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农民是义乌奇迹的创造者

1982年，是义乌历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年。

这一年，义乌开放了小商品市场，从此走上了持续快速发展之路。

长期以来，人们说到义乌奇迹时，都会高度赞扬义乌县委、县政府开放小商品市场和制定“兴商建县”发展战略的英明决策。这当然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当时的义乌县委、县政府敢为天下先，冲破计划经济的重重束缚，高举改革开放的大旗，开启了义乌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纪元。此功至伟，理当彪炳史册。

我们今天要说的是，如果回到当年实际生活的场景中去，深入研究一下义乌县委、县政府当时的决策过程，我们就会发现，直接推动义乌县委、县政府作出改革决策的、为义乌改革奠定社会基础和产业基础的，是义乌农民。

一、农民推动义乌县委、县政府思想转变

1982年开始的时候，义乌面临困境。

直到1981年冬，义乌农村才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比之于安徽省小岗村的“分田到户”足足晚了三年，即使与当时金华地区的其他县相比，步伐也慢了半拍。

1981年，与金华市区和同属金华市、后来先后撤县建市的兰溪、东阳、永康相比（金华市的其他三县——武义、浦江、磐安，人口总数均在40万人以下，此处不列入比较范围），义乌各项基本发展指标的排名，位次均较为偏后：工业总产值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两项指标排名第5，总人口数、国内生产总值（GDP）、财政总收入以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四项指标排名第4，均处于落后水平，仅人均GDP一项指标排名第3，居于中等水平（表1-1）。

表1-1　1981年义乌基本发展指标在金华市各市区的排位

国家提出了用20年时间实现国民经济翻两番的目标，义乌底子这么薄，又不具备传统意义上的优势条件，怎么样才能翻两番？县委、县政府苦苦求索，寻找路径。

与此同时，义乌的老百姓也在苦苦求索，寻找出路。

然而，同是寻找路径，县委、县政府的寻找与老百姓的寻找之间却产生了深刻的矛盾冲突。其原因，是因为老百姓的寻找是以“非法”经商、办厂的方式进行的。

义乌是一个农业县，1982年，义乌的农业人口为53.6万人，占全县人口总数（56.8万人）的94.37％。所以，说义乌的老百姓，就是说农民。

1979年年初，来自廿三里、福田2个乡的10多副以小百货零售、批发为主的货郎担，开始在县城县前街集中歇担经营，出售针头线脑、各式纽扣、小玩具和板刷、鸡毛帚等小百货商品。至1979年下半年，设摊货郎担增加到100多副。1981年秋，货郎担移地北门街，数量达到124副。更有难以计数的小贩从这些批零兼营的摊贩那里批发货物，提篮挑担沿街叫卖，县城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他们的身影，从早到晚都能听到他们的叫卖声。

用当时的政策来衡量，摊贩们的上述活动是非法的。

运行了几十年的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和这个体制之下的产业发展政策、经济发展模式，对于私营商业和个人经商，一直采取限制乃至取缔的方针。1987年《义乌县志》对此有生动的记载：

“新中国成立前，本县因受战争破坏、通货恶性膨胀影响，破产失业沦为小商小贩的人数不少。加上数百年来形成习俗，农忙务农，农闲务商，外出敲糖换鸡毛的季节性商贩人数约占全县人口总数的5％以上。解放初，个体商贩又有增加。其后经过打击投机倒把，实行登记发证，组织摊贩管理委员会，清除了一批不法商贩。1953年开始对无证商贩，分别动员转业、停商就农或组织参加生产。年底，全县小商贩占私营商业1619户（其中稠城镇380户）的98.2％。11月，国家实行粮、棉、油统购统销，小商小贩减少。1956年2月，对私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时，全县有小商小贩1317户，其中稠城镇348户。12月，据不完全统计，全县尚有未登记商贩500余人。1958年实现商品一条流通渠道，国营企业独家经营，个体商业不复存在……

