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聂耳：想进电影界的音乐人

九一八噩耗传来

九一八事变发生的那一天，聂耳接到联华影业公司通知，明天要乐师穿礼服拍戏。这是续拍前些天就参与开拍的影片《银汉双星》的一幕，那年聂耳19岁。

因被同一共青团小组里的叛徒出卖，刚刚毕业、原本有望在玉溪做县督学或在县中教书的聂耳（聂耳《致二哥［聂子明］》，1930年6月19日），紧急避险来沪，至此已经一年有余。通过三哥的关系，聂耳1930年7月18日到沪，即投奔云丰申庄（薛振青、张仓荣《回忆聂耳［摘录］》，《聂耳年谱（增订稿）》），在虹口公平路同春里（今公平路185弄86号2楼）栖身。两天后，他拿着三哥给的介绍信，照上面的地址四处求职。英语专业的师范学校毕业生，在湖南、广东当过数月的兵，曾考进欧阳予倩在广东主持的戏剧研究所，有些表演小天赋，向往音乐、文学，如此种种，在上海找工作并不容易，留洋博士还失业呢！整整十天一大圈兜下来，还是回同春里做云丰申庄的店员。起初没有工资，不久改为“驻申稽查员”，开始有每月15元的津贴。

“云丰”做的是由滇汇款到沪，购买“大联珠”香烟运滇销售的生意。从精华工厂提货、包装、付邮、打电报，忙时忙，闲时闲，聂耳此外还要兼任记账、打扫、买菜等杂务。所住是市井陋巷，苍蝇，蚊子，臭虫，肮脏的被窝，几个人挤通铺，遇到他们打麻将聂耳就设法躲开。邻居有经常酗酒打老婆的白俄，还有能讲英语、日语及多地方言却不会写字的轮船火头。晨起，但见黄包车、巡捕、老虎灶、马桶，西牢的洋岗警，推小车，小红灯，提着饭盒上早班的工人，工厂的烟囱，轮船的烟囱，汽车、洋房……（聂耳日记，1930年12月4日）⁽¹⁾

聂耳没有忘怀政治，何况上海那时正是进步人士向往的革命中心。八一世界反帝战争日，又是南昌起义3周年纪念日，聂耳正忙，但还是特别留意警察“严怖”的街面，看到第二天上海报纸，这才知道“原来昨天的事”“依然大肆活动”（1930年8月2日）。惦念着11月7日是苏联十月革命节纪念日，聂耳午后到英大马路（今南京东路）、南京路、跑马场、北四川路一带转悠，但见华洋巡捕密布，眼光闪着凶神恶煞，那天飞行集会没能实现。就在初到上海的日子里，聂耳回顾了既往经历，思想有了新的进步。他抽空整理了自己的所谓年谱：1912年2月生人，4岁丧父，兄三姐二，靠父亲留下的药材铺勉强维持生活，6岁上玉溪县立师范的附属小学，10岁入私立求实小学读高小，演新剧，音乐已成全校之冠，13岁进云南省立第一联合中学，15岁进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从军，复学，等等（10月19日）。看了几篇革命文学论文，他心领神会：“现在的艺术运动的主要任务是要大众化”，明确自己今后不再作个人呻吟，要“向着新的艺术运动的路上跑去。”（10月19日）“由于该时代的社会经济基础之特性，产生了依附于该社会经济基础之特殊的意识形态——思想、学说、理论等，”《读书月刊》上的格言也被他认真地抄写在日记本上，“而这意识形态——思想、学说、理论等，恰恰足以解决了当时代的社会问题。”（11月10日）通过郑雨笙（郑易里），聂耳11月和虹口的反帝大同盟联系上了。聂耳之所以尊称郑为七叔，是因为自己的三哥与他的侄女订婚，其实二人相差不过5岁。郑雨笙是中共党员，是中国组织翻译《资本论》的第一人，对聂耳在沪发展起到了关键的呵护作用。据郑回忆，有一次，聂耳身穿一件蓝布大褂，参加了南京路的示威游行（郑易里《回忆聂耳二三事》）。

跨入1931年，2月9日聂耳迎来他到沪以来的第一场雪。用冻僵的手画出“一个赤热小心”，那天正是心中所爱袁春晖的生日。继续英文修炼，并补习日文，重读丰子恺《音乐入门》，因而注重小提琴的基本练习，买一本口琴吹奏法搞定口琴，转又研究摄影术。轧马路，逛“大世界”，游龙华，会同乡，偶尔无聊到在买菜时跟踪年轻女子，他在日记中称此为“追小白兔”并加追悔（1931年2月20日）。这种闲适日子不会长久，云丰申庄主要是靠邮局的一个股东将高额的特种消费税瞒过以营利，聂耳察觉后就不看好它（聂耳《致二哥［聂子明］》，1931年2月13日），再说环境也不能让他满意。3月3日，他曾报考国际无线电台打字员，到场不由得慨叹“在上海谋职业之不易”。16天后，“青天白日中突来一个霹雳”，“云丰”商号逃税事在昆明被查获，并处于高额罚款，本店连同申庄一同倒闭，店员做不成了，一时衣食无着（3月19日）。

“回去吗？还是找别的事？”（3月19日）“左思右想：为思想，为理智，为感情，为饭碗，为拉violin，为身体……着实想不出一条头头顾及的路业。”最终思考进一步聚焦：“你除了这尚有一线希望的地方可以混一混饭吃，别的路还有可走的吗？有固然是有，但你又不能不想到那些相联系的问题”（3月27日）。这样，聂耳就留意起报上广告，第二天便在《申报》一角看到上海联华影业公司音乐歌舞学校的招生启事，除招歌舞组女生3名外，还招音乐组男生3名，待遇相同：入校不但不收学费，每月还有3元津贴。聂耳当天就到爱文义路一二九甲号（今北京西路1298号）报了名。看到“影业”字样，聂耳心里就是一动：“明明知道他们要骗两块钱，不过拍一点影片也还有趣。”（3月30日）

上海，当时中国的影都，聂耳身不由己地向电影靠拢。1930年8月1日，聂耳去邮局途中路过天一影片公司，正遇在拍电影，好奇心驱使他进片场参观。后又帮着昆明朋友廖伯民等辗转联系到“天一”老板邵邨人，商洽租借“天一”与明星影片公司电影拷贝事宜。为此，还收到朋友寄来的100元谢金，除汇了一半给母亲，其余聂耳用来置了冬衣、买了一把小提琴（聂耳《致二哥［聂子明］》，1931年1月8日），以及一台“白郎宁”牌美国旧照相机。至于来沪初对家人所作的“不敢进一次电影院”的承诺（聂耳《致二哥［聂子明］》，1930年8月31日），早就不能作数。《西线无战事》《淘金记》《荡妇愚夫》《瑞典女王》（克林斯汀娜），以及《五十年后之新世界》等尽数观赏，有时是一夜看两次电影（1931年2月12日），有时是“饿着肚子看电影”（3月8日），“为爱看电影的缘故，不知曾哭过多少次”，特别是看不得嘉宝在银幕上流泪（3月6日）。2月19日恰巧买了几张电影明星照片，翌日“又买了大批的画片”，聂耳仿佛成了追星族。

招员的其实是黎锦晖创办的明月歌剧社，当时正与联华公司商谈协作事宜。联华影业公司为拍摄有声电影，准备办一个歌舞班，“联华”老板在奥迪安大戏院专场观摩明月社演出后，决定将该社收编为联华歌舞班。于是，明月社面向社会扩招成员（黎莉莉《回忆中华歌舞团、明月歌剧社》）。

聂耳加紧练习《小小画家》《三蝴蝶》等黎锦晖音乐作品。临考前一天，他跑去看了中国首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1931年3月31日），可能是为了稳定情绪。来到考场，发现应试者云集（后来得知竟有130多人）且不乏专家（晓龙［郑易里］《想起了聂耳》），“半路出家者”不免怯场，临场发挥并不如意。焦躁中，聂耳于4月3日收到复试通知书，当天就到山西大戏院看电影《皇后歌舞》。8日，复试录取。典当度日，终于盼到入校通知，22日搬入设在爱文义路上的联华影业公司音乐歌舞学校。

“生活终于改换了”（5月15日），青春少男置身“少女集中营”式的音乐歌舞学校，糊里糊涂就过去了2个多月，几乎都没能写日记（6月29日）。不过，在5月随明月歌剧社赴南京演出归来后，聂耳练习小提琴愈加勤奋。他的“小老师”是与其同岁的王人艺，七八人共住的宿舍非常拥挤，二人就经常站对角来练琴（王人艺《聂耳学琴》）。7月3日，第一次在上海登台演出，三场滑稽歌剧没有一次不错一点的。不过，小提琴技艺大有进展。7日，聂耳参与到“大中华”的配音工作，王人艺不满即将并入的“联华”给自己的低待遇而拒不到场，黎锦晖就让聂耳取而代之，竟也告成。10日，正是离开云南故乡一年整，回想自己当时的抱负，不免有“背驰了原定的路线”的叹息：“我放松了某一种中心思想的发展，这种病态地、畸形地在这样一个社会讨生活，无宁说是一种盲目的蠢动，有什么计划可言？”他期许着“新生的开始”。

“The passed Nie Shou-Sin was not the Niel of this time．”（昔日的聂守信已非今日之聂耳），聂耳8月16日日记自我鼓励道。他自我检讨：“不论你从哪条路跑，你对于哲学的基础不稳定，终于是难得走通的。”为解决思想的“饥荒”，他向郑雨笙借看几本重要的书。不过，张扬“聂耳”之名又包含了几多自信与肯定。不再是初到大都会的外地少年，也不再是乍入明月社被人“聂子镊子”（“孽子”）呼来唤去的“小弟弟”（晓龙［郑易里］《想起了聂耳》），因为姓氏（“聂”的繁体字为“聶”）有三只“耳”，加之耳朵能前后摆动的“特异功能”，兼有学谁说话就像谁的特长，人送外号“耳朵先生”，他索性将“聂紫艺”改成“聂耳”。接下来为“联华”老板罗明佑庆生所举办的晚会，简直成为聂耳出世的宣告会。聂耳代歌舞学校出了一个“聂耳博士讲演”的节目，有英语、法语、日语、口琴、上海话、广东话的演讲，有京调、英、日的清歌，最出人意表、最受欢迎的是学当红女影星紫罗兰的埃及舞，最后收场竟是一声猪叫。全场掌声雷动，聂耳当时受奖一个包装精美的盒子，打开原来是饼干。新锐导演孙瑜特来握手致贺，当红男明星金焰拉他到俱乐部一坐（8月24日）。翌日，罗明佑派人送来一花篮，上写“聂耳博士”。后又传来罗老板的评语“时髦的滑稽”，并欢迎他去拍滑稽剧（8月30日）。

