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 诗人评说

谁是唐代最伟大的诗人^[1]

据说在江湖上有这样一句话，叫做“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我想第二句话可能大家比较容易理解，就是武林里的人物，他们是一定要争天下第一的，两个武林高手碰到一起，一定要争个你死我活。我们看金庸小说里的那些人物，已经成为一代宗师了，东邪西毒、北丐南帝，都那样的武术高超了，还要拼命地练，为什么呢？他一定要争天下第一。东邪跟西毒一辈子都在争，争到后来欧阳锋都发疯迷失自我了。假如两个诗人相遇，他们也许会较量诗艺。一方，假定是李白，另一方选一个比较差的诗人吧，在唐代诗人中，我们找一个比较差的出来，姑且是张打油。李白碰到张打油，两人来比赛一下诗艺。李白当然是才华横溢，假如叫李白咏雪，他就会说“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多好的诗句！但问题是，两个诗人比赛，它不像比武那样马上能分出高低来，所以这一方尽管是张打油，他也许并不服李白，你李白尽管说“燕山雪花大如席”好了，张打油照样可以咏雪，长吟“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说不定张打油心里还不服李白。只要看看现在的文学界，我们就可以知道，往往水平越差的作家、诗人，越是“牛气”，越是不服别人，连古人都不服的。好多年轻诗人不服陶渊明，不服李白，不服杜甫，谁都不服，因为他认定老子天下第一。所以我想，可能这是学文的跟学武的最大的不同之处。原因就是马克思说的，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武林中是武器的批判，马上见高低，一方当场把另一方的性命结果了，你还能不服吗？而文学，它是一种观念形态的东西，它是用文本比高低，再高明的文本也不至于致对方于死地。诗人即使要争高低，也不至于有拔刀相向的冲突。

话又说回来，这句“文无第一”，也不是完全准确的。文人也是要争高低的。我们看初唐四杰，王杨卢骆，杨炯排在第二，照我想，一个时代的文坛上有“四杰”，而你排在第二，已经很不错了，但是唐人的资料中间明确记载了杨炯对于他排在第二不满意，他说我是“愧在卢前，耻居王后”。当时有人评价说，杨炯这个人说的第一句话是谦虚，第二句话“耻居王后”才是真实的。这简直是颠倒黑白。

照我看来，在初唐四杰里面，杨炯是应该排在第四的，排在第二已经抬举他了。所以说，武林中人会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可能是认为文人争斗的情况不太严重，他们是争不出第一来的，其实文人也是要争的。而且，如果竞争的双方或者几方中间有一方掌握了特别大的权力、地位特别高的话，文人争斗的结果也会是很严重的，同样会发生性命危险。我们看隋代著名诗人薛道衡，薛道衡最有名的诗就是《昔昔盐》，《昔昔盐》里最有名的句子就是“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这两句诗真是名句，就是放到唐诗中去它都是名句。后来薛道衡被隋炀帝杀掉了，隋炀帝就说：“现在你还能写‘空梁落燕泥’吗？”就是把你的性命结果了，你就不能再压过我了。大家如果按照编年的顺序来读鲍照的诗文的话，会发现鲍照的作品越到后来越不行了，有人说他像江淹一样“江郎才尽”了，真的是“江郎才尽”吗？不是的！鲍照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当时的皇帝宋孝武帝非常喜欢文学创作，而且自以为天下人都不如他写得好，鲍照就生活在那个时候，所以鲍照不敢写得好，他故意写些芜词累句，这样可以免祸。当然，幸亏这种情况在我们的文学史上不是很多，更幸亏唐代的帝王中很少有隋炀帝这样喜欢和臣下比赛写诗的，所以唐代的诗人一般还没有这样的危险。

现在言归正传，让我们看看究竟谁是唐代最伟大的诗人。是谁呢？唐代诗人有没有比赛过？比赛过！唐代经常举行为全国所瞩目的诗歌比赛——当然，科举考试不算在内。武则天时代，有一次在长安举行诗歌比赛，武则天带着一帮人坐在高台上面。大臣们写完诗就交卷上去，过了一阵，凡是落选的、写得不够好的，都被台上扔下来了，纸片像雪片一样飘落下来。大家都在下面找，这是张三的，那是李四的，找到了就赶快藏起来。为什么呢？你输掉了么！最后只有两个人的没落下来，一个是沈佺期，一个是宋之问。过了一会，又一张纸片飘下来，大家拥上前去一看，是沈佺期的。沈佺期输掉了，宋之问得到了最后的胜利。在唐代，类似这样的诗歌大奖赛是经常举行的，如果你能获胜的话，是非常荣耀的。但是，这样的大奖赛评出来的获胜者会是唐代最伟大的诗人吗？这个可能性非常小，因为官方举办的竞赛往往是不够公平的。在武则天主办的比赛中是比不出最伟大的诗人来的。

那么，请问，我们怎么判断谁是唐代最好的诗人？首先要问由谁来判断。二十世纪中叶，在美国最流行的唐代诗人是寒山子，那时候寒山的诗被印在文化衫上，美国的青年人都穿着这样的文化衫。按照现在有些人的习惯，只要外国人说好就是好，那么寒山就是最伟大的唐代诗人。但是我想，判断谁是中国的某一个时期最伟大的诗人，这个话语权应该在中国人手里，绝对不可能在外国人手里。不要说美国人——他们从十八世纪以后才开始读我们的唐诗。就是日本人也一样。日本人读唐诗的历史和我们一样长，我们唐代的诗人刚写出作品来，当时的中国读者开始读，日本人也开始读了。因为那个时候有大量的日本人到中国来留学，像晁衡，晁衡到唐朝来留学，他和李白、王维都是朋友。那么王维一写诗他就看到了，他也是第一批读者，跟唐朝人同时开始读的。但是长期以来，日本人都认为最伟大的唐代诗人是白居易。我们要不要考虑日本人的意见？我觉得不需要。照我看来，日本人之所以最喜欢白居易，而不是李、杜，就在于他们的阅读水平和欣赏水平只能到白居易这个层次，再上去到了李、杜，他们就难以欣赏、难以理解了。所以我说，这些意见基本上不用理睬。判断唐诗的优劣是我们中国人的事，我们该怎样判断就怎样判断。

那么我们中国人自己怎么判断呢？我们先从历史上说起，历史上有没有李、杜以外的人选呢？当然有！首先就是王维。王维在很多唐人的心目中，地位是不亚于李白、杜甫的。他们三个人是同时代的，在最接近他们三个人的时代有一部非常重要的选本，就是《河岳英灵集》。在那个选本里面，杜甫的诗没有入选，李白的诗呢，选了十三首，而王维的诗选了十五首。到了后代，也有人持这种观点，比如清代的王渔洋，虽然不敢批评李、杜，但他心中是不以李、杜为然的，他心中最大的诗人就是王维。说王维是唐代第一诗人，虽然不大符合现代人的观点，但总算比较接近。还有一些人选，现在看来简直是匪夷所思，跟李、杜同时的有一个人叫吴筠，是当时的一个道士。他曾经推荐李白入朝。就是这个吴筠，曾经有人说过他是唐朝最伟大的诗人。这个材料是钱钟书先生先发现的，钱先生注意到，在《旧唐书》的吴筠传里，这样评价吴筠的诗歌：“虽李白之放荡，杜甫之壮丽，能兼之者，其为筠乎？”就是吴筠能把李、杜各自的优点兼而有之。所以钱钟书就讽刺说，按照《旧唐书》编者的观点，唐代最伟大的诗人就是这个吴筠。这肯定与我们的观点不符，现在恐怕没有人会去读吴筠的诗吧，因为他的诗从来没进入过任何选本。

此外还有谁呢？晚唐时有一个诗人叫薛能，这个人的名声比吴筠稍微大一点，他也曾经被说成是唐代最伟大的诗人。是谁说的呢？是他自己说的。薛能这个人，非常狂妄自大，他出生的年代比白居易、元稹稍晚一点，他评起诗人来，当代人是一个都不入眼，比他早一点的呢，元、白也都不入眼。他甚至说：“我生若在开元中，争遣名为李翰林？”要是我与李白同时的话，诗坛的名声怎么能归于李白呢！对杜甫呢，他没有这样说过，但也流露过类似的意思。他到四川去，看到了海棠花，他就说，海棠花这么美，要有非常好的诗才才能形容它。他说杜甫都不敢咏，我今天就来咏一首。凭良心说，薛能的这首海棠诗写得真是糟糕，简直玷污了海棠花。关于薛能这个诗人，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标题就叫《唐代最会吹牛的诗人——薛能》，后来觉得这个标题不像是学术论文。如果投到《文学遗产》去，他们肯定不会录用，于是就把标题改了一下，叫做《大家阴影下的焦虑》。薛能这个人，被笼罩在盛唐、中唐那些大诗人的阴影里面。他非常焦虑，但又超不过前人。怎么办呢，他就靠吹牛压倒前人，宣称我已经超过他们了。这个薛能，虽然自称超过李、杜，但我们不能说他最伟大。

刚才我们介绍了两个人选，第一个是吴筠，第二个是薛能，显然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把他们给排除掉。那么我们选谁呢？我们还是回到传统看法上来。清代乾隆年间编了一本诗选，叫做《唐宋诗醇》。《唐宋诗醇》一共选了六位诗人，唐代部分选了四家，宋代部分选了两家。宋代部分选的是苏东坡和陆放翁，唐代部分选了哪四家呢？选了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在我看来，这基本就是唐代诗人的第一方阵。当然，我们可以稍微扩大一下第一方阵，扩大到六位的话，就要加上王维和李商隐。在我看来，第一方阵只能是六个人。那么这六个人中间我们又选谁呢，我们看看自从唐以来历代的诗话、评论，以及在选本中出现的频率，最后恐怕只能把票投给李白和杜甫。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李、杜的情况。自从有了李白、杜甫以来，他们两个人的高低优劣就成了人们讨论不尽的话题。李白和杜甫到底是同样伟大呢，还是一个高一点，另一个低一点？历来就讨论个没完。我们首先会注意到人们一般都说“李杜”，而不说“杜李”。当然也有例外，中唐的顾陶编了一本诗选，叫做《唐诗类选》，那本书里选了很多杜甫的诗，原书已经亡佚了，但是它的序言还保存在《全唐文》里面。顾陶在《唐诗类选》序中的说法很奇怪，人家都说“李杜”，他偏说“杜李”，他把李白、杜甫的次序颠倒过来了。我想这也是一种价值判断。但是一般说来，大家都是说“李杜”的。下面我们就顺着“李杜”的次序来看一看他们的情况。

李白比杜甫年长十一岁，可以算是同时代的人。他们一共见过两次，一次是天宝三载，一次是天宝四载，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了。天宝三载李白离开长安，在洛阳碰到了杜甫，照闻一多的说法，这是文学史上一个了不起的事件，好像太阳在天空中碰到了月亮，两个人就开始交游了。他们曾经到王屋山去找一个叫华盖君的老道士，传说老道士有长生不老之术，两个人一起去访问他，到那里去学长生，但是千辛万苦跑到王屋山一看，这个老先生已经死掉了。学长生的人怎么自己死掉了呢？但是两个人还不觉悟，他们还是对长生充满了信心。那个时候杜甫也很浪漫，他们是诗人啊，杜甫写了送给李白的第一首诗：“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两个人是一样的思想风貌，都对人生充满着理想。两个人一起游玩、一起写诗，相处得很愉快。但是后人对两人的关系议论纷纷，议论什么呢？就是说两个人对对方的态度不一样。杜甫对李白是一往情深，经常写诗怀念他，你看杜甫怀念李白的主要的诗，《天末怀李白》，还有两首《梦李白》，都是在秦州写的。那正是杜甫流落不偶、自顾不暇的时候，但他始终关心着李白。而李白呢，跟杜甫分手后也写过一首诗怀念杜甫，说“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以后就没有了，此后一个字也没有谈到杜甫。这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李白轻视杜甫啊？我想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李白比较年长，李白遇到杜甫的时候，李白已经成名了，他已经到过长安，当过唐玄宗的御前诗人，已经是一个名人。而杜甫在诗坛上还没有什么名气，初出茅庐，年纪较轻，所以两人的地位有点不相称。第二，可能两个人的性格不一样，我一直觉得李白有一点像美国人的性格，他会以最快的速度和你交朋友，也以最快的速度把你忘掉，不像杜甫那么执著，那么沉郁。

李、杜二人的交往细节我们就不说了。我们要讨论的是，如果只把他们当作诗人看待的话，李、杜二人同在哪里，又异在哪里？首先，李白、杜甫在政治上都是失败的，两个人都在政治上自诩很高，都希望做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安邦定国，但是一个都没有实现。两个人的人生遭遇也有很不一样的地方。李白好像一辈子没怎么受过穷，我们看李白的诗中也常写如何不顺利、理想得不到实现，但他很少说自己怎么穷困。杜甫则经常说到他怎么穷困。杜甫在长安的时候，是“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这里面可能有一些夸张，不至于每天都去吃人家的剩饭，但是确实很惨。李白不一样，李白一辈子都过得不错。见到杜甫以前，李白在长安，唐玄宗并没有在政治上重用他，但还是很重视他的诗才，所以唐代有很多传说，传说李白被召到长安后，发生了力士脱靴、贵妃捧砚等故事。这当然可能只是传说，但也是事出有因，不然怎么不传说是杜甫呢？所以李白并不穷困，比如唐玄宗赏赐给他的宫锦，他到临终前还没有穿完呢。杜甫就不同了，杜甫终生穷困，清人赵翼在《瓯北诗话》中感慨说，这个老天爷是怎么回事，赐给杜甫千秋万岁的名声，在他生前就不给他一点粮食和布匹。当然，也许有人会说，这正是上苍对杜甫的玉成，如果不这样就没有杜甫了，就没有我们的诗圣了。

正因为李、杜二人的生活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相传他们的死亡方式都不一样。我们知道这两个人都是病死的，李白病死于安徽当涂，死在他族叔李阳冰家里。杜甫病死在湘江上的一叶扁舟中。从唐代开始就传说他们两个人有不同的死法。据说在当涂的采石矶，一个月夜，李白穿着宫锦袍，在长江上行舟，他看到江中有一轮明月，于是“入水捉月”就淹死了。这样一种死法，多么浪漫，多么富有诗意！分明是读者为他编造的。再来看看杜甫是怎么死的，唐代就开始传说他到湖南去投靠亲友，到了耒阳附近，夏天发大水，船不能走了，一连几天挨饿。然后耒阳姓聂的县令知道了，就派人送牛肉白酒给杜甫。传说杜甫饱吃了牛肉，一天晚上就突然去世了。这当然也是大众给他编出来的，大家觉得杜甫一生穷苦，又是一个现实主义诗人，就给他编造了一个非常现实的死法。所以关于李白、杜甫不同死亡方式的传说，其实就是一种解读，是李白、杜甫留在人们心目中的印象。当然，李白和杜甫的思想、他们的诗歌写作也都是不一样的。李白的思想非常开放，有点像庄子的思想，追求绝对的自由，要摆脱一切束缚。其实李白在现实生活中倒是非常现实的，但在诗歌中则表现得无拘无束。李白一生结过两次婚，他的两个妻子都是故宰相的孙女，一个姓许，一个姓宗，而且李白两次结婚都是当倒插门的上门女婿。所以，李白的婚姻还是有现实考虑的，因为唐代很重门第。当然，李白极端藐视功名富贵，人世间那些不正当的功名富贵，他都极端看不起，“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汉水怎么会向西北流呢，汉水就是向东南流的，是永远不会变的，他的意思是功名富贵不会长久。

