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清初思想、文化新景观

清初统治者对待文化与对待经济的政策略有不同，他们采取一系列措施，残暴地摧残不利于清的文化，大力发展有利于清统治的文化。

清初文化从哲学思想来说，有明一代理学仍占支配地位，沿程朱学派而来，到王守仁“心即理也”的主观唯心主义“王学”风行，他的“致良知”说，改良了客观唯心主义，强调主观的作用，启发人大胆思想，他的弟子、信奉者王艮、颜钧、梁汝元、李贽等成为王学左派，发挥王学积极的一面，特别是王艮、李贽影响很大。

王艮(1483～1541年)，泰州人(泰州城离兴化只二三百里，比扬州还近，与兴化同属扬州管辖)，号心斋，王守仁弟子，小商家庭，中年以后发愤读书，属于顿悟型的思想家，强调个人的重要性，反对向命运妥协，提倡人应该有改变环境的“造命”思想。认为满足百姓日用就是圣人之道。经常到各地讲学论道，特别是向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商人宣传，影响很大。

李贽(1527～1602年)也是王学继承人，是位大思想家。福建晋江人，做过礼部司务、姚安知府，后辞官，到各地讲学，著有《藏书》、《焚书》，大力发扬王学的积极思想，对汉儒以来强调的孔、孟为统治者服务的教条，用以制造顺民的消极面表示公开怀疑，他在《藏书》中说：“千百余年而独无是非者，岂其人无是非哉，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引起统治者的震恐和仇恨，称之为“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妖人”(《明神宗万历实录》卷三六九)，借口他误杀侍妾，将他逮捕入狱(他在狱中自杀)。他的思想不仅明统治者害怕，清统治者也害怕，屡次下令烧毁他的著作(但仍然留传下来)。

由明入清的进步思想家更多，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及方以智、唐甄、傅山、陈确、吕留良等，都具有唯物主义思想，反对空谈，主张经世致用，既反对专制主义，也反对民族压迫。黄、顾都曾极力反对明朝的阉党，又组织过抗清义兵。黄的“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原君》)和“工商皆本”的看法，顾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观念，都对后代影响极大。稍晚的唐甄(1630～1704年)，四川达州人，在《潜书》中提出：“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杀人者众手，天子实为之大手”。这是说皇帝是最大的刽子手，唐的反对专制君主的思想与黄宗羲不谋而合。唐甄希望上帝让他办这些刽子手的罪(“若上帝使我治杀人之狱，我则有以处之矣”)。这些进步思想，清立朝以来就大力排斥，而着力提倡程朱理学，笼络了魏象枢、汤斌、李光地等人，封以官爵，称为“理学名臣”，严禁王学。

此时民间却又崛起了一些学者，既反对王学，也反对程朱理学，如颜元、李塨、戴震等。颜、李是师生，颜(1635～1704年)号习斋，河北博野人。李(1659～1733年)号恕谷，蠡县人，都坚决反对程、朱、王学，主张实用，时人称为颜李学派。

戴震(1724～1777年)，字东原，安徽休宁人，有广博的科学知识，从科学角度贯彻、宣传唯物主义观点，认为人类感官，本来就是为了适应外在世界而生成的，“耳目鼻口之官接于物，而心通其则。”这就是说物质世界是人们感觉的来源，在著作《孟子字义疏证》中提出理教杀人罪最大，以法杀人犹可救，以理杀人无可活。这就是《儒林外史》里的理教杀人，以及鲁迅《狂人日记》里中国历史都是“吃人”的观点的来源，是对程朱理学的重大打击。

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思想仍是“正统”的孔孟、汉儒直到程、朱(包括王学)的教条。

与哲学紧邻的史学状况也是如此。史学家一方面受到政治迫害，不少人不去碰历史；另一方面又涌现出大批新史学家，多被清廷笼络指派编修前朝史书。历史学家还写了许多“野史”，私家史学著作，比历朝都丰富。官修的史书有《明实录》、《明史》、《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以及“续三通”“清三通”。私人编著的史书有谈迁的《国榷》、毕沅的《续资治通鉴》、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王世贞的《弇州山人别集》和沈德符的《野获编》等。地方志则有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学术史有黄宗羲的《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等等。