王人艺以学琴和养病为由，执意要赴北平，在含泪送别后，聂耳没想到自己随后升格为第一小提琴手。生活依旧拮据，甚至一时买不起一顶蚊帐，但还做着去美国发展的梦。时来运转，9月5日明月剧社与联华公司正式签约，聂耳每月可领到25元的乐队薪水。新生活就要开始，当晚大家欢欣地努力加餐。想到自己的发展，聂耳暗下决心：“从此努力吧”。

接联华“将令”后，发觉自己没有衬衫，聂耳就到黎锦晖那里去借。路上，聂耳和黎锦晖的四弟黎锦纾谈起王人艺学音乐的历程，觉得有些方面可以借鉴。见到黎锦晖又谈个人的正当发展，由此振奋努力的精神。回到住处，聂耳就做了一些《和声学》的练习。

9月19日，日本关东军昨夜突袭沈阳北大营、进而占领该城的消息就为上海消息灵通人士所获知，上海市各界反日援侨会应急成立并发表宣言。聂耳那天早上练习作曲，送别王人艺的感伤心理自然流露出来。下午1点进摄影场，参与《银汉双星》的拍摄。该片是朱石麟改编自张恨水的作品，有游艺会一节需要明月社的歌舞表演，且在8月21日就拍摄了《努力》《蝴蝶姑娘》两个节目。初次化装，油彩画的脸像死人一样。无休止的等待时间，趁机跟导演史东山聊起了音乐，原来史导演也拉过三四年的小提琴。好不容易挨到了，又老是奏一两个调子，直到午夜12点才回住处，水银灯照得眼睛不舒服，记得史导演说自己能演剧，“以后有机会我可以来一个”（9月19日）。

这样就到了9月20日。当天继续影片拍摄，不过拍了两个大镜头，仍是午夜12点多钟才回来。不同于昨日的是，九一八事变的消息震动了他。那天《申报》以《日军大举侵略东三省：蔑弃国际公法，破坏东亚和平，沈阳辽阳长春安东营口等处均被侵占》为题，大幅报道了九一八事变及其进展。聂耳在当天记道：“今天——九月二十日，最值得注意的一件大事是报纸上的大字：‘日军占据沈阳城，炸毁南满路，……东北军王以哲旅长殉难……’，这是前晚发动的。”

王以哲，聂耳知道他。就在楼下还挂着一幅“宣扬艺术”的礼幛，就是明月社到东北表演时王以哲送的。关于王以哲牺牲的消息是谬传，不过，聂耳对日军的强盗行径并不感到十分意外：“日本侵略中国，是在意料中的事。试看万宝山、中村失踪等事件，不是它的诡计？现在竟敢大肆侵占东北，大施其帝国主义的暴行，什么飞机场、兵工厂都占了。”

翌日传来的日军侵华消息更为凶险，说什么日军已兵抵北平、天津。聂耳跑下楼去，大看《时报》，用了一个多小时才将相关消息看完。心里更加不好过，看来事情太严重，“日帝国主义的侵略，全是有准备、有计划的”。报上还有说什么“不过是下级警民的冲突，日政府对中国是没能一点敌意的”，聂耳禁不住说道：“这种不可隐蔽的事，你到如今还要来欺骗人！”

同日，《时报》号外报道了日本大地震的消息，聂耳稍感快慰：“唉！天有眼睛。”（9月21日）

9月22日，上海气氛异常紧张。

日本商店门口竟贴出“庆祝日军占领沈阳”的标语；日本驱逐舰来沪借口保护侨民；虹口一带密布日警，洋洋得意地对华人做着骄态；还有，日本人开着插有标语旗帜的汽车在马路上示威，同文书院的日本学生散布各戏院、游戏场，横冲直撞。诸如此类消息伤害食欲，让聂耳不仅吃不下早点，连午饭也减量一大半。

这一天，聂耳到联华公司摄影场试排《卖花女郎》。次日，正式开拍，拍摄了一幕歌舞短片。聂耳对当天拍摄的一组亲吻镜头颇不以为然：“这在中国片里可以找到多少例子？我们何以要去仿效？况且‘kiss’在国片里终是使人最讨厌的东西。”（9月23日）

危机空前，当年的中秋节竟发生月食；国难当头，电影界风气开始变化。10月4日10点，在光华大戏院召开“联华同人抗日救国团”第一次全会，到会150多人，全是联华公司的演职人员。聂耳出门前被明月社友奚落了一句“真爱国”，待他们步行赶到，迟到了。会开得有点失序，“联华”上海分管理处负责人陶伯逊报告开会的理由，“扯得太远”，耽搁了很长的时间。“通过简章，简直闹得一塌糊涂，有的不懂开会常识；有的图得女子可以发笑，发表最无聊、最顽皮的意见；或是无谓的争执。”聂耳在日记中批评道：“这样一个严肃、感慨的会，哪里能容你做那些浪漫行动？”但不管怎么说，“‘联华’也要爱起国来”。

“班主”，《义勇军进行曲》

枪声骤然响起，聂耳通过楼窗观看，但见中日双方在爱文义路展开巷战。

随着一声巨响，突有流弹飞入，聂耳急忙到门外躲避。刚到门口就觉得右腿一刺，知道被击中了，有一只小眼睛那么大。社友有出主意的，说用生鱼油擦就会好。

痛，聂耳从噩梦中惊醒，发觉手还在摸着“枪伤”，还真的有点痛。那是1931年10月17日的清晨。

所谓“联华”音乐歌舞学校，其实还是明月歌剧社，一切照旧；鸡啼、狗吠、鸟叫。

萨克斯管、贝斯、圆号、小提琴，几乎同时响起。吹小号的乐师反复练习着往小号的喇叭口里加弱音器，行内人称为“戴礼帽”，但还是把隔壁出生七天的小孩给吵哭了，“这哭声和号声没两样”。

少女们在院里练着大腿功夫，“哥哥”“妹妹”的情歌一早到晚没停。有空时间，这些美丽的就各自翻看“班主”送的礼物，自以为是“独我无二”。“班主”呢，他可是没有早起的习惯，微笑着翻了一个身又甜睡过去。聂耳后来在《本事》一文如此回顾当年的生活，他真想把它编成电影。

“班主”是谁？——黎锦晖。

当晚，聂耳到“班主”住处探望，他正卧病在床。

聂耳应考联华歌舞班时，黎锦晖负责主考，聂耳清楚地记得他的第一句问话是：“你到上海好久了？”当时，主考官拿一个C调十六分音符的极高音部练习曲让聂耳演奏，这不能算是太难的练习曲，但是聂耳紧张，“错的错，落的落，终于没有奏完”，但是黎锦晖仍说有希望（4月1日）。黎锦晖确有识才的慧眼，对于这位考生当时情形，“班主”多少年后还记忆犹新：“他的身体相当健康，精神振作，常识丰富，胡琴有根底，小提琴刚习不久。立时决定录取。”聂耳进“明月”后，黎锦晖对他小提琴技艺长进大为赞赏：“每日练六小时，进步很快。”之于聂耳对西方古典音乐与“现代派”和流行音乐的赏鉴能力也颇为认同（黎锦晖《聂耳同志在明月社时期事迹纪略》）。

不仅创办了明月社，黎锦晖还凭其创作中国第一首流行歌曲《毛毛雨》、唱红大江南北的《桃花江》，以及大量脍炙人口的儿童歌剧、歌舞及歌曲，当仁不让地雄踞中国流行音乐第一人的宝座。对此神话般的人物，聂耳虚心求教，他曾郑重提出学习作曲。黎锦晖微微一笑，先要聂耳学好注音字母，要求用40个字母，拼出400个音来，改掉他讲话时不自觉带出来的云南口音。聂耳既聪明又勤奋，他仅开了一个通宵的“夜车”，就将注音字母全部熟记于心，并且能够运用。接着，黎锦晖要聂耳记熟每个音的“五音四呼”。聂耳就制作注音卡片，装满自己的上衣口袋，有空就抽出一张来认读，仅用两三天工夫，便记熟了千把个字（陈聆群《王人艺先生谈聂耳［摘录］》）。有此国语音韵基础打底，就为聂耳后来善于将曲与词有机吻合的大众歌曲创作做了很好的铺垫。

黎锦晖音乐创作的柔靡作风，显然没有波及聂耳。更何况在九一八事变后，黎氏音乐创作有了新的变化。就在一星期前的10月10日，那天《申报》第15版刊发了黎锦晖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曲名赫然在目。

说起来那天正是双十节，聂耳四处借钱，凑足三块钱的学费，就找小提琴老师去学琴。老师对聂耳“所练习的功课非常满意，又指定了好些练习”，并介绍他到“一个提琴制造厂修理violin”。归途路过白渡桥，见附近有房子起火，就观望了一会。当晚，因指挥未来，合奏了两个多小时，“到底比较紊乱”。怪了，直到写当天日记时那烟火味还留在聂耳的鼻子里挥之不去（10月10日）。就这样过了一节。

那天的《申报》一片国难当头的哀氛，正是“痛哭流涕话国庆”，社会毫无喜庆可言。国民党南京政府兀自表态不做宣战准备，无异自我消磨执政的合法性。民间抵制日货、组织义勇军，何止是暗流涌动，简直可称是巨浪排空。此时《申报》发表黎锦晖的《义勇军进行曲》，显然是以艺术的形式传递民间的抵抗之声。该曲由黎锦晖一人兼任词曲创作，分明是为沪上风起云涌的义勇军献上的军歌。该曲共有4段歌词：