李白与杜甫的基本思想都深深地植根于儒家思想，但是李白有时候会表现出反叛的一面，所以他会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杜甫就不同了，后人说杜甫一生都在儒家界内，他深深地眷恋儒家，他信奉以孔孟之道为中心的原始儒家学说。杜诗中有四十四次谈到“儒”字，他经常称自己为“老儒”“儒生”，有时甚至称自己是“腐儒”。在这一点上，杜甫和李白不同。李、杜的不同在诗歌中有各种各样的表现，比如说用典。他们两人说到古人的时候，杜甫诗中诸葛亮出现的频率非常之高，杜甫非常尊敬诸葛亮，诸葛亮被认为是古代的一个儒臣，因为他鞠躬尽瘁，始终忠诚于蜀汉。但是李白写得更多的是鲁仲连、张良，是带有纵横家色彩的古人。这两个人的诗中各自写到了一种有名的鸟，李白写的是大鹏鸟，杜甫写的是凤凰。大鹏也好，凤凰也好，都不是自然界中真实存在的鸟，是虚构出来的。大鹏是道家的庄子创造出来的，是自由精神的载体，自由的象征，它靠着大风就从北海一直飞到南海。杜甫呢，经常咏凤凰，凤凰是儒家的祥瑞。杜诗中说“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说“君不见潇湘之山衡山高，山巅朱凤声嗷嗷。……下愍百鸟在罗网，黄雀最小犹难逃”。它不是哀鸣自身，它是哀鸣世上的百鸟都套在罗网里无法逃脱，也就是说百姓都在受苦，他不忍心。大鹏鸟是一种出世的象征，要离开这个世界，要自我解放。凤凰则是一种入世的象征，要拯救这个世界。

李白和杜甫在当时诗坛上的地位也不一样。李白生前已享有很高的名声，所以他临终之前把自己的诗稿托付给李阳冰，让李阳冰帮他整理。李阳冰在李白诗集的序言中说，自从李白的集子出来之后，“古今文集遏而不行”，就他一个人的诗流行，别人的都不流行了。杜甫呢，恰恰相反，杜甫跟当时的几个主要诗人如岑参、高适、王维、储光羲等都有交往，杜甫在他的诗中评价过、赞美过这些诗友的成就，可惜在那些诗人的诗中，我们没有看到过对杜甫的赞美。因此，杜甫临终时写的诗中说“百年歌自苦，不见有知音”。辛辛苦苦地写了一辈子的诗，但是没有知音，没有人对自己作过高度评价。

我们要想比较公正地评价一个作家、一部作品，要有耐心，要等时间来评判，时间是最公正的。到了中唐，李、杜两人都受到了重视。从中唐的诗坛来回顾盛唐的诗，王维的地位已经低落。中唐的元白诗派基本认为杜甫的诗要比李白更高。相反的一派，尤其是韩愈，认为李、杜同样伟大。元白批评李白什么呢？有两点。一是杜甫的诗写民生疾苦，这和元白写新乐府是一致的，而李白没有写这方面的诗歌。第二，他们认为李白不擅长写长篇的排律。反正到了中唐，李、杜在诗坛上的领先地位已经凸显出来，只有他俩还在争高低，其他诗人都已退出竞争。到了宋代，北宋人提出了“诗圣”的概念。“诗圣”这个名词是明代人提出来的，但这个概念是北宋人创建的。北宋诗人写诗时，他们的竞争对象是谁呢，他们要超越的对象就是唐代诗人。正因为北宋诗人有自成一家的气概，他们要创造风格独特的一代诗风，想要超越唐诗，当然要瞄准唐代最伟大的诗人，一定要超越唐代最伟大的诗人才能与唐人争高低。他们在唐代诗人中反复选择，最终认为，杜甫比李白更高一筹。

宋人在这方面的言论非常多，我想苏东坡说的话比较有代表性，因为苏东坡在当时影响最大、地位最高，他也最善于评论别人。苏东坡认为李、杜都是很伟大的，他认为李白、杜甫之前的前代诗歌都被两人超越了。当然，苏东坡后来认为陶渊明的诗歌成就最高，但他一开始是说李、杜两人最高。然后苏东坡又在这两个人中间有所褒贬，他对李白有一些批评，这批评正代表着北宋人的两种选择。一是人品问题，在苏东坡看来，李白的人品是有缺陷的。当然，这一点王安石说得更绝对，他为什么不喜欢李白呢，因为李白十首诗有八首、九首是写女人和酒的，所以不好！那么苏东坡是怎么说的呢？苏东坡也说李白有缺陷，说李白这个人在政治上是很糊涂的，在忠君爱国方面做得不够。他特别指出李白晚年加入永王李璘军队的问题。当时李白在庐山，永王李璘带着军队沿着长江东下，唐肃宗的中央政府命令他不准东下，因为肃宗已经登基了，永王李璘却借口他听从玄宗的命令到东方去打击叛军，而不听中央的号令。李白糊里糊涂地加入了永王的叛军，所以后来被判了刑，被长流夜郎，中途又遇赦东归。李白写的“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首诗不是他青年时代刚出四川时写的，而是走到白帝城遇到赦免时写的。遇到赦免得以东归，看到船行得这么快，就很高兴，诗中洋溢着轻松愉快的心情。苏东坡认为李白从永王军在人品上是重大的缺陷。反过来，苏东坡认为杜甫没有这样的缺陷，杜甫一生都忠君爱国。在唐代，在宋代，忠君爱国是全社会毫无例外、无可置疑的道德准则，古人不可能说忠君不好，不可能对忠君有所怀疑，因为这就是当时的道德标准，所以东坡也是这样，他认为杜甫好就好在他始终忠君爱国。当然，忠君和爱国其实是两个概念，如果连在一起则只是古人的观念，这在古人看来是不矛盾的，是两位一体的，因此王安石就认为杜甫最好的诗是关心天下苍生的。王安石在诗中说“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天下赤子寒飕飗”，这是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所表达的情怀。这就是宋人在人品上选择杜甫的原因。

另外，从艺术的角度看，宋人又是怎么样把杜甫确立为典范的呢？我想在评判诗歌艺术高低方面，苏东坡是最有发言权的。苏东坡是何等人物啊？他的朋友黄庭坚说，有些年轻人写了一首诗或一篇文章，想让东坡判断一下好坏，东坡用鼻子一嗅就知道了。他根本不用看，用鼻子一嗅，就知道好还是不好。这个比《聊斋》里的“司文郞”还要高明，那个和尚要判断一篇文章的好坏，就把这文章烧了，用水泡了喝上一口，好文章喝起来味道比较好，不好的文章一喝就要呕吐。那个办法太麻烦了，苏东坡的办法更简单，他用鼻子一嗅就知道了。所以，让东坡来判断艺术水平的高低那是最准确的，因为他是内行。那么东坡是怎样判断李、杜的诗歌艺术的呢？他说李白的诗歌当然很好，但有一个缺点，就是有时候比较率意、随便。东坡还指出李白的诗集传到北宋，其中混进了一些伪作，有一些别人写的诗混在里头，他说原因就是因为李白的诗不够精练，随意挥洒，所以容易与别人的诗混淆。他认为杜甫的诗就不同了，难道有人敢去伪造杜甫的诗？那是不可能的，杜诗太经典了，它千锤百炼，别人的诗没法混进去。他由此判断在艺术上面杜甫还是高于李白。应该说，苏东坡的判断基本就是整个北宋诗坛的判断。所以，到了北宋，李、杜两个人的地位开始有了一些区别，杜甫要高一些，李白要低一些。

上面说的都是古人的看法，我们没必要遵循它。自五四以后，尤其是1949年以来，我们的学术界、教育界，再来讲文学史，再来讲唐诗的话，很少采取古人的说法。我们很少说杜甫比李白好，而一般认为李白、杜甫是同样伟大的。我个人觉得在这方面表述得最好的应该是郭沫若。1962年，在纪念杜甫诞生1250周年的时候，那年有个国际组织叫作世界和平理事会，号召全世界人民纪念四个文化名人，其中有一个就是杜甫。所以那年北京召开了一个非常隆重的纪念杜甫诞生1250周年的大会，郭沫若是当时的中国文联主席，他在那个大会上作了一个讲话，讲得非常好。那篇讲话的标题叫“中国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就是说李白跟杜甫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对双子星，双星！我想这里也许没有天文系的同学，双星的两颗星都是恒星，不是一颗恒星一颗行星，是两颗恒星围绕着它们共同的重心运转，就是你也绕着我转、我也绕着你转，两颗星星的地位是平等的。郭沫若说李白和杜甫就是这么一对双子星，他们两人的地位是完全一样的，我觉得这个比喻非常好。我一向觉得在全国古迹中对联写得最好的地方有两处，一处是杜甫草堂，还有一处是武侯祠。在杜甫草堂里，我最欣赏的一副对联是谁写的呢，就是郭沫若写的，写得真好，他说“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这是他对杜甫的评价，应该是说到点子上了，又非常精练。我想这应该是比较典型地代表了当代人对李白、杜甫身份的一个评判。作为当代人的我们该怎么看待李白、杜甫的高低优劣呢？在我看来，我们只需关注李白和杜甫给我们带来的阅读感觉如何。我觉得明朝的王世贞说得很好，他说，我们读李白和杜甫的诗，假如读得很少，只读十首以内，那么比较容易接受的是李白。他的原话是“十首以前，少陵稍难入”，意思就是杜甫的诗比较难于进入。但是如果你读得比较多，读到一百首以上，那么“青莲较易倦”，李白容易使你产生厌倦，而杜甫不会使你产生这种厌倦。作家汪曾祺也有类似的看法。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问题：为什么杜甫的地位后来越来越高呢？我想这只能从他们两人对后代诗歌史所起的实际影响来看。一言以蔽之，李白不容易学，而杜甫比较容易学。李白是靠天才来作诗的，天才怎么学啊？天才是没有办法学的！所以李白尽管当时名声那么大，身后的名声也一直很高，但是我们看整个唐诗发展的过程，从盛唐一直到唐末，有几个人学李白，或者说能学得成功？很少看见！我们一定要举例子的话，那也许会注意到一些不著名的诗人。大家知道他吗？李赤！肯定不是很有名的诗人。中唐诗人李赤有几首诗，到北宋时混进了李白的诗集里，苏东坡一看到这几首诗就拍手大笑，说：“假货！假货！”这些诗是对李白诗的拙劣模仿，但确实有点像。还有一个中唐诗人，也有点像李白，他叫张碧，字大碧，李白、李太白，张碧、张大碧，名与字有点像。但是张碧的诗也不是很像李白。杜甫就不是这样了，历代有很多人从学习杜诗吸取营养，然后自成一家。中唐两大诗派，元稹、白居易学杜甫乐府诗的精神，反映民生疾苦，他们学得非常好：韩愈和孟郊学杜甫的雄劲笔力，善于描写健峭的气象、雄奇的景物，也学得非常好！到了晚唐，学得最好的是李商隐。李商隐的七言律诗，特别是非爱情题材的七言律诗，学杜甫真是学得到家了。他的《安定城楼》，“贾生年少虚垂涕，王粲春来更远游。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真是像杜甫，意境浑融，语言精练。到了北宋，杜甫被称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的“一祖”，认为他是“祖”，这样的情况在李白的影响史中没有发生过。因为杜甫容易学习，影响巨大，所以后人对杜甫的评价就越来越高。

说了这么多，最后回到这个问题上来：谁是唐代最伟大的诗人？我们检索历史，发现后人曾经举出过这个诗人，或是那个诗人，到最后大家一致认为是李、杜。在李、杜两人中间，从北宋开始又有很多人认为是杜甫，李白要稍微差一点。到了现代，我们一般都认为李、杜同样伟大。那么，我个人怎么看？我想说李白、杜甫都是唐代最伟大的诗人！如果只给我一张选票，那么我首先选杜甫。作为一个读者，我觉得杜甫就在我们身边，而李白好像在云端，有点高高在上的意味。安史之乱时唐朝的人民经受了那么多苦难，但是在李白的诗中是怎么表现的呢？就是“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我从天上看洛阳川啊，胡人的军队在那里茫茫地走，然后才说“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这首诗是《古风》五十九首中的一首，它的前半部分说我跟着仙人一起飞上青天，我从云端里往下看，看到地上的老百姓都在受苦，这分明是居高临下的态度。而杜甫一直就在人民中间，他在安史之乱时就夹在难民群中一起逃难，跟老百姓一起接受颠沛流离的生活，所以他就在我们身边，离我们更近。但是抛开感情立场，把李、杜作为两个古代的诗人来看，我认为他们是同样伟大的。我希望大家不要强迫我一定要在李白和杜甫中间选一个，这是一种两难的选择！我觉得他们两人都是唐代最伟大的诗人！没有李白，唐诗就缺了重要的一块：当然，没有杜甫，唐诗也缺了重要的一块！李、杜两个人是互补的，李、杜互补才构成了唐诗的最高峰。

诗仙李白

一、诗国天空中的耀眼彗星

李白其人，是中国古典诗歌史上的一个谜。他像一颗彗星突然划过诗国的长空，光彩夺目，不可逼视。他像一个从天而降的谪仙人，萍踪飘忽，踪迹难寻。李白写诗多为情绪化的宣泄，想落天外，似真似幻，迷离恍惚。所以李白的生平留下了许多疑问，比如说李白的身世如何？他的出生地是哪里？他的婚姻情况如何？他一生进过几次长安？他何时将一双儿女安置在东鲁？他流放夜郎是半途遇赦吗？凡此种种，几乎每个问题都使学者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本书只能把学界认同程度较高的说法介绍给读者。

综合各种史料和历代学者的考证，李白的身世大概如下：其先世在隋末因罪流放到中亚的条支都督府，武后长安元年（公元701年），李白出生在碎叶城。那个地方当时属于大唐帝国的安西都护府管辖，是个多民族杂居的地方，现在名叫托克马克，在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李白五岁那年，其父带着全家返回内地，在绵州昌隆县（今四川江油）居住。李白的父亲不知叫什么名字，史书上称他为“李客”，就是姓李的客人，可见李家是流寓之人。蜀中并不是李白真正的故乡，但是李白五岁就到了江油，二十四岁才离开，江油被称为“李白故里”，还是当之无愧的。

显然，李白的家庭既不是官宦世族，也不是耕读之家。有人认为他父亲是个富商，从李白青年时富有钱财来看，不失为合理的推测。正因如此，李白没有像杜甫那样接受儒家思想的严格教育，他在《赠张相镐》中自称其学习过程是“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六甲”就是古人计数所用的六十甲子之类的知识，“百家”是诸子百家的各类杂书。李白当然也熟读儒家经典，但是他涉猎的范围相当广泛，其知识结构和思想渊源比较复杂。他不但深信道教，还受到了西域胡族文化的影响。李白在蜀中生活了二十来年，除了读书学习之外，也广交朋友，并游览了蜀中山川。峨眉山、青城山等蜀中名山，都留下了李白的游踪，也留下了李白的诗篇。蜀中乃多民族杂居之地，民风勇武，李白也沾染了南蛮文化及豪侠习气。二十四岁那年，李白仗剑出蜀，经三峡而东下，从此离开蜀地，再也没有回去过。

李白出蜀以后，就在吴楚等地漫游，《上安州裴长史书》中自述：“南穷苍梧，东涉溟海。”李白的漫游，一方面游览名山大川和通都大邑，另一方面则广事交游，结交名流。他生活豪纵，挥金如土，尤喜接济落魄的士人，也主动结识地方长官。大约三年以后，李白来到安陆，隐于寿山。安陆是古代云梦泽的所在地，李白早从乡人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中闻知其名，遂来寻访。不久，李白入赘当地的豪门许家，其妻是高宗朝宰相许圉师的孙女。婚后的李白仍然四处漫游，但基本定居于安陆，正如《秋于敬亭送从侄耑游庐山序》中的自述：“酒隐安陆，蹉跎十年。”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前后，李白前往长安，一住数年。他曾在终南山隐居，并前往玄宗之妹玉真公主的别馆访问。他也曾在长安结识名士贺知章、崔宗之，以及一些达官贵人。但是李白的长安之行并没有引起朝廷的注意，于是又往四方漫游。其间曾一度在嵩山隐居，与道士元丹丘结为好友。