与前朝相比，清朝历史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学术史。另外，由于不少饱学之士，不甘作清朝顺民，但武力反抗又失败了，就转而将“复国”愿望移注(潜藏)于学术、历史研究，出现了研究当代历史之风，如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的浙东学派，专门研究明史，特别是明末的历史。万斯同(1643～1702年)，号季野，鄞县人，著有《明史稿》，成了官修明史的底本，全祖望(1705～1755年)的《鲒埼亭集》和黄宗羲的《南雷集》虽是两部文集，但其中所写，大多是抗清史事，温睿临还编辑了一部专记南明史事的《南疆绎史》，这些以史实显示观点、研究当代历史的著作，对当时学者影响很大，《国榷》和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都受到影响。

此时历史学的另一特点是历史考据风行，对以往史学著作文字舛错，名物、典章谬误多加考订、辨证。如钱大昕(1728～1804年)的《廿二史考异》、赵翼(1724～1814年)的《廿二史剳记》、王鸣盛(1722～1796年)的《十七史商榷》等都是名作。《剳记》著重论证各代重大历史事件，被称为“儒者有体有用之学”(《廿二史剳记》序)，独创了一种新的史学考证体例。学者们还对旧史的表、志、注等做了不少辑佚工作，有人还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一些失传的古书《旧五代史》(邵晋涵)、《宋会要》(徐松)等。

史学著作的特殊品种——地方志，此时也极盛，各地修志成风，今传方志六千余种，多为清作，著名学者章学诚(1738～1810年)，号实斋，浙江会稽人，修志专家，被各地聘请修撰过《湖北通志》、《常德府志》、《和州志》、《永青县志》等多种方志，章氏还是位极有见解的历史学家，主张六经皆史，修史贵开创，要有“史意”(即“史观”)。

清初文治大胜前朝还表现在图书编纂方面。康熙、雍正时朝廷组织了大批学者编辑了卷帙浩繁的《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该书共分为历象、方舆、明伦、博物、理学、经济六编，每编又分门别类，搜罗宏富，是明《永乐大典》后的第一部大类书。乾隆时清廷又选派纪昀等著名学者一百六十余人编辑《四库全书》。该书分经、史、子、集四类，收书三千四百五十七种，七万九千零七十部，分装成三万六千余册，是我国自古迄清最大的一部丛书，保存了许多珍贵的文献，有政府(内府)藏本，有私家(藏书家)献本，有从《永乐大典》辑出，编辑历时十年，编好后，共抄录七部，分藏于北京、热河、沈阳、扬州、镇江、杭州六地(现今保存下来的尚有四部)。作为钦定图书，供学者参阅。参加编辑的学者纪昀、戴震、邵晋涵、周永年等，又将《全书》内每一部书的渊源、版本、内容都作了详细的考证，写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是我国一部重要的目录学著作。《四库全书》和《永乐大典》(被八国联军烧抢，今存于国内外的仅有三百余册)一样，都是我国极其宝贵的文化遗产，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但《四库全书》由于编辑者秉承皇帝旨意，不仅在收书时，对认为不利于清朝统治的书籍没有收入，而且对收入的图书也有部分删改或抽毁，这就损害了该书的本来面目。

文学方面也成就卓著。小说《红楼梦》、《儒林外史》，戏剧《长生殿》、《桃花扇》，短篇小说《聊斋志异》都成了轰动全国乃至震动世界的名著。

小说，首先是清初蒲松龄(1640～1715年)的文言短篇小说《聊斋志异》(被后世称为文言短篇小说之王)。蒲松龄字留仙，山东淄川人，一生穷困，授徒为业，应试到七十三岁才“中举”，过了两年就去世了。蒲公“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同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编”，穷毕生精力“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说明十三卷《聊斋志异》，四百多篇故事是他借狐鬼妖怪，隐射社会黑暗，发泄他愤世疾俗的感情。这部书并引发了一大批相类的书，如袁枚的《子不语》，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和邦额的《夜谈随录》等，虽都不能和《聊斋》比肩，但也都是各有特色的。

