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延安十年赢天下

一

延安是一座小城，延安是一个时代的先锋，延安是孕育新中国的摇篮。

延安十年（1937～1947），黄土地上，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现代革命从这里转危为安，毛泽东思想在这里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道路从这里起步。

延安十年，延水河边，中国共产党人何以取得存在的合法性、成长的合理性、发展的突破性，从而赢得民心、赢得天下？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命题、一个深刻的学术课题，也是一个具有非常现实启发意义的社会话题。在21世纪后现代中国与全球化语境下，梳理延安生活，解析延安社会，重塑延安精神传统，可以激励人生，锻造团队，启发事业，昭示后昆。

二

抗日战争改变了中国历史。小城延安顿时成为充满朝气的年轻人的世界。

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坚决抗日的政治主张，得到广大民众的一致认可。自1936年西安事变至1941年皖南事变前后，随着国共两党关系的一松一紧，成千上万的青年知识分子奔向延安。据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统计，1938年5月至8月，经该处介绍赴延安的知识青年有2288人；全年总计有1万多名青年从这里获准去延安。

另据国民政府教育部统计，抗战前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在校学生4.2922万人，至1940年减至3万余人。大约有1.2万学生流失，其中主要是奔赴延安。

“广招天下士，诚纳四海人。”“谁抢到了知识分子，谁就抢到了天下。”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的主张变成了党的政策，促成了一个时代的先锋行动。1937～1942年间，延安先后创办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抗大）、陕北公学（陕公）、鲁迅艺术学院（鲁艺）、中国女子大学（女大）、延安自然科学院、马列学院（中央研究院）、军事学院、农业学院、中国医科大学（医大）、俄语专科学校（俄专）等20多所院校，面向全国招生。南京、武汉、西安、重庆、太原、桂林、兰州、迪化（乌鲁木齐）等地的八路军办事处以及广州的八路军通讯处，千方百计将知识青年一批批送往延安。在物质条件非常艰苦的环境下，延安对所有教育基本实行免费。

处于战争环境下的延安社会，“公家人”全民皆兵，老百姓都被组织起来，闲散人员如“二流子”都被看管起来进行改造，所以社会清明，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曾经在这里生活过的人们，直到晚年还念念不忘这种境界。“我们住的窑洞的门，都是没有锁的，只有一个铁丝钩钩在里头。据说根本不用锁，只是怕夜里有狼进屋才钩住点。……人们外出时根本就用不着锁门，路上丢了东西也会有人送回来给你。”翻阅延安时期的《解放日报》，经常可以看到报眼或边角处刊登的失物招领启事，小到钢笔，大到骡马。

1939年底，蔡若虹、夏蕾夫妇从上海出发，取道香港、越南、昆明、贵阳、重庆、西安等地，经过七个多月的辗转跋涉，终于来到憧憬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情不自禁地惊叹：“延安啊延安，你从艰苦中找得乐观，你从劳动中夺取幸福，你从战斗中获得安乐与发展！延安啊延安，我不能用别的名称叫你，我只能称呼你是个‘赤脚天堂’！”

延安马列学院被称为当时延安最高学府，张闻天以中共中央总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身份，再兼任马列学院院长，他主张自由辩论的教学方式。每次课程由教师主讲后，都安排学员讨论，鼓励大家联系实际，开拓思路。谁也不怕说错了话，彼此之间不扣帽子，更不记账。各班组各年级之间还经常举办辩论会，在平房门前，摆上一张桌子就讲演开了。有讲正面意见的，有讲反面话当“反派”的。几年时间里，他们先后辩论的话题有：抗日战争是持久论还是速胜论；帝国主义是真老虎还是假老虎；统一战线能否长久不变；希特勒是真才能还是假才能；等等。据当时经历者回忆，争论得十分激烈，时而引起哄笑，问题愈辩愈明，把模糊的思想认识都摆出来解决。那种畅所欲言，敢于暴露思想，虚心探讨，相互学习，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给参与者终生难忘的印象。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在5月2日第一次会上发表讲话（即后来整理成文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序言部分），引起与会代表或赞成或附和或反对的不同声音，以及在5月16日第二次会和23日第三次会上的激烈争论。毛泽东全程参加会议，认真听取代表们发言，包括批评和反对意见，到第三次会议下半场才一一作答，并且自称这次讲话是代表们出题目，让他来交答卷。