开元末年，许氏夫人去世，留下一对儿女：女名平阳，子名伯禽。李白原是以赘婿的身份在许家生活，丧妻之后，不宜再居许家，于是携带儿女移家东鲁。由于儿女幼小，李白又常年飘荡在外，为了有人照料孩子，他曾与一位姓刘的女子以及一位不知姓氏的女子先后同居，生活颇为潦倒。到了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由于玉真公主等人的荐举，玄宗终于下诏征李白入京。诏书送抵南陵（今山东曲阜城南），李白扬眉吐气，放声大笑，作《南陵别儿童入京》以表欢欣：“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李白终于如愿入朝了！他终于有机会实现曾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表示的“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宏伟理想了！可惜事与愿违。李白入京之初，确实受到唐玄宗极为隆重的接待，一时声华炫赫，荣耀无比。然而玄宗诏李白入朝，不过是想借其诗才来点缀升平，他并不想在政治上对李白委以重任。李白入朝后担任翰林供奉，只是一个文学侍从之臣，除了偶尔起草国书之外，他的任务就是替玄宗写诗。有一次宫中演奏音乐，玄宗为了记其盛况夸耀后世，立命召李白前来，当场以《宫中行乐词》为题作五言律诗十首。还有一次，宫中牡丹盛开，玄宗和杨贵妃一起赏花，命李龟年率梨园弟子唱歌。刚要开唱，玄宗忽然说：“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乐辞焉！”于是立召李白前来写新歌词，李白酒醉刚醒，就挥翰写了传诵一时的《清平调》三首。假如换了一个贪图富贵的平庸诗人，能得到皇帝如此的恩宠，能成为皇帝赏识的御用诗人，肯定会心满意足，自庆三生有幸。然而李白却深深地失望了。他的理想是登辅弼之位，行治国平天下之事，岂是当一个御用诗人而已！所以时隔不久，李白就从奉诏入朝之初的兴奋得意中清醒过来了。他开始冷眼观察盛世外表下的种种黑暗现状，他开始以沉湎酒乡来掩盖内心的失望和牢骚。在《古风五十九首》之二十四中，他揭露长安城中宦官及斗鸡之徒嚣张奢侈之丑态：“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在《古风五十九首》之十五中，他悲叹贤才被弃的社会悲剧：“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描写李白在长安的醉态是：“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如此狂傲不驯，分明是满腹牢骚的外露。李阳冰的《草堂集序》则说李白在长安“浪迹纵酒，以自昏秽”，又说“朝列赋谪仙之歌凡数百首，多言公之不得意”，连朝中列官都明白李白的“不得意”，何况李白本人？

盖世高才容易受到众人的嫉妒，目中无人的狂傲举止更会受到小人的忌恨，李白很快成为朝中权贵的眼中钉。翰林学士张垍妒忌李白的过人才华，宦官首领高力士记恨李白让他脱靴的耻辱，纷纷向玄宗进谗言。李白的好友任华在《杂言寄李白》中说：“权臣妒盛名，群犬多吠声。”可见当时谗毁李白的小人，也不知有多少。李白再也无法在朝廷里待下去了，天宝三载（公元744年）春天，李白上书玄宗，请求还山。玄宗对李白的狂傲也不耐烦了，就赐给李白一些钱财，准其归山。李白怀着失意和牢骚离开长安，他的政治理想破灭了。他在《书情赠蔡舍人雄》中说：“白璧竟何辜，青蝇遂成冤。”对于李白的政治生涯来说，长安三年当然是一个悲剧。但是对于诗坛和诗史而言，李白被放还山真是一件天大的好事。李白离开了朝廷，重新回到民间，从此他不需要浪费其绝代才华来写《清平调》之类的无聊颂诗了，他转而歌咏壮阔的人生和壮丽的河山。从此李白不需要再与虚情假意的权贵们作无聊的应酬了，他转而结交杜甫、高适等诗人，并与桃花潭边的村民汪伦、五松山下的农妇荀媪无拘无束地交往。一句话，李白离开了狭小的宫廷，回到了广阔的民间。那才是李白施展绝代才华的宽广天地！

李白在各地游历多时，又回到汴州，入赘宗家，其妻是武周朝宰相宗楚客的孙女。婚后李白与宗氏夫人的感情很好，但毕竟是入赘贵门，诸多不便，所以他仍然经常出游，他的一双儿女也仍然寄养在东鲁。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叛军势如破竹，很快打到洛阳一带。此时李白正在汴州，就携带宗氏仓皇逃难。他先是西奔入秦，次年春天又转向东南，逃往江南。李白的《扶风豪士歌》中展现了兵荒马乱的景象：“洛阳三月飞胡沙，洛阳城中人怨嗟。天津流水波赤血，白骨相撑如乱麻。我亦东奔向吴国，浮云四塞道路赊。”逃到江南以后，李白又流寓多地，最后来到庐山，暂隐于屏风叠。至德元载（公元756年）年底，永王李璘率舟师顺江东下，路过庐山时派人上山礼聘李白。李白正为报国无路而忧虑，就视此为建功立业的好机会，即刻下山，兴高采烈地登舟而去。没想到李璘虽是奉玄宗之命率军平叛的，但此时其兄肃宗早已登基，且下令李璘归觐于蜀。李璘拒不从命，肃宗便视为叛逆，调动军队围歼之。李璘的军队刚走到丹阳（今江苏镇江）一带，遇到朝廷所遣军队的阻击，军无斗志，一触即溃。天真的李白本图建立奇功，没想到反而落了个附逆的罪名，他匆匆逃到彭泽，随即自首，被拘于寻阳狱中。虽然得到崔涣、宋若思等大员的援救，李白仍受到长流夜郎（今贵州正安）的严重处罚。乾元元年（公元758年）春天，李白在寻阳辞别匆匆赶来的宗氏夫人，启程前往夜郎。次年三月，李白刚走过三峡，适遇朝廷大赦，他即刻顺流东下，作《早发白帝城》：“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回到江南以后，李白暂居宣城。他虽然屡经挫折，但壮志未灭。上元二年（公元761年），听说大将李光弼出镇临淮，李白还想前往从军，行至半途因病折回。其后李白贫病交加，乃往当涂投靠正任当涂令的族叔李阳冰。临终前，李白将自己的手稿托付给李阳冰，请他编集。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十一月，李白卒于当涂。一颗光芒照人的彗星从长空中永远消逝了。正如杜甫《梦李白》中所云：“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李白身后颇为凄凉，因家贫，只得暂葬龙山东麓。直到四十五年以后，李白故人范伦之子范传正出任当地长官，访得李白的两个孙女，得知李白的遗愿，便将其墓迁往李白生前喜爱的“谢家青山”。此外，在距此不远的采石矶畔，也留下一座李白的衣冠冢，当是后人因民间有李白醉后入江捉月而死的传闻而修建的。从此，青山之麓的李白墓和采石江边的李白衣冠冢，都成为后人凭吊李白的历史遗址。青山永存，江水不竭，李白将与他热爱的壮丽山川一道永世长存。

二、意气风发的进取精神

李白其人，自许极高。在政治上，他以辅弼之材自居，动辄自比张良、诸葛亮、谢安。在文化上，他以斯文宗主自居，时时自比孔子。即使他想隐居了，也曾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自诩是“巢由以来，一人而已”。在李白看来，建功立业像探囊取物一般容易，名垂青史是他必然的宿命。所以他终生保持着旺盛的进取精神，从未因遭受挫折而消退雄心。从青年时代的仗剑出蜀，到残暮之年的投军自效，李白始终是意气风发的雄豪之士，叹老嗟卑的习气是与李白绝缘的。

李白最大的人生理想是什么？他自己说得很清楚：“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这与杜甫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基本一致，正是封建时代的读书人共同的人生理想：安邦定国、治国平天下。在唐代，读书人要想进入仕途，最通常的道路便是参加科举。但是李白自负于个人的才华，不愿意走循规蹈矩的科举之路。他希望顷刻之间就能实现其政治理想，用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中的话说，便是“常欲一鸣惊人，一飞冲天。其渐陆迁乔，皆不能也”。不应科举而想入仕，李白采取了两种方法，一是干谒求名，二是隐居求名。早在蜀中的时候，李白就曾求见苏颋。苏颋是朝中名臣，当时正任益州长史。李白自述求见苏颋的过程是“于路中投刺”，也就是在路上向苏颋递上名片，显然这是主动上前以事干谒。苏颋对李白大为赞赏，说他“天才英丽，下笔不休”。李白对此事非常得意，后来把苏颋的话写进《与安州裴长史书》中，还说“四海明识，具知此谈”，这清楚地说明李白干谒名人贵人的目的，就是显扬自己的名声。李白三十四岁那年，在襄阳晋谒荆州长史韩朝宗，写了著名的《与韩荆州书》，开头便说：“白闻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于此耶！”由此在汉语中增添了“识荆”这个词汇，成为后人结识他人的专用词语。《与韩荆州书》中还自称“遍干诸侯”“历抵卿相”，可见李白并不讳言自己曾广事干谒，在他看来，这是实现理想的一条途径，是光明正大的行为。

李白采取的另一种方法是隐居求名。李白在蜀中就开始了隐逸生活，他曾与一个叫“东岩子”的人一起隐居于岷山之阳，当时的广汉太守还曾闻名前往求见。出蜀以后，李白更是有意识地隐居求名。他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自称“逸人”，径直以隐士自居。但就在同一封书信中，他又声称要“奋其智能，愿为辅弼”。在他看来，隐居与做官不但并无矛盾，而且前者正是后者的必要准备。于是李白曾与元丹丘一起隐居在嵩山，又曾与韩准、孔巢父等六人隐居在山东的徂徕山，号称“竹溪六逸”。但是他从未真正甘心在山林里清心寡欲地当一辈子隐士，他只是希望像东晋的谢安那样暂隐东山，一旦朝廷有事，就出山入朝，建功立业。李白在诗歌中反复咏及谢安，决非偶然。他在《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中说：“谢公终一起，相与济苍生。”隐居得名，然后出山，就是李白理想中的隐居模式。像李白那样一心想着要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人，像李白那样热血沸腾、生命力格外旺盛的人，怎么可能做一个终老林泉、忘怀世事的隐士呢？

李白为自己设计的人生道路在当时有可能付诸实施吗？回答是肯定的。无论在政治上还是文化上，唐代都是一个相当多元化的时代。科举制度虽已确立，但朝廷用人不拘一格。唐太宗贞观年间，一介布衣马周代中郎将常何上条奏事，深得太宗赏识，当即召见，从此步入仕途，次年就任监察御史，后来官至中书令。天宝末年，布衣张镐因杨国忠推荐，释褐拜左拾遗，后来官至宰相。而李白投书求谒的韩朝宗也曾推荐崔宗之、严协律等人，都顺利地进入了仕途。所以李白广事干谒，决非徒劳之举。至于隐居求名，也是当时进入仕途的一条捷径。“终南捷径”这个成语的产生时间，就在李白出生前后。当时有名卢藏用者，初举进士，不调，就隐居终南山。他表面上隐居在山中，眼睛却始终盯着朝廷的动静，人称“随驾隐士”。不久卢藏用应诏入朝，从此在官场里度过一生。据刘肃《大唐新语》记载，卢藏用曾对道士司马承祯说终南山中“大有佳处”，司马讽刺他说：“以仆所观，乃仕宦捷径耳。”“终南捷径”这个成语，后人常用来讽刺心怀魏阙的假隐士。但在唐代，它并没有多大的讽刺意义。其实讽刺卢藏用的司马承祯本人也是个出入朝廷的显赫道士，据李白《大鹏赋序》所云，李白刚出蜀时就在江陵见过司马承祯，司马还赞扬他有“仙风道骨”，说不定李白曾从司马那里听说过“终南捷径”的故事并从中得到启发。

那么，上述两类行为会不会影响李白的清誉呢？不会，因为李白的目标不是入仕所带来的荣华富贵，而是要实现其宏伟的人生理想。正因如此，李白才会不厌其烦地广事干谒。也正因如此，李白才会不断地转移隐居的地点。李白入仕的道路如此曲折，入朝后的遭遇又如此令他失望，但他的雄心壮志并没有随之消减。即使被玄宗放还归山以后，李白仍然孜孜不倦地寻找着建立功业的机会。安史之乱爆发后，眼看着河山破碎，人民遭殃，李白心头燃起了从军平叛的希望之火。永王李璘起军时曾广征名士，当时萧颖士、孔巢父等人皆逃避不应，宗氏夫人也规劝李白不要应聘，但李白仍然应聘入幕，原因就是他好不容易盼来了一个立功报国的机会，岂肯轻易放过？与其说这反映出李白在政治上不够敏感，不如说体现了他有异常强烈的进取精神。李白入幕后作《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说：“卷身编蓬下，冥机四十年。宁知草间人，腰下有龙泉？浮云在一决，誓欲清幽燕。愿与四座公，静谈金匮篇。齐心戴朝恩，不惜微躯捐。所冀旄头灭，功成追鲁连！”他是多么希望亲赴平叛前线，建立鲁仲连那样的不朽功绩啊！

李白的进取精神还体现在敢于直面黑暗的现实，非但不逃避，反而勇起抗争。天宝六载（公元747年），也就是李白离开长安三年以后，大唐帝国的政治生活中发生了严重的事件，口蜜腹剑的奸相李林甫为了维持其权位，一方面诱导唐玄宗沉溺享乐，另一方面不择手段地排斥贤良。北海太守李邕和刑部尚书裴敦复，都是有正义感的官员，公称士林领袖。李林甫为了打击士气，就用杀鸡儆猴的手法，对李邕和裴敦复痛下毒手。李邕和裴敦复惨遭杖毙，这个事件在当时的影响非常大，它摧残了整个士大夫阶层的士气，一时朝议噤若寒蝉。李白却在《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中发出了公开的抗议：“君不见李北海，英风豪气今何在？君不见裴尚书，土坟三尺蒿棘居。少年早欲五湖去，见此弥将钟鼎疏。”这是李白与黑暗政治拒绝合作的公开宣言。按理说，这样的诗很容易写得低沉压抑，因为诗人心中非常苦闷。但是李白毕竟是李白，即使在这首诗中，他依然豪气如虹，激情似火。他以无比轻蔑的语气批判黑暗势力，表示决不与他们同流合污。他以无比自豪的气概宣布自己的理想，决心远离污浊的尘世，回归纯朴清静的自然。本来是退出政治的内心独白，却写成了声讨黑暗势力的檄文。本来是痛苦心情的宣泄，却变成了豪迈情怀的颂歌。全诗激情喷涌，具有排山倒海的气势，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一个高傲不屈、坚定不移的诗人形象。显然，这样的诗带给读者的决不是消沉、萎靡，而是激昂、奋发，因为批判社会、抨击黑暗本是进取精神的一种体现。

李白的人生道路并不一帆风顺，而是充满着坎坷和挫折，但他从不灰心丧气，从不妄自菲薄。“天生我材必有用！”李白就是怀着这样的坚定信念走完人生道路的。人生在世，难免会遇到坎坷和挫折，意志不够坚定的人往往因此而失去信念。李白则不然。李白写过三首《行路难》，其二中悲叹“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可见其境遇是多么不顺利。然而他的完整想法则见于其一：“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由此看来，李白诗歌的意义不止于鼓励读者努力奋斗，争取建功立业，还在于即使人生道路多般不顺，也要保持人生的信念。换句话说，我们在任何境遇下都不应丧失志气和希望，在人生的任何阶段都应该保持意气风发、勇往直前的精神状态。在这个意义上，李白的诗歌是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励志诗”。

三、平交王侯的人格尊严

李白天性狂傲，在任何权贵面前也决不低下高贵的头颅。据《唐才子传》记载，李白曾醉中骑驴误入华阴县的县衙，县宰喝问来者何人，李白具供状说：“曾令龙巾拭吐，御手调羹，贵妃捧砚，力士脱靴。”这四句话有实有虚，李阳冰《草堂集序》中明言玄宗初见李白，曾“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即使稍有夸饰，亦离事实不远。中唐人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则记载说：“李白名播海内，玄宗于便殿召见。神气高朗，轩轩然若霞举，上不觉亡万乘之尊，因命纳履。白遂展足与高力士，曰：‘去靴！’力士失势，遽为脱之。”即使是出于当时的传闻，也是事出有因。至于“龙巾拭吐”，则是“御手调羹”引起的合理联想。“贵妃捧砚”虽不大可能，但李白确曾应召当场作诗歌咏杨贵妃之美貌，贵妃站在一旁观看他挥毫落笔，也是情理中事。上述行为生动地体现了李白不向权贵低头的狂傲性格。让高力士这个太监脱靴，今人或许以为没什么大不了。其实不然。要知道高力士不是一般的太监，他鞍前马后地跟随玄宗几十年，深受宠信。当李白入朝时，高力士已实封冠军大将军、渤海郡公，权倾一时，炙手可热。李白为什么有胆量让高力士脱靴？原来他天性狂放，平交王侯是他的固有姿态。他在《少年行》中声称：“府县尽为门下客，王侯皆是平交人。”他还在《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中斥骂那些佞幸小人说：“董龙更是何鸡狗！”高力士太监一个，在李白眼中不过是个奴才而已。在皇帝面前让奴才脱一次靴，又有何妨！