我国不幸，水灾兵祸，受尽折磨！暴日乘机兴兵抢夺，杀人放火。奋斗救国，动起干戈，我们来尽忠报国！快把那万恶帝国主义打破！

本着三民主义精神，合力齐心，爱护民国，誓为忠勇的国民。奋斗牺牲，智勇忠信，组织成义勇军，雪耻救国是我们责任！

打起精神，努力操练，勇敢强壮！战斗技能，学识、方法，无不精良。服从命令，严守规章，有朝开往战场。奋勇将暴日的蛮兵扫荡！

我们同心！努力！拼命！誓把国保，杀尽敌人，恢复领土，耻辱自消。国际地位，定可增高，行总理太冈遗教，永伴着中华民族的荣耀！

不再是“毛毛雨，下个不停　微微风，吹个不停”，不再是“桃花江是美人窝　桃花千万朵呀，比不上美人多”，黎氏的《义勇军进行曲》有意做时代的先锋。该歌虽有曲终奏雅之处，试图将义勇军运动置于国民党当局的许可范围，但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唱出了民众的心声。

无论聂耳是否听过这首歌，他一定想不到自己数年后创作完成的最后一首歌曲，最终会以同一歌名流行于世。

义演、练琴、电影梦，脑里的搏战

联华公司要明月社免费公演，“明月”起初联名反对，后经陶伯逊来沟通，说是为了抗战，被说服了。10月28日，明月社以“联华”名义在黄金大戏院演出，竟然真是“上下客满，明日请早”，这可是有两千座位的黄金大戏院，聂耳的小提琴拉得大出风头，所得都捐入抗日救国团。29日，仍是满座。31日也是，晚上聂耳喝了一点啤酒，琴拉得更起劲。11月1日，日场夜场都满座，到4日演完最后一场。那晚，明月社因演过皇后一角而特有尊严的万美君，特地买了些小吃请聂耳等人同吃，“说了好些话，这倒是值得光荣的事。”

真心爱国，支持抗战，只是囊中羞涩。天气一日日地冷下来，都伤风了，11月8日，聂耳找公司预支了十块钱，再加上为上海百代公司收音所得的10元，总算把当了7个月的大衣赎了出来，当晚与金焰等在教室大跳基本练习，狂出一身大汗后蒙被而睡，以治伤风。翌日得到赠票，到中央大戏院观看梅花歌舞团的表演，其中一幕话剧《一个铁血下的女性》，“是一个以此次中日事件的一部分做出来的投机东西，剧情是本来的、清淡而容易动人。然而他们表演出来，总给人感到不够，应该有紧张的谈话时，却被一些很平淡的声腔减煞了本意。”更别提其他不合时宜的节目（11月9日）。

街上的募捐队特别多，聂耳“老远看见只有躲”，他在日记中叹道：“若是有钱，当然不会这样做。”而他“惟一的毛钱在电车上捐了。”（11月20日）

好像是想什么来什么，11月24日得到加薪的通告，收获一堆祝贺。但是，钱没有马上到手。翌日身上没有一个铜子，却遇上了三次女学生募捐队。

第一次，聂耳直言：“对不起！不方便。”

第二次，“我刚刚从东三省避难来的，没有钱。”这是善意的谎言。

第三次，在光华戏院楼厅坐着，老法子应付过不了关，募捐者问：“没有钱还来看影戏吗？”最后，只得拿赠票给她看，那是不用花钱的。

同时期，聂耳没有松懈练琴。在成为“联华”正式职员后，聂耳便急迫地要“快去找提琴教师”（9月5日）。

9月11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校长肖友梅，在联华公司老板罗明佑、黎民伟的陪同下，来音乐歌舞学校考察，聂耳等人献奏Spring Time和《湘江浪》。不久肖友梅辗转来信，动员明月社乐队可参加外国教师的面试，加入音乐院乐队，疑是要“利用我们的乐器中他们没有人会的去充实他们”，“不予理睬”（9月24日）。

强烈刺激来自9月12日受邀参加的中华书局20周年纪念会。由于临时舞台太简单，“奏乐时乐谱架也跟着跳舞”，影响演奏效果，遭黎锦晖七弟黎锦光的指责，直言聂耳差王人艺的水平太远。聂耳一方面自我宽解，“不必放在心上吧”，另一方面，又认为：“没有这类的刺激也不能推进你的进展，还是当作一回事似的接受吧！”（9月12日）

接下来，聂耳在音阶练习方面下功夫。10月3日，聂耳到汇山路找到奥籍小提琴家普杜什卡（Podushka），这是王人艺北上前介绍给他的。普杜什卡纠正了聂耳的手指、弓法和姿势的基本错误，然后叫聂耳从头拉起，使聂耳顿感不少困难，“出了一身大汗”。二人商定，以后每礼拜六的午后一时到他家学小提琴。没有钱，就到处去借。10月11日，聂耳“重新精细地照谱”弹奏《马赛曲》，自省“从前总是乱来。”10月29日，6点起床拉基练，虽然昨晚12点才睡，娴熟的琴声赢得女生的拍手祝贺，连声说他的琴拉得“好”。11月7日，因借钱赎冬衣到小提琴老师家晚了，有一个外国同学在上课，只能等候，这一等倒可“在旁边看着他教很可以揩一揩油”，聂耳于是提出今后改为在外国同学之后来上课，并得到允许。不时提醒自己拉琴要“慢！慢！慢！”，“Don't make mistake。”（11月14日）

美国小提琴家海菲斯（Heifetz）要来新光大戏院演出独奏，这可是聂耳心目中的“世界第一的伟大提琴家”，票价当然很贵，聂耳却毫不犹豫地借了两块钱就去订票（11月18日）。12月2日晚，终于领略了大师的演奏，刚听完第一个节目贝多芬的《克来策奏鸣曲》，“只觉得情感的起伏太厉害，并且觉得那本领之高，真是我第一次大开眼界。”其中一曲全是断奏，大师“手腕不断地在摇，真佩服！”

那阶段，还有上海工部局管弦乐队的长号乐师、菲律宾人里加斯匹来训练明月社乐队（10月9日），也有帮助。不过，聂耳并不接受他要自己在演奏《春天的快乐》时摇摆身体的建议，“哼！他简直是Jazz味十足的人，这哪里能这样？！”（10月26日）听说王人艺在中国调子方面下过一番苦功夫，聂耳又详加研究（10月23日）。

演奏技艺的突飞猛进，还是要归功于奥籍小提琴教师。“因为前个礼拜拉琴（在教员家）错误太多，这礼拜特别用了功。今天上课，每个lesson都得到说声‘Very good’。”旁边带小孩的老头也称赞，当得知聂耳才拉了半年光景更是大为惊讶。聂耳内心不由得自豪：自己接触小提琴总共不过三四年，入团前自己只能看五线谱，“到入团好久好久，才弄清楚手指和谱表是有一定的位置”。且“收着些！”“切勿疏忽目前一分一秒的努力！没有不会成功的。”（11月21日）心怀感激，一个月后聂耳买了小圣诞老人银盾（价值2.1元）送教师（12月22日）。

聂耳的音乐信心由此鼓荡起来，预备明春去考上海国立音专，以加强音乐理论（11月22日）。后又打听着寻找大提琴教师，毕竟现在教师收费太高了（11月28日）。到卡尔登大戏院参加音乐会，发现差距，激励自己：“明天早起努力吧！切实地拉基练、读英文。”（12月20日）而奥籍小提琴教师邀其参加沪江大学音乐会，聂耳发现中国人男女合唱的节目，纯粹是“外国味”（12月26日），这一点不满蕴藏着他日后音乐创作的突破方向。

听说王人艺快要回来了，聂耳满心欢喜：“他来了，对我着实有些好处，有了他，相信我会加速的进步起来。”（12月31日）

报考以“联华影业”打头学校的本意，从未忘怀。

10月7日，黎莉莉拉聂耳做伴到联华第二厂看电影拍摄，摄影场正拍《南国之春》的一个病室场景。该片由蔡楚生导演，聂耳但见“那样年轻的一个孩子”，不信任感油然而生，连带着对他的名字“楚生”也有看法，两者相加“真有点不像”是导演，“试问他有什么经验？”聂耳由此推想：“他所导出的东西，也不会有多头等稀奇。”所以这一切，是聂耳先入为主的偏见。但是，“看着他们拍戏”，刺激着聂耳“想演的心又勃发起来”。

11月16日，聂耳在报上看见《牡丹花下》的电影广告，“不觉吃了一惊”，这电影不正是黎锦晖以前说过的要聂耳和万美君主演的片子吗？！“现在居然出现了。”再仔细看，原来是一部外国片。“班主”总不会说话不作数吧？

除了表演的冲动，还有编剧的梦想。11月18日，昨晚为“大中华”正式收音《新婚之夜》，“当试演听着那音乐的好”，聂耳不禁“怀疑这哪里会像我们奏的？！”由此对于“我们拍有声片觉得很乐观”。一个创意浮上心头，“我想采‘God sees the truth but waits’的故事来编一幕电影剧。用极简单的对白，再配音乐歌唱，相信没有不对的。我赶快来开始这工作吧！”这一番功夫后来被用来应急为明月社女生小白讲故事（1932年5月27日）。

聂耳明显开始讨厌穿礼服现场伴奏一类的参演电影活动（12月6日）。《银汉双星》在大做广告之后，于12月13日公映，其实不算什么有声片，连导演史东山都是在“灭灯后进去的，出来时当然是早退。”12月19日观看《新婚之夜》试片，也是失望，“腊盘配音绝不会有好结果的。”只有将孙瑜执导的《野草闲花》成功推荐到好友在昆明开办的影院，稍可自喜（12月24日）。

电影梦如何实现？聂耳心中十分焦躁。

“这几天的我可以象征中国：脑里的搏战，内心的矛盾，外力的侵扰。”10月25日，星期天，聂耳“写了信给两个晖”，一个应是还在云南的女友袁春晖，另一应是袁春晖的姐姐袁令晖。分处两地，感情恐难以维系。内心的情感煎熬，与国内局势同样的跌宕翻转。