1962年把1958年公社化时并入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的人员重新划出，恢复建立合作商店、合作小组外，有代购代销户127人、临时商贩93人。1963年年初，全县有无证商贩850人，通过整顿，动员支农604人；准许经营的246人。”

1949年，义乌人口总数为32.99万人，根据上引《义乌县志》的记载，这个时候，义乌全县从事“鸡毛换糖”的商贩“约占全县人口总数的5％以上”，当时外出敲糖换鸡毛的义乌农民人数应该达到了1.65万人的规模。“解放初，个体商贩又有增加”，义乌“敲糖帮”的发展达到了其有史以来的顶峰。

随之而来的，是从顶峰的急剧跌落。在国家抑商政策的作用下，到1958年，“个体商业不复存在”。

三年困难时期后的1962年，政策有所松动，恢复建立合作商店、合作小组，但到了1963年，又采取“整顿”的政策，动员850名“无证商贩”中的604人“支农”，全县准许经营者仅余246人。

十年“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当中的政策是要坚决彻底地“割资本主义的尾巴”，把这个问题提到了走什么道路的、大是大非的高度。农民家里养几只鸡是“资本主义的尾巴”，要割掉；农民外出打工是资本主义的“野马”，要“拴住”；农民做小生意，更是“投机倒把”“资本主义复辟”，要坚决批判，坚决打击。农民经商户又一次“不复存在”。

1982年，“文革”虽然已经结束了，但是，上级政府并没有明令叫停“割尾巴”的政策。农民做生意，对几十年来一直施行的“抑商”政策形成了猛烈的冲击。有关部门对这种自发的民间商业认识不足，采取禁止的政策；一是“劝”，规劝农民安分守己，不要从事非农活动；二是“堵”，在各城乡集贸地点的出入道路设卡，不让个体商贩进场交易；三是“赶”，强行驱散在集市上交易的个体商贩；四是“打”，对抓获的人员轻则罚款，重则没收财物，予以打击。针对这种“棒打”政策，小商贩们则你赶我走，你去我来，或者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与管理人员周旋；地下工厂则采取“你禁我止，你走我开”的办法逃避管理人员的检查。因而不但围不了、赶不跑、堵不住、禁不死，反而越围越大、越赶越堵越旺、越禁越活。

农民要经商、要办厂，政府认为自己肩负着对此坚决禁止和打击的使命并且有这样的权力——政府与农民形成了对立。

1982年4月，谢高华调任义乌县委书记。他后来回忆说：“当时的义乌，在许多人的印象中是个有名的穷地方，即使是在春节这样家家户户团圆的日子，义乌人都要挑着货郎担，不顾天寒地冻，千里迢迢四处‘鸡毛换糖’（拿义乌土制的糖块和针头线脑等小杂货换取家禽毛、骨头、鸡内金等）……除了‘穷’的印象之外，我对义乌真可说是别无所知……作为新上任的县委书记，我到人生地疏的义乌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依靠当地组织，下苦功夫，多搞调查研究，多听多看……我上任时，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体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全面推行，义乌的稠城镇和廿三里镇还出现了自发形成的小商品贸易市场。由于长期以来受‘左’的思想的影响，‘鸡毛换糖’、搞自由市场经营一直被视为盲目外流，弃农经商，投机倒把，走资本主义道路，其经营者们也一直都被斥为刁民奸商并加以批判。当时在这方面还没有新的明确的政策出台，所以，有关部门仍旧对农民自发的小商品经营采取禁、阻、限、关的政策和措施。但是，这种现象却怎么也打不倒、关不掉、禁不住、赶不跑。群众从事‘鸡毛换糖’、从事小商品经营之事，成为当时义乌县党组织、政府和有关部门一个令人头疼的‘包袱’……义乌的小商品经营活动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的生命力？多年来，那么多批工作组、工作队花大力气打击它，结果仍然不能压制住，这个问题引起了我的深思。我到义乌工作之前，在衢州担任过多年区、县级领导工作，受‘左’倾错误影响，也干过‘割资本主义尾巴’的事，结果却是越割越使老百姓变得穷困，有的甚至连饭都吃不上了，教训十分深刻。我就觉得，‘割资本主义尾巴’实际上是在剥夺农民，根本谈不上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样做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那么究竟应该怎样来看待、解决义乌的个体经商问题呢？对此，当时义乌的干部、群众争议很大，县委领导班子内部的意见也不一致，我们又不便向上级请求指导和帮助。当时，群众尤其是县城附近的农民，虽然很想从商，却又担惊受怕，担心挨批受处理。当然，其中也有一些胆大的，比如，就在我到任不久的一天，有一位叫冯爱倩的妇女，在县委门口拦住我，责问：‘县委、县政府为什么不让我们做小商品生意？’强烈要求我们开放小商品市场……听了冯爱倩的诉求后的日子里，我不仅从她这里了解到很多小商品经营的情况和经营者的苦衷，还连续用了几个月的时间，重点搞调查研究。县委、县政府也组织了大批干部下基层……进行系统的调研……调查进行得越深入，我越觉得：在人均耕地很少的义乌，农民在不影响农业生产的前提下，从事‘鸡毛换糖’、搞小商品经营活动以积累生产资金、补贴生活，实在是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于是，我根据调查获得的第一手材料，在一次县级机关干部大会上提出了我的看法：义乌的小商品经营活动不是一大‘包袱’，而是一大优势。”⁽¹⁾