李白平交王侯的底气来自哪里？就来自他对权贵与富贵的无比蔑视。李白虽然在政治上勇于进取，但他与那些名利之徒有着根本的区别，就是目的不同。试以卢藏用为例。卢藏用进入仕途后，先是依附权贵太平公主，差点被唐玄宗杀掉。后来又弄权贪赃，声名狼藉。可见卢藏用走终南捷径的道路，不但手段不正，其目的也不可告人。李白则不然。李白进入仕途的目的不是富贵荣华，而是施展政治抱负。他曾再三表白这番心思，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李白表示其理想是：“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州，不足为难矣。”可见李白出山之前就制定了功成身退，隐遁江湖的人生规划，功名富贵并不是他的终极目标。李白入翰林供奉后作《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士》说：“功成谢人间，从此一投钓。”可见他进入朝廷后并未受到荣华富贵的蛊惑。李白对鲁仲连、张良等历史人物再三表示敬意，正是着眼于他们功成身退的表现。

正因如此，在世人眼中最有价值的东西，在李白看来却是一钱不值。李白既蔑视富贵，也蔑视权贵。富贵与权贵本是互相依存的一对怪胎，李白对它们投以无比轻蔑的目光。李白年轻时就有挥金如土的豪爽举动，这当然与他家庭富裕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他视金钱如粪土的价值观。他还在《将进酒》中声称：“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李白又不是商人，怎么可能“千金散尽还复来”？事实上李白并没有陶朱公那样的致富天赋，他不过是表示对财富的轻蔑罢了。李白又在《江上吟》中郑重宣布自己关于人生价值的看法：“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蔑视富贵的人一定能傲视权贵，孟子把这个道理说得非常清楚：“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我何畏彼哉！”李白堪称孟子所倡导的大丈夫精神的身体力行者。帝王将相所以骄横可畏，无非因为他们掌握着财富和权力，李白既已视富贵荣华如粪土，又有什么必要在权贵面前卑躬屈膝？无怪他谒见地方长官以求荐举只行长揖之礼，也无怪他能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公然宣称：“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李白虽然傲上，但决不倨下。由于人生经历的不同，李白没有写过像杜甫的《三吏》《三别》那样关注民生疾苦的名篇。但当他在江南丹阳偶然看到纤夫冒着酷暑拖船过坝的艰辛时，即在《丁都护歌》中写下了“心摧泪如雨”和“掩泪悲千古”的沉痛诗句。安史之乱爆发后，李白也关心兵荒马乱、生灵涂炭的现实，在《古风》中描写过“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的人间惨状。更重要的是，李白对劳苦大众抱有亲切的态度，与他们平等地交往。宣城有个善于酿酒的老翁死了，李白作《哭宣城善酿纪叟》：“纪叟黄泉里，还应酿老春。夜台无晓日，沽酒与何人？”铜官冶（今安徽铜陵）五松山下一个农妇用一盘菰米饭款待李白，李白作《宿五松山下荀媪家》以示谢：“跪进彫胡饭，月光明素盘。令人惭漂母，三谢不能管。”泾县村民汪伦与前来游览的李白结为好友，李白临走前写了千古名篇《赠汪伦》：“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在中国古典诗歌史上，除了纪叟、荀媪和汪伦以外，还有几个平头百姓的姓名被写进过诗歌？几乎没有。这是李白的独特之处。要知道，当李白写这些诗的时候，他可是曾在金銮殿上当着皇帝、贵妃之面挥毫泼墨的大诗人啊。

李白虽曾荣任翰林供奉，但前后不足三年，他的一生主要是以一介布衣的身份参加社会活动的。他在《与韩荆州书》中自称“陇西布衣”，唐玄宗接见他时也说“卿是布衣”，李白在《赠崔司户昆季》中回忆自己待诏翰林的经历还说“布衣侍丹墀”，可见“布衣”就是李白的公开身份。然而这是一个多么狂傲的布衣！清初的遗民中有所谓“海内四大布衣”之说，李白真是历史上最著名的“大布衣”。他蔑视权贵，平交王侯，在《玉壶吟》中宣称“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青琐贤”，竟然要与皇帝、大臣平起平坐，随意谈笑。李白即使向人投书求荐，也不肯牺牲尊严。韩朝宗以奖掖识拔后进有名于时，李白作《与韩荆州书》以自荐云：“而君侯何惜阶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扬眉吐气、激昂青云耶？”词气昂扬，何尝有半点低首下心的可怜状？李白的狂傲，其本质是一种放大的自尊，是布衣之士为维护自身人格尊严采取的自卫手段。李白在作品里宣示自身的人格尊严，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中国古代社会里，一向注重群体价值，而缺少对个体价值的尊重。君君臣臣的封建制度和等级观念抹杀了思考个体尊严的可能性，更不用说提倡和维护它了。平交王侯的李白堪称维护平民人格尊严的典范。后人为什么爱读李白那些豪气干云的诗篇？李白使高力士脱靴的传说为什么流传千古？其深层的原因是大家从心底里敬佩李白的嶙峋傲骨。

四、冲决羁绊的自由意志

李白的思想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绝不局限于某家某派。有人说李白反儒，其实李白是尊崇儒家的，因为他那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正是儒学的核心内容。对于儒学的祖师孔子，李白十分敬佩，将他看作自己的人生楷模。他在《书怀赠南陵常赞府》中说：“君看我才能，何似鲁仲尼？大圣犹不遇，小儒安足悲？”认为自己的才能颇似孔子，并认为孔子的遭遇可以给怀才不遇的自己带来安慰。他在《古风》中谈到自己的文学事业时说：“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也是用孔子整理经典的事迹来激励自己，希望能像孔子那样以不朽著作来映照千秋。当然，即使是这样的诗句，把自己与孔子相提并论，在旁人看来就不免狂妄。何况李白还有更为大胆的表示，他在《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中声称：“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在孔子已被尊为文宣王的时代，这样的句子是惊世骇俗的。李白对儒家的真实态度是尊崇但不迷信，他作《嘲鲁儒》嘲讽那些但知章句之学的儒生：“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在《行行且游猎篇》中，他甚至认为：“儒生不及游侠人，白首下帷复何益？”

李白对道家的崇尚不逊于儒家。道家睥睨万物、高蹈尘外的超越态度，以及批判礼法、摆脱传统的解放精神都非常符合李白的性格，所以李白自幼熟读老、庄之书，诗中常见檃栝《庄子》之语。李白与道教也结缘很深，据其《大鹏赋序》所云，他年轻时得见著名道士司马承祯，听到对方称自己“有仙风道骨”，李白深为得意。他还曾在齐州请道士高如贵为自己亲授道箓，从此列名道籍，成为一名正式的道士。李白对道教的炼丹、服药等追求长生的手段也深信不疑，他热衷于学道求仙，甚至在《下途归石门旧居》中幻想白日飞升：“何当脱屣谢时去，壶中别有日月天”，也曾在《登峨眉山》中希冀此梦：“傥逢骑羊子，携手凌白日！”

除了儒、道之外，李白对纵横家、神仙家、佛教等思想也都有所汲取。这说明李白决不盲从任何权威，他追求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意志，他的思想来源极其复杂。此外，李白热切地希望立功报国，他的爱国之心与屈原一脉相承。他热爱自由，故向往神仙家遗世独立、超越时空局限的理想境界。他豪荡不羁，故认同破坏既有秩序、蔑视现世权威的游侠精神。清人龚自珍在《最录李白集》中说：“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儒、仙、侠实三，不可以合。合之以为气，又自白始也。”这几句话说得非常准确。可以说，在整个中国古代，像李白那样思想解放、精神自由的诗人是绝无仅有的。李白的诗歌热情洋溢，风格豪放，像滔滔黄河般倾泻奔流，正是其精神世界的自然表露。与杜甫经常歌咏凤凰不同，李白常常自比大鹏鸟，例如《上李邕》中说：“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大鹏鸟本是《庄子》中自由精神的象征，李白就是诗国中独来独往的大鹏鸟。

李白的生活形态非常复杂，他展现在世人面前的自我形象也具有多面性。李白是一心报国的志士，也是唾弃富贵的隐士。李白是豪情万丈的侠客，也是风流倜傥的文士。《南陵别儿童入京》中的李白振臂高呼：“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山中问答》中的李白却微笑不语：“问余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侠客行》中的李白豪气冲天：“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山中与幽人对酌》中的李白则心静如水：“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李白的生活总是不安定的，他很少长期定居在某个地方。李白既无官职在身，又不事产业，他有什么必要抛妻别子，独自漂泊呢？原来他有一颗躁动不安的心灵，他无法使自己安静下来，他只能永无休止地四处漫游，上下求索。李白是永远在天地之间四处流浪的一个漂泊者。

李白的一生，几乎大半时间都在漫游之中。李白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和自然风物，他以敏锐的审美眼光对这些美好事物予以热情的歌颂。所以李白的漫游总是伴随着吟咏，凡是他游览过的名山大川，都成为其诗歌中的优美意象。李白不以山水诗人著称，但他的山水诗成就并不亚于王维、孟浩然。一来李白游踪广泛，他又特别钟情于壮丽奇伟的名山大川，所以李白的山水诗意境更加开阔，风格更加雄伟：二来李白胸襟阔大，情感热烈，他用满腔热情去拥抱山川风物，他的山水诗的抒情意味格外浓烈。李白笔下的自然景物几乎都染上了他个人的情感色彩，是其他诗人的山水诗所少有的。滔滔奔流的黄河，是李白最喜欢的一个自然意象。《将进酒》云：“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赠裴十四》则云：“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这是在说黄河，还是诗人勇往直前、气吞斗牛的气概？青天上的一轮明月，也是李白格外喜爱的物象。他常将月亮写成动态的意象，比如《关山月》：“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又如《把酒问月》：“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与人相随。”这分明是李白的情感特征影响了笔下的明月意象，故使本来偏于阴柔美的月亮带上了几分阳刚的气质。

李白写了许多山水名篇，它们神思飞扬，词采壮丽，那一幅幅烟云明灭、变幻莫测的神奇山水是诗人用惊人的想象力展现出来的。与其说这是人间的真山实水，倒不如说它们是李白心中的理想境界。例如《蜀道难》，这首长诗的主题引得千古的读者议论纷纷，至今没有公认的解说。原因就是李白在这首诗里投射了太多的个人情绪，他不是客观地描写山水。否则的话，一首山水诗怎么会这样扑朔迷离？为何山水诗要运用许多夸张、想象的手法，甚至穿插进许多神话场景？所以《蜀道难》中展现的不仅是千里蜀道的壮美山川，而且是李白悲壮历落的主观情志。“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这哪是普通的山水诗所能具有的强烈情绪！又如《梦游天姥吟留别》，诗中描绘的景物似真似幻，恍惚迷离，自然间何处有如此景象？神仙群现，熊虎毕至，这到底是在天上还是在人间？此诗的末尾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又哪是一般的诗人面对青山绿水时会产生的满腹牢骚！像《蜀道难》和《梦游天姥吟留别》这样的山水诗，不但展现出了神奇壮伟的景色，而且倾泻着诗人的情思，展现着诗人的胸怀，把奇伟雄壮的山川风物和超凡脱俗的精神气概融为一体。这是王维、孟浩然的山水诗中从未有过的奇特境界，这是李白对山水诗的莫大贡献。李白虽然遍访名山大川，仍嫌游踪不广。既然现实世界的空间有限，李白就腾身青云，神游天外。对李白来说，游山也好，求仙也好，都是摆脱尘俗纠缠的有效手段，都是对自由境界的不懈追求。虽然李白的游踪遍布神州大地的名山大川，但就其本质而言，那是一种上下求索的精神漫游。

李白的一生，潇洒倜傥，无拘无束，飘飘然有神仙之慨。他在长安初识贺知章，后者就称之为“天上谪仙人”。李白还有两个广为人知的称号，一是诗仙，二是酒仙。“诗仙”容易理解，李白锦心绣口，出口成章，诗风又飘逸奔放、潇洒绝俗，非仙而何？那么“酒仙”呢？必要条件当然是豪饮。更重要的是，李白的饮酒是一种包含精神追求的文化活动，并且常与写诗紧密结合。正像杜甫所说“李白斗酒诗百篇”，饮酒使李白热血沸腾，心潮汹涌，处于一种亢奋、昂扬的精神状态，那正是他写诗的最佳时机。酒醉激发了李白的批判意识和反抗精神，使他增添了控诉黑暗现实的勇气，也助长了抒写磊落胸怀的豪情。正是在酣醉的状态下，李白伸出脚去让高力士脱靴。也正是在酣醉的状态下，李白奋笔直书，痛骂“董龙更是何鸡狗”。醉后的李白思绪激荡，灵感如潮，妙趣横生。要不是把酒对月，李白怎会在《把酒问月》中想入非非地诘问“白兔捣药秋复春，嫦娥孤栖与谁邻”？要不是酩酊大醉，李白怎能在《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中声称“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尼采说古希腊的酒神专管音乐艺术，日神才掌管诗歌。李白的例子说明中国古代的酒神与诗神是两位一体，不可分离的。我们为什么要读李白的饮酒诗？当然不是要像他一样终日酣醉，而是要从中获取强烈的精神感染和深刻的思想启迪。因为那些诗歌创造了超凡脱俗的神奇境界，蕴含着上天入地的探索精神，多读此类诗歌，可以鼓舞我们的人生意志，提升我们的人生境界，可以使我们在日常行为中保持意气风发而消除萎靡不振，在人生境界上追求崇高雄伟而唾弃卑微庸俗，在思想意识上坚持自由解放而拒绝作茧自缚，这是李白留给我们的巨大精神财富。请读他的《将进酒》，这可是千古最妙的祝酒辞：“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尊空对月！”

诗圣杜甫

一、动荡时代中的苦难人生

杜甫生于唐玄宗延和元年（公元712年），卒于唐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70年）。跟李白不一样，杜甫出生在一个以儒学为传统的家庭里，他在《进雕赋表》中追述他的家庭传统：“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矣。”杜恕是杜甫的十四代祖先，杜预是十三代祖先，从他们开始，杜甫家族的祖先世世代代都遵守儒学传统，都是官宦人家。杜预是杜甫家族史上著名的历史人物，他是西晋的名臣，文武双全。他还是研究儒学经典的一个专家，他撰写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是关于《左传》的经典著作，所以他是一个对儒学有重大贡献的历史人物。杜甫说这是我们杜家的光荣传统，我不能放弃这个传统。杜甫的祖父杜审言代表着家族的第二个传统，就是诗歌的传统。杜审言是武则天时代的著名诗人，在当时的诗坛上与宋之问等人齐名。杜审言对唐代律诗格律的确立做出过重要的贡献。杜甫对祖父的诗歌成就感到非常自豪，他说：“吾祖诗冠古。”（《赠蜀僧闾丘师兄》）青年时代的杜甫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他读万卷书，也行万里路，曾漫游吴越，也曾放荡齐赵。虽然他二十四岁时曾应试落第，但这个挫折并未影响其情绪，他仍乐观潇洒，对人生充满信心。他期盼着攀登绝顶、俯视群山的一天：“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