对别人的宽容，本质上是出自于对自己的自信。延安文艺座谈会前，毛泽东为了征询文艺界意见，先后拜访或约见很多文艺家谈话。时任青年艺术剧院院长的塞克，才大气粗，性格刚直，接到毛泽东约请通知后，竟然提出条件：“有拿枪的站岗我不去！”

在其他同志的劝导下，塞克还是应约去了。走到杨家岭，他发现沿路岗哨全撤了，很远就看见毛泽东已经站在窑洞外等候了。那天他们谈了四五个小时，毛泽东还留他一起共进午餐。后来，他感到惭愧，不该那么怪异嚣张。

整风运动后，这些专职作家、艺术家们纷纷离开窑洞，打起背包，深入乡村、工厂，组织开展群众性的革命秧歌运动，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文化的新篇章。

三

“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建设，是共产党在局部执政环境下，组织人民群众自己管理各级政权的有益尝试。

1940年3月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抗日根据地政权问题的指示，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在人员构成上实行“三三制”。“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这是一种政治策略，对内是为了争取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对外是为了对抗国民党政权。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国共两党既合作又斗争，争夺民心，从而获得政权存在的合法性。

1941年1月30日，边区中央局发出指示，要求在选举活动中彻底贯彻“三三制”原则，建立模范的新民主主义政权。并要求将“‘三三制’政策，不仅要实行于议会，还要实行于政府机关中”，“在这次选举活动中，应仔细的有步骤的大胆的选举非党进步人士到政府机关为行政人员，虽然在数量上不应机械的凑足三分之二，但过去某些党包办式的办法，必须坚决的纠正”。要用“三三制”民主政权主张来重新检验边区各项工作，来统领各种社会政策与立法。同时，成立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起草委员会，依据“三三制”政权精神，重新起草边区施政纲领，以作为共产党参加边区选举活动的施政纲领。

1941年春夏时节，整个边区都全力以赴开展基层民主选举运动，创造了丢豆豆、扎香洞、折纸条、画杠杠等多种多样的选举形式，别具民间特色。轰轰烈烈的选举运动，有如吹遍边区每个村庄角落的春风，成为乡村里的节日。

延安城里各机关单位也参加竞选活动，其中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八路军敌军工作干部学校和日本工农学校四个单位作为一个选区，竞选一个边区参议员代表。时任鲁艺副院长主持工作的周扬，作为鲁艺推举的候选人，组织的竞选宣传最出彩。学生会组织学生们敲锣打鼓，扛着周扬的巨幅画像，到延安城里和南门外新市场，用演出街头剧的方式，宣传周扬。选举结果各种回忆录说法不同，或说周扬当选，或说郭化若当选。其实是边区政府将这几位候选人全部聘任为边区参议员，结果让大家都满意。

1941年11月，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召开，最被人称道的事，是李鼎铭提出“精兵简政”提案并被接受。李鼎铭以非党员身份担任边区政府副主席。随后，李鼎铭乘坐毛泽东安排的当时延安唯一的一辆“福特”牌小轿车，荣归故里。他到处宣传共产党的“三三制”政策好，将自己在边区参议会上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在家乡停留约两个月后，年届花甲的李鼎铭先生返回延安之前，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将自己的全部家产裸捐给政府。

四

小米加步枪，是延安生活写照，是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历史象征。

革命不是为了吃饭，但吃饭是革命队伍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八路军最初编制4.5万人，每月军饷50万元；再加上新四军军饷，每月共计60万元。这些军饷领取后，由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处）统筹安排，其中有一定数额划拨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断绝对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供应，并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经济封锁，致使延安物质生活非常困难。

财政经济困难，影响到边区群众的生活，表现为粮食紧缺和公粮缴纳负担过重。1941年6月3日下午，边区政府县长联席会议正在边区政府小礼堂举行。突然一声巨响，雷电穿入会议室内，击中廊柱，造成一死七伤的惨痛伤害。6月5日下午，在延安城南门外广场举行追悼会。孰料这次自然伤害事故传到边区老百姓口中，却成了发泄对政府、对共产党不满情绪的某种“天意”。

