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义乌奇迹

义乌，是一个创造了发展奇迹的地方。

2017年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召开。会后，学者们迅速将“义乌模式”列入了中国提供给世界的公共产品清单。义乌经验的价值和它的世界意义，尤是更加引人关注。“义乌为什么能够”和“义乌怎样做到迅速”，已成为关注的焦点。

地处浙江省中部的义乌，原来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县。

1980年，义乌全县50余万人口之中，居住在县城的不足3万人，县城建成区面积不过2.8平方千米；全县地区生产总值仅1.87亿元，其中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5亿元，占总数的80.21％；人均地区生产总值336元；全县当年预算总收入1859万元，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年末余额2154万元，人均还不到400元；农民人均分配收入88元，加上分得的口粮319.5斤（1斤＝500克），折算为48元（以当年每斤大米市场价0.15元计），二者合计约136元。上面这些数字所勾勒出来的穷困之状，与当年中国绝大多数县相同相近，今天50岁以上的中国人，对于这样的情状，对于在这样的情状下农民的生活状况，应该都还记忆犹新。

然而，义乌人民仅仅用了20年时间，就书写了义乌历史的新篇章。21世纪之初，义乌成为名满全球的现代化国际商贸名城、全国最重要的日用品出口基地和全球最重要的小商品生产基地之一，41个行业、1900多个大类的40多万种商品在这里展贸交易。义乌中国小商品城（义乌的第五代市场）被联合国和世界银行誉为全世界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义乌市场的商品出口到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在义乌设立的办事处（代表处）达615家，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多名外商常驻义乌，在义乌金融机构开设账户逾万个，全球海运前20强企业中，有8家在义乌设立了办事处；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和浙江省人民政府等单位主办的中国义乌国际小商品博览会，是继广交会、华交会之后的全国第三大经贸类展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与义乌市人民政府合作编制的“中国义乌小商品指数”每周发布，是全球小商品市场的“风向标”，深刻影响全球小商品市场的交易规模、价格走势和景气状况。

2008年，义乌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拥有家用汽车31.5辆，比北京（22.7辆）多8.8辆，是上海（11.34辆）的2.78倍，是天津（7.6辆）的4倍多；这一年，义乌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拥有家用汽车12辆，低于北京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小汽车拥有量的水平，但比上海、天津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小汽车拥有量要高，是全国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小汽车拥有量（8.83辆）的1.36倍。

2013年，义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8762元，是全国平均值（26955.1元）的1.81倍，比北京（40830元）高7932元，比上海（42173.6元）高6588.4元；这一年，义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1273元，是全国平均值（8895.9元）的2.39倍，比北京农村居民（18337.5元）高2935.5元，比上海农村居民（19595元）高1678元。

2016年，义乌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118亿元，是1980年的598倍；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81.7亿元，是1980年（0.1亿元）的5817倍；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0570元，是1980年的224.8倍。这一年，义乌引进重大项目52个，总投资1245亿元：吉利新能源整车项目使义乌成为我国重要的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瑞丰光电、华灿光电和木林森等重大项目使义乌跻身全国LED（发光二极管）产业重镇行列。

2014年1月20日，义乌至中亚地区的首趟班列开通；同年11月18日，义乌—马德里首趟中欧班列开通；2016年，又先后开通了义乌至伊朗、俄罗斯、阿富汗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拉脱维亚的国际班列。义乌成为全国开通国际铁路集装箱运输线路最多的城市，成为“一带一路”倡议中的重要节点。

发展需要一定的条件。实现持续高速发展，更需要具备特殊的优势条件。

在传统发展理论中，区位优越、资源丰富、资本雄厚、发展基础好，是经济社会能够获得较快发展的必备条件。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当年的义乌是一个没有优势的地方。

（1）义乌不具备区位优势。义乌既不靠海，也不沿江，近旁也没有大都市、大工业基地可做依托。

（2）义乌不具备传统发展理论规定的资源优势。义乌多山，是典型的低山丘陵区，义乌降雨量分配不均匀，水资源动态变化大，按实际居住人口计算，义乌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仅为全国人均水平的1/3左右；义乌的土壤以红壤为主，耕地土层薄，肥力差；义乌人多地少，1949年义乌人均耕地1.42亩（1亩≈666.7平方米），1969年为0.82亩，1980年这个数字降至0.71亩；义乌矿产资源贫乏，也没有突出的生物资源优势。