古话说：“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仿佛是老天有意要用苦难来磨炼杜甫，天宝五载（公元746年），也就是唐玄宗已经册立杨贵妃且日益昏愦荒淫，李林甫已经排斥异己独揽朝政的时候，杜甫来到长安。也仿佛是命运的有意安排，在那个以诗赋取士的时代，杜甫偏偏屡次落第。天宝六载（公元747年），杜甫参加了制科考试。“制科”就是非常科的科举。可是宰相李林甫为了排挤贤才，竟然授意让当年的考生全部落榜，还向唐玄宗上表祝贺，说是“野无遗贤”，意思是已经没有贤才留在民间了。杜甫非常失望，无奈之下，他曾多次向达官贵人献诗，又向朝廷献赋，希望得到赏识，但都像泥牛入海，毫无消息。其父杜闲去世以后，杜甫的生活日益困顿，有的年头甚至要靠政府供应的低价米才能维持生计。后来他干脆把妻儿都送到外地寄养，孤身一人留在长安城里寻找机会。直到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十月，才被任为河西县尉。杜甫不愿为五斗米而折腰，改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是个从八品下的小官，职务是管理府内卫士名单账目和驴马等物。杜甫得官后即往奉先县探看寄养在那里的妻儿，此时安禄山造反的渔阳鼙鼓已经动地而来了！

安史叛军不久就攻陷洛阳，逼近潼关。杜甫带着家人混杂在难民群中仓皇逃难。天宝十五载（公元756年），杜甫把家人安顿在鄜州的羌村，只身前往灵武，去投奔刚在那里登基的唐肃宗。中途被叛军俘获，押往沦陷的长安。次年春，杜甫冒着生命危险逃出长安，穿过官军与叛军对峙的战场，逃归朝廷临时所在地凤翔。朝廷念其忠诚，任命他为左拾遗。当年年底，杜甫随朝廷返回长安。因性格忠鲠，直言进谏，杜甫触怒了肃宗，在凤翔时已被疏远，回到长安后又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关中大饥荒，杜甫的薄俸不足养家活口，刚好对朝廷政治也深深地失望了，就弃官不做，携带家人逃往秦州（今甘肃天水），三个月后又南逃至成都，从此在“成都草堂”里一住就是五年。成都虽然远离战火纷飞的中原，但地近边陲，游牧民族骚扰不断，地方军阀的叛乱、割据也时有发生。杜甫在草堂里也住不安稳，宝应元年（公元762年）成都兵乱，杜甫避乱而流寓绵州（今四川绵阳）、梓州（今四川三台），第二年又往阆州，然后返回成都。到了永泰元年（公元765年），对杜甫照顾颇周的地方军政长官严武去世，杜甫随即携家出蜀。他好不容易在成都郊外经营了一座草堂，却总共居住了不到四年，又要重新登上漂泊之途，难怪他不胜感慨地说：“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如何关塞阻，转作潇湘游？”（《去蜀》）

离蜀以后，杜甫先是乘舟沿岷江南下，经嘉州（今四川乐山）稍作盘桓，然后沿长江东下，经戎州（今四川宜宾）、渝州（今重庆市）等地，至云安（今重庆云阳）因病留滞半年，于永泰二年（公元766年）到达夔州（今重庆奉节）。大历三年（公元768年），杜甫离开夔州，出峡东下。抵达江陵（今湖北江陵）后逗留了半年，又移居公安（今湖北公安），岁末到达岳阳（今湖北岳阳）。次年，杜甫过洞庭湖，沿湘江南下，先至潭州（今湖南长沙），复往衡州（今湖南衡阳），全家一直生活在一叶扁舟之中。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夏，杜甫欲往郴州（今湖南郴州）投靠亲戚，舟至耒阳（今湖南耒阳）遇阻于江水暴涨，一连五日没有食物，后得耒阳令送来酒肉，才免于饿死。因阻水无法南行，乃掉转船头北归。那年冬天，杜甫病倒在湘江上的一叶孤舟中，弥留之际写绝笔诗《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对疮痍满目的人间表示了最后的哀痛：“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因家贫无力归葬，杜甫的灵柩旅殡于岳阳，四十余年后才由其孙杜嗣业归葬故乡偃师的首阳山下。“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这两句诗本是杜甫对李白命运的不平之鸣，竟然成为李、杜二人共同命运的确切写照！

介绍了杜甫的生平以后，必须看看他所处的时代。任何文化巨人都是时代的产物，杜甫也不例外。时代背景对杜甫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先看第一个方面，杜甫的一生，适逢从开元盛世到安史之乱的大转折时代，就是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关键时代。唐玄宗统治的前期，也就是开元年间，一共二十九年。那时的唐玄宗励精图治，又有姚崇、宋璟等贤臣的辅弼，政治清明，国家富强，史称开元盛世。唐玄宗统治的后期，也就是天宝年间，一共十五年。从开元末年开始，唐玄宗逐渐萌发了骄侈淫逸之心，贪图享受，不理国事。李林甫、杨国忠等奸臣乘机弄权，政治日趋黑暗，国势逐渐衰弱，终于酿成安史之乱的大祸。直到八年之后，安史之乱才算基本平定，但是大唐帝国从此就一蹶不振了。这两个时期总长约五十年，就是从公元713年到763年，而杜甫的生活年代是从公元712年到770年，两者基本一致。也就是说，杜甫的一生，正是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大变动时期。他目睹了天宝年间政治黑暗、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又亲身遭遇了安史之乱。杜甫最早从盛唐诗人的浪漫群体中游离出来，开始冷静地观察社会，写出了《兵车行》《丽人行》。杜甫又亲身经历了安史之乱造成的兵荒马乱、生灵涂炭的大动乱，写出了《三吏》《三别》。可以说，正因杜甫经历了开元盛世，看到过人民安居乐业的景象，他才对儒家的政治理想深信不疑，并始终希望实现这个理想。正因杜甫经历了安史之乱前后的动荡社会，他才对封建社会种种不合理的弊端看得更为清楚，才能写出具有强烈批判精神的写实诗歌。优秀的诗人都是社会的晴雨表，他们能比常人更敏锐地感受到时代的脉搏。时代的疾风骤雨在杜甫心头引起了巨大的情感波澜，杜诗中充满了哀伤愤怨、激昂慷慨。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特征，其内在本质正是内心抑扬起伏的情感波澜。古语说：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用这句话来解释杜甫与其时代的关系，是再确切不过了。

再看第二个方面。杜甫的一生，在诗歌史上适逢从盛唐到中唐的转折时代。人们公认天宝末年是唐诗的转折点，其前为盛唐，其后为中唐。清人叶燮和今人闻一多等甚至认为天宝末年也是整个古典诗歌史的一个分水岭。天宝末年杜甫四十五岁，几乎就是他三十年诗歌创作生涯的中点。杜甫上与李白等人同属盛唐诗人群体，下为元白等中唐诗人的先驱。从汉魏六朝到盛唐，诗歌创作的实绩已有丰富的积累，从题材内容到艺术形式，都达到了百花齐放的繁盛局面。杜甫在此时崛起于诗坛，以集大成的姿态对前代诗人留下的遗产进行全面的继承，并予以发扬光大。举一个例子：七言律诗的形式在杜甫之前已基本定形，但一来平仄常有失粘之病，二来题材多局限于应制之类，正是杜甫从格律的精严化与题材的丰富化两个角度对七律进行了改进，才使它达到了与五律等诗体同样高的水准。当然，更重要的是杜甫在题材内容上为唐诗开辟了新的发展方向。盛唐诗人各有题材特点，如王、孟多咏山水田园，高、岑多写边塞生活。李白主要是抒写其内心情思，对社会生活的反映不够全面。杜甫则不然，他几乎全面继承了前代诗歌所有的题材走向，从朝政国事到百姓生计，从山川云物到草木虫鱼，几乎涵盖了包括社会与自然的整个外部世界。杜诗中的外部世界与诗人的内心情思结合无间，所以被后人评为“地负海涵”。如果说盛唐诗歌以描写具有浪漫色彩的理想境界为主，那么杜甫的诗开始转向以反映社会现实为主，风格上也从高华飘逸转向朴实深沉。所以从整个唐诗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杜甫正是由盛唐转向中唐的关键人物。宋人颂扬杜甫是诗史上的集大成者，集大成的意义既在于总结前代，也在于开启后代。

所以说，杜甫所处的时代在社会学和文学两个维度上都是大转折的关键时刻，是一个呼唤伟大诗人的时代，杜甫就是应运而生的伟大诗人。

二、忧国忧民的伟大情怀

唐代是一个思想相当解放的时代，儒、道、佛三家思想都受到朝廷的重视和支持，思想界呈现百花齐放的繁纷局面。盛唐诗人的思想既复杂，又活跃，王维信佛，李白好道，都是明显的例子。杜甫则与众不同。杜甫在青年时代一度醉心于道教，对仙丹灵芝及长生仙界颇感兴趣，那只是世界观尚未确立时的浪漫幻想。杜甫壮年以后对佛教产生了好感，是由于频遭挫折心生苦闷，想从佛教得到一点慰藉，并非真想遁入空门。杜诗中有一个有趣的例子：“重闻西方止观经，老身古寺风泠泠。妻儿待米且归去，他日杖藜来细听。”（《别李秘书始兴寺所居》）他在寺庙里听到高僧讲经，讲得很好，但他表示先要回家解决妻儿的吃饭问题，等以后有空再来听讲。佛家主张割断凡间的情感，对人间的挚爱是杜甫皈依佛门不可逾越的障碍。所以就其主要思想倾向而言，清人刘熙载的论断非常准确：“少陵一生却只在儒家界内。”

杜甫出生在一个以儒学为传统的家庭里，从小接受了严格的儒家思想的教育，终生服膺儒学。杜甫诗中出现过四十四个“儒”字（有一处是“侏儒”应予剔除），其中有一半是他的自称。杜甫经常自称“儒生”“老儒”，甚至“腐儒”。杜甫偶然也发发牢骚，说什么“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甚至说：“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醉时歌》）但那只是在极端悲愤的情境中的牢骚话而已。事实上杜甫对儒家思想的遵循已达到孔子所说的“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程度，就是仓促匆忙时也不离开，颠沛流离时也不离开，真是终生不渝，死而后已。杜甫喜欢以儒家的祥瑞凤凰自比，他“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壮游》），直到临终前一年，还写了一首《朱凤行》以见志。杜甫念念不忘的那个凤凰，正是诗人自己的化身。

儒家关注的对象是人生与社会，他们的人生态度必然是积极入世的。孔子奔走列国，栖栖惶惶，为的是实现其天下大同的政治理想。孟子游说诸侯，力辟杨墨，为的是实现以仁义为核心的政治主张。他们对自己的事业充满了信心，而且怀有一种崇高的使命感。在儒家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杜甫也是这样。杜甫对于人生抱有坚定的信念，他把安邦定国视为自己的使命。青年时代的杜甫早已胸怀大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但当时他对自己的人生道路还没有作深沉的思考，他的壮志还缺乏具体、确定的内涵。待到长安十年，杜甫一面体验着人生的艰辛，一面观察着人民的疾苦，终于确立了坚如磐石的人生信念。三十九岁那年，杜甫首次自述其志向：“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五年之后，杜甫再述其志：“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前者着眼于君主，后者关注的重点转到自身。写前一首诗的时候，杜甫还是一介布衣。写后一首诗的时候，杜甫刚刚得到一个从八品下的微职。然而他的口气是如此狂傲！他的志向是如此高远！什么叫“致君尧舜上”？有人以为那就是忠君意识的体现，这个说法需要稍作辨析。杜甫当然是忠君的，宋人苏轼甚至说他“一饭未尝忘君”。苏轼的说法并不是无中生有，杜诗《槐叶冷淘》就是一个证据。杜甫晚年流落夔州，初次品尝到当地的一种凉面“槐叶冷淘”，于是兴致勃勃地作诗描写一番，最后忽然念及远在长安的君主：“君王纳凉晚，此味亦时须！”这不是“一饭未尝忘君”又是什么？然而杜甫的这种想法只是偶一为之，他的忠君意识最主要的表现就是“致君尧舜上”，是希望君主变得像尧、舜一样贤明。在封建社会中，实行仁政的首要条件是君主贤明，否则一切都是空谈。尧、舜是儒家推崇的古代明君，是儒家用自己的政治观念塑造出来的理想人物。杜甫希望皇帝效法尧、舜，其实质就是希望他们实行仁政。这是杜甫实现远大政治抱负的必要步骤。

什么叫“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意思是我对自己的期许是不是有点笨啊，我私下把自己比作历史上的两个人物，一个是稷，还有一个是契。稷与契是谁？稷，《左传》里面有记载，又称之为后稷，他从小就喜欢种庄稼，后来成为舜的大臣，主管天下农业，相当于现在的农业部长。契则是协助大禹治水的大臣，相当于现在的水利部长。杜甫自比稷、契，是不是自许太高？明末清初的王嗣爽解释得很好，他说：“人多疑自许稷契之语，不知稷契元无他奇，只是己饥己溺之念而已。”什么叫做“己饥己溺”？《孟子·离娄下》说：“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这是对于天下对于全社会的责任感。这是一种伟大的胸怀，一种高尚的政治情操，所以王嗣爽说杜甫己饥己溺，这一点都不奇怪，它是一种信念，一种人格精神。其实在盛唐时期，大唐帝国已经出现过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在唐玄宗前期又出现了开元之治，士人说要做稷和契，只是一个普通的政治观念。《贞观政要》记载说，唐太宗的时候，魏徵就说过，最好的政治就是“君为尧舜，臣为稷契”。君主要以尧舜为榜样，臣子要以稷契为榜样。所以“致君尧舜上”也好，“窃比稷与契”也好，在杜甫所生活的那个年代里，并不是不切实际的空谈，而是表白他的政治理想。当然，由于杜甫一生中根本没有得到实现抱负的机会，所以他的人生信念都处于虚拟的状态。正因如此，后人讥评杜甫“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也有人认为杜甫的人生信念“迂阔”。其实，凡是理想，总与现实有一定的距离。理想越是远大、崇高，它与现实的距离也就越大。即以孟子而言，他游说诸侯，人们也认为他“迂阔于事”。魏徵劝唐太宗行仁政，也被人攻击为“书生未识时务”。“迂阔”一词，又何足为杜甫之病！人之立志，贵在高远。假如所立之志非常卑庸，与社会现实没多少差距，“迂阔”的缺点倒是避免了，但那样的人生信念又有什么价值可言！然而稷也好，契也好，他们身居高位，本来就承担着国家的重任，他们有这样的责任感是理所当然的。杜甫则不同，他只是一介微臣，甚至是一介布衣，按照“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常理来说，杜甫本来是不必怀有此种责任感的。然而杜甫竟然自许稷、契，竟然以“己饥己溺之念”为人生目标，这真是崇高、伟大的人生信念！

正因为杜甫心怀天下，所以他对于国家的隐忧看得特别清楚，对社会的弊病诊断得特别准确。儒家一向认为社会最大的祸患不是贫穷，而是贫富不均。对于贫富不均，儒家一向是谴责的，历代诗人也一向是谴责的，从古到今，凡是有正义感的诗人都谴责这个现象，杜甫以后的白居易，一直到清代的吴嘉纪，都写过类似的作品。但是古往今来，没有哪首诗像杜甫这两句诗那样惊心动魄，那就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直到今天，只要我们说到贫富不均的话题，首先想到的便是这两句杜诗。正因如此，后人推崇杜甫，主要着眼点便是杜甫忧国忧民的情怀。有一个鲜明的例子。北宋后期，有两位大诗人不约而同地写了题杜甫画像的诗。王安石是新党的领袖，黄庭坚属于旧党，他们的政治观点完全不同，但是对于杜甫的看法却是完全一致。王安石写了一首《杜甫画像》，高度评价杜甫的伟大胸怀：“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妨四海赤子寒飕飗。”并且表示崇敬的心情：“所以见公像，再拜涕泗流。”黄庭坚写了一首《老杜浣花溪图引》，也是题杜甫画像的诗，这幅像画的是杜甫在成都草堂醉中骑驴的状态，诗中说：“中原未得平安报，醉里眉攒万国愁。”说杜甫即使喝得酩酊大醉的时候，眉间依然凝聚着忧国忧民的表情。后面又说“常使诗人拜画图”，意思是后代的诗人常常膜拜杜甫的画像。从这两首诗可以看出，对于杜甫具有忧国忧民的伟大情怀，千古读者已达成共识。

