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重天命，更重人事

郑板桥人生观与天命观紧连，对天命进行了多方面的思考。天，在古代典藉中是一个复杂的观念，有的认为是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总称，带有很大程度的神秘性。后来又逐步发展为至高无上的“神”，能主宰一切，又不能主宰一切。

郑板桥的天命观包括对天、神、命的认识，像先贤一样是复杂、矛盾和变化的。

首先，他认为天最伟大，至高无上，能容纳万事万物，包括丑恶的东西。是一位胸怀最博大，无所不包，无所不能而又深不可测的，一切人的命运的主宰。他在《家书》中借论尧舜之不同，大谈了一通“天”：尝论尧舜不是一样，尧为最，舜次之。人咸惊讶。其实有至理焉。孔子曰：“大哉尧之为君，惟天为大，惟尧则之。”孔子从未尝以天许人，亦未尝以大许人，惟称尧不遗余力，意中口中却是有一无二之象。夫雨旸寒燠时若者，天也。亦有时狂风淫雨，兼旬累月，伤禾败稼而不可救；或赤旱数千里，蝗蟓螟特肆生，致草黄而木死，而亦不害其为天之大。天既生有麒麟、凤凰、灵芝、仙草、五谷、花实矣，而蛇、虎、蜂虿、蒺藜、稂莠、萧艾之属，即与之俱生而并茂，而亦不害其为天之仁。尧为天子，既已钦明文思，光四表而格上下矣，而共工、驩兜尚列于朝，又有九载绩用弗成之鮌，而亦不害其为尧之大。浑浑乎一天也！若舜则不然，流共工、放驩兜、杀三苗、殛鮌，罪人斯当矣。……用人又得矣。为君之道，至毫发无遗憾。故曰：“君哉舜也！”又曰：“舜其大知也！”夫彰善瘅恶者，人道也；善恶无所不容纳者，天道也。尧乎！尧乎！此其所以为天也乎！……(《潍县署中与舍弟墨第二书·书后又一纸》)这里郑板桥说尧胜于舜，因为舜行的是人道，尧行的是天道。尧推崇好人，但也让一些危害人民的，不能为人民办好事的共工、鮌等存在。而舜呢，则处理了共工、鮌等。郑板桥也肯定舜的行为，认为舜虽然仍做到“为君之道，至毫发无遗憾”，但“彰善瘅恶”，扬善惩恶是人道；善恶并存，益人的，害人的都能容纳，存在，这才叫天道，也叫“为天之仁”。可见郑板桥心中的“天”有三方面。(1)天生益物、害物；(2)天容益物、害物；(3)天道即仁道。这才叫“唯天为大”。主要精神是宽容。

其次，郑板桥又常常将天道、人道联在一起，认为人的穷达祸福是天安排好的，可是又是有原因的，可以变化的。《家书》中说：一二失路名家，落魄贵胄，借祖宗以欺人，述先代而自大，辄曰：彼何人也、反在霄汉；我何人也，反在泥涂。天道不可凭，人事不可问。嗟乎！不知此正所谓天道人事也。天道福善祸淫，彼善而富贵，尔淫而贫贱，理也，庸何伤？天道循环倚伏，彼祖宗贫贱，今当富贵，尔祖宗富贵，今当贫贱，理也，又何伤？天道如此，人事即在其中矣。这里提出“天道循环倚伏”，“福善祸淫”，就与谈尧舜时所说天道不同了。那时说天是善、淫并存并荣的。现在则是“天道”也有感情偏爱了，将福给予善，将祸给予淫。这里“天道”又是一位公正的法官，褒贬鲜明。并且这个“福善祸淫”，既是“天道循环倚伏”的结果也是原因；你善就得福，你淫就得祸；你得福就因为善，你得祸就因为淫。这就叫循环倚伏。这个循环倚伏既是天道，也是人道，所谓天道是命中注定，必然的；所谓人道，是如果并不因为自己身陷穷祸而自暴自弃，仍奋发有为，精勤不倦，总是积德行善，那么就会变化，祸、穷就会消失，“有及身而富贵者矣，有及其子孙而富贵者矣”。又特别指出，算计别人，不仅算不到人，反而自己会得祸，“其穷愈速，其祸即来”，甚至殃及子孙，“其子孙有不可问之事，不可测之忧。”这其实是讲的人定胜天，祸转福、福转祸，都是由人自己造成的！这一点的主要精神是天道、人道皆会变化！

第三，郑板桥对天命矛盾复杂的心态。如果说前两点说明郑板桥对天的基本认识，那么，他还有很多看起来互相矛盾，实际上是在特定的时空段表示特定的认识的观点。

郑板桥十分迷信命运。命和运是两回事，对命，郑板桥可算从小迷信到老。他生下来时，就被认为要避阎王猜忌，起名“麻丫头”，郑也欣赏这个小名，自刻的书画闲章“麻丫头针线”直用到老。算命呢，前文述过，算过多次，算了好命，“命章”还捎回去让家人传看，同享快乐！可见他迷信“命”到了何等程度！