正如谢高华所说：义乌农民历史悠久的“鸡毛换糖”活动、义乌农民生产、经营小百货商品，是“在人均耕地很少的义乌……农民积累生产资金、补贴生活”的正当行为。“鸡毛换糖”产业链融农、工、商于一体，是义乌农民根据义乌土地贫瘠、人多地少的实际情况发明出来的一种先进的生产经营方式。义乌货郎游走于江西、安徽、湖北、湖南、福建、江苏、上海等省市的广大农村地区，以自己生产的糖块换取鸡毛、鸡内金、骨头、棕皮等废旧物资，并将其运回义乌，进行整理、加工，变废为宝，不仅极大地拓宽了劳动力就业增收的门路，为水稻增产提供了高效有机肥料［施用鸡毛等有机肥料肥田，每亩水稻可提高产量约50公斤（1公斤＝1千克）］，同时，又衍生出了板刷生产、鸡毛掸子生产、羽毛加工等产业。

货郎们运回义乌的废旧物资的数量十分惊人。据1987年《义乌县志》提供的数据：1984年，义乌县供销合作社系统共收购杂铜6.9吨、废铅锡5.5吨、废铝5.3吨、废钢铁2246.7吨、废橡胶101.7吨、破布鞋103.9吨、破布325.9吨、废麻75.4吨、废棉13吨、废纸387.5吨、杂骨130.6吨、废塑料84.9吨。如果加上农民自己加工、肥田等使用掉的废旧物资，货郎们运回义乌的资源总量会比上列数据大得多。货郎们付出的艰辛，由此可见一斑。据1987年《义乌县志》记载：“1978—1984年，全县收购原料毛（红鸡毛——笔者注）569.3吨，收购鸡鸭毛32万吨，拨给16个羽毛厂2000余人加工。7年间，土特产公司向羽毛厂收购外销串条毛217.5吨，价值621.84万元。经沪、穗、津等口岸出口。”谢高华在调研中也发现，在金华全地区供销社收购的150吨鸡内金中，义乌提供了140吨，超过总量的90％。义乌本地当然不可能杀那么多鸡，如此大量的鸡内金都是货郎们从安徽、江西、福建等地换回来的。

