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邪恶的帝国与善良的人们

2015年3月初，全世界的媒体整天只关心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只有五个字：普京在哪里？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已经从公众的视线中消失好几天了。他取消了短期访问哈萨克斯坦的原定计划。还有更反常的：他甚至未出席俄罗斯联邦安全局那周在莫斯科举行的年度庆典。按照舆论推断的思路，这只能有一种解释。这位总统在几十年前是以间谍身份开始职业生涯的，如果他缺席了这样一场家族庆典，显然应当是发生了一些很不寻常的事情。问题只是：发生了什么呢？

首先流行的是谣言的善意版本。据说，普京伤风了，或感染了此时肆虐莫斯科的流感。但他的新闻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一天到晚到处宣称，因为乌克兰危机，总统忙于处理各种要务，因此没时间整天上电视。从此时开始，谣言进入了最活跃的阶段。弗拉基米尔·普京不上电视？克里姆林宫可从来都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展现国家最高领导人正面形象的机会。

佩斯科夫还说，普京握手的力气跟从前一样大，甚至能握断对方的手指。那么到这个时候，发生过什么事情都是有可能的了。这种措辞是自叶利钦时代传下来的广为人知的套话，当这位前总统因身体不适或体内酒精含量过高而无法公开露面时，就给出这番言论。陈词滥调，代表的不是什么好消息。

究竟发生了什么呢？中风？政变？造反？普京是被关进了克里姆林宫的哪间地下室吗？还是说整件事情都只是一次聪明的炒作，以转移公众对政治和经济危机的关注？

总统的一名前任顾问在博客中称，总统是被强硬派推翻并软禁起来了。幕后主使是俄罗斯的东正教会。电视上不久就会发表声明—最好的“克里姆林宫之声”—称为了从上一年缠身的政务中恢复过来，普京要去休养一段时间，这本就是他应得的。有些人认为，这是一个明显的迹象，说明关于接班人的斗争尚未决出胜负。

甚至有记者向白宫发言人提问，华盛顿是否知道普京藏身何处，或者贝拉克·奥巴马是否获悉了普京的失踪事件，以免做出不可预知的反应。而恼火的发言人只给出了一个不能让人满意的答复：紧跟美国总统的最新行踪已经够他忙的了，俄罗斯总统的事应该去问俄罗斯当局。

无论是在脸书、推特或其他什么社交媒体上，阴谋论都在迅速滋长。也有一些本质上很单纯的猜测。《新苏黎世报》报道说，他的新任女友或妻子在瑞士生了个孩子，因此普京休了几天假。

我们在2015年春天所感受到的兴奋是很典型的，一旦涉及普京就会如此。我们没有一天不在报纸上读到关于他的什么消息，通常都不是好消息。如果很例外地不是什么坏消息，那么这位总统肯定又一次对自己评价过高或举止不当了。他显然不是这个时代的救世主，但无论如何他又是如此重要的人物，因此我们不得不写他，而我们的政治家与他谈话时无不气得咬牙切齿。没有任何其他外国政要会像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这样频繁地得到报道。然而，就像在苏联曾经发生过的：太多的捕风捉影。研究克里姆林宫的学究们每天推出崭新的理论，自己却根本接触不到权力圈。不得不说，这也挺不容易的。

对于自己在2015年3月的这次突然失踪，弗拉基米尔·普京只给出了一份乏味的声明。“我得了重感冒，还发烧。因此才回避了几天。”几周后，他在接受采访时，针对他令人吃惊的失踪问题如此回答道。“我明显低估了人们对我个人的兴趣。”他甚至显然愉快地嘲讽道，“在所有关于我的猜测中，我最喜欢在瑞士生孩子的那个—对于一个像我这么大年纪的人来说，这绝不是最糟糕的。”他清楚自己的影响力。他也很乐于利用它。对在有生之年再次改变自己在国外的形象，他早就不抱希望了。

普京是那种外国政治家，他们会比本国的政治领导层更多地出现在记者的镜头里，而且绝不仅仅在德国是这样。他在西方受到普遍的怀疑，被认为只策划一些邪恶的事情。德国媒体界的领军者们多年来致力于研究普京，以便随时揭示出，他或他的继任者可能会变得更加恶劣。总而言之，从世界的这个角落里传不出什么好消息。他们通常都忘了，普京可是被大多数俄罗斯人多次选上总统之位的。就算他们没有忘记这一点，也经常会附加一句：俄罗斯的选举结果普遍都是伪造的。俄罗斯的民意调查展现了另外一番景象：普京目前的国内支持率创下了超80%的纪录。

换句话说：我们不仅仅是在传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八卦，这十几年来，我们也在认真地探讨他。有一定的规模，有争议，并且像投影屏幕一样不可替代。他就像一个老熟人，你完全无法想象他不在了的那一天，尽管始终有人要求他退位。

发生在乌克兰的争端使普京进一步成为邪恶的化身。乌克兰冲突从一开始就是善与恶对抗的程式化故事，是民主的国际社会对抗俄罗斯霸权的险恶阴谋的故事。它是一种思想的延续，罗纳德·里根可能会宣称自己拥有其版权，这位美国前总统1983年在一次宗教激进主义福音派信众集会上，第一次给苏联盖上了“邪恶帝国”的戳。