（3）义乌经济基础薄弱。20世纪40年代，义乌县城中心区如同村庄，义乌火车站简陋得如同板棚；20世纪60年代，竹筏依然是义乌江上重要的运输工具；20世纪80年代初，在同属金华市的几个同等规模的县中，义乌的经济实力排名一直靠后（图1至图3）。

图1　民国时期的义乌县城中心区

图2　民国时期的义乌火车站	图3　20世纪60年代义乌江上运输货物的竹筏

（4）外部的特别帮助没有降临义乌。据统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30年间，国家累计在义乌的投资仅5943万元，年均仅198.1万元。改革开放后，招商引资，义乌同样得不到机会。因为，资本是“嫌贫爱富”的。以义乌当年的条件，招商引资毫无希望。

像义乌这样的县在全国有较多。它们不但大量地分布在中国的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同时也大量地分布在东部地区，分布在沿海地区。用传统发展理论来考察，中国这些历史悠久的贫困县确实不具备快速发展所必备的优势条件。它们的落后与贫穷是它们的条件所决定了的，它们在国民经济总格局中的地位似乎也只能是被“拉动”，跟着走，要等到先进的地方富起来了，它们才能跟着好过一点。

一切似乎都是“命中注定”。然而，义乌却一鸣惊人，一飞冲天，只用20年时间，从一个贫困县发展为国际商贸名城。

义乌市场的发展史，从一个侧面生动、形象地反映了义乌神话般崛起的过程。

义乌农民有肩挑货郎担走村串巷做小生意的传统，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义乌农民中的许多人依然肩挑重达一百多斤的货郎担走天下（图4）。

图4　义乌货郎

1982年9月，义乌县城开放了后来被人们称为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的湖清门市场（图5）。

图5　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

由于经营户激增，市场“爆棚”，第二代至第五代小商品市场相继诞生。

第二代小商品市场（新马路市场）于1984年开张，占地13500平方米，摊位1870个（第二年即增至2847个）。1985年实现交易额0.62亿元（图6）。

图6　义乌第二代小商品市场

1986年，第三代小商品市场——城中路市场投入使用，摊位数为5500个，1991年增至8900个，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小商品交易市场。1991年，实现交易额10.25亿元（图7）。

图7　义乌第三代小商品市场

1992年，篁园市场启用；1995年，宾王市场投入运营。这两个市场升级为室内商场，合称义乌第四代小商品市场。1995年，两个市场商位合计34000个，2001年增至34500个，全年实现交易额212亿元（图8、图9）。

图8　义乌第四代小商品市场之篁园市场

图9　义乌第四代小商品市场之宾王市场

义乌第五代小商品市场，被称为国际商贸城。一期于2002年投入使用，二期于2004年投入使用。

随后，又兴建了国际商贸城三至五期。在国际商贸城东侧，现代化的金融商务中心拔地而起（图10、图11）。

图10　义乌国际商贸城局部

图11　建设中的义乌金融商务中心

将市场交易额由最初的1444万元提升至1亿元，从1亿元提升至10亿元，从10亿元提升至100亿元，义乌市场分别只用了3年、5年和3年时间。

将自己的市场从只有700多个露天摊位的“马路市场”“草帽市场”发展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交易市场，义乌人只用了9年时间。这就是义乌速度。

传统的发展理论无法解释义乌现象，义乌成了一个谜。于是，人们说，义乌是一个奇迹。

奇迹是什么？

人们习惯于将超出了人们想象的、用已知的规律和理论解释不了，却又实实在在发生了的事情，称作“奇迹”。

任何一个奇迹的出现都是对于既有常识和理论的挑战甚至颠覆。因为，作为实实在在发生了的事情，奇迹当然是合乎客观规律的，既有的理论无法解释奇迹，只能说明它们有缺陷，只能说明它们违背了或在某些方面违背了客观规律。

义乌奇迹并不是一个孤例，它是中国改革所创造的发展奇迹的缩影，是无数中国奇迹中的一个典型。西方的经济学家用他们熟悉的发展理论来解释中国奇迹，说来说去，不着边际。一位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解释说，中国之所以能够实现快速发展，是因为中国的开放政策使中国熟练技术工人实现了与发达国家熟练技术工人的合理匹配。也就是说，是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决定了中国奇迹的出现。这就很让人想不通了，既然西方的先进技术神通如此广大，为什么不能使西方的发展从低迷状态中挣脱出来？