边区农民负担最重的1941年，人均负担1斗4升8合，占年收获量的13.85％。当年边区农民人均粮食拥有量仅为1石1斗1升，缴纳公粮后，人均余粮不足1石，再扣除种子粮，农民实际粮食消费每天只有六七两。平均数如此，平均线以下者的日子就非常艰难了。加之1940年、1941年陕北整体年景为平年，局部地区遭遇严重自然灾害，粮食歉收，导致部分群众生活发生极大的困难。甚至出现志丹县哄抢粮食，安塞县农民逃荒迁徙现象。

1942年中央号召开展全面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要求各级各类机关、学校、军队通过开垦荒地，多种经营，生产自救，逐步实现“耕三余一”、“耕二余一”的目标。到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边区当年垦荒面积超过100万亩，其中军队承担20多万亩，约占22％以上。其他机关、学校承担近20％。同时，先后三次开展“精兵简政”，减少行政机关人员职数。多管齐下，减少和降低“公家人”对于公粮供给的依赖度，相应地，边区农民的负担得以减轻。

与此同时，在广大的边区农村轰轰烈烈地组织开展优待难民、善待外来务工者、开垦荒地、贷款给最贫穷的劳动者、改良种植技术、减租减息、鼓励劳动合作、奖励劳动模范等一系列活动，通过政策引导、政府扶持、技术支撑、典型示范等切实有效的措施，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初步改进了农业生产关系，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劳动生产观念，从而推动了边区农业生产发展，比较好地解决了农民生活温饱问题。

1943年11月26日至12月16日，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暨模范生产工作者代表大会，与第三届边区生产展览会，在延安南门外隆重举行。这在当时就被称颂为“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劳动英雄及模范生产工作者代表大会”。农民们自豪地说，生产劳动可以“中状元”，这是开天辟地的新鲜事。会议期间，在185名劳动英雄和模范生产工作者代表中，评选出25位特等劳动英雄，每人荣获奖金3万元，并得到毛泽东等领导的亲笔题字。中共中央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举行招待会，招待劳动英雄们。中央主要领导全部到会，向劳动英雄们表示祝贺。

从饥饿到温饱，从逃荒避难到开荒移民，边区政府实行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扶持鼓励农业生产，引导农民发家致富，农民们很快就从咒骂毛泽东转而歌颂毛泽东。

五

1942年底，毛泽东在接见西北局高干会表彰的劳动模范时，询问他们生活中还有什么困难。来自农村的劳动英雄代表说：现在我们有吃有穿，日子过得很好，就是婆姨生娃娃活不了，财旺人不旺，请毛主席想想办法。毛泽东回答：要做好群众卫生工作，做到人财两旺。并指示中央卫生处协同边区政府，组织巡回医疗队下乡，开展群众性卫生救治防疫工作。同时，号召延安各大医院、各级各类机关单位卫生所，敞开大门，负责所在地农村群众的卫生工作，划定区域，分片包干。“群众的卫生工作是每个医院、医务所的重要业务之一。医务干部做群众工作，是每一医务战线的共产党员革命者应有的品质。”这是将群众卫生工作上升到党性原则的高度来对待的。“今后无条件的为老百姓看病，及办理乡村卫生，是每一个卫生单位的任务。”

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属于中央军委系统的军队医疗机构，主要为中央军委所属单位和驻延安地区各部队，以及从前线转送到延安的伤病员服务。该院积极响应中央号召，在继续服务军队的同时，增加对边区群众服务。1944年1～6月，为周边群众门诊、出诊1096人次。当时门诊和住院都不收费，药品、检验、手术都免费。住院交不起饭费时，也是免费。被救治好了的病人及其家属，春节期间纷纷来到医院，给医生护士们拜年，军民之间极为亲热。

如果说战争环境下，军队医疗救治急需不得不大量采用中药制品，那么，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的延安，中共中央在陕甘宁边区局部执政环境下，为了改善民生，发展生产，争取民心，动员民力，进行抗日民主政权建设，面临着一个更大更复杂的问题是如何解决边区群众反映最强烈的“财旺人不旺”，即保障全边区150万人口的生命健康。庞大的人口医疗需求，有限的现代西医条件，使执政者不得不打破条条框框，协调组织所有医疗资源，倡导中西医团结合作。这些创造性的举措，预示着用科学改造传统，用中国特色对待西方思想理论的现代革命文化价值取向。

