪化”，往往就会导致胡风所说的“极不老实，极不诚恳的语言”。这个问题值得再深入一步讨论。胡适在《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中盛赞周作人《人的文学》是“最平实伟大的宣言”，因为它顾及了新文化草创期“我们还没有法子谈到”或仅仅是“悬空谈”的议题，即“新文学应该有怎样的内容”。显然，这个问题不解决好，“非人”的思想或内容，仍然能借壳而生，故鬼重来，白话文仍然可能沦为腐朽价值内容的载体。所以，胡适将“活的文学”与“人的文学”视作“我们的中心理论”，前者解决了“文字工具的革新”，后者保证了“文学内容的革新”，1935年在写下这一长篇“导言”之际，胡适大有“总结”历史的意味：“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一切理论都可以包括在这两个中心思想的里面。”[150]那么，是不是有了这两个条件就足够了，显然胡风在家书中并没有如此乐观，相反，他忧心忡忡：

用革命的人民的要求推翻了这个传统，在语言（文字）上说，于是出现了表现新鲜活泼的具体事物和运动的感觉（思想）的语言，反映革命的思想内容的语言，新的文风。但反映革命思想的语言，如果脱离了具体事物和运动，从语言本身说，那同样也可以成为陈词滥调，那就是所谓教条主义、公式主义、新八股、庸俗社会学的语言即文风……这种东西，同样会使人的感觉力伪化，思想力虚化，具有点金成石、化神奇为腐朽的“本事”，也就是“祸国殃民”。

胡风是从白话文运动的实绩开始谈起的，但是在他看来，具备了革新后的工具（白话文）与内容（反映革命思想），仍然会产生危险。他素来强调：“题旨有某种人生意义或政治意义以至应时的或重大的直接政治意义但作者的感情淡漠或虚伪作态，文字没有实感，也很难读下去”，“不愿看那些解释或演绎原则的寡淡的所谓通俗文章，也不愿看那些用没有切肤之感的政治术语来表白自己的文章，甚至对它们的客观效果也怀疑，以为是假效果或反效果”。[151]也就是说，“思想力虚化”、“感觉力伪化”，文字不能具备“实感”，“没有切肤之感”，那么即便它表达着“某种人生意义或政治意义”的题旨，也会导致“假效果或反效果”。这一点被前人极大地忽视了，但是它又为害甚广，胡风甚至提到了“祸国殃民”的高度，这只是杞人忧天、危言耸听吗？如果我们长期使用“脱离了具体事物和运动”的语言，人的思维和感受“虚化”、“伪化”，对现实逐渐隔膜，转而在空言的说教中不能自拔。而如果整个社会被这一丧失“实感”的语言所控制，即用胡风的话说，“完全拒绝”“具体的事物和运动进入”人的“主观世界”，被名教所制造的幻梦所集体俘虏，那么确实已经离“祸国殃民”不远了。胡风这封家书写于1965年9月，正是阶级斗争话语愈演愈烈之际，而“文革”也正在显出“黑云压城”之势，由此你不得不佩服胡风的目力深邃。根据黄宗智对“文革”中“表达主义政治”的研究，当时的很多悲剧，往往来自官方正统建构的现实和人们感受到的现实之间的差异和冲突，“远离客观现实的表达成为划分阶级、阶级斗争的唯一标准”，“在‘文革’中，表达现实和客观现实之间的距离变得如此遥远和如此明显，以至于导致了阶级斗争话语的整个崩溃。……当阶级和阶级斗争越来越脱离现实之时，它们也越来越成为仅仅是官方通讯社制造的空洞口号，只被充满怀疑的人们挂在口头。”[152]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胡风的主张，实非无的放矢，而新时期在“实事求是”的引导下要求表达现实与客观现实的重新同一，倒与胡风的意见不谋而合。

胡风在胡适、周作人“工具”、“内容”的主张之外，出示了更为严苛的标准（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以“真挚之情感”来讨论“言之有物”，但基本上是以个性伸张作为“真”的实现；胡风强调语言不脱离具体事物似乎也不外于《刍议》所开示的范围，但显然胡风的设想与标准远为艰深），严苛到会让你觉得这一标准观照下的语言已经不是一种自然状态里的语言（或者可不可以说，他追求一种至高标准的“自然”）。在家书中他反复强调语言的“极老实、极诚恳”，又以鲁迅为典范，号召学习他“极端诚恳地对待语言的劳动精神，学习他的语言的血肉的感觉力”。终于，胡风做了这样的总结：“我的意思是，语言是做人的工具；要做一个真诚的人，非有对语言的真诚的感情不可。”由此我们真正可以理解上面提到的“心思——语言”往返沟通的内涵，这里严苛的标准是双向的：语言要真实地呈露主体对生活世界的“置身”以及这一“置身”状态中生命内部的心灵图景，而主体要对语言付诸“真诚的感情”——综合起来，就是“极老实、极诚恳”的语言与“一个真诚的人”[153]。由此不难理解胡风的如下表白：“文字能对感情负责，自己的行为能对文字负责。否则，宁可掷笔不写。”[154]

同样可以理解的是，胡风在家书中添上的这样一段话：

如果占主导地位的是使人的感觉力伪化，思想力虚化的文风，即令它打的是堂皇的大原则的旗子，或者不如说，尤其因为它打的是堂皇大原则的旗子，到时机一转，那些原则话（空洞话）和过头话（积极话或漂亮话）所造成的如花似锦的大戏场，即刻现出全是假象的本质，变成最卑污的东西。