分析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俄罗斯社会大学校长、科学院院士茹科夫认为，危机源于世界观，源于发展方式。他说：“中国经济是当今世界为数不多的能够在危机中平稳发展并克服危机的经济体。世界上其他国家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中国是唯一的例外。对此有很多解释，我们应该研究其中的各种因素。这些因素是什么呢？首先，我们应该厘清这场危机的性质。有人说，这是一场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等等。但事实并非如此。经济和金融问题只是危机中表现较为突出的领域而已。这场危机首先是世界观的危机，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危机和一个理论的危机。”⁽¹⁾

世界观决定发展方式，发展方式决定发展成效——循着这样一条思路，我们考察义乌奇迹的事实，从中获得了许多启示。

义乌最宝贵的经验是什么？我们总结出五条：（1）以自己的人民为最大的优势；（2）产业融合，协调发展；（3）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创业、就业；（4）城乡一体化发展；（5）改革创新，艰苦奋斗。

以自己的人民为最大的优势是义乌最基本的、最重要的经验。以自己的人民为最大的优势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必须确立“为人民”的宗旨。如果“为人民”这个根本问题没有解决好，就不可能真正认识到自己的人民是最大的优势、最可靠的优势，也不可能真正做到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全心全意地依靠人民谋发展。

如果说20世纪是一个强调分工的世纪，人们认为分工越是细化，效率就越高，现代化程度就越高。那么，21世纪的主题将是融合：工业4.0是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的融合，我国正在推进农村、农业三次产业的融合，我们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也都是在讲融合。融合，反映了对于客观事物关系与运动规律的客观、全面和更为深刻的认识。我们所介绍的义乌经验中的产业融合、协调发展，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创业、就业和城乡一体化发展，从产业、就业空间与就业领域以及城市与农村这三个方面，总结了义乌融合、协调发展的经验。改革是解放生产力。所有对于生产力的束缚，归根到底都是对于人的束缚，对于人的思想的束缚。义乌的改革斩断了原来捆绑在农民身上的一条条绳索，如：不准农民经商、办厂，不准农民进入城市创业、就业，等等。与此同时，也就斩断了原来捆绑在产业、城市和乡村以及就业问题上的一条条绳索（或者说，是打破了原来人为设置的产业之间、城乡之间、就业创业领域之间的层层壁垒），还原了产业之间、城乡之间和城乡居民之间互相依存、互相渗透、互相融合的真实关系。在义乌，获得了解放的人，获得了解放的产业、城市与乡村，在义乌市政府的领导下，实现了融合发展、协调发展，实现了生产力的大解放。

本书第五章主要是从精神层面来分析义乌经验。

人民大众是改革创新、艰苦奋斗的主体。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改革、创新与艰苦奋斗形成了互动、互促、互相依存的关系。30多年来，义乌人民始终坚持改革创新、艰苦奋斗：创新的灵感在他们的艰苦奋斗中迸发，改革的需要在他们的艰苦奋斗和不断创新中孕育，改革的方向、任务在他们的艰苦奋斗和不断创新中明确。他们用自己的艰苦奋斗和不断创新，为改革提供了强大的动力，而改革则为他们的艰苦奋斗和创新创造着越来越有利的条件，将他们的艰苦奋斗、将他们的创新推送到新的高度、新的境界。

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是一种态度，一种精神，是国家、民族和个人永恒的主题，也是谋发展永恒的主题。导致贫困的原因，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只改变客观因素，不解决主观上的问题，永远也不可能取得脱贫攻坚的彻底胜利。对于千千万万的贫困群众而言，补贴是外因、外力，它可以使贫困现象一时有所缓解，但它不可能解决贫困根源中人的因素、人的志气问题。要脱贫，要发展，必须外因、内因一齐抓，二者缺一不可。义乌是一个中国人创造的脱贫典型，义乌的经验证明：脱贫是一个人民群众（对于县域而言，主要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自己解放自己的过程，是一个人民群众艰苦奋斗、改革创新精神大发扬、大提升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的精神的提升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义乌市政府以自己的人民为最大的优势，坚持改革创新、艰苦奋斗，坚持融合、协调发展，这就是义乌奇迹的奥秘所在。

这就是义乌模式。

注释

(1) 转引自《红旗文稿》2011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