长篇小说更见精彩，乾隆时期《红楼梦》、《儒林外史》、《镜花缘》三大著作鼎立文坛。曹雪芹、吴敬梓、李汝珍都在著作中提出了新见。《红楼梦》彻底打破了传统写法，以一个贵族家庭的兴衰和男女青年恋爱的喜悲故事，反映了当时社会面貌，作者以“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诉述了“福善祸淫”“盛极必衰”的微言大义，达到了中国古典现实主义文学高峰。

《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1701～1754年)字敏轩，安徽全椒人，才高学博，“素不习治生，性复豪上，遇贫即施”(程晋芳《文木先生传》)。不热心科举，不应“博学鸿词”。《儒林外史》写了当时一群知识分子，讽刺科举弊端和儒士丑态，是讽刺文学的高峰。

《镜花缘》作者李汝珍，河北大兴县人，长期生活在江苏(连云港、草堰)，博学多才，特精音韵。《镜花缘》写一百名才女的故事，尊重妇女，提倡男女平等，还借海外奇谈，讽刺社会丑态。“君子国”、“两面国”的描绘，至今脍炙人口。

戏剧方面，洪昇(1645～1704年)的《长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风靡全国。《长生殿》演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悲欢故事，写逸乐亡国灭身。《桃花扇》描述秦淮歌妓李香君的故事，揭露明末社会黑暗，南明小朝庭腐化堕落，自取灭亡。

文学方面，清初诗文也值得称道，清诗、清词，吸取唐宋之长而形成自己的特色。王渔洋、朱竹垞、纳兰性德等的作品都使唐宋诗词不得专美。桐城派的古文也不让唐宋八大家，归有光作品更充溢晚明灵秀之气。

与文化关系紧密的还有考据学蔚然成风，顾炎武、黄宗羲开山于前，阎若璩(1636～1704年)、胡渭(1635~1714年)踵武其后，阎字百诗，山西太原人，世居淮安，主张对古书大胆怀疑，考证要确而且实，所著《古文尚书疏正》，用科学考据，证实尚书是一部伪书。胡字朏明，浙江德清人，所著《禹贡锥指》、《易图明辨》，在辨明古书真伪和提倡疑古精神上都有一定贡献。清初考据队伍不断壮大，发展到乾嘉学派六十多位学者，又分为吴皖两派，吴派以惠栋(1697～1758年)为代表，惠苏州人，著有《九经古义》等，与弟子江声等在经学考证方面贡献很大。皖派以戴震为代表，著有《声韵考》等，与弟子段玉裁(1735～1815年)等在文字、音韵学方面成就很大。段氏《说文解字注》被称为“千七百年来无此作”(王念孙《说文解字注》序)。戴的另一弟子王念孙《广雅疏证》以及赵一青《水经注释》、卢文弨《群书拾补》都是考据方面第一流著作。对整理保存古典文献，正确理解古典，极有功绩。

清初考据学本是为“经世致用”而求实，但后来逐渐转入“避世”，从要求社会改革转入到“为考据而考据”。吴派更有迷信汉儒解经者，终日只在书本内下功夫，使学术完全脱离实际生活，眼光窄隘，思路闭塞，排挤一切进步思想的发展。

清初文化繁荣还显示在科技、艺术的繁荣、发展，医学、天文历算、地图测绘、建筑、绘画等方面。乾隆官修《医宗金鉴》，考订《伤寒论》等医典，康熙聘请西方学者南怀仁制定《永年历》，又聘西方传教士白晋等经过三十年测量绘制成《皇舆全览图》，成了当时最完备的中国地图。建筑艺术比前明更为精美，圆明园广达三十里，有一百五十多所楼苑，集中国传统园林建筑技术的特优。北京的雍和宫、拉萨的布达拉宫、承德的八大庙，都是精美的建筑。