据1987年《义乌县志》记载：“1978年，1月中旬开始，全县开展‘一批双打’（即揭批‘四人帮’的罪行，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打击资本主义势力的进攻）运动。3月6日统计，有1928名‘一批双打’工作队员进驻212个单位、生产大队。运动持续至年底。曾取缔49个‘地下工厂’、3个‘地下商店’、5个‘地下包工队’、1个‘地下运输队’。”类似的遏制、抑制、禁止、取缔、打击，在计划经济时期的几十年里，可谓层出不穷。然而，义乌农民通过几百年的亲身体验，认定经商、加工小商品好处多多。认定了，他们就千方百计地坚持。正是由于他们的坚持，才使义乌的小商品经营活动具有了极其顽强的生命力，才为义乌的发展保存了极其宝贵的优势条件。

义乌农民的坚持并不是一味蛮干。他们审时度势，巧妙周旋，表现出很高的智慧。同时，他们也并不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是一盘散沙。事实上，在与政府相关部门管理人员的周旋中，他们是齐心协力的。谢高华回忆中提到的那位“叫冯爱倩的妇女”，在县委大门口拦住县委书记讨说法，就是小商贩们事先策划好的一次行动。冯爱倩本人后来回忆说：“……我仍然免不了被政府的执法部门追、赶、罚。最狠的时候，我被追得躲进过厕所，逃上过山，真的就像跟执法部门‘打游击’一样。随着‘游击队员’的队伍越来越壮大，大家都觉得这种日子过不下去了，做生意也还是要有个场地才行。于是，义乌最早的一批个体摊主，自发聚在一起商量对策，而敢于直言的我便被推举出来作为代表找有关部门‘谈判’。打听了县委书记的模样长相后，我带着刚刚被罚的怒气，在县委大院门口拦住了新上任的县委书记谢高华要个说法：‘你就是新来的谢高华书记吗？我们做点小买卖，养家糊口，政府为什么赶我们！’‘在街上摆摊，政策不允许！’县委书记说。眼看门口围观的人越来越多，谢高华将我请进了办公室。进了门，谢书记嗓门就大了，说：‘你在县委的大门口吵吵嚷嚷成何体统！’我一听也来火了，看他在桌子上敲一下，我就在桌上拍两下。我说：‘我们义乌人祖辈上穷，穷就穷在人多地少田又薄。可为什么还能在此生活繁衍至今呢？就是义乌人会经商，都会‘鸡毛换糖’呀！要能把‘鸡毛换糖’的精神和经商积极性发挥出来，我就不信义乌人不如其他地方的人。’这一场农妇与县委书记的辩论持续了一个下午。最后，谢书记答应我，让我们先干干再说。”⁽²⁾

当时另一位小贩何海美的回忆也同样能够反映出小贩们的行动并非各自为战：“我当时卖画片采取的是‘打游击’战术。倘若碰到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简称‘打办’）的人就会‘全军覆没’。有一次，我被没收了几千张画片。所以买卖不得不转入‘地下’，‘打办’的人来了就跑，他们走了又回去……为了能在稠城镇打开销路，我约了20来个人，于1979年下半年在义乌县前街上的5间火烧屋基上摆起了地摊。‘打办’虽然不时要来管，但还是斗不过我们的‘游击战’，再加上政策已经有所松动，打击也没有以前那么严厉了，来设摊的人有增无减。到年底，竟已发展成上百人。人多了，经营场地就不够了。于是我们又看中了北门街这一地段。1980年，市场由县前街迁到了北门街。”⁽³⁾

何海美的这一段话透露出：当年小贩们聚集县前街和后来移师北门街都是有“预谋”的集体行动。

农民的坚持，农民勇敢而又充满智慧的行动，使继续执行“割资本主义尾巴”政策的政府行为遭遇重重困难，并促使义乌县委、县政府领导和社会各界认真思考农民经商的合理性、正当性及其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最终，推动了县委、县政府领导层的思想转变。