不仅是对“命”，对“运”也十分迷信。《郑板桥集》72页有诗曰：唐明皇帝宋神宗，翰苑青莲苏长公。千古文章凭际遇，燕泥庭草哭秋风。“千古文章凭际遇”就是说的运气、机遇。《真州杂诗八首并及左右江县》也说：“抵天只手终何益，运去心枯事总艰。”是“时来风送滕王阁，运去雷轰荐福碑”，不仅普通人如此，皇帝也是这样；郑板桥奇特可贵之处，在于对机遇有辩证的理解。他认为非分的机遇，不是自己之福，反而是自己之祸。这个幸运却是恶运！他说：“昔人谓陈后主、隋炀帝作翰林，自是当家本色。燮亦谓杜牧之、温飞卿为天子，亦足破国亡身。乃有幸而为才人，不幸而有天位者，其遇不遇，不在寻常眼孔中也。”

可是他平时言行、诗文又常常不仅是一副“不语怪力乱神”的模样，还时不时地对神、命运采取蔑视奚落态度。他有许多僧人朋友，他写了不少诗，作了不少画、书法赠他们，其中就有：《赠瓮山无方上人二首》、《弘量上人精舍》、《赠巨潭上人三首》、《寄青崖和尚》、《同起林上人重访仁公》、《逢客入都寄勖余上人口号》、《破衲为从祖福国上人作》、《署中无纸书状尾数十与佛上人》等十几首致十多人(姓名重复的未列)，可见僧友之多。对僧友更是充满感情，“乞食山僧庙，缝衣歌妓家”(《落拓》)，对他们的品学也颇为崇仰，“自是老僧饶佛力，杖头拨处起灵源”(《访青崖和尚……》)，甚至“我已心魂傍尔飞”(《怀无方上人》)，可谓情同骨肉。可是在《家书》里却又是另一番说法了，先是“僧人满天下，不是西域送来的，即吾中国之父兄子弟，穷而无归，入而难返者也。削去头发便是他，留起头发还是我。怒眉瞋目，叱为异端而深恶痛绝之，亦觉太过。”(《焦山读书寄四弟墨》)可是下文却说：和尚是佛之罪人，杀盗淫妄，贪婪势利，无复明心见性之规，秀才亦是孔子罪人，不仁不智，无礼无义，无复守先待后之意。秀才骂和尚，和尚亦骂秀才。将和尚与秀才(实为“文痞”)并列，直称之为“佛之罪人”，几乎彻底否定了所有和尚，与前述的尊僧几乎是一百八十度转变。这“骂僧论”实在是“蔑僧论”！不过郑板桥只是骂坏和尚，有罪的和尚，因为他们“杀盗淫妄，贪婪势利，无复明心见性之规”，应该骂。所以这种骂，并不是骂佛。对佛、神他还是尊重的，相信的。对“落魄”神灵，有时还很同情，“无主泥神常趁庙，失群才子且低头”(《真州八首，属和纷纷……》)。对“风水”也是如此。一方面迷信风水，念念不忘风水之泽。《范县署中寄舍弟墨》中说：刹院寺祖坟，是东门外一枝大家公共的，我因葬父母无地，遂葬其旁，得风水力，成进士，作宦数年无恙。他认为他的中进士，做官是叨风水之光，得风水之力。所以，他念念不忘要觅更好的祖坟，并且看中了“郝家庄有墓田一块”，要弟弟千方百计买来，将来“葬吾夫妇”(《家书·焦山双峰阁寄舍弟墨》)。也可谓入迷地相信“堪舆”了。可是另一方面，他又认为风水未必可靠，就是这封信下面写道：夫堪舆家言，亦何足信。吾辈存心，须刻刻去浇存厚，虽有恶风水，必变为善地，此理断可信也。这就是说，只要存心积善行德，“虽有恶风水必变为善地”，这正是“祸福无门，唯人自召”，这些既赞佛，又斥僧；既信命运，又否定命运；既信风水，又否定风水等矛盾认识，仍然都是统一在他的只要修德行仁，福可增加，祸可转福的“人定胜天”总体认识中。这才是郑板桥天命观中的可贵部分。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郑板桥三十岁。这一年国家发生了大事，十一月康熙去世。郑家也发生了大事，板桥的父亲立庵病逝，时间可能是六月底到七月末。因为这一年郑板桥参加考秀才，二月县考、四月在扬州府考、六月在泰州院考，发榜时间则在七、八月之交。而郑板桥《七歌》一开始就说“郑生三十无一营”、后来又说“今年父殁遗书卖”，可见此时尚未有中秀才消息，如果父亲在二月份前去世，则连考试也不可能参加。如果父亲在发榜后去世，则不至于说“无一营”，“皆不成”，也不至于赶快卖父亲的“遗书”。所以，板桥父亲去世时间最大可能是在板桥考试完毕，尚未发榜的七、八月之交。立庵时年50岁，尚未到垂老之年。可能是急症很快去世，家中立刻陷入极大困境，卖遗书可能是为料理丧事。他的心情也极度恶劣，卖尽了遗书，葬完了父亲，面对着一大堆债务，面对着家里无米缺炊的境地，自己今后不知如何来安养这一家老小？而今年的考秀才说不定又像往年一样空忙而已，心中万转千回，满腔幽愤，就像杜甫写《同谷七歌》一样写下了自己的《七歌》：郑生三十无一营，学书学剑皆不成；市楼饮酒拉年少，终日击鼓吹竽笙。今年父殁遗书卖，剩卷残编看不快。爨下荒凉告绝薪，门前剥啄来催债。呜呼一歌兮歌逼侧，皇遽读书读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