时近年尾，形势注定这年是过不好了。

12月6日，聂耳在昆明时的同学好友苏树勋来访。原来，他是从东北逃到了北平，现在是要到南京去请愿出兵抗日的。

12月18日传来坏消息：昨天各省、市学生在南京示威，遭到军警镇压，打死一个学生，伤数十。但听说《中央日报》馆被捣毁，这消息还是令聂耳“兴奋如狂”。

圣诞节的那天，聂耳在黎锦晖那里坐了三个多小时，“谈得开心，吃晚饭才回来。”好些人到黎锦晖那里敲竹杠，“班主”爽快答应做东跳舞，于是一下去了十几人，但聂耳“坐着感不到半点趣味”，只觉爵士乐“莫名其妙地讨厌”，和两位朋友先行离开。“所谓享乐圣诞节，到底没有一点意思。”

聂耳关注的是，因参加反日大同盟在上海被判刑的云南留日学生吴和，已经出狱。

好久没洗澡，在年尾倒数的第三天一洗为快。

就这样到了1931年的最后一天。游苏州，摄影，偷吻小白的额头惹来灾祸，邓演达遭枪决后宋庆龄的宣言，狂想中奖五万元头彩而虚构的喜剧笑谈，还有九一八，凡此皆记忆深永，不必重提。聂耳盘算着预备考音乐院的事，对于这年下半年自己的音乐技艺进步感到振奋。“明年，应该多加几倍吧！”“过去的算是过去了！”聂耳总是乐观的，他在日记中写道：“明天！一切都是新的开始，不倦地保持着，努力地往前跑吧！”收笔于此，这就是1931年最后的午夜12时，又是1932年元旦的零点。

一·二八淞沪激战，险情

新年第4天，聂耳收到明月社女生万茜发自除夕的贺年诗。

开篇诗句就令人热血沸腾：“在这时代转变的狂风暴雨的前夜，暴日的残杀仍在猛进。环境的紧张，使我们悲叹、激昂，悲叹里呈着人生的末期；……”结末催人奋进，字字与聂耳心灵共振：“朋友，为了未来的出路，为了我们前途的光明，要这样把奋斗之火，燃着牺牲的巨焰，在这闪耀着红色的血光里，揭起纛来，闯到革命的战线上！”

坚持练琴，并着意加强练钢琴。于斯咏弄来两张票子，邀聂耳去看《银汉双星》，“看得气死人，什么东西！”音乐灵感忽来，“赶快在琴上一试，记了下来”（1932年1月6日），作曲激情初次喷涌，翌日“一个上午把调子通通做好，自己反复地拉，觉着还没有讨厌的地方”，黎锦晖吹毛求疵、讥笑，聂耳坚定“不管一切，总是自己尽量做去，慢慢才显本领给他们看。”（1月7日）接下来的一天，竟然“做了两个口琴曲，一个march，一个waltz，还不错，通通只费了一点多钟。”所谓march正是进行曲，两天后与伙伴合奏，“还相当好听”（1月9日）。不禁想到“有时吹口琴自来调真好听得了不得，始终没有记录过，以后必须把纸笔预备在面前才能吹，这真是取不完的作曲资料。”（1月8日）

看《戏剧与音乐》创刊号，深为该左翼刊物的观点所吸引：“它是站在大众化立场说话的。”郑导乐翻译的夏蔓蒂《音乐短论》深契心灵：“音乐是社会的意识形态”，“音乐不是难以把握、神秘、超一切的艺术。”“它与文学不同仅是表现方法——即是以乐音——的各别。”“音乐并不是从天上降下来或是地中产生出来的。”已午夜1点半了，聂耳还抄录得高兴（1月8日）。

1932年1月10日，联华公司抗日救国团召开第四次全体会，聂耳等奏了团歌，自感“拉中国调子觉着太生疏，以后应当多练习。”尽管就在前一天奥籍教师表扬了聂耳，说以后有音乐会可在其后列个节目，聂耳仍以自省精神当晚就拉中国乐曲。

忽然得到通知，预备音乐，“试验片上发音机。”1月14日，聂耳等人来到“联华”管理处收音处，“一间小屋，四面都是吸收杂音不会回声的厚纸板，装了很多的新的摄影灯，当中围着摄影机。”音乐唱歌拍了两三百尺，陶伯逊就跑出来，不高兴地指出：“我们这试验并不是专为‘歌舞班’的，将来还要拍大的节本，有声对白，全是唱歌音乐有什么意思？”电影胶片还剩一百多尺，就指定聂耳和黎莉莉做对白。先试一遍，黎莉莉讲《春天的快乐》引言，“当中滑稽的对话，真出意外的好”，却被指要庄重，第二遍反而不太自然。聂耳颇为自得：“哼！我倒不错，以后便成为‘联华’拍有声电影的最老前辈。”

连天看电影《罗斯福战史》《故宇妖风》《蝙蝠案》，还特意去看片上发音的国产片《最后之爱》，“戏剧情节、表演、对白简直说不上，太随便！”（1月17日）看了鬼片有意闹鬼作弄社友，自己则被黎莉莉拉去冒充当她的男友，冤枉地做了别人的情敌，明月歌剧社的小朋友就是会闹，聂耳也不过是大孩子。1月18日，聂耳又到光华大戏院看电影《血溅鸳鸯》，在后半场流下感动的泪，多少算是冲刷了“整天无由的烦恼”。很多人想不到当天发生的“日僧事件”会在这座远东大都会引发一场战争。那天午后4时，2名日本日莲宗僧侣和3名信徒在三友实业社毛巾厂门前逡巡，行为诡异，且向厂内丢石头，有挑衅之意。该厂以国产毛巾抵制日货，早为日人忌恨，九一八事变以来更是站在上海反日运动的前列，厂内建有义勇军，日日操练。见义勇军队员上前盘查，日僧等人逃避不及，双方发生肢体冲突，突有“工人”模样的生人加入痛下杀手。结果日僧一行有3人被打得奄奄一息，送医院后一人不治身亡。日莲宗在日本参与政变活动，在日本并不受待见，日本特务之所以要策划此事件，意在转移国际社会对东北局势的关注。

那边日本军国主义借机滋事，这里联华公司有意要“歌舞班”赴南洋旅行表演，以产生偶像，有利于今后的电影拍摄。多增电影明星不无道理，“不然左一部片子也是金焰、阮玲玉，右一部也是阮玲玉、金焰，谁都会看厌的。”只是想到就此会停止学艺，聂耳真不希望去（1月22日）。转而又听说“去南洋的计划转变为先去汉口，大概在旧历年后便要动身。”烦恼，小提琴课“错得一塌糊涂”，奥籍教师“几乎生气”（1月23日）。

1月24日，礼拜天，正游“觉园”，轰的一声巨响，地面和附近洋房都在震动，聂耳感到“这显然和过去所经过火药爆发没有两样”，所类比的是他1929年7月11日亲历的昆明城内火药库大爆炸。听说“静安寺路一家汽车公司的样子间门面的四块大玻璃震得粉碎”，法租界震得更厉害，“碎的玻璃很不少”，在非常时期他们即刻“想到会是日本人在打炮或掷炸弹”，后来得知是浦东火药库迁址高昌庙途中失慎。然而，“近三四天上海市的空气比较紧张”，聂耳在当天记道：“大前日，二十一日晨，日人纵火焚烧三友实业社工厂，午后千余日人在北四川路大示威游行，口号是制止抗日运动。打死巡捕，捣毁了商店，昨日又有日舰到沪，大有捣乱上海之势。”

日本向上海市政府下了最后通牒，虽然中方在时限前答应了对方的苛刻要求，但这阻止不了日本海军势力要在上海动武的决心。1932年1月25日，聂耳听说明月歌剧社很快就要离开上海，从汉口回来即刻赴香港，预备公演，又通知后天穿晚礼服拍《野玫瑰》，“有点讨厌去”。翌日，两次到火车站，终于接到王人艺，“谈叙旧话，多么高兴！多么开心！”他小提琴又进步，“曾在清华大学独奏过。”27日，“拍戏，无聊透，耽搁了一天。”“今天二十八日”，聂耳那天因合奏很久累得“脑袋已经昏了”，“头痛不能用脑”，就记下人称“四先生”的男乐师张其琴的话作为日记材料：“本来下午想到北四川路看一看，为什么呢？就是日本派来大批军舰威迫我们中国，令当局要我国军队完全撤退上海。军队不听命令，竭力抵抗，民众们恐慌已极，纷纷迁入租界，一时交通断绝。……”

年轻人睡得沉香，一夜无话。

第二天醒来，大雨，聂耳听四先生等嚷嚷昨晚有炮声，又有友人从宝山路逃难而来，方知昨夜11时半“中日军在闸北开火，北站、天通庵、横浜桥等处巷战”。“到天亮，自靶子路以下都被日军布防。飞机在闸北掷炸弹，宝山路民房起火，日人不许救火。”听不到电车驶过，“街上异常的清静”，飞机高飞云际，“越看越多越可怕”，正是红头红屁股的双翼水上飞机，“无疑是来自日本航空母舰。”一·二八淞沪抗战已经爆发，抵抗日军的是蔡廷锴的十九路军。聂耳知道他们有湘赣“剿共”的经历，他写道：“现在既有这样机会，当然只有和矮鬼干一干，要比打自己的弟兄好得多，也是他们唯一的出路。”这些敏感的话，后为聂耳擦去了一行半。

下午，聂耳与王人美等一帮朋友一起步行到北四川路打探消息。一出门便见恐慌的气象：“店铺都关了门，甚至于大马路中外大小商店。战斗机旋绕天空，嗡嗡声不绝于耳。满街都是搬家的汽车、黄包车、小车，一看便知他们是自华界逃向租界来的。火烧房子的黑烟，有三四起之多，到北四川路看着，简直大得可怕。枪声忽断忽续地响。”