后来曾担任义乌市市长的毛光烈同志在1992年回忆说：“面对历史的变革，当时，县委、县政府的领导思想观念，也有个痛苦的转变过程。在个体经商发展的初始阶段，由于‘重农抑商’的思想作祟，有的人认为从事个体经商者‘无商不奸’‘为富不仁’，因而把商品经济发展当作‘祸水’，要作为资本主义尾巴割除……面对农村这一冲击波，它敦促县委、县政府必须面对现实，尽快适应改革的形势，解决如何顺应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积极引导农民发展商品经济问题。”⁽⁴⁾

连续4个月，谢高华深入到农民中去，寻求农民如何才能摆脱贫困的答案，探寻政府与农民冲突的化解之道。

一位义乌农民在广东做生意赚了钱，返回义乌过年。火车途经湖南郴州时，乘警发现这位乘客身上带有大量现款，立即将这一情况通报了义乌。谢高华到这位农民家中看望。那位农民很紧张，以为这一次要遭“处理”了，却不料县委书记是来向他请教致富门径的。县委书记态度诚恳，那位农民告诉县委书记两个字：经商。

华溪村有位跛脚农民，每年都需要国家救济，40多岁了还没讨上老婆。后来，他拄着拐杖到江西去进货，在廿三里镇上摆摊做生意，赚了钱，结了婚，家中还有上万元的存款。谢高华也登门拜访过他。

在此期间，关于对于农民经商是“放”还是“收”的问题，曾经接连开了三次县长办公会议，三次会议均以激烈的争论结束。“收”，收不住；“放”，没有政策依据。怎么办？

谢高华说：“实事求是办。既然会议讨论无法达成一致，那就到人民群众中去寻找答案吧。”

若干个工作组分头深入到农村、街道、工厂、机关，开调研会、找人访谈。

调查组带回了大量的真实情况，也带回来了许多问题。

过去，农民只能务农，务农就是种粮。农村经济单一，粮食产量虽然上去了，传统的青枣、山花梨、乌桕的产量却大幅度下降，农村工商业寥寥无几，高产穷队比比皆是，义乌也成了高产穷县。农民说，这叫“粮食过双纲，分红几角头”。他们迫切要求改变这种状况。

深塘大队的一位农民告诉调查组的干部：我们做的是纽扣生意。一个大旅行袋可以装一万颗纽扣，一颗纽扣赚一分钱，一袋纽扣就能赚100元。我们三四天跑一趟，一趟就能赚300元，比你们的工资要高多了。

当时，一位区委书记的月工资也不过70元左右。干部们以为自己拿国家工资，收入比农民高，却不料农民做生意，收入要比自己高得多。

莲塘村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生产小百货。起初是加工制作妇女做鞋用的锥子，后来发展到制作鞋匠用的锥子、玩具火柴枪等。这个村子的泥土特别黏，捏成团晒干了，扔在地上当当响。村里人就用这种泥土制作各式小动物形象的玩具。一只吹起来呜呜响的小青蛙、小鸟，批发价0.025元。做这个东西不需要什么复杂的技术，一学就会。于是全村140多户农民，家家都做。制作小百货，一对夫妻一个晚上能挣10元钱，而在生产队干活，一个强劳力一天才挣0.5元。

龙华村的农民到上海买白尼龙布，在南汇、嘉兴的印染厂染色，然后运回村中，自己刻模子印上图案，再加工成手提袋。当时这种袋子很畅销，如果有材料，干一夜可以挣10元钱。龙华村全村人都做，附近好几个村子的农民，也跟着做。

无论是莲塘村的小百货生产，还是龙华村的尼龙袋制作，多年来都屡遭批判、打击。1982年，龙华村尼龙袋生产的带头人金关富，一次就被工商所罚没钱、货2000多元。

在福田乡的典型调查显示：一亩水田，一年三熟，过去人民公社出集体工时，需要96个工，大包干以后，只需要38个工，用工节省了60％。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是大好事，是改革的成果。但是，节省下来的农村劳动力，需要寻找出路。农民家庭手工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悄然兴起并像春风中的野草一样蓬勃生长。农民家庭手工业和社队企业生产的产品数量迅速增加，而现有的国营和集体商业，由于体制等方面的原因，根本无法帮助农民销售他们的产品；同时，农村改革推动农业连年丰收，农民要增加生产投入，要改善生活，而他们急需的工业品，又严重供应不足。“买难卖难”成为20世纪80年代初农村社会的大问题。