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MH17航班在乌克兰东部上空被击落之后，弗拉基米尔·普京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化身为许多媒体口中有待推翻的黑暗时代的唯一继承人。心狠手辣，很不幸又聪明狡猾。他就是不愿意停止作恶，虽然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竭尽全力与他对话。她经常与他对话。仿佛冲突在谈话治疗的层面就可以得到解决，而不是要通过政治利益的有力平衡。在西方媒体的报道中，普京唯一的追求就是重建当年的苏联—以牺牲波罗的海诸国和波兰为代价。它们看不到的是，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些国家早已是北约成员国，而根据《北大西洋公约》，这种尝试将立即引发下一次世界大战。

与此同时，歇斯底里的情绪逐渐平息。乌克兰竭尽全力，哪怕只是近似地建立起民主环境，为实现这一点，许多媒体走到街垒旁，许多人牺牲了生命。而学者们越来越多地争论，西方的崇高论调是否正确，这些论调将欧盟作为殖民国家俄罗斯在压制自由方面的伟大对手来颂扬，宣称这个没落的帝国是不会放开乌克兰的。

权力与意见

普京事件与乌克兰也引发了一场关于媒体公信力的辩论。并非所有人都赞同报纸写手与电视记者的观点，认为俄罗斯是冲突的唯一责任方。德国电视二台（ZDF）和德国广播电视联合会（ARD）自危机伊始就被投诉所淹没，这些投诉针对的是普京和乌克兰报道中的片面性。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德国广播电视联合会的节目审查委员会就其报道猛烈批评了自己的电视台。由于这些投诉，审查员们甚至仔细研究了一系列节目，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们在2014年6月指责说，德国广播电视联合会未加区分地、“有倾向性地”做了报道。审查员们还列出了一长串显著的错误。节目制作者既没有“探讨北约东扩的战略意图”，也没有仔细考察基辅政变过程中亲欧派或“极端民族主义势力，尤其是全乌克兰自由联盟”发挥的作用。德国广播电视联合会审查员们得出官方结论：“节目审查委员会基于考察得出结论，电视二台关于乌克兰危机的报道部分地给人以带有偏见的印象，并有倾向性地针对俄罗斯与俄罗斯的立场。”

各大报刊也遇到了类似情况。《法兰克福汇报》《时代报》《南德意志报》都收到了数以千计的批评性投诉。读者称，他们认为报纸的观点失之偏颇，威胁要取消订阅。然而，许多记者更怀疑其读者群的判断力而不是自己的报道。他们只把自己越来越少的评论权，当作俄罗斯宣传机构在德国强而有力的又一个证据。

主流媒体非常缓慢地认识到，插手这场辩论的并不只有魔头普京。媒体记者的阐释权很久以前就被夺去了。“与愚蠢无知的政客之间的每日清算”改变了，正如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2014年11月在一次关于政治与新闻之关系的主题演讲中所自负地批判的一样。二者必须保持距离，要做到这一点，只能“让记者免于受到做政治家的诱惑。（……）他们不是对方。政治家不是记者，记者也不是政治家”。这位其实非常谨慎的外长在留言簿上还给媒体留了几句话。 “早晨在家翻看报纸评论的时候，我常有这种感觉：意见通道变得更宽了。”施泰因迈尔写道，“我觉得记者心中的同侪压力是相当大的。”

关于弗拉基米尔·普京的激烈讨论大多也是出于政治正确的理由。这种政治正确诚然与许多因素有关，却很少与对外交政策的分析考量相关。这是要用个人的信念去约束所有地方的所有人。丝毫不要去管那些麻烦的主次先后，而是要现在，马上行动。尤其要遵循个人心中的生活方式指南：我今晚要在哪里吃素食？我要穿什么？为什么弗拉基米尔·普京不允许同性婚姻在俄罗斯合法化呢？

我们与新俄罗斯的媒体关系是一杯情绪化的、混杂着同情与想象的鸡尾酒。苏联解体之后，德国记者们就满怀着新鲜出炉的团结友爱炮制了数以千计的文章，其中充斥着善意的忠告与对误入歧途的严厉警告。我们从未停止过为正确的行为打分，并且始终相信自己知道“失败的国家”俄罗斯怎样才能继续在通往西方的道路上前进。俄罗斯的政策制定看来只是有条件地接受了德国改革教育学的介入。其前进的方向也并没有谈妥。这样一来，关系终结了，终结于没有回报的感情总是会消逝之处，即互相失望之中。

德国对普京的俄罗斯长期抱有一种幻想，而这种幻想最终导致了无望的期待。《时代报》的一名社论作者失望地写道：“苏联终结之后，盛行着一种假设，即俄罗斯与欧洲持有相同的价值观。”这样想过的并不只有他一个人。只不过，这种“盛行”且看似无争议的相同价值观的假设是一厢情愿的，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并不相符。