众人挤在靶子路口，看热闹。“乒乒乒乓乓乓！！忽然在不远的地方响了起来，好像就在‘奥地安’附近。一会儿只听见吼声，那一大群等待着的人如墙倒似地向一个方向飞跑。”聂耳在大马路买了份《大美晚报》，一面走一面看：北站被炸，商务印书馆起火；金利源码头掷炸弹，炸伤三人；日军死伤百余人……

街上有工部局宣布戒严的布告，在北四川路还能看到“大日本帝国海军陆战队布告”，商店门口有的贴出“日兵犯境，罢市御侮”的标语，这才是中国人的心声。

归途，王人美记得聂耳慷慨激昂地说：我们应该有抗战的音乐、革命的音乐，抗战的舞蹈、革命的舞蹈（王人美《我的成名与不幸》）。不过，聂耳日记并没有记下这段感触。当晚，“黎锦晖请满月客，在中社吃大菜，但觉喝酒不痛快。”深夜在晒台能清晰地听到机关枪声响得更加厉害，战事好像越来越近（1月29日）。幸好为社友劝阻，没去学琴，“那一带也是危险区域。”奥地安戏院被烧了（1月30日）。

当十七架飞机布满天空，人们一片欢呼声，待发现上有红日旗号，大家失望至极。大雨淋漓下，“逃难的依然络绎不绝”，看到这惨痛的景象，“心里更难过起来”（1月31日）。日机轰炸法租界、南市、城内、天通庵，战事日趋升级（2月2日）。日机在哈同路（今同仁路）投炸弹，推测“它是想炸中华书局，离我们很近。”（2月3日）

2月4日，腊月二十八，聂耳20岁生日。聂耳在日记中戏称“大炮给我祝寿辰。”面对伙伴们“不应该这样不高兴地过一个大生日”的戏谑，聂耳只有强颜欢笑，内心痛苦，真想“伤心地去多哭几场”。他在日记中对时局与个人作深刻的反思：“帝国主义的冲突，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伊始，到现在已经是无可隐蔽的事实。”“所谓研究艺术，似乎不给你长远继续的可能”，他觉醒道：在如此社会环境重视外国古典音乐“是多么反革命的啊！”“要对于自己的生路有个比较可靠的估量”，“一切都在转变了！”这转变早就开始，就在2月3日，聂耳借读恩格斯的《反杜林论》。

1932年2月5日，大年除夕，聂耳领了薪水，后到黎锦晖家，得知当晚会餐。于是，十四五人围坐两张联合方桌，同吃8块钱一桌的合菜，总共喝了4斤黄酒，划拳，还算热闹。吃完，刚到戒严的时候，于是，散去。当夜，还“吃了年糕，一点多钟睡。”

2月6日，正月初一，街上卖报的一大早就吵得热闹。这两日战争转入空转，但当夜又开始大打，仍与王人艺练合奏，王弹钢琴。

2月7日，正月初二，“怎样去作革命的音乐？”聂耳整天琢磨着这一问题，“所谓classic，不是有闲阶级的玩意儿吗？一天花几个钟头苦练基本练习，几年，几十年后成为一个violinist又怎样？你演奏一曲贝多芬的Sonata能够兴奋起、可以鼓励起劳苦群众的情绪吗？”“不对，此路不通！”但是，想不出一个具体计划，天落雪了。

2月8日，正月初三，“落一天的雨”。日军转变战略，专攻吴淞，炮声不绝。在黎锦晖家中，聂耳听说了一个有趣的消息：昨天日军马队冲锋，中国陆军并不还击，“只埋伏着掷出一些炭箩阻路，马队跑来，只见人倒马跌，因为马的脚已入箩里，我军乘机扫射，马队全军覆没。”不知真假。当天聂耳向人借阅《新俄游记》。

2月9日，正月初四，到大马路，“好多商店仍是关门”，到四马路（今福州路）逛书店，买得《世界大势》《戏剧与音乐》，还特地买了一本《小朋友日记》，这是预备送白丽珠的，明天她生日，最近十几夜都有她的梦境（2月6日）。黎莉莉拉着去大使馆看电影，遇到了王人美等社友。

2月10日，正月初五，在送小白的生日礼物上写上寄语，希望她从生日起开始记日记，“因为日记能使你的思想……一切一切无形地进步”。白天合奏，晚上到西摩路（今陕西北路）访友。

2月11日，正月初六，天气晴朗，太阳很早就照到了床上，听不到隆隆炮声，看不见忧郁的战雨，聂耳心情格外的开朗。

联华公司摄影队连日到战区去拍新闻，聂耳几次要求和他们同去都遭拒绝。今天，决定自己去。“我要冒险摄影去，到吴淞！到闸北！”聂耳抓起那台旧“白郎宁”，得意地向王人美宣布，随即便跳出大门。

聂耳不硬充好汉，他没有贸然去战场。只是想到黄浦滩拍摄几艘外国军舰。

6架日机飞来，聂耳亲眼看见它们分为两队旋绕闸北上空。“银白色的炸弹，好像大便一样地从飞机腹下排泄下来”，金光闪闪，逐渐加速地落向底下的房丛，时间仿佛凝固了，似乎隔了很长时间才听到轰轰的爆炸声。

聂耳取出镜箱，找到一个比较宽敞的地方，预备摄取第二队日机的投弹，但见它们得意扬扬地绕来绕去。突然，出现了两架中国战机，追逐日军轰炸机。

如愿以偿，不但拍摄了停在黄浦滩上的好几艘不同式样的外国军舰，连同泊在日使馆门前的一艘日本军舰也被偷摄入镜。

然而，聂耳并不满足。他跳上9路公共汽车，两眼不住地向窗外眺望，心情忐忑间汽车驶到了汇山码头。一大群人挡住了车辆去路，原来他们是在检阅从日本新运到的陆军，一车车地开往前线去送死。但见那些憨兵，还向人群露出骄傲的狞笑。

汽车继续前行，直到实在开不了为止。但见一杆美国旗在眼前闪动，四五个美国兵在沙袋周围徘徊，这是在守卫工部局的发电所。

“我能从这通过吗？”聂耳用英语发问，很客气地摩了摩帽子。

“能，现在并不是戒严时间。”他们也同样客气地回答。

但见黄浦江上停泊偌大的一艘军舰，通体灰黑，显示着可怖的吃人的威力！桅杆上的探海灯被日光反射，熊熊闪烁。周围的大炮口伸出舱外，气势汹汹；上面悬着好几架水上飞机，起动机在上下移动着，好像预备出发的样子。

“Can I take a photo with you for a remembrance？”（我能给你们拍张照留作纪念吗？）聂耳友好地问道。

他们欣然同意，一排地站在美国旗下、沙袋旁，一共拍了3张。聂耳顺势回过头，又拍了那两艘军舰。

站在了美军防线以外的周家嘴路口，聂耳东张西望。那里，几家屋顶上竖了大大小小的日本旗，时有日本人的武装机器脚踏车、便衣队汽车飞驶而过，仿佛置身日本区域，不过，他们好像并不理会路旁的中国人。

聂耳做好“至多损失了这个照相机！”的心理准备，壮起胆子，拍摄日机盘旋日舰的镜头。刚满意地摄取了一张，预备再来一张时，一部汽车轧然一声在他的身后猛地煞住。

情况不妙，聂耳急忙收起镜箱，回头一看，从一部敞篷汽车下来两个日本军官逼近面前，拿着手枪！车上还有两个军官，一个司机，盯着他看。聂耳呆看着他们，心里频频地跳！

“What are you doing？”（你在干什么？）一军官问话，一支手枪对准了聂耳的胸口。顿时一阵浑身的肉麻，好像过了电似的。

“I am sorry！ ..．Just ..．Jus ..．t ..．take a photo！”（对不起！只是照一张相！）聂耳不禁有些发抖。

较年轻的军官微笑着从聂耳手中夺过相机，摸来摸去，大概是想把它打开，但是好半天打不到那暗钉，终于没有得逞。聂耳呆立着，并不指示他怎样可以打开。

“Come on！”（过来！）年轻军官不再试图打开相机，转而用枪指示聂耳上车。聂耳依然呆立着，一动不动。

周围已聚起了一小群人看稀奇。突然，人群中冒出了两个外国兵，走到聂耳的面前。聂耳向他们凝视一会，认出这就是刚才曾经对过话的美国兵。他们不像刚才那样温和客气，一语不发，但庄严而稳重地伸出手，将握枪对准聂耳的手轻轻地摁下去，直到紧贴在那日本军官的腿旁，整个过程好像施了幻术。

“O！ I will give you this film if you want．”（哦！如果你要底片，我可以给你）这时，聂耳冒出了这句话，反复地向那日本军官说了几次。

“He gives you the film，that's enough．”（他给你底片，这就行了）一个美国兵同情地帮腔。

那年轻的日本军官还是面带微笑，弄不清到底是高兴还是不高兴，拿相机的手慢慢抬起。看出对方已经默认，聂耳不等他送到自己手里，就毫不客气地从日本军官手里夺回了相机，快速地取出底片，奉送对方。

日本军官一面接受曝光了的底片，一面就被美国兵扶着他们的肩头请上了汽车。汽车开动时，年轻军官还依然向聂耳微笑着。

“Japanese are very bad！”（日本人坏透了！）“You，Chinese，we American are good friendship always ...”（你们中国人，我们美国人，总是非常友好的），美国兵洋洋高论，骄态百出。

聂耳一时无语，心脏更加厉害地颤动起来。待心情平复，他取出多预备的一卷胶卷装上相机。征得美国兵同意，请他们站在美国旗下，沙袋旁，拍了三张，回头又拍了那两艘日舰，总算没有空跑。

到下午2点聂耳才吃上午饭，两客蛋炒饭慰劳自己。去看望奥籍教师，这礼拜可以上课。到郑雨笙那里吃了麦片、面包、云南火腿，得知三哥大约7月结婚。

回到宿舍仍是闷闷不乐，当夜将那天的涉险经历写成《一个冒险的摄影故事》，已是凌晨3点。

解约“联华”，寻找出路

2月12日，从8点到12点停战4小时，路上难民人满为患。在黎锦晖家吃晚饭，“晒台上听枪炮声，打得太厉害。”当天收到袁春晖的信：“我不愿你为了我的这句‘我永远爱你’的话，而打失了许多你可以得到的爱的机会！”这不是自己曾对她说过的“恋爱不独占”的意思吗？当年她可是为此大哭一场，自己现在是否也应该大哭呢？