依照土地承包之后，节省农业劳动力60％的比例推算，义乌全县可以节省出15万个整半劳动力。如此之多的劳动力如果不能很好地安排，不但是巨大的浪费，还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另一个更为尖锐的问题是：如果节省出来的劳动力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那么，改革解放生产力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义东区有8000人外出经营小百货，占其劳动力总数的15％左右。这么多人外出经商，农业生产并没有受到影响。既然义乌农民有经商的传统，又能够以此改善自己的生活，我们为什么不能因势利导呢？

下去调研的工作组，带回了调查摸底的信息。经过统计：在接受调查的人员之中，有50％以上的人认为应该让农民进城经商，有40％的人认为“问题不大”，有5％的人态度不明，只有5％的人坚决反对。

县政府办公会争论多次解决不了的问题，群众给出了答案。

“这就是民意！”谢高华说。

通过调研，义乌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看到了义乌农民在农村广阔田野间经商、办厂的火热场面，听到了他们迫切要求改革的心声。农民用自己经商、办厂的实际效果，证明了农民经商办厂的可行性、合理性。

义乌县委、县政府终于下定了改革的决心。

二、义乌独特的优势观——以农民为优势

对于很多干部来说，面对农民经商，不敢“放”，根源在一个“怕”字。一位区干部说：现在分田到户了，农民不好好种田，都去做生意，这叫弃农经商，这样下去，田地荒废了，以后将成为义乌的一大包袱。

“一大包袱”的说法很委婉。经历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政治运动的人，经历过“文革”的人，都懂得这句话的分量：长期以来，“弃农经商”被视为方向问题，被定性为严重的错误，一旦上面追究下来，轻则检查、批判、罢官，重则就有可能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就要坐班房，就永世不得翻身了。

对于“包袱”的说法，谢高华回答：义乌农民有经商的传统，农民会做生意，这是义乌的一大优势，不是包袱。

后来，谢高华在许多场合重申他的这一观点：义乌农民会做生意，农民中有一批经商能人和能工巧匠，这是义乌的一大优势。

当时义乌县委领导班子的成员赵仲光，后来谈及义乌县委、县政府领导成员对于义乌优势的认识时，是这样说的：“我们怀着振兴义乌的强烈愿望，重新审度了发展农村经济的客观条件，认定了三个优势：第一，我县农民素来有外出经商的传统，他们走南闯北，有的敲糖换鸡毛，有的贩运土特产，有的买卖小百货，长年累月，积累了丰富的经商经验。第二，全县人均耕地不过6分（1分≈66.6平方米）多，而劳动力资源很丰富，实行联产承包制后，农民经营非耕地产业的要求越来越迫切，至少有2/3的劳动力可以从事乡镇工业、商业和其他服务行业。第三，从义乌的地理条件看，浙赣线横贯全境，每天有20次南来北往的列车停靠，公路四通八达，客运货运都很方便，铁路、公路沟通了全国各地的市场。”⁽⁵⁾

传统的发展方式是以物为本。在传统发展方式看来，发展的优势条件是由物组成的，包括：资金条件、资源（物质资源）条件、区位条件（包括交通条件、是否沿海、是否靠近大城市等）、产业基础、技术条件等等。用传统发展方式的眼光看1982年的义乌，确实是找不出什么优势来的。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义乌县委、县政府，使他们陷于徒有振兴义乌之心，却苦于找不到振兴之路的困境之中。

以农民为优势，以农民的经商传统为优势，以农民中的经商能人、能工巧匠为优势——义乌独特优势观的形成，使义乌从此告别了传统的、以物为本的发展方式，开始走上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之路。