三、仁爱精神的诗语表述

现存杜诗共1458首，内容非常丰富，从山川云物到草木虫鱼，从国家政治到百姓生计，用古人的话说，就是“地负海涵”。但是杜诗的核心精神，或者说杜诗最耀眼的闪光点，就是儒家仁爱精神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杜甫用一双仁爱的眼睛来观察社会，也用仁爱的精神来描写人生。要是让我用一句话来概括杜诗在思想内容上的特征，那就是仁爱精神的诗语表达。杜诗的深刻意义，杜诗的强烈感染力，其原因都在这里。

在儒学的发展史上，曾出现过两个高潮，它们分别在汉代和宋代，所以儒学的两大流派分别被称为“汉学”与“宋学”。儒学史上的唐代夹在这两个高潮之间，实际上处于一个低潮阶段。唐代的儒学前不如汉人，后不如宋人。那么儒学的发展在唐代停顿了吗？唐代有没有值得注意的儒学代表人物？当然是有的，其中之一就是杜甫。钱穆在《中国史学发微》中称杜甫为唐代的“醇儒”，非常准确。那么在何种意义上，我们能够说杜甫对唐代的儒学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呢？杜甫不是儒学经典的注疏者，他对儒学的服膺主要体现于实践，他身体力行地将儒学原理付诸行为，从而在儒学发展史上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不但如此，杜甫还用他一生的实践、行为，用他的整个生命，来丰富、充实了儒学的内涵。从本质上说，儒学原是一种实践哲学，它非常重视人的行为。所谓的百姓日用人伦，是儒学最为关心的核心内容。孔子也好，孟子也好，当他们年富力强的时候并不忙着著书立说，他们栖栖惶惶，奔走天下，要从实践的角度推行他们的仁爱之道。等到最后觉得“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道是暂时行不通了，年纪也大了，才静下心来著书立说，把他们的思想用著述的形式传给后人。从本质上看，儒学最强调的是实践，强调人们生前的行为，强调在实际生活中的建树。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说杜甫正是最好地体现儒家精神、发扬儒家精神的一个历史人物。

儒学千头万绪，其核心内容就是仁爱思想，主张在天下推行以仁爱之心为出发点的仁政。众所周知，儒家的仁爱精神跟西方的博爱精神是貌同神异的。一般说来，西方的博爱精神，最初的来源就是宗教。儒家的仁爱之心则与神灵无关。儒家强调“仁义理智根于心”，一切的爱心都是从人们的内心自然生发出来的。孟子有一个很好的阐释，他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是一种由近及远、由亲及疏的自然的情感流动。由这样的程序生发出来的仁爱之心，它更自然，更符合人的本性，也更切实可行。它既不是好高骛远的空想，也不是违背人性的矫情。它不是强制性的道德规范，更不是对天国入场券的预付。杜甫对儒家的这个核心精神心领神会，他的诗篇，他的行为，时时刻刻都在阐释这种理念。杜甫感情深厚诚笃，被后人誉为“情圣”。他深深地爱着他的妻子、儿女和弟妹，一生中始终与妻儿不离不弃，相依为命。他与杨氏夫人伉俪情深，白头偕老。当他被叛军扣押在长安时，曾对着月亮怀念远在鄜州的妻子：“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月夜》）当他与家人隔绝时，就格外思念幼小的孩子：“世乱怜渠小，家贫仰母慈。”（《遣兴》）杜甫对友人情同兄弟，时时写诗怀念。他四十八岁那年流寓秦州，全家生计濒于绝境，却在短短三个月内写了三首思念李白的名篇，其中如《天末怀李白》云：“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至性至情，感人肺腑。杜甫还将仁爱之心推广到素不相识的天下苍生。当杜甫到奉先县去探亲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的幼子已因挨饿而夭折了。他当然悲痛万分，但是与此同时，他马上又想到了普天下还有很多比他更困苦的人：“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失业徒”就是失去田地的农民，“远戍卒”指在远方戍边的战士，他们遭受的痛苦比我更加剧烈。于是杜甫就把关爱之心从家庭扩展到整个民族，整个社会。在一个秋风秋雨之夜，他的茅屋被大风刮破了，雨水漏下来了，床上都潮湿了，杜甫彻夜不得安眠，此时此刻，他想到的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可以说，这是历史上最早提出的“安居房”概念。杜甫甚至庄严许愿：只要有千万间“安居房”突然出现，即使自己独自受冻而死也心甘情愿！杜甫的思考过程，他的感情流向，也是由近及远，由亲及疏，这分明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儒家精神的具体阐发。

儒家仁爱之心的最高体现形式是实行仁政，孟子说：“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孟子还指出仁政的最低限度是让人民“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梁惠王上》）杜甫对此完全赞同，他用诗歌表示了同样的希望：“牛尽耕，蚕亦成，不劳烈士泪滂沱，男谷女丝行复歌。”（《蚕谷行》）他满心希望朝廷薄赋轻徭，让人民休养生息：“借问悬车守，何如俭德临？”（《提封》）他谴责急征暴敛，指出苛政是逼迫人民铤而走险的根本原因：“不过行俭德，盗贼本王臣！”（《有感五首》之三）在国家统一不受损害的前提下，杜甫坚决主张息兵罢战。唐帝国发动对南诏的战争，屡战屡败，甚至全军覆没，杜甫作《兵车行》揭露朝廷的穷兵黩武，以及无辜百姓埋骨荒外的悲惨命运：“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杜甫不但爱自己的同胞，他还把仁爱之心扩展到更大的范围，甚至包括其他民族的人。在盛唐时期，经常发生边境战争，以唐帝国为一方，以少数民族建立的其他政权为另一方之间经常发生战事。这些战争的性质多种多样，有时是唐帝国防御外族的侵扰，也有时是唐帝国为了开边拓土而主动进攻他国。杜甫虽然坚决主张保卫国家不受侵扰，但同时也主张反击不必过度，他说：“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前出塞九首》之六）这是富有人道精神的战争观，也是对儒家仁爱思想的发扬光大。

杜甫对儒家的仁爱精神还有更重要的独特贡献。孔、孟等早期儒家提出的仁爱之心，其思考对象是人类，《论语》中记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孟子则举例说明人们的仁爱之心的来源：“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这是人心中本来就有的同情心，是恻隐之心。但是孟子所说的这种恻隐之心、仁爱之心，它的关注对象是人，没有包括其他生命。杜甫却把它从人延伸到其他生命。杜甫对于动物，对于植物，对于世界上的一切生物，都有一份关爱之心，他用更加广博的仁爱精神去拥抱整个世界。杜诗写到天地间的一切生灵都出以充满爱抚的笔触：“筑场怜穴蚁，拾穗许村童。”（《暂住白帝复还东屯》）“盘飧老夫食，分减及溪鱼。”（《秋野五首》之一）在杜甫心目中，天地间的动物、植物都与人一样，应该沐浴在仁爱的氛围中。杜甫在成都草堂的周围种了许多树，其中有四棵小松，他避乱梓州时非常惦念它们：“尚念四小松，蔓草易拘缠。霜骨不甚长，永为邻里怜。”（《寄题江外草堂》）等到他返回草堂重见小松，竟然像见到久别的儿女：“四松初移时，大抵三尺强。别来忽三岁，离立如人长。”（《四松》）杜甫尤其关心那些处境欠佳的动植物：“白鱼困密网，黄鸟喧佳音。物微限通塞，恻隐仁者心。”（《过津口》）古人本有“数罟不入洿池”的习惯，“数罟”就是密网，因为网眼太密的渔网会把小鱼都打上来。如今杜甫看到江上竟然张着密密的渔网，大小鱼儿都困在网里，顿时产生了恻隐之心。有人认为杜诗中写到动物、植物，往往有比兴寄托的意味，这话不错。比如杜甫喜咏雄鹰和骏马，在它们身上寄托着诗人的雄心和豪气。又如在成都写的《病橘》《病柏》《枯棕》《枯楠》，分别咏害病的橘树和柏树，枯萎的棕树和楠树，杜甫为什么专挑病树、枯树来写？后代的注家都认为这是比喻，这是用树木来比喻在苛捐杂税的压制下奄奄一息的老百姓，这话不错，这四首诗确实有比喻意义在里面。但是杜甫写植物、写动物的诗不全是这样，他有的时候就是关爱弱小生命的自身。比如《舟前小鹅儿》，这是杜甫在梓州写的，他坐在船里，船在河里走，对面游过来一群幼鹅，幼小的鹅是乳黄色的，杜甫觉得它们真可爱：“鹅儿黄似酒，对酒爱新鹅。”后面又说：“客散层城暮，狐狸奈若何。”他对幼小的动物有一种关爱之心，关心它们的安全，希望它们好好地活着，健康成长。这首诗中并没有以鹅喻人之意，充溢在字里行间的只是对弱小生命的由衷爱怜和关切。杜甫关爱一切生命的情怀是对儒家仁爱思想的重要发展，比如《题桃树》：“小径升堂旧不斜，五株桃树亦从遮。高秋总馈贫人食，来岁还舒满眼花。帘户每宜通乳燕，儿童莫信打慈鸦。寡妻群盗非今日，天下车书正一家。”诗中把桃树写得深通人性、有情有义，对乳燕、慈鸦也流露出一片爱心，清人杨伦评论说：“此诗于小中见大，直具‘民胞物与’之怀，可作张子《西铭》读，然却无理学气。”把仁爱之心从人推广到普通的生物，本来是儒学内在的一种发展方向。到了宋代，理学家张载提出了一个有名的命题：“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句话被后人压缩成“民胞物与”四个字，意思是人们都是同胞兄弟，生物都是人类的朋友。这种精神在理论上要等到宋人才阐发出来，但是在文学上，唐人杜甫早就用他的美丽诗篇生动地予以弘扬了。这是杜甫对于儒学思想的一大贡献。

四、诗史与诗圣

杜诗被后人尊为“诗史”，杜甫被后人尊为“诗圣”，这是历史授予杜甫的两顶桂冠。

何谓“诗史”？这个概念始见于晚唐孟启的《本事诗·高逸第三》：“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顾名思义，“诗史”就是用诗歌写成的历史。当然，杜诗的功能并不是客观地记录历史，它是对历史的价值评判，是历史的暴风骤雨在人们心头留下的情感波澜的深刻抒写。清人浦起龙《读杜心解》中说得好：“少陵之诗，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会寄焉者也。”大唐帝国在玄宗、肃宗、代宗三朝发生了由盛转衰的剧变，它对人们的精神面貌产生了怎样的严重影响？安史之乱在唐朝人民的心头留下了何等深重的创伤？这些内容在史书中是读不到的，即使有所涉及也是不够真切的。例如安史之乱使唐帝国的人口急剧减少，《资治通鉴》中有详细的记载：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大唐帝国的总人口是5288万，到了广德二年（公元764年），这个数字下降为1690万。短短十年间，全国的总人口竟然减少了三分之二！史书中虽然记载了详细的人口数，但是它们只是两个冷冰冰的数据，没有细节，没有过程，没有告诉我们那么多的百姓是如何死于非命的。杜甫晚年所作的《白马》，其中说：“丧乱死多门，呜呼泪如霰！”在太平年代，人们的死亡方式是比较单一的，或是寿终正寝，或是染病身亡。但是在兵荒马乱的时代，人们以各种意想不到的方式走向死亡。这是多么沉痛的句子！安史之乱时百姓遭受的苦难到底有多深，他们是死于铁骑的蹂躏，还是死于逃难的折磨，或是死于兵火之后的饥荒？只有“三吏”“三别”以及《彭衙行》《哀王孙》等杜诗才给出了深刻的解答。

从这个意义上说，一部杜诗，在客观上就是新、旧《唐书》的必要补充，在主观上就是杜甫留给后人的历史警示录。历史是我们的集体记忆，是民族的精神血脉，是集体价值观的记载和传承，它必然会对中华民族的现在和将来产生深远的影响。杜诗在记录历史事实时渗入了深沉的思考和深厚的情感，它不但让后人了解历史，而且启发后人感知历史、思考历史，进而从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教训，从而更好地前进。就这一点来说，杜诗与孔子的《春秋》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我们应该高度评价杜诗的“诗史”价值。

何谓“诗圣”？这个名称始见于明人费宏的《题蜀江图》：“杜从夔府称诗圣。”至明末，誓不降清的王嗣奭夜梦杜甫，乃作《梦杜少陵作》，深情地说：“青莲号诗仙，我翁号诗圣。”顾名思义，“诗圣”就是诗国中的圣人，与此类似的概念其实早在北宋就已提出来了。秦观引用孟子的话“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然后说：“杜氏、韩氏，亦集诗文之大成者欤！”（《韩愈论》）可见在秦观心目中，杜甫就是诗国中的圣人，不过没有拈出“诗圣”二字而已。秦观此说实为当时人的共识，苏轼就曾多次表述此意。宋人推崇杜甫，是沿着两个价值判断的维度而进行的：一是审美判断，也即诗歌造诣的维度：二是道德判断，也即人格意义的维度，宋人在这个维度上对杜甫的推尊具有更深远的历史意义。南宋评论历史人物极为苛严的理学宗师朱熹将杜甫与诸葛亮、颜真卿、韩愈、范仲淹一起誉为“五君子”。“五君子”中除了杜甫以外的四位人物，都在政治方面有所建树，或是功业彪炳的政治家，或是为国捐躯的烈士。惟独杜甫根本算不上一个政治家。杜甫一生在政治上的建树，几乎没有什么值得提起的事迹，除了在肃宗的朝廷里偶然仗义直言，从此被朝廷疏远以外，他始终是默默无闻的小官员，很多时候还是飘泊江湖的一介布衣。杜甫在政治上根本没有得到过施展抱负的机会，他要报效祖国，他坚决反对叛乱，但是历史没有给他提供表演的舞台。终生不遇的杜甫为什么也得到了朱熹的高度赞扬？为什么在朱熹看来，杜甫可以在从诸葛亮到范仲淹的这份君子名单中占有一席之地？朱熹说得很清楚：“此五君子，其所遭不同，所立亦异，然求其心，则皆所谓光明正大，疏畅洞达，磊磊落落而不可掩者也。”（《王梅溪文集序》）原来“五君子”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有一颗伟大的心灵，他们都是光明正大、磊磊落落的人，都是在人格上具有楷模意义的人。由此可见，宋人高度认可杜甫的人格意义，高度评价杜甫忧国忧民的思想境界，认为杜甫在道德上已经达到超凡入圣的崇高境界。

那么，由宋人和明人共同奉献给杜甫的“诗圣”桂冠，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是否具有普遍的意义呢？或者说，它对现代的中国人是否具有引领、启迪的作用呢？答案是肯定的。中华民族的先民非常重视个体的道德修养，这是儒家思想的精髓之一。儒家认为，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社会，它的基础就是文明的个体，是具有道德自觉的个体。杜甫以一介布衣的身份展示了儒家所崇仰的人格风范，这一点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从前的圣人在普通人心目中都是神圣乃至有几分神秘的，都是高不可攀、敬而远之的。杜甫用其实践使圣人的概念从神坛回归人间，从而消除了长期蒙在圣人身上的神秘光环，也拉近了圣人与普通人之间的心理距离。杜甫以一介布衣的身份跻身于圣贤的行列，这为普通人努力进德修身并朝着崇高的人格境界前进，提供了可以仿效并逐步靠近的典范。

布衣身份的杜甫成为公认的圣贤，其实质就是对平凡人生的巨大超越。在物质生活的层面上，杜甫流落饥寒，穷愁潦倒，终生处于极为低下的水平。然而他在人格精神上达到了崇高的境界，他以忧国忧民的伟大胸怀超越了叹穷嗟卑的个人小天地，他以宏伟远大的精神追求超越了捉襟见肘的物质环境，从而将充满苦难的人生提升到诗意盎然的境界。一部杜诗，展示了崇高的人格境界，蕴涵着充沛的精神力量。后人阅读杜诗，在获得巨大审美享受的同时，也获得了深刻的精神启迪。这种精神启迪不同于理论性的德育教材，它的教益是伴随着审美感动而来的，它像“润物细无声”的春雨一样沁入读者的心肺，悄无声息，却沦肌浃髓。在杜甫身后，无数后人从阅读杜诗入手走近杜甫，感受其伟大心灵的脉动，接受其高尚情操的熏陶。自从有杜诗以来，读者就将它视为人生的教科书，视为照亮人生道路的一盏明灯。正如闻一多所说，杜甫是我们“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