音乐还是要坚持，第二天，冒雪去上课。14日，“联华”在光华大戏院召开抗日救国全体会，没几个人去。聂耳拉完基练，傍晚与王人艺到“卡尔登”听音乐会，“最后有一点进行曲，很起劲。”但是，“近来的苦闷”仍无可排遣，总是梦见“这些我爱的、爱我的人们”（2月16日）。

2月19日，日军竟向中方下达“哀的美敦书”（最后通牒），遭拒后从20日发动总攻。聂耳20日的小提琴课没上成，教师搬到法租界去了。路上因逃难者而拥堵不堪。22日，寻师不遇，但见法大马路（今金陵东路）一带，每条接华界的路口都筑起了坚固的、有枪眼的街垒。下午四五时，报贩拼命奔跑叫卖：激战三日，仍是我军胜。但是，枪炮声听得格外的清晰，战事显然更近了。

2月27日通知10点拍电影，但等到12点还没有化装。上课时间要到了，聂耳以此为借口告假。“从来便感到在电影里拍戏没有一点意思，老是用跳舞厅。”此时，聂耳这么想。到环龙路（今南昌路）没找到教师，经其女儿到霞飞路另一所房子找，后将课程改在后天上午。29日继续上课，加了音阶练习。从昨日就传来中国军队败绩的消息，“今晚有闸北失守一说。”

3月2日，聂耳看到报上消息：中国军队总退却。那是昨天发生的事。当天的恶消息还有“公司关闭！”

自从这消息入脑后，聂耳觉得“一切都变动了”，第二天都没有心思拉基练。坏消息接踵而至，联华公司“无条件地辞退‘歌舞班’”。在挂靠“联华”数月间，明月歌剧社参与该公司拍摄的4部彩色歌舞短片《民族之光》《娘子军》《蝴蝶姑娘》《小小的画眉鸟》，聂耳均参加演奏工作（黎锦晖《聂耳同志在明月社时期事迹纪略》），然而毕竟不能算真正地“触电”。对于“联华”的中道弃置，聂耳闻讯也是愤懑填胸，一起商议抗争事宜，转又寄希望于黎锦晖：“好在锦晖正在进行着与一家外国公司收有声电影，这事如果成功，那希望更大！”（3月3日）

3月4日，联华公司正式通告，将二、三月薪水发完即便辞退。当晚7点半，大家讨论应对办法。有人从三楼跑下来报信，枪炮声响着太近、太厉害。全都跑上三楼，仔细一听是鞭炮声，四周放得好热闹，以致巡捕来抓放鞭炮的。直到夜晚9点还有零碎鞭炮声，打听下来，原来是欢庆日本新到陆军上将白川义则死了，哪有的事？不过，在一个多月后的4月29日发生了虹口公园爆炸事件，白川义则被朝鲜爱国者尹奉吉投掷的炸弹炸成重伤，一月不到果真一命呜呼。

黎锦晖交涉下来的结果是：联华公司要求明月社最近试演一次，“他们觉得满意便试拍一片，成绩好便订立合同。不好，片子给我们。”（3月4日）翌日，明月社召开全体会议，推聂耳为主席，议定“用团体名义向公司交涉履行合同”，若不答复，就请陶伯逊、朱石麟来直接谈判。

继续学琴，3月8日起回汇山路上课，“虹口秩序已恢复，日本兵也很少见。”10日，聂耳梳理了学提琴的秘诀，多达18条。13日，奥籍教师允许聂耳将一个音质不错的小提琴带回。换了新弦后，小提琴“拉得很起劲”。没两天，“新琴快姓聂了。”聂耳设法要买下它，找郑雨笙借钱，15日又去催要。郑“主张上北平进学校”。翌日，郑如约交给聂耳一百块钱。

脱离“联华”，是回云南，还是上北平？聂耳犹豫不决。“口口声声总说上北平”，但“到底危险！能否进‘艺专’还是问题，经济的来源也是空虚。”“还是回家为妙。不，回家‘一转’。”“回去商量一个升学的办法再出来。”（3月18日）但第二天又转念想到北平一转，“就是回滇也得先去玩几天。”（3月19日）

罗明佑回沪了，提出对“歌舞班”的另行办法，要重订三月合同，大幅降低生活费，到南洋表演，“三月后若不能维持，发一月薪遣散。”聂耳他们讨论的结果，是“愿到南洋去”，但要先发3月份全薪及2月份欠薪，3月后如解散仍要发3个月的半薪（3月19日）。因为奥籍教师答应免费教小提琴，北上北平计划要暂缓，就看同公司的交涉了。“联华”最后给出两个办法：“一游南洋”，每月连零用钱（各人的）及一切缴用为六百五十元；“二遣散”，发给3月全薪、2月欠薪（3月20日）。经全体大会投票，除一人外都赞成去南洋。聂耳等四人被推出，与公司交涉。结果，陶伯逊否认昨天的话：如解散，不允许借用乐器和服装；如继续维持，另订3月新合同，从3月起算，还有每月经常费的算法也更为苛刻。从下午3点一直到晚上8点半，饿着肚皮和罗明佑谈判。罗明佑态度坚决，且有“恶毒的恐吓”，在聂耳眼中，对方就像一只“大肥猪”（3月21日）。

聂耳心中苦恼，拉基练也没劲。3月22日，出门想坐车参观战后的北四川路，等了半天汽车才来。日军巡察车来来往往，红边帽日陆军的装束简直和从前云南军队的没有两样。他们态度傲慢，见到中国人，表情更为怪异。房子烧毁太多，玻璃窗留有枪孔，奥地安戏院被烧得一干二净，沿途玻璃被打得一塌糊涂。来到北四川路底，要有Pass（通行证）才能进闸北，日本兵在那里堵着搜查行人，聂耳于是掉头而回。看到一个守路口日兵向一个中国苦力学中国话，还用笔记录；日本小孩追着一个中国老乞丐瞎闹；日本妇人成双成对地坐人力车逛街参观，笑容满面——胜利是他们的了。

3月23日，与“联华”的交涉有了结果：“一切服装、乐器、用具为团体所有，公司再给二千元为解散费。”脱离“联华”已成定局，还是留在明月社吧，“回家、上北平都是太虚空。”翌日，聂耳在黎锦晖那里获知同美国公司接洽的结果：“他们已决定请我们试拍一部音乐歌舞对白片。限期两月，试拍期间有生活费，以后看结果的好坏又再订新约。”当天，就签了解散“联华歌舞班”的正式通告。随后，“商量美国公司的待遇问题”，就照“联华”的办法，对方已经答应。三天前聂耳为维持自己生活，曾想到黄金大戏院主动接洽表演，这天同社友果真去联系，“有成的希望”，接下来便是演什么节目的难题（3月24日）。

3月29日，聂耳记得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纪念日，这一天明月社与联华公司正式解约。晚饭后，明月社召开第一次全体社员大会，聂耳被推选为起草委员，草拟简章。

第二天，“没有下雨，也没有太阳”，“各人的东西收拾好，贴了名字、房号”，搬场汽车很快地运送，明月社即迁至赫德路（今常德路）633弄恒德里65号。两层的新式里弄房屋，“门前一条清洁的黄土马路”，楼窗远眺还可见远处参差矗立的洋房。聂耳与四先生住楼上亭子间，“比任何屋都好。”他们高兴地收拾，不是因为要吃晚饭，都放不下手里的揩布。晚饭后，全体大会，推选出十一个执行委员，聂耳也是其一（3月30日）。

4月3日，聂耳坐10路公共汽车去上课，“这星期因搬家、开会忙，练习时间太少”，却得了几个“Very good”。晚上，与王人美布置会场，“贴了‘明月’两个大字，美观异常。”茶话会开始，孙瑜、黎锦晖等来宾讲话，鼓励新生的明月歌剧社成员努力团结。联华公司竟也派来代表讲话，原来是聂耳“代表”罗明佑演说，主题是“小小联华歌舞班和大大明月歌剧社”，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余兴未尽，聂耳又扮作非洲博士演讲，王人艺等三人分别用湖南话、上海话、北平话进行传译，逗得大家捧腹大笑。聂耳还参与了三重奏，黎锦晖听了“感到非常满意”。晚会一直闹到凌晨1点钟。

接黎锦晖通知：“‘天一’要拍歌舞短片。”聂耳“想到用《可怜的秋香》是再好没有。上楼写了一些关于布景、分幕、镜头，到十二点才睡。”当天，聂耳还看了黎锦晖的四弟黎锦纾的长信，觉得“他的科学的理想颇有道理。”聂耳可能并不知道黎锦纾在与朱德留学法国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归国后参加邓演达组织，但是，相当认同“他要找路子参加苏联艺术运动”，“我认为是再好没有的出路”。

也还是为了“出路”，聂耳4月5日来到黎锦晖家，和天一影业公司来人孟君谋洽谈，“关于拍片事有望，大概先拍一二卷短片插入征中，再拍一有故事的小短片，如《可怜的秋香》。”第二天，“皮鞋破得难看”，“随脚在马路上绕圈”，因一时找不到老主顾，最后在“大华”皮鞋店购买，生生破费十块银元。辗转来到“天一”参观小摄影场，那装置与“联华”试拍的一样，那里“正在拍戏，听他们讲北平话有点太惨。”具体谈到拍片，故事小短片缓办，先拍摄插在大片中的小歌舞短片，三个节目一刻钟，“算五百六十元”。好运突来，美国Fox（二十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来接洽拍新闻片，事到临头反倒觉得没有节目可拍，真是急死人。