义乌的经济社会发展，也从此开始走上一条全新的、创造奇迹的路。

以农民为优势的优势观的确立，使义乌地方政府的工作方式、决策方式发生巨大转变，从过去的唯上是从，坚决执行既有政策而对经商农民实行“劝、堵、赶、打”，转向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顺应民意，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依靠自己的人民谋发展。

以农民为优势，使义乌的改革发展获得了最强大的、最可靠的、永不枯竭的动力。

1982年8月，义乌县政府、稠城镇政府、县工商局“稠城镇整顿市场领导小组”，发布了《关于加强义乌小百货市场管理的通告》，宣布将于同年9月5日正式开放“稠城镇小百货市场”。

农民要放开手脚经商和限制农民经商，矛盾双方中的一方——义乌县委、县政府，态度和立场发生根本性变化。于是矛盾迎刃而解。

1982年9月，后来被人们称为“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的湖清门市场（即“稠城镇小百货市场”）如期开放。

湖清门市场是由稠城镇城阳区工商管理所筹资兴建。钱是从工商所的日常经费中挤出来的。市场地址选在一处拆去了房子的空地上，还利用了一条排水沟，总计占地4252平方米。在排水沟上架起盖房子用的多孔水泥板，其上用木板搭成案桌式的长条摊位，摊位上方扎起竹架子，扯上塑料薄膜挡雨。每一个摊位的宽度为1米。这样的正式摊位，只有100多个。在这100多个正式摊位的旁边，设有600多个“流动摊位”，那是既没有案桌，也没有塑料薄膜挡雨的、直接摆在地上的摊位。正式摊位和流动摊位加起来，一共是705个。

人们将湖清门市场称为“草帽市场”，因为它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简陋。然而，正是在这里，义乌迈出了市场经济改革的第一步。

“草帽市场”能否兴旺，关系着义乌的未来。

义乌农民是这“草帽市场”经营户中的绝对主力。

1983年，金华地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在一份情况汇报中，对义乌稠城镇小商品市场中的经营者做了这样的描述：“在700多户个体商贩中，待业青年和城镇居民仅33户，其余都是农民。在600多户农民中，大体上有三种人：一种是原来敲糖换鸡毛的货郎担歇担摆摊的，约占35％；一种是稠城镇周围大队的剩余劳动力，专门从事经商的，约占25％；一种是社队企业和家庭工副业生产者到市场出售自己产品的，约占40％。这些人大都是在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后，由于农业生产和家庭副业生产分工越来越细，逐渐脱离耕种土地向着专业化的方向发展而进入流通领域的。”⁽⁶⁾

初兴之时，义乌小商品市场中的经营者，95％以上是普通农民。可以说，义乌的第一代小商品市场是不折不扣的农民市场。

又据调查，最早进入义乌小商品市场经商的700余名经商者，平均年龄为42岁，其中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者所占比重不到10％，其中高中毕业生仅1人。用传统发展理论的眼光来审视，对于这样的一批经营者，只能下一个“素质很低”的评语。然而，就是这样区区数百名“素质很低”的农民，担当起了创造义乌奇迹开路先锋的重任。

1983年，金华地区工商行政管理局的一份情况汇报称：“义乌稠城镇小商品市场经营小商品品种达2000余种，其中：小百货505种，小五金425种，小针织455种，小塑料361种，小玩具254种。每市参加交易的人数少时二三千人，多时有五千余人。每市成交额，农忙季节4万元左右，农闲季节6万元左右，最高时达到8万余元……小商品的来源：从本县国营、集体企业批发的占百分之十；本县社队企业和家庭工副业产品占百分之二十五；从江苏、上海、福建、湖北、河北、天津、辽宁以及杭、宁、温等省内外市县进来的占百分之六十五。小商品的去向：义乌县有上万人的货郎担和上千人的个体商贩队伍，他们把小商品销往南至海南，西至拉萨，北至黑龙江，相当大的数量送至青藏、云贵高原。经营方式，从开始以零售为主，逐步发展为批量销售为主。”⁽⁶⁾