诗王白居易

白居易的诗歌雅俗共赏，在他生前就获得了巨大的名声，其影响甚至深入到社会底层与大唐的邻国。到了晚唐，张为在《诗人主客图》中称白居易为“广大教化主”，正是着眼于其影响之大。到了近代，人们称颂白居易为“诗王”。白诗作品多达3000首，如按内容分类，可分成“感伤诗”“讽喻诗”与“闲适诗”三大类，下面从这三个角度对白居易进行评说。

一、身世坎坷的多情才子

白居易身世坎坷。他的祖父白鍠是明经出身，曾长期在河南一带做低级的地方官，所以后来把家安在郑州的新郑县。白居易的父亲白季庚也是明经出身，做过萧山县尉、宋州司户参军等小官。公元772年，白居易出生于新郑。由于父亲常年在外地做官，经常调动，居无定所，幼年的白居易就随着母亲住在新郑县，是在他的外祖母和母亲的教导下成长起来的。当时虽然安史之乱早已平定，但是由此造成的藩镇割据却绵延不断，此起彼伏，局部地区甚至烽烟时起。而朝廷里宦官专权、朋党恶斗的政局则使得朝政黑暗，国势衰弱。在这样的局势下，百姓生活痛苦不堪。即使是出身于小官僚家庭的白居易，也在青少年时代过着动荡不安且相当贫困的生活。白居易在二十八岁写了一首有名的七言律诗，后来被选进《唐诗三百首》，那首诗有一个很长的标题，其中说：“自河南经乱，关内阻饥，兄弟离散，各在一处。”战乱和饥荒，就是白居易青少年时代的特征。饱经离乱的经历使白居易对社会下层的真实情形有较深的了解，对民间疾苦有较深的同情，这种阅历是那些长于富贵之家的纨绔子弟所缺乏的，是成就一个伟大诗人的重要条件。

为什么说白居易是多情才子呢？因为白居易的朋友就是这么说的。白居易二十九年那年考中进士，三十一岁通过了“科目试”，三十五岁又考中了制科，他凭着自己的刻苦读书“三登科第”，从此进入仕途，被任命为盩厔县的县尉。他在盩厔的两年间虽然没有什么重要的政绩，但是写出了千古流传的《长恨歌》。原来盩厔距离马嵬坡很近，当地流传着许多关于杨贵妃的故事。一次，他在当地结识的朋友王质夫向白居易敬酒，劝他写一首歌行来咏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故事，王质夫说这么好的题材，一定要一位大诗人才能写好。他说白居易是“深于诗，多于情者”，一定能胜任这个任务。“深于诗”是毫无疑问的，因为白居易在十多岁时就写出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千古名句。“多于情”又怎样讲呢？白居易结婚很晚，直到三十七岁才与杨氏夫人结婚，主要原因便是他早年曾爱上一位名叫湘灵的姑娘，但是两人门第不同，限于当时的礼教和习俗，不能正式成婚，所以拖延耽误了自己的婚事。湘灵其人，我们对她的生平知道得很少，但是她的身影曾多次在白居易的诗歌中闪现。白居易有几首诗是直接点明她的名字的，比如《寄湘灵》《冬至夜怀湘灵》等。综合各种材料，我们大概可以知道湘灵是居住在徐州符离的一位姑娘。白居易幼年时期曾跟随父亲在符离生活过一段时间，湘灵可能是与白家相邻的一个寻常百姓家的姑娘，她成了白居易的初恋情人。我们能从白居易的诗歌中感受到他对湘灵的真挚爱情。请看《感情》一诗：“中庭晒服玩，忽见故乡履。昔赠我者谁，东邻婵娟子。因思赠时语，特用结终始。永愿如履綦，双行复双止。……人只履犹双，何曾得相似？可嗟复可惜，锦表绣为里。况经梅雨来，色黯花草死。”这首诗一向不受重视，其实它是一首情深意长的爱情诗，非常可贵。请大家注意，这首诗作于四十六岁，此时白居易已经人到中年，已经经历过险恶的宦海风波，也早已结婚生子。但是他在晾晒衣服时偶然看到一双旧鞋，却依然情难自已。诗中的“东邻婵娟子”就是家住符离的湘灵姑娘。大家知道，亲手缝制一双鞋子赠给情郎，本是民间女子表示爱情的一种习惯行为。湘灵本是个小家碧玉，她为了对白居易表示爱情，就亲手缝制了这双鞋子。可惜的是命运使他们劳燕分飞，如今鞋子虽然还是成双成对，两个情人却各奔东西，形单影只。“人只履犹双”这句诗，字面上平平淡淡，其实浸透着失恋者的辛酸泪水。请大家注意，人到中年的白居易对青年时代的旧情人如此念念不忘，一个早已进入仕途而且早已结婚的人，却把一双旧鞋始终携带在身边，这不是“多于情”又是什么呢？

正因如此，白居易是最有资格写好杨贵妃故事的诗人，他果然不负众望，写出了传诵千古的《长恨歌》。当然，白居易更好的感伤诗是《琵琶行》，那也是需要“多于情者”才能写成的好诗。《琵琶行》中描写的那个身怀绝技的琵琶女姓甚名谁？白居易并没有告诉我们。但是有人说她名叫裴兴奴。元代剧作家马致远写了一个有名的杂剧，题为《江州司马青衫泪》，内容的梗概是：白居易在长安为官时与擅长琵琶的歌妓裴兴奴相爱，后来经历一番悲欢离合。裴兴奴，唐代确有其人，她是一位胡女，而且的确是一位琵琶高手。但是裴兴奴与白居易恋爱的事情则纯属虚构，这是古代的“戏说”，不足为据。其实《琵琶行》中说得清清楚楚，那位在浔阳江头夜弹琵琶的女子与白居易素昧平生，所以白居易才会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慨叹。而且正因为《琵琶行》的主题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它才能感动千古的读者。要是所写的是一个才子佳人悲欢离合的老套故事，它的意义就要大打折扣了。

《琵琶行》究竟好在哪里？它的内容其实很简单，谪居江州的白居易江边送客，邂逅一位长安歌女，并请她弹奏一曲琵琶，这件事情并无重大的意义，也没有曲折离奇的情节，它怎么会引出一首千古绝唱呢？或者说，《琵琶行》的成功之奥秘究竟在于何处呢？我们首先会想到的原因是其高超的艺术技巧。无论是叙事，抒情，还是描写，《琵琶行》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化境。《琵琶行》在叙事上层层深入，环环相扣，引人入胜。《琵琶行》全诗沉浸在一种浓郁的伤感的抒情氛围之中。即使是小序中的那段文字，也富有抒情意味，读来感人肺腑。《琵琶行》中最出色的描写当然是琵琶声。众所周知，音乐之妙，本是难于诉诸文字的，因为它们毕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艺术门类。简而言之，诗歌是诉诸视觉的，是有相当具体的物象的：而音乐则是诉诸听觉的，是相当抽象的。用诗歌来吟咏音乐，当然具有相当的难度。《琵琶行》中对琵琶声的描写，简直出神入化，使人仿佛亲临其境，亲闻其声。我相信凡是读过《琵琶行》的读者都永远不会忘记这一段奇妙入神的句子：“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什么叫“绘声绘色”？《琵琶行》中的描写就是绘声绘色！

尽管《琵琶行》的艺术成就如此之高，我还是认为它之所以会感动千古读者的奥秘并不在此。高超的艺术水准会使读者由衷钦佩，但不能使读者深受感动。感动读者的惟一因素只能是作品中蕴含的情感。那么，《琵琶行》使我们深受感动的究竟是什么情感呢？简单地说，就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琵琶女是一个长安故娼，她年少时曾名动京师，生活中充满了欢笑。待到人老珠黄，嫁为商人妇，只能独守空船。两种生活状态之间存在巨大的落差，从而在她的心理上产生了巨大的失落感。白居易则是一位才高志大的士大夫，他曾在朝廷里担任翰林学士的重要职务，如今却被贬到偏远的江州当一个司马的闲差，他的心里也充满着失意和漂泊的情愫。琵琶女只是一个供人娱乐的歌妓，白居易却是身为朝廷命官的士大夫，两人的身份本来是天差地别的。可是“异质同构”的命运使他们偶然相逢，也使他们之间产生了真诚的同情与共鸣。当琵琶女最后用琵琶声诉说心事，弹奏出“凄凄不似向前声”的时候，为什么“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原因就在这里。同情是一切善良的人们都能具备的本性，共鸣则是有着相似经历的人们都能产生的情感，社会地位的高下，文化修养的高低，贫富贵贱，都不会从根本上阻止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情感交流。一千二百年前的白居易与琵琶女之间就产生了这样的情感交流，这种情感与男女之爱没有关系，与功利目的更是毫不沾边，所以它纯洁、真挚、感人。我坚信，《琵琶行》最感动我们的就是这种同情心，全诗最有意义的警句就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亲爱的读者朋友，即使你漂泊到天涯海角，即使你感到举目无亲，只要你怀着善良的情怀，你就一定会在陌生的人群中发现共鸣，得到同情。让我们永远牢记“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动人诗句吧！这种美好的情怀会给陌生的环境增添一丝亮色，会给孤独的心灵带来一缕暖意，我们真该为了这两句美好的诗句而对白居易说一声谢谢！

二、刚直敢言与民生疾苦

三十七岁那年，白居易被任命为左拾遗，那是他政治生涯的真正起点。“左拾遗”的官品是从八品上，是一个低品级的官职。不过其职责倒是相当重要的：“言国家遗事，拾而论之”，也就是凡是国家大事或朝廷措施有什么遗漏的地方，左拾遗都应予以指出。在白居易以前的唐代大诗人中，陈子昂曾任右拾遗，杜甫曾任左拾遗，他们都曾经诚心诚意地对朝政拾遗补阙，没有辜负“拾遗”的名称，白居易在《初授拾遗》这首诗里表示要以杜甫与陈子昂为榜样。刚当上京官的白居易踌躇满志，政治热情空前高涨，他决心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要根除对国家有害的种种弊政。首先，白居易对当时骄横不法的权豪重臣进行了毫不留情的尖锐抨击，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他先后上书弹劾多位节度使贪暴不法的行为，这些节度使大多拥兵自重，在所领方镇对百姓横征暴敛，对朝廷或拒交贡赋，或以贿赂等手段邀宠，甚至勾结朝臣或宦官来干扰朝政，成为中唐时代国家政治肌体上的一颗颗毒瘤。白居易对这些权臣深恶痛绝，奋不顾身地上书揭露他们的种种不法行为，反对朝廷对他们姑息养奸，即使为此得罪皇帝也在所不顾。例如荆南节度使裴均，是唐宪宗的心腹大臣。白居易曾上书反对任命他为尚书左仆射、判度支，也就是事实上的宰相，后来又专门上书揭露其狼子野心。其次，白居易坚决反对宦官擅权。中唐政治最大的弊病就是宦官专权，宦官头子掌握着左右神策军，连皇帝自身的命运都被控制在他们掌中，更不用说朝政了。在这种政治氛围中，白居易敢于无所忌讳地接连抨击俱文珍、吐突承璀等大宦官，体现了忠心报国、不顾自身安危的高尚品质。对于这些位高权重的大宦官，白居易不但在朝廷里上书抨击其弄权误国，而且在诗歌中无情地揭露其暴虐害民的罪行。白居易有一首诗题作《宿紫阁山北村》，揭露吐突承璀指挥的神策军抢夺平民财物的暴行。第三，白居易的目光不仅盯着高高在上的不法权臣，也注视着社会下层的民生疾苦。对于朝廷里那些虐民害物的苛政恶法，白居易没有保持沉默。当时有一项政策叫“和籴法”，这条法令的基本内容是朝廷在丰收年头粮价低贱时加价买粮，到灾年欠收粮价飞涨时则减价卖粮，以此来平抑粮价。但是日久弊生，到了中唐贞元以后，这项措施已经变得面目全非：官府不论年成如何，按户口分配定额，强行贱价征购农民手中的粮食，使农民不堪其害。白居易愤然上书，揭露了当前“和籴法”的实质是：“号为和籴，其实害人！”白居易的这道奏状是在元和三年（公元808年）上奏的，过了三年，朝廷总算下诏京兆府减免当年折籴粮二十五万石。虽说白居易没有能力彻底根除这项弊政，但他的仁政爱民思想是难能可贵的。元和四年（公元809年），白居易针对当时贫民因欠官租而被囚在狱，至死不见天日的惨状，上书陈情。白居易愤怒地指出：“自古罪人，未闻此苦。行路见者，皆为伤痛！”因此他请求朝廷降旨予以释放，清除此类冤狱。白居易的《歌舞》一诗中所说的“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可以与此奏状对读。总之，白居易身为谏官，确实做到了忠于职守。从三十七岁到四十岁的三年多时间，是白居易在政治上奋发有为的时期。他不顾自己官位低下的实际处境，也不顾勇于进言可能带来的不测之祸，积极地为朝廷献计献策。他的一系列奏状，系统地体现了儒家以民为本的政治思想，也充分展现了儒家杀身成仁的政治风范。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这种思想是最能体现人类理性和人道主义精神的思想。即使不当谏官了，白居易仍然关心朝政，敢于直言进谏。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六月三日凌晨，主张讨伐割据藩镇的宰相武元衡被某些心怀不轨的节度使派出的刺客在上朝的途中刺死，他的颅骨也被割下来带走了，刺客竟然逃之夭夭，这真是朝廷的奇耻大辱。当时担任太子左赞善大夫的白居易怒不可遏，迅速作出反应，在事发当天的中午就上书言事，要求朝廷迅速捉拿刺客，查明幕后主使，予以严惩。白居易的奏状递上后，两天之内就传遍了整个长安城，可见朝野都很重视这道奏状。可是朝中的宦官和权臣们却大为不乐，他们原来就对白居易心怀不满，对白居易这次越级言事更是十分恼火，便寻找罪名把他贬到江州任司马。这是白居易仗义执言付出的严重代价。白居易用他的实际行为表明他对儒家思想不但由衷信从，而且付诸实践。儒家思想的最大特色就是不事空言，而见诸日用人伦。白居易的行为正是儒家风范的具体体现。

白居易在朝中勇于言事，他在诗歌写作上也有类似的表现，那就是大量写作以美刺为目的的讽喻诗。白居易的讽喻诗共有172首，这些作品基本上都写于在朝为官的十年期间，其中以《新乐府》50首和《秦中吟》10首为代表作。虽然世人最看重的白居易诗歌也许是《长恨歌》和《琵琶行》，但白居易本人却根本不同意这种看法。白居易在写给元稹的信中说得很清楚：“今仆之诗，人之所爱，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已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由于白居易写这封《与元九书》时还没有写《琵琶行》，所以信里只说到了《长恨歌》。就是说他本人对自己诗歌的评价与世人不同。那么白居易自己最看重的是什么作品呢？首先是“意激而言质”的讽喻诗，只要看白居易自己所编的诗集中，从卷一到卷四都是讽喻诗，就可以明白这一点。那么，白居易为什么这样重视讽喻诗呢？白居易讽喻诗的价值到底如何呢？简单地说，白居易写作讽喻诗，其主要价值取向在于政治，而不在于文学：在于社会功效，而不在于个人抒情。正因如此，白居易大张旗鼓地揭示了著名的诗歌纲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文章就是文学，歌诗就是诗歌，“为时”就是为了时代，“为事”就是要以具体的事实为写作对象。有些后人批评白居易的观点抹杀了诗歌的个人抒情性质，其实白居易的这两句话是针对其讽喻诗而说的，并不包括感伤诗、闲适诗等其他作品。换句话说，白居易并不是不理解诗歌的个人抒情功能，能写出“吊影分为千里雁，辞根散作九秋蓬”的白居易，能写出“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白居易，难道还不是抒情高手！只是白居易写作讽喻诗之时，他格外强调这类作品的社会意义和政治功能罢了。值得注意的是，白居易写作讽喻诗，不但在时间上与他大量写作谏书相重合，而且两者的内容也是互相呼应的。白居易认为讽喻诗的内容是“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也就是有关民生疾苦，可以裨补朝政，却很难落实为具体的进谏对象的内容，就写进讽喻诗。所以，在白居易看来，他的讽喻诗与谏书具有相同的本质，都是为了反映舆情，揭露弊政，从而警诫朝廷，改善朝政。两者的区别仅仅在于：谏书是直接的抨击，而讽喻诗则是间接的讽刺。白居易的讽喻诗无情地揭露了中唐社会的种种弊端，反映了人民的悲惨生活和不幸遭遇，批判了统治者荒淫无耻、不恤民情的真实嘴脸。这样的诗歌表达的是人民的心声，这样的诗人是人民的代言人。相传白居易的诗风通俗易懂，连不识字的老奶奶都一听就懂。风格通俗的基础是内容的切近民众，只有与广大人民的实际生活息息相关的诗歌才会得到他们的理解和欣赏。那么，白居易的讽喻诗到底涉及了哪些社会内容呢？