主体对语言应该有严格、自觉的担当与责任，由此，浸透着“实感”的语言才不是身外可以相机而变的“空言”、“空名”。“实感”是“心思—语言”往返沟通时的介质，语言文字的“实感”，是指文字的及物性，现代名教往往编织出名词符号的迷梦让人身陷其中与现实世界隔离，而“实感”昭示的是一种“回到事物本身”的力量。语言文字的“实感”，同样指向主体与语言彼此之间的高度认可、彼此“负责”。按照胡风的推论，“语言是极老实、极诚恳的东西”，它亲密地附着于“被客观事物所引起的感觉”，而如果“原来就没有实际事物和运动的感觉”或者在“使用中失去了具体事物和运动的感觉”，那么你就根本没有必要去放言高论这种没有“实感”的“陈词滥调”，“热带之人”何以妄言“冰雪”？所以反过来，如果是浸透着“实感”的语言，它必然最真实地反映着人的内心世界，在心思与语言之间，本就没有虚假的“空名”所横亘，本就没有“原则话（空洞话）和过头话（积极话或漂亮话）”。语言是“极老实、极诚恳”的，而“行为能对文字负责”，这样真正主体性的语言，即和主体彼此“认定”后的语言，既不自欺，又不欺人，当然不会随“风向”而转变。

在与外界隔绝的情况下，胡风取得的这番思索，显然来自历史、现实的特殊境遇以及这一境遇对他心灵造成的强大压力。也可以说，他是从语言文字的角度，对缠绕着他的现代名教卫士、“作戏的虚无党”以及整个时代败坏的语言，进行探本溯源的清理[155]。所以，这又不仅仅是一个语言的问题，借用胡风上面的话，从语言文字扩展开去，主张、思想、主义等等，都可以包容在“堂皇的大原则的旗子”之下，所以，不仅是对语言真诚、负责，对主体标举的所有主张、思想、主义……一并都要真诚、负责。而“实感”，以及为求得“实感”而存在的“思想力”、“感觉力”，往往能够使合理的主张、思想、主义溶解在主体生命的机能里，变成一种自觉的实践。故而，它们才不会沦为身外的“空言”，“到时机一转”。而相反在“如花似锦的大戏场”里可以随“风向”转变的语言、主张、思想、主义，则全是丧失主体性的道具罢了。（先前“你”高擎这些“堂皇的大原则的旗子”时，是否真的出于“真诚的感情”真的相信它们？）

胡风在这里讨论的问题似乎和“文风”有关，但又未必尽然，至少在他本人看来远没有如此简单。胡风晚年曾多次表示“观念不变”，甚至固执坚定更胜往昔[156]。有位研究者曾敏锐地指出：胡风案发生的重要原因在于，当对手们早已“脱胎换骨”时（比如1940年代末的乔木和1950年代初的舒芜），胡风却一再延宕、拒绝了意识形态的“询唤”[157]。换言之，胡风为什么对既定的、一统的意识形态拒表臣服？对这一问题的复杂原因做探讨，可能万语千言也难穷尽；但是也可以斩钉截铁地归结到一个最基本的陈述上：因为胡风有他无法移易的根底所在，这是他以身相抗、抵死苦斗的基点；胡风所秉持的理论，是他经过多么创痛酷烈的挣扎过程，以及狂风巨浪般的人生淬炼而获得的，当它一经化合为体内的血肉存在，则再也不是任何外力所能轻易动摇的了。

早在1930年代末，胡风就在一次与吴奚如的争吵中，凛然地说：“我等待将来革命成功后受镇压！”[158]十几年后，胡风在“案发”前夕对路翎含泪坦陈：“我和你路翎，和阿垅、绿原、牛汉、徐放、谢韬、严望、冀汸、芦甸等结伴而行，我们也有不小心也有莽撞。我现在感慨，像做最后的奋斗似的。但结果驳回来，说你反党，如何呢？我们走到困难的境地了，终于不能顾忌什么了。为了文艺事业的今天和明天，我们的冲击会有所牺牲。……我要奋斗，和我多年的愿望一起，冲出去，哪怕前面是监牢。”[159]这些表白再联系后来的实际情形，可以证明：胡风是以一种什么样的代价在捍卫自己的信仰，甚至预知会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而以此反过来推究，我们也不难明白：这位“九死未悔”的理想主义战士，为了树立、获得这一信仰所身受的过程、境遇是如何极端艰难却又至为宝贵。

我在遥想胡风的人与文时，眼前经常会浮现那尊巨大的拉奥孔雕像。这位古代先知为了警告特洛伊人不要接受希腊人留下的木马而触怒了神明，以致痛苦挣扎在海蛇的绞缠之下[160]……胡风一次次对那些沦陷在名词概念的空洞世界中而丧失精神能力的人出声示警，最终同样触怒了“神”。“我虽不配称为猛兽，但却宛如被锁在栏中，即偶有喊声，看客们也觉得与己无关，哀哉！而另一些人们，却觉得这喊声也可厌可恶，还想镶上不通风的铁板。”[161]他总是被误解、攻击，孤独与悲凉纠缠着，常常发出“末路”之慨，以致在《论现实主义的路》的扉页上题写但丁的诗句：“我跑到一个沼泽里面，芦苇和污泥绊住我，我跌倒了，我看见我的血在地上流成了一个湖。”但恰恰是在血污中抵死苦斗的姿态，通体散发着庄严。

我的理论是我多年积累的，一寸一寸地思考的。我要动摇，除非一寸一寸地磔。

这是他在血污中屡仆屡起的自信之源、力量之源。他的文字、理论与他的身体、生命、生存如此亲密无间、合而为一，即便利刃相磔，如剥鱼鳞般片片脱离，那也定然“一寸一寸”地渗出血来……

我要问的是：茫茫世界，理论家前后辈出各领风骚，理论话语纷繁更迭让人目不暇接，但是凭心而言，其中有多少当得起这一个“磔”字？

原载《小说评论》2008年第6期，收入本书时有所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