聂耳有机会就去看电影，一部《同心结》激起聂耳“不少心事”。不仅是与袁春晖的过往回忆，还有与小白的情感纠葛。

4月21日，数日来胡思乱想，弄得神志昏乱。明月歌剧社纪律之坏随时可能导致社团的瓦解，又让聂耳忧心忡忡：“现在外力的引诱实在不是这些懦弱的女子可以抵御的。老实说一句，她们不是受物质条件的支配吗？”9点起床，到青年会访周伯勋，谈音乐、戏剧、电影。为了给自己找一个以后的退路，聂耳向来自陕西的周伯勋打听起西安情况。周早就加入左翼文化阵营，反应机敏，马上说那里正缺音乐教员，以后可帮忙介绍。聂耳顺势又托对方和田汉联系，约明晨晤谈。

4月22日田汉来了。就在弦歌满耳、衣鬓相接的明月歌剧社，找了一间僻静的房间，聂耳激动地向崇敬的兄长倾诉自己的过往经历。田汉后来回忆，聂耳对现状并不满意，自己虽然爱“明月”，这里的艺术青年还是有生气的，但认为黎锦晖的不健康、不严肃的倾向是一种毒害。面对这位迫切想掌握音乐技艺，想以小提琴和作曲为音乐武器投身革命的热血青年（田汉《忆聂耳》），不知田汉当时给了怎样的指点。对于那次面谈，聂耳日记似有意缺失，但日记开头留下的四字：“才是出路”，耐人寻味。

除了4月20日晚上聂耳到“天一”为影片《月下花前》收音，明月歌剧社没有在电影界有实质性的业务拓展。为缓解生计问题，明月社成员4月30日晚登船，准备赴外演出。华顺码头就在公平路上，聂耳不由得想起一年半前的滑冰、乘凉，“别了！上海”。就在当天，孙瑜和郑君里还来谈电影。

翌日八点半开船，经吴淞口，到处只见日本旗。在船上，聂耳计划着将来的发展：“a．研究音乐，b．编歌剧，c．多读书，d．培养表演技能。”（5月1日）海上看日出，一些难民被查出逃票，5月2日船抵南京，“看《断桥残梦》，真是好片。”在世界戏院彩排《芭蕉叶上诗》，未到午饭时分就有观众进入。聂耳对该剧的评价不高：“所谓《芭蕉叶上诗》，简直不成东西。剧情的结构太模糊，音乐也配得不恰当，至于当中所加的对话，更是乱七八糟。”唐槐秋在称赞“明月”小节目之余，也表示该剧还有待研究一下。但，该剧还是在南京献演。5月6日换节目。梅花歌舞团也在南京，“有香艳的草裙舞，京调反二簧，变化奇怪的布景”（5月4日），场场爆满，而明月社的上座率在下滑（5月5日）。

表演有失误，有人喊退票，还发生了观众为抢位的打斗，“一时吼声震天，‘打，打，打！’”，场内大乱，以致巡查队都上台拔出手枪作出预备放的姿势。尽管如此，南京表演总算“平安无事地‘派司’过去了”（5月8日）。5月10日离宁转赴武汉，饱览长江风景，11日午夜船抵九江，聂耳记道：“一个群众的吼声振荡我的心灵，它是苦力们的呻吟、怒吼！我预备以此为动机作一曲。”“吼声”“怒吼”，“作一曲”，聂耳此后为创作劳苦大众的音乐而努力，升华了他的人生价值。

由于没跟有关方面交涉好，更因为节目内容落后、排练表演不成熟，武汉演出以“绝大的失败”告终。16天的演出是“牛马生活”，聂耳体重锐减了8磅，除了演奏，还顶替病倒的演员参演《剑锋之下》，结果左腕、右臂受伤（5月28日、29日）。明月社内部的争吵，让他对“这团体的所谓新希望，着实悲观得很，同时讨厌这种不死不活的生活”。聂耳对此行早有反思：“所谓革命新青年的我，是不是应该有这样的行动？一天还沉醉在爱不爱的迷网里！”“时代的巨轮不住地向前飞转，现在的我，现环境的我，应该负起怎样一个使命，艰苦地干去。”（5月16日）

早在5月16日，执委会就议定“汉口演完不再到别处，即回上海。”然而，“‘天一’的事，多半无望。别的进行，似乎渺茫。回到上海，如何下场？！”（5月19日）要离武汉，又谈何容易。5月21日，长江戏院指责明月社违反合同，威胁次日就要改而放映电影。在新闻界记者的调解下，又订新合同，戏院经理毁约后又被迫承认。26日，一些人因王人美未做主演而大捣其乱，明月社有成员被抢，遂以此为由回沪。还没走，28日就收到武汉艺术学会攻击“明月”的信，“指出音乐、表演的缺点”，“对于几个无意义的瞎凑的所谓伟大歌舞剧，他们已经看穿东拉西扯的黑幕。对于音乐上他们观察出提琴的出风头”。报纸也开始大骂“明月”，聂耳觉得没有“半点反驳的余地”。对于《芭蕉叶上诗》的对白，他特别不满意，严华的北平话有土音，他有时说台词像唱京戏。

5月29日，终于定好船票。30日上船，竟有小孩老早跑来要求加入明月社，由聂耳代表社团与他谈，表示到上海再答复。归途中，聂耳“一个人在船旁思想这次公演的结果，又想到回沪后的工作问题。”对明月社此次赴汉表演有种种败因梳理，但也有肯定：“女生着制服，不化装，是别的歌舞团所不及。对外庄严，不以香艳肉感为号召，提高歌舞界地位”（6月1日）。

6月2日，船进吴淞口，“下着毛毛雨”。巧得很，聂耳记得“今天是去年自南京回来整一周年纪念”。午饭后，到黎锦晖家，“谈作中国歌曲和今后我们研究音乐的出路，应当从中国音乐上多用点功。”其实聂耳“也常如此想”，但“班主”“今天更深说一下”，使聂耳很是兴奋。

“应当努力一点才对，不要落伍！”

聂耳一回上海，就要看电影，但因事耽置，第二天才得以看上《有夫之妇》。可是意犹未尽，聂耳还想到“夏令配克”看《血溅情鸳》，“到那里才知道是猪表演。标价太高，懒得看。”对于《有夫之妇》，聂耳大有观感：“这部片子，在国产声片中算是进步了些，在情节方面已稍带有前进意识。描写工人生活的一部分，着实是过去中国片所未有过的。”“在工人受伤，夫妻二人的谈话，应当还要加长些，使得深刻到每一观众脑里”，浪费“再好没有的可以鼓动的良好机会”，可见“天一”胆子小。至于所插的五彩片，“音乐声太小，不影不清”，“简直太‘拆滥污’。”还不如为“天一”配奏的《月下花前》。“天一”孟君谋来联系订约，就此解释：“这是试验，以后再不会发生的。”（6月3日）

6月4日，执委会决定“和‘天一’拍片”，“收音，起码一百元一片”。孙瑜、金焰来了，金焰很可能知晓聂耳在田汉影响下左转的情况，对他说：“我们努力地干一干”。聂耳“突然想到从声乐上去努力，越想越觉可能。我的年龄、体格、气功已经够资格。”不过，近在眼前的发展还是电影。5日，孟君谋来谈“天一”事，匆匆来去。6日，“天一”布景主任沈西苓来，他知道聂耳是“怎样一个人”，“谈起来非常投机。”聂耳又陪孟君谋到黎锦晖家，商定后日讨论剧本，聂耳就带了故事来看。8日正是端午节，吃了四分之一粽子，由汉返沪后第一次拉基练，“手特别酸”。孟君谋爽约了，聂耳就在黎锦晖家吃晚饭，“喝烟台啤酒”。

很想在筹拍的《芭蕉叶上诗》饰演乌正阳这一角色，6月9日聂耳得知自己无望于此：“什么希望都成为泡影了。”他在日记中写道：“任你多大天才，想在‘明月’发展总是靠不住的。”早上周伯勋来，他为演《续故都春梦》留起了胡子，又是一个刺激。翌日，走，去苏州，上海“火车站除了月台和几间卖票房存在以外”，被炸得“简直破得不成样子”（6月10日）。聂耳此行赴苏是同一个伙伴参加所谓海威伊（夏威夷）音乐队演出，有各种器乐的合奏，有他的口琴独奏，还有“非洲博士”演说，有意“改变一下方式做反帝宣传，结果大失败”，因为苏州观众不懂国语（6月11日）。12日，匆匆翻完刊物发表的田汉《梅雨》，演出结束后领得十元酬劳。13日返沪，在苦等列车的四个半钟头内，买份《时报》看，“读孙瑜一封公开的回信有感。他好像有希望起来。”在左翼影评的引导下，电影明显在进步。又看到“郑君里、莉莉、钱镗合演的片子有宣传”，聂耳“想投银幕的心更切”，决计到上海后“要去活动一下”。一回到明月社，就又“烦躁不堪”，“想来想去，‘明月’无望”。袁春晖来信，她也想出来，并要聂耳去考中央大学音乐系，但这“经济便成大问题”。

6月15日，沈西苓来了，跟聂耳谈起正在创办的《电影艺术》周刊，该刊是左翼电影理论批评刊物。巧得很，这天聂耳正思忖着给《电影时报》投稿。随后，金焰请聂耳到国泰大戏院看电影《奈何天》，“还好！”在当天日记顶端的空白处，聂耳写下显然是针对黎锦晖的非议：“所谓社会教育、儿童教育，自己有着一班失学的儿童还不去教育，这是多么笑话的事。”接下来还有一句：“我的革命的艺术的出路已渐渐入门了，努力去吧！”这是当天的最大收获。

翌日，彻底认清小白“她是没有真的爱我的可能”，聂耳日记在用大篇幅回顾、分析、指责白丽珠在感情方面的种种不是后，作出结论：“爽爽快快地拉倒吧！忘了过去的一切！”同天，见到金焰发表在《电影时报》的《献在爱好我的观众之前》，宣告自己对时代的认识，指出中国电影必要走的而且唯一的出路，只有打消对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幻想，集中起力量来打倒帝国主义。好友的激进，一时激起聂耳的“发表欲”（6月16日）。