首先，白居易悲悯地注视着社会的各个角落，观察到民间疾苦的方方面面，从而毫发无隐地揭示了中唐普通百姓极其悲惨的生活状态。《杜陵叟》记录了一个世世代代居住在杜陵的老农民的愤怒控诉：他年复一年地辛勤耕种着一顷有余的薄地，可是今年的年成实在不好。三月里正当麦子抽穗的季节，却遭逢大旱，麦苗枯死。九月里稻子还没成熟，却严霜早降，颜色还没变黄的稻穗就干枯了。夏收、秋收都几乎是颗粒无收，可是官吏们依旧逼着农民交纳租税。农民被逼得没办法，只好抵押自家的桑树，又出卖自家的土地，换得一些钱财来交租。官府这样做，简直就是剥夺我穿在身上的衣服，抢夺我将要进嘴的口粮啊！官吏们这般残害百姓，他们简直就是豺狼，何必要长着铁钩般的爪子和锯子般的牙齿，真的来吃人肉！在所有谴责苛政的古典诗歌中，这首《杜陵叟》的语气是最为激烈的。孔子早就说过“苛政猛于虎”的名言，但是白居易的“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等句子却更为尖锐、犀利。更加值得重视的是，此诗中还对皇帝的假仁假义作了一针见血的揭露，这在当时需要多大的勇气啊！

如果说《杜陵叟》所批判的急敛暴征还算是封建社会中合法的剥削的话，那么《卖炭翁》所揭露的“宫市”就是无法无天的公然抢劫了。请看那个烧炭老翁的悲惨遭遇：老翁长年在终南山里伐木烧炭，满脸尘灰，十指乌黑，不知经历了多少艰辛。他没有别的谋生手段，全靠卖炭得钱来维持生计。木炭当然是天气严寒时才需要的东西，可怜这位穿着单薄衣裳的老翁，为了让他的木炭卖个较好的价钱，竟然一心盼望着天气严寒！“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这两句诗，真的是一字一泪！总算天如人愿，夜降大雪，老翁赶着牛车，运着千余斤重的木炭来到长安市场。可是两个太监骑着马走来了，他们不由分说就抢过牛车，赶往宫中。《卖炭翁》的题下自注说：“苦宫市也。”其批判矛头直指这项弊政恶法，也直指宦官和他们身后的皇帝本人。请问这样的诗歌，与那些直言无忌地揭露时弊的谏书又有什么不同？要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谏书是给皇帝看的，最多只能起到一点讽谏作用。而诗歌不但写给皇帝看，也是写给广大读者看的，诗人代表不幸人民对苛政所作的控诉，字字血泪，永远感动着千古读者。

白居易的讽喻诗义正词严，疾恶如仇，真正起到了反映民情、干预政治的良好作用，这是文学社会功能的最好体现。从《诗经》、汉乐府到杜诗，中国古典诗歌有一个非常优秀的传统，就是直面社会现实、揭露民生疾苦，白居易继承了这个传统，而且有所发扬光大。在这个意义上，白居易的讽喻诗不但堪称唐诗中的精品，而且是整个古典诗歌中不可多得的精华部分。描写风花雪月的诗歌当然也是有其价值的，但是就整个文坛来说，绝对不能只有风花雪月而缺少对民生疾苦的关注。在这个意义上，白居易的讽喻诗至今仍有深远的教育意义。

三、乐天知命故不忧

中国古代的读书人，都要面临一个人生最重要的问题，那就是选择出仕，还是退隐？早在先秦时代，士人们就对“出”还是“处”的问题有了深入的思考。所谓“出”，就是出去做官：所谓“处”，就是居家不仕。所以“出处”问题也就是关于出仕和退隐的思考。也就是说，摆在古代读书人面前的人生道路只有两条，一条是出仕，另一条就是退隐，除此之外别无他途，这是他们面临着的两难选择。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丹麦王子哈姆雷特说：“生，还是死？这是个问题。”换了中国古代的读书人，就应该问自己：“出仕，还是退隐？这是个问题。”那么，对于古今士人谁都无法逃避的这个“千古一问”，白居易给出的又是怎样的答案呢？白居易的答案是两个字：“中隐。”

《中隐》是白居易五十八岁时写的一首诗，那年他正在洛阳任太子宾客分司。诗中说，像东方朔那样隐居在朝廷或闹市中，未免过于喧嚣。而像传统的隐士那样生活在山林里，则又未免过于冷落。既然如此，不如采取“中隐”的方式，就是虽然做官，但不在朝廷里做大官，而是像自己那样，在洛阳任一个闲职。这种“中隐”的方式，既像是出仕，又像是退隐：既不是忙忙碌碌，也不是无所事事。在这首诗的后面，白居易还进一步说明了“中隐”的种种好处，比如既有充足的俸禄，又无繁忙的公事，所以不但可以免于饥寒，而且可以悠闲度日。这样的做法是否属于投机取巧？这样的人生态度是否有点庸俗？首先我们应该注意到，白居易写《中隐》时，已经人到暮年，难免会产生比较消极的思想。事实上白居易的消极思想早在贬为江州司马时就产生了。他在武元衡遇刺的第一时间向朝廷上书，完全是出于正义感和责任感，却反而受到诬陷、打击，不但无人为他伸张正义，而且有人落井下石，这给白居易的心灵造成了难以痊愈的创伤。正巧此时白居易已经人到中年，他觉得人生短促，就算自己能活到七十岁，也只剩下二十六年的余生了，又何必再自讨苦吃？从此他的政治热情逐步消减，“中隐”的思想在他心中逐渐占据了上风。其次，白居易选择“中隐”的生活方式，主要是为了回避政治风波引起的不测之祸，他也确实达到了目的，“甘露事变”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甘露事变”发生的那年，白居易六十四岁，正在洛阳，任“太子少傅分司东都”的闲职。事变发生后，白居易在第一时间就在诗歌中有所反应，这首诗的标题就叫《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九年”就是大和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就是“甘露之变”发生的日期。全诗如下：“祸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顾索素琴应不暇，忆牵黄犬定难追。麒麟作脯龙为醢，何似泥中曳尾龟？”这首诗的意思并不难懂，一、二两句是说人们的灾祸和幸福都是很渺茫的，是无法预料的。尽管如此，但是大凡及早从官场急流勇退的人，似乎有先见之明，因为他们由此而避免了祸患。三、四两句把自己与“甘露之变”中罹难的朝官进行对比，“白首同归”是一个典故，指西晋的潘岳与石崇两人同归于尽，白诗所说的“君”指当时被害的所谓“甘露四相”，也就是李训、贾餗、舒元舆和王涯四人，意思是当你们在朝中同归于尽的时候，我正独自前往青山。这两句诗决没有幸灾乐祸之意，因为白居易本人一向坚决反对宦官专权，他虽然与“甘露之变”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在感情上肯定是站在朝官一边的，他怎么会对朝官遇害幸灾乐祸！所以，这两句诗中确实有庆幸之意，但那只是对自己因急流勇退而免遭灾难的庆幸，至于对那些遇害的朝官，白居易是满怀同情的。白居易的这种人生态度，是不是人们经常说到的“明哲保身”？当然是的。在现代人看来，“明哲保身”是一种消极的人生态度，它还曾经受到十分严厉的批判。其实在古代，“明哲保身”并不是一个贬义词。这个词源于《诗·大雅·烝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按照孔颖达的解释，“明哲保身”决不是同流合污，“明哲保身”的人并不缺乏正确的价值判断，他们完全能够明辨是非善恶的区别，只是选择了远离祸患的安全处境来保全自己而已。当然，“明哲保身”不是积极有为的人生态度，但是在一个政治生态极其恶劣的现实环境里，除了少数特别刚烈的英雄人物之外，一般的人很难做到以死抗争，此时“明哲保身”也是一种可取的人生智慧。

白居易字乐天，“居易”的名取自《礼记》的《中庸》篇：“君子居易以俟命。”意思是君子自处于平安的境地以听天任命。“乐天”这个字则是源于经典《周易》中“乐天知命故不忧”的句子，意思是乐于顺应天命，所以没有忧虑。白居易的人生中确实体现出了乐天知命的态度，那么，我们又该如何评价这种人生态度呢？我们先从后人对白居易的评论说起。白居易知足常乐的思想，曾受到朱熹的严厉批评。朱熹说：“乐天，人多说其清高，其实爱官职。诗中凡及富贵处，皆说得口津津地涎出。”（《朱子语类》卷一四〇）朱熹认为，白居易是假清高，他嘴上说淡泊名利，心里却想着高官厚禄。所以白居易在诗歌里一说到富贵，就连口水都淌下来了。朱熹对白居易的批评是否准确，是否公正呢？应该说不够公正。白居易在朝任职时曾经多次奋不顾身地上书言事，甚至不惜得罪执政的宰相乃至皇帝本人，连身家性命都在所不顾了，哪里还说得上爱什么官职！那么，朱熹的话是否纯属无中生有的肆意诬蔑呢？倒也未必。因为白居易的诗歌中确实经常说到官职，不但说到官职，还进而说到与官职有关的俸禄与品服，不过并没有达到“口津津地涎出”的程度。清人赵翼在他的《瓯北诗话》中专设两条，一条专论白居易诗歌中记载俸禄收入的内容，另一条专论白居易诗歌中记载官品服色的内容。第一条中，赵翼举了白诗中的八个例子，分别记载了白居易在当校书郎、盩厔县尉、京兆户曹参军、江州司马、太子宾客分司、刑部侍郎、太子少傅七个职位上的俸禄收入，以及以刑部尚书的身份退休后的“半俸”的金额。对我们来说，值得注意的不是这些具体的金额，而是白居易在说到这些俸禄时的态度，比如他在盩厔县当县尉时写的《观刈麦》一诗中说：“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念此私自愧，终日不能忘。”这是白居易面对农民终年劳苦仍然食不果腹的窘境，从而对自己坐享官禄而感到惭愧。随着官位的升迁，白居易的俸禄也越来越高。等到他当上平生最高的官职太子少傅时，俸禄也达到了最高的等级：“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闲人。”（《从同州刺史改授太子少傅分司》）白居易对这样高的俸禄本身是心满意足的。白居易的此类诗句，是否就是“口津津地涎出”呢？我觉得不是。就像现代的公务员领取国家规定的工资一样，这是合法的收入。一位官员没有贪污受贿，除了薪俸之外没有其他的收入，他在诗中说说自己的薪俸收入又有什么关系呢？现在人们对公布官员收入的呼声越来越高，白居易简直是古代官员主动向社会大众申报个人收入的模范，我看不但不应受到指责，反倒应该得到表扬才对。

那么，知足常乐的白居易的实际生活到底是否快乐呢？或者说他的人生是否美满幸福呢？明代的袁宗道曾称白居易是“世间第一有福人”，说白居易的物质生活过得很好，但那只是中唐时代一位高级官员的实际生活水平。白居易既不是像陶渊明那样躬耕乡里的隐士，也不是像杜甫那样的乱世飘泊者，他官至二品，七十一岁才真正退休，他当然能享受相当优裕的物质生活。我觉得重要的不是白居易的实际生活过得怎么样，而是他对物质生活持什么态度。应该说，白居易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普通人，他对于物质享受既不拒绝，也不刻意追求。他在江州司马任上，可算是失意透顶，但是他在给元稹的信中自称在江州的生活有“三泰”，第一“泰”是合家团聚，“得同寒暖饥饱”：第二“泰”是江州物产丰富，自己的俸禄足够养家，“身衣口食，且免求人”：第三“泰”就是盖了一座庐山草堂，“可以终老”。全家团聚，且能温饱，这对于一个官员来说只是最基本的生活水准，白居易却自称其中有“三泰”，这显然是知足常乐的生活态度的具体表现了。白居易的知足思想是怎么产生的？后人往往把它归结为中庸思想的影响，或是佛教和道家思想的影响，具体的情况比较复杂，我在这里只想对这种思想做一个通俗的解释，我认为白居易的知足常乐其实是经过“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尤其是“比下有余”的思维方式而得出的结果。白居易曾经以古人为相比对象，当然，他是专门把自己的处境与那些在某些方面遭遇不幸的古人相比，他自称：“富于黔娄，寿于颜渊，饱于伯夷，乐于荣启期，健于卫叔宝。”（《醉吟先生传》） ）第一比是“富于黔娄”。黔娄是春秋时代著名的隐士，家里一贫如洗，死后用一条布被覆盖遗体，“覆头则足见，覆足则头见。”就是盖住头则双脚露了出来，盖住脚则头会露出来。相比之下，白居易当然富裕多了。第二比是“寿于颜渊”。颜渊就是颜回，他三十二岁就夭折了，是著名的短寿之人，白居易的寿命当然要长得多了。第三比是“饱于伯夷”。伯夷不食周粟而饿死在首阳山，白居易当然要比他饱得多。第四比是“乐于荣启期”。荣启期自称有人生三乐：是人，是男人，活到九十。除了第三乐即长寿以外，其余的二乐真是太一般了。所以白居易认为自己要比荣启期更快乐。第五比是“健于卫叔宝”，这是“五比”中最有意思的一比。卫叔宝是个弱不禁风的美男子，只活了二十七岁，时人说他是被人“看杀”的，所以白居易认为自己比卫玠更健康。请注意，白居易尽找那些不幸之人的弱点来与自己做对比，比如卫叔宝这个对象其实有两个特点，一是病弱，二是貌美。假如白居易与卫叔宝比相貌，当然是必败无疑。但是白居易不跟他比相貌而只比健康，于是大获全胜。比来比去，白居易总比别人优越，总比别人幸运，所以他怎么会不知足呢？这种比下有余的思维模式，使得白居易无往而不胜，所以无往而不乐。正因如此，白居易在洛阳的晚年生活是相当愉快的，他在《秋日与张宾客、舒著作同游龙门，醉中狂歌，凡二百三十八字》中说：“丈夫一生有二志，兼济独善难得并。不能救疗生民病，即须先濯尘土缨。况吾头白眼已暗，终日戚促何所成。不如展眉开口笑，龙门醉卧香山行。”在兼济天下方面已经无可作为的前提下，白居易只能以独善其身为人生目标。况且已至衰暮之年，与其终日悲戚，不如愉快度日。白居易的这种人生态度，当然有点消极。如果是着眼于国家或民族的前途，我们不能小富即安，而应该不断前进。即使是对待个人的事业，我们也应该奋发图强，力争上游。但是如果是对待个人的生活水平，尤其是物质生活，则白居易知足常乐的观点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因为无论在什么方面，我们普通人永远处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处境，只有“比下有余”的生活态度才能让我们获得安宁、愉快的心境。假如你老是关注“比上不足”，你的眼睛老是盯着比你更幸运、更成功的人，你将会永远处于焦躁、烦恼之中。只有“比下有余”的态度才能让我们保持安宁、愉快的心境。这是白居易的闲适诗给读者留下的最大启迪。

【注释】

[1]2007年11月19日在安徽师范大学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