绘画方面，清初四王(王时敏、王鉴、王原祁、王翚)和吴历、恽寿平等，继承元明画风，形成清初“正统派”。而由明入清的石涛、八大山人和他们的一批崇奉追求者(包括以郑燮为中坚的“扬州八怪”等)，多以泼墨写意，继承徐渭等画风，长于抒情，山水人物花卉，各辟新径，不专守古人成法，又不脱离优秀传统，开拓了三百年间绘画史、艺术史上的新局面，郑板桥就是其中杰出的多面手。

清初的文化如此繁荣，是由于前人积累了大量优秀遗产，当时经济发达，涌现了众多的杰出人才，相互促进，当然主要是由于当时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文化、学术的繁荣。

但是，统治者的政策都是为有利自己的统治而制定的，当统治者发现有不利于他们统治的情况时，就要调整、修改旧政策或制定新政策，采取新举措。清初统治者从顺治开始注意到这一点。顺、康、雍、乾都颁布了许多有利统一、有利经济发展、有利民生的政策，因而取得了国家统一、经济发展、文化发达的大好局面。但他们也时时看到汉人的心、学者的心、草民的心是难以征服的，特别是有知识的人，“反骨”总是时隐时现。为了长治久安，防微杜渐，杀一儆百，治心，治思想，他们大办“文字罪”，大兴文字狱。康、雍、乾三朝前后见于记载的有七八十起，仅列入《中国历史大事年表》(详见该书576～600页)的就有：

康熙二年(1663年)5月庄廷鑨“明史狱”；

康熙六年(1667年)3月沈天甫等诗狱；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11月顺天考官受贿案；

康熙五十年(1711年)10月严查江南科场狱、《南山集》狱(戴名世)；

雍正三年(1725年)12月汪景祺诗狱；

雍正四年(1726年)9月查嗣庭狱；

雍正七年(1729年)5月吕留良案、6月谢济世案、7月陆生柟案、9月颁《大义觉迷录》；

雍正八年(1730年)10月徐骏诗狱；

雍正十三年(1735年)12月杀曾静(按：系乾隆继位事)等；

乾隆二十年(1755年)3月胡中藻诗狱；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彭家屏、段昌绪狱。

这些罪案之离奇，惩办之重，牵连之广，骇人听闻。明史案，是浙江富户庄廷鑨刊刻了朱国桢编写的明史，增添了明天启、崇祯事，有指斥满洲文句，被告发。案结，庄已死，开棺戮尸。作序、刻印、校阅、售书、藏书者被杀七十二人，流放边远的数百人(《痛史·庄氏史案》)。查嗣庭则是礼部侍郎，出任江西考官，出题有“维民所止”四字，清政府认为是有意显示去掉“雍正”二字之头，逮查入狱究罪，查在狱中病死，下令戮尸。

雍正搞文字狱不仅以杀戮为能事，还亲自执笔著书来驳斥“罪犯”言论，如作《驳封建论》来驳斥陆生柟的《封建论》(该文是倡议恢复三代的“封建”，反对清专制统治的)；如著《大义觉迷录》极力批判吕留良的华夷有别论等，要以雍正的“大义”来“觉迷”天下士民。可以想见当时文字狱之酷烈，思想控制之严厉。稍一不慎，就会触网。这样知识分子自然地“向书本讨生活”，考据风大盛，也就很自然了。

郑板桥的密友王国栋就曾陷入东台举人徐述夔的“一柱楼诗案”，累及《板桥集》中“铲版”开天窗等。

在这样的环境中，儒士地位、处境就很尴尬，虽然自命清高，在民众中是“鹤立鸡群”，可是对当时的统治者来说，哪怕是最高级的知识分子也不过是养在床下的仙鹤，可以吃饱，但不能抬头，想飞更不可能！

这是一个需要巨人，产生巨人，但又是摧残巨人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