苏联的完结并不是建立在东西方联合起来、以西方人权为依据、为创造新俄罗斯人而努力的基础之上的。苏联的解体是严重的经济崩溃和官僚、权力精英无能的结果，它是可以预见的，也是可以避免的。是戈尔巴乔夫将苏联引上了末路—而不是德国的社论作者们。2008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就抨击俄罗斯这一问题致德国记者的一封公开信中就抱怨说：“仔细看看德国的出版洪流，你就很难摆脱这样的印象，即这是一场有目的的征讨，这一切都有同一个来源，它包含少数几个论题（俄罗斯没有民主、言论自由受到压制、执行恶意能源政策、统治者在独裁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等等）。”

相反，“俄罗斯人本身”跟我们倒是处得更好。毕竟人们希望，俄罗斯人民还是愿意学习的，尽管在许多记者看来，这些人不知道怎样摆脱他们的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只得一次次地选他上台。

那么，弗拉基米尔·普京是谁？是什么影响了他，塑造了他？这本书就要走近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的世界。这既不是一篇学术论文，也不会追求一应俱全。我是2010年1月于莫斯科在关于能源问题的一次采访中第一次遇到这位俄罗斯总统的。那时他刚结束第二与第三个总统任期之间的总理任期，因为俄罗斯宪法只允许连续担任两届总统。他接受了如下条件，在2012年德国电视台播放这部纪录片之前，他不会审查它，也不会审查我们在几个月的拍摄期内进行的采访。这个规定也适用于这本书。为德国广播电视联合会制作的这部纪录片《我，普京—一幅肖像》是我们后来定期在莫斯科、索契、圣彼得堡、符拉迪沃斯托克，也包括其他国家的城市举行会议和讨论的起点。这部纪录片是我与俄罗斯总统的关系的开始。政治家与记者之间的货币是由信息与信任铸造的。只有得到双方严肃对待，它才会正常流通。抨击政治家很流行，但很少能带来什么知识。政治与媒体的运作方式是非常相似的。政治家试图利用记者，记者也想利用政治家。这在柏林与在华盛顿或莫斯科是完全相同的，即使这些政治家叫默克尔、奥巴马或普京。关键是公开性，它是这两种职业的行为准则。

接近是获得信息的先决条件，这些信息应该能够透过现象直达本质。其余的交由写作者处理。除了普京之外，我还在莫斯科与他的许多同路人谈过话，还有柏林、布鲁塞尔和华盛顿的政治家。有些人完全不介意自己的话被引用，也有些人不愿意被提到名字。这也是职业的一部分。

如同他的西方同僚一样，作为政治家的弗拉基米尔·普京几乎接受任何对他有用的角色扮演。不过他仍坚守职责与私人生活之间的区别。出于自我保护，也出于保护家人的目的。没有家庭故事，没有花哨浮夸的逸事，也没有关于私人关系的花边新闻。“媒体对我感兴趣，因为我是政治家，是俄罗斯总统。”他解释道，“我的女儿们没有政治职务，我的私人关系也与政治问题无关，那是我的私事。”我坚守住了这一点，因为我赞同这样的观点。

只谈政治。政治是由历史决定的，是由一个国家的具体利益与集体经验决定的—当然也是由时事驱动的。2014年马来西亚航空公司MH17航班在乌克兰东部被击落尤其表明，东西方之间的关系降到了冰点以下。无论是在弗拉基米尔·普京，还是在贝拉克·奥巴马或安格拉·默克尔看来，情况都是如此。每个国家都根据自己的历史编写出自己的故事。如果俄罗斯总统根据个人喜好进行决策，不顾俄罗斯历史、国内冲突和全球权力斗争，他不会在最高职位上坚持15年。

他人生中的重要阶段平行于他国家的断层线。他的童年是在圣彼得堡度过的，恰逢一个稳定的、苏维埃式的正常时代。苏联解体时，这名驻外特工刚刚结束了在德累斯顿的五年服务期，作为法学家在家乡的政府部门回归平民生活。作为克里姆林宫管理部门的公务员，他在几年后目睹了国家秩序的衰变，并很快了解了权力机器在混乱的叶利钦时代是如何运转的。

从那时起，他一直试图以总统身份为他的国家重建已经支离破碎的自信心，并且是依据他们自己的历史与经验，从沙俄帝国到曾经的苏联再到东正教会的经验—无论西方喜欢不喜欢。对普京而言，北约自1999年以来向俄罗斯边境方向的扩张是有意扩大冷战时期的战区—再加上华盛顿与柏林不断发出劝告，它们也想要俄罗斯接受它们的政治理念。

这本书将展现相互竞争的各方之间的利益关系，展现真正的弗拉基米尔·普京视角，按照我们会面时他表现出的样子。这是一段公开对抗的历史，它在2014年暂时达到了高潮。俄罗斯将2014年2月的索契冬奥会作为一件国家大事来庆祝，而与此同时在基辅，经过俄罗斯与西方的多年拉锯战之后，示威者们从独立广场出发推翻了政府。弗拉基米尔·普京对此的回应是吞并克里米亚。曾经的强权政治家亨利·基辛格断言道：“对普京的妖魔化不是一种战略，而是为缺乏战略找的一个借口。”而这个借口同时也是一件武器，这正是本书所要讨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