在谈到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好处时，金华地区工商行政管理局的这份情况汇报说：“小商品市场上经营的商品，很多都是由农村社队企业和个体手工业、家庭副业生产的。它们生产分散，零星多样，变化快，适应性强。小商品市场的建立，为这类产品提供了一条流通渠道，加强了生产和消费之间的联系，有利于小商品生产的发展，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确实起到公有制经济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作用。从义乌县开放小商品市场后的情况看，它的好处是：

1．促进工副业生产的发展。开放小商品市场，把社队、街道企业、家庭手工业和农村城镇的消费者联系起来。活跃了小商品在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交流。例如，绍兴市金鱼场袜厂近年来积压卡普龙袜子十万余元，无路可销，企业处在倒闭的边缘……该厂派人到稠城镇小商品市场了解行情，进行试销，通过这个市场渠道，仅半个月时间将积压的袜子金部销光，使该企业得到新生。再如，义乌针织厂去年积压产品达五十余万元。特别是彩色浓的尼龙袜，本地不适销，通过这个市场渠道，送到云贵高原少数民族地区，很受兄弟民族的欢迎，该厂积压多年的十三万余元尼龙袜全部销光，将死物变活，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义乌县桥东公社五爱大队，人多地少，人平均只有四分多田，劳动力有余，去年四月以来，有四十五户社员生产塑料小喇叭，五户社员生产铁哨子，截至今年十月的十九个月中，生产塑料小喇叭二千三百万只，产值六十多万元，纯收入三十八万四千余元，加上五户生产铁哨子的纯收入二万八千余元，共收入四十一万二千余元，平均每户增加收入八千多元。

2．满足群众需要，弥补国营、集体商业的不足。小商品市场的小商品，有相当部分是国营商业部门不经营的。据调查，整个小商品市场有二千一百多种小商品，而国营商业、供销社、合作商店经营不到百分之四十。例如：纽扣类，小商品市场有200多种，县百货公司门市部仅31种；儿童穿的腈纶衫袜，女孩子用的扎辫绸带、发扣等，小商品市场品种齐全，规格数量较多，而国、合商业部门大多不经营。小商品市场的价格也比较低，如纽扣，一般比国营商业便宜10％—20％，有的达50％；电光男制服扣，市场上每粒三分钱，国营商店要九分五。裁好的绒毛领，市场上每条1.30元，百货公司每条1.78元，小五金、小玩具之类的差价就更大。小商品市场服务态度好、自由选择、双方议价，所以许多群众都愿意到市场上购买，真正起到公有制经济有益的补充作用。

3．解决了一部分城镇待业青年和社会闲散劳力的就业问题，安定了社会秩序。义乌县人多地少，生产责任制落实后，劳动力大量有余，城镇待业人员和社会闲散劳力很多。开放小商品市场以来，已安排了从事经营小商品的待业青年和社会闲散人员33人，农业多余劳力近800人。还有为这个市场生产和推销的，光本县就有万余人。这对促进社会安定团结起了积极的作用。例如，桥东公社五爱大队过去赌博成风，开放小商品市场后，通过教育，现在从事工副业生产的人多了，收入增加了，生活改善了，赌博风已刹住，社会风气大为好转。

4．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兼顾了三者关系。据了解，小商品市场去年9月至11月向国家交纳税额14778.71元，今年9月至11月为49146.81元，约为去年的3.3倍。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市场管理服务费收入也有增加。开放小商品市场，相当于办了一个三百人的不冒烟的工厂，这对国家、集体和个人都有好处。”⁽⁶⁾

大量农民“闯”入商品生产、商品流通领域，对既有的利益格局和传统观念形成了猛烈的冲击。一些人用既有的政策、法规看农民经商办厂，怎么看怎么不顺眼。森工所没收了农民贩运的木材，国营商店的人发牢骚：“再这样下去，我们就要被农民挤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