六

延安是时尚的，延安是开放的。

中国现代革命引起世界普遍关注，始于延安。在国民党军事“围剿”、新闻封锁的形势下，偏居一隅的陕北延安，能打开通向全中国、通向世界的信息通道，是远道而来的国际友人的功劳。

延安时期，先后有美、英、苏、德、加、波、朝、日、印度、新西兰等10多个国家100余位国际友人到延安及陕甘宁边区访问或工作。他们中有记者、学者、作家、医生、技术人员、军事顾问和社会活动家等。就对中国抗战的贡献和国际文化交流，以及其个人命运浮沉来说，最富传奇性的是来自西方国家的新闻记者和作家；最令人崇敬的是以身殉职的援华医生；规格最高，能量最大，对历史格局形成最有影响的是美军观察组及美国政府要员。

史沫特莱不仅把交际舞带给延安，而且还在革命队伍里发起节育运动、捕鼠运动。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延安采访毛泽东，把“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豪言壮志传播给世界。白求恩从加拿大来到延安，坚持在抗战前线为八路军和根据地群众义务服务，把志愿者精神发挥到极致。朝鲜青年郑律成用自己的艺术才思，谱写了《八路军进行曲》，后来被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1947年1月底，国民党军队开始向延安推进，中共中央计划撤离延安。斯特朗请求自己能被留下来，同延安人民一道撤离，过游击生活。这个请求被婉言拒绝时，58岁的她禁不住哭了起来。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她急切盼望着到中国来。途经苏联蒙受不白之冤，又遭美国政府刁难。直到1958年，她才克服重重阻力来到中国。1970年3月不幸病逝于北京，她最后的归宿融入了心灵最温暖的土地。

1950年5月6日，史沫特莱孑然一身，在英国牛津大学医院因病与世长辞，留下一封“遗嘱”般的信件，其中交代：“我的书所带来的全部收益，不管从哪里来的，全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将军，按他的意思处理……我不是基督徒，因此不希望在我的遗体前举行任何宗教仪式，绝对不要。我只有一种忠诚，一种信仰，那就是忠于贫穷和受压迫者的解放。在这个意义上，就是忠于中国正在实现的革命。如果中国大使来到，只要在我的遗体前唱一支歌，我就要感谢不尽了：那就是中国的国歌‘起来’。因为我的心、我的精神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不能得到安息，除了在中国。因此我希望自己的骨灰和中国已逝的革命者生活在一起。”次年5月6日，她的骨灰由一个英国“人民代表团”带到中国，被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当初与斯诺最早进入陕北的美国医生马海德，1988年10月在北京逝世。遵照他的遗愿，遗体捐献给医学事业，火化后，骨灰一部分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一部分被带回美国，还有一部分撒在延河里。

最早把红星照耀下的中国传播到世界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特别邀请的客人，1960年、1964年和1970年，又先后三次访问中国。1972年2月15日，他在晚年定居地瑞士的日内瓦留下遗言：“我热爱中国。在我死后，我愿把我的一部分留在那里，就像我生前一贯做的那样。美国抚育、培养了我。我希望我的另一部分安葬在赫德森河畔，也就是它即将汇入大西洋，流到欧洲和人类所有海岸去的地方。”同年10月19日，他的一部分骨灰被安葬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两年后，他的另一部分骨灰被送回美国故土。

延安，中国，用自己的血性和情怀，吸引着天下的朋友，安顿着一代同样有血性的国际友人。

七

民心有待，天下可期。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其抗日主张、清明政治，还吸引了梁漱溟、李公朴、陈嘉庚、黄炎培等当时诸多知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前往考察。他们从共产党人的身上，看到了中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梁漱溟两赴延安，与毛泽东彻夜长谈，交流对于国内形势的观点，在与中共领导人的辩论中和事实面前逐渐折服；陈嘉庚通过细节观察，找到了中国革命的光明前途所在；黄炎培为中共领导人的远见卓识和领导才能所打动。

这些爱国民主人士，通过自己的切身体会，心悦诚服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社会理想，1949年后选择留在大陆，参与建设新中国。

1. 蔡若虹：《赤脚天堂——延安回忆录》，第129页，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