又是电影，大东有声影片公司请明月社出一两人助演和教唱歌，王人艺负责拉琴，拿一个调子给聂耳看。聂耳就练了一会，“自己跟着唱”。《芭蕉叶上诗》的对话拿来了，聂耳“嚷了两遍，好像从前背剧本时的神情”，愈觉得乌正阳这一角色“看来着实适合我的个性，可以自信能做，而且会好。”只是不能如愿，在一句“碰到了这般人又有什么办法”的感叹后，聂耳话锋突转：“何况这剧本毫无意义，社会所不需要的东西。”黎锦晖“来讲剧本”，聂耳消极以对，“听了只想睡觉”（6月？日）。

熬夜撰文，抄稿寄《电影时报》。执委会开会分配“天一”的两千元，最高150元、最低30元，聂耳80元（6月21日），这正是其在明月社地位的折射。“一人到‘百老汇’看《芳兰姑娘》”，“游‘大世界’，无聊极。”（6月22日）聂耳形单影只起来。好消息也有，“睡眠不足，精神不足”，正伏桌瞌睡，被“联华”的宗维赓叫醒，告诉他“稿子可以通过”，要其“继续再写”（6月23日）。“谈谈心找聂子”，这是胡笳对聂耳的基本评判，她果然来找他谈心了，谈的是“她已在‘大东’订了合同拍一部有声片，饰要角。”（6月25日）“起床时头更疼得厉害”，明月社的“罗靖华也编起剧来，用张资平的《群星乱飞》小说改编，里面一个会拉提琴的男主角是预备给严华做”，让聂耳又一次失望。此前写的文稿“依然没有登出，总提不起再写的趣味”，这时“《电影艺术》也要稿子”，聂耳暗下决心：“应当努力一点才对，不要落伍！”（6月26日）

6月27日，明月社的几个女孩子闯到聂耳的屋里，就在他的面前换衣服，“她们是有说明在先，不怕难为情的。”原来是孙瑜拍《火山情血》请她们帮忙，“今天在第二厂拍戏，所以要收拾得比较漂亮些。”该片还有南洋酒店里的海威伊乐队镜头，也需要聂耳等人担任。没有吃午饭就去了，“到两三点钟才开始拍。镜头颇不少。莉莉的Hula Hula Dance真有点肉麻。”夏威夷胡拉舞穿的原本就少。“一个南洋酒店的布置，里面坐着一些像日本人样的男女顾客。”还有拳击，“那些女子的装束，看了便肉麻！”同去的伙伴异议这哪像是南洋的实景，“那些女的简直是像要去洗澡的样儿。”聂耳换上借来的白裤，“台上一坐”，“周围都是黑色恐怖”，两把吉他，一把尤克里里（夏威夷小吉他），一把曼陀林，弦却是麻绳做的。“奏乐还相当起劲，很像苏州表演时的神情。”但是，只有两把吉他可以发音。

聂耳当天找到黎锦晖，劈头第一句话的就是请其帮忙介绍拍有声电影，“练习练习上镜头”。黎表示现正与明星公司接洽，对方要整个明月社包拍，已收到郑正秋来信，并告知聂耳届时陪自己去交涉。此外，黎还讲了一个《卖歌寻女》剧本故事，想给“明星”拍摄。事后，聂耳觉得黎锦晖“无时不是在表现着他的个人主义，大湖南主义！”“难怪这般人的不会觉醒，诚然麻醉已深！”当晚，聂耳就写了一篇短文《下流》，直到2点才睡（6月27日）。

《下流》倒不是针对黎锦晖而发，文章扭住蔡楚生的一句话展开议论。蔡导演似曾口不择言：“《粉红色的梦》已经是拍完了，我正预备拍一部下流的东西。”文章指出：“所谓‘下流’，当然是站在资产阶级的道德立场所决定的‘下流’。劳苦群众为了肚子吃不饱而做非法举动，失业者因为没有饭吃而做强盗，当土匪，站在四马路拉人……无疑地，便是他们认为的‘下流’。”由此，自然地引出一问：“楚生要拍一部‘下流’的东西，不知他怎样去决定这‘下流’的意义？”本着“给他一点影响”的良好愿望，聂耳写道：“在这部所谓‘下流’的作品里，至少会描写出多量的下层阶级生活，同时暴露出‘下流’的必然性。”紧接着一转折：“否则，必是替资产阶级统治者做欺骗大众、麻醉大众的工具！”最后，“热烈地希望”蔡楚生“能很快地走上一条正确的大道”，并“期待着这青年导演的‘下流’作品的到来！”短文酣畅淋漓，并首次使用“黑天使”的笔名。这“黑天使”嘛，便是去年九一八前一天看的德国电影《蓝天使》片名化出来的。

聂耳第二天起床后，便将稿子抄好，交周伯勋，投稿给《电影艺术》（6月28日）。母亲来信，告知三哥的婚期，关心他的婚姻，想去询问袁春晖家，要儿子回云南。从母亲来信中还得知翟淑仙因生孩子难产而死于非命的死讯，“Marriage is grave！”（婚姻就是坟墓）聂耳不由得想起自己这位“四干爷爷”对后辈的教诲。29日，给母亲复信，涉及与袁春晖的婚事，宣称“我是为社会而生的”（聂耳《致母亲［彭寂宽］》，1932年6月28日）。

6月30日，《芭蕉叶上诗》开拍。下午，聂耳到“天一”摄影场，他在该片参与音乐工作，凌晨2点才回。“那些服装，不知是什么时代？布景、舞台不近情理，有歌舞没有乐队。表情都差”，聂耳意见多多。翌日午饭后，由大汽车接到“天一”，“等了好久才开拍，闷极！打瞌睡！”对饰演男主角的严华尤为看不顺眼：“他算什么，做了这么一点臭角便摆起臭架子来。”况且这位有揩油明月社的嫌疑，正查他的账呢。那天导演李萍倩不很高兴，“镜头也拍的少”。第三天拍戏，呆看天，打瞌睡，“整天只收了《毛毛雨》和《等一等吧！》的过门。”“时间简直牺牲得太不值。”（7月2日）7月3日，“乐队等了一天，完全没有收音，最后要收《安眠》，突然收音机坏了。”但，4日，“到‘新光’看试片”，却发现“成绩还不错。”

7月5日，被大车“照例拖到‘天一’。”一直等，到下午4点钟还没开拍，“和导演商量明天再拍。”那天，聂耳遇到“联华”演员、编导王次龙，“他的片子也快开拍”，聂耳“想和他演个角，他表示很愿意。”当晚，查账，弄得严华等相关人下不了台，聂耳与王人艺等新任掌管图章存款事宜。

聂耳心心念念的还是电影，7月6日，“和从前到云南的朗华公司大胖子谈去云南做影片事，很有可能性”。二人做如下分工：聂耳“负责写信探问云南消息，他负责找摄影机及工作人员。”当晚，看“联华”影片《人道》的试映。连夜写作。次日，写好《看〈人道〉试片随笔》，交稿。中午，写信给廖伯民商量赴滇拍片事。没到“天一”拍片，晚赴“丽娃丽妲”消夏同乐会，“玩得很无聊”（7月7日）。

7月8日，又看试片，这回是强声有声彩色制片公司的《十九路军一兵士》，演绎一广东士兵参加淞沪抗战，英勇受伤，仍高呼：“冲锋……冲锋……为中华民族的生存而冲锋……”不久后奔赴前线，建立军功。这天，聂耳还到黎锦晖家谈继订拍片事，“班主”对他还是颇为倚重。而聂耳萦心于怀的是当天所看的试片，当晚回去就写影评《十九路军一兵士：新闻片凑成　大可赚钱》，副标题将观点表达得要言不烦。

后几天颇忙，谈拍戏、拍戏、看电影、写影评。和王次龙、苏怡“商量服装”；“联华”笑星韩兰根要聂耳“替他‘大东’的角，没有十分决定答应他。”（7月9日）到“卡尔登”看电影《三十六行》，“简直是聂耳博士在‘联华’的讲演。”聂耳有十成把握地认为：“节目中有很多我可以做、能做，而且是做过的。”当晚到“天一”，“和锦晖在电话里谈收音事”，挨到凌晨1点回（7月10日）。翌日，替《芭蕉叶上诗》男二号唱《等一等吧》（7月11日）。

“黑天使问题”扩大起来

7月13日，《时报·电影时报》刊发“黑天使”《黎锦晖的〈芭蕉叶上诗〉》一文。文章从明月歌剧社由宁汉回沪落笔，关注该社脱离“联华”后，究竟是加入“天一”还是“明星”的命运，继而引出“明月”要和“天一”拍摄声白歌舞片《芭蕉叶上诗》的议题。“黑天使”假称曾在南京看过“明月”演的大歌舞剧《芭蕉叶上诗》，“大失所望！”闻讯要拍摄同名电影，设法打听，对方澄清南京上演的只是该片中一部分吃醋的故事，电影“里面有激烈的战争，有伟大的恋爱，有紧凑的穿插，有美艳的歌舞，有滑稽，也有眼泪，更有爱国的精神。”“黑天使”顺势希望黎锦晖实践自己的承诺：“任凭加上三角、四、五、六角恋爱的穿插”，“声片之材料则以‘自卫卫国’为枢纽”，“总须显到‘民众疾苦’以及‘国难临头’的暗示”，并就此预祝《芭蕉叶上诗》的成功。

就在《黎锦晖的〈芭蕉叶上诗〉》见报的当天，聂耳再接再厉，又写了一篇批判文章《中国歌舞短论》，仍是剑指明月社“班主”。该篇由歌舞在有声电影“有很多用处”引出中国歌舞的专论，文章虽尊奉黎锦晖为此鼻祖，却以“香艳肉感，热情流露”八字概括黎氏十几年的成绩，直指“社会教育”“儿童教育”无益，“被麻醉的青年儿童，无数！无数！”尽管“黑天使”承认黎氏创作“有的却带有反封建的元素，也有的描写出片面的贫富阶级悬殊”，然而，“软豆腐”三字评语足够呛人。对于《夜花园里》《小利达之死》写到劳苦大众的痛苦、贫富的冲突，“黑天使”稍加肯定，因此认为“还有着一线的希望之路”。以下一句出语泼辣：“今后的歌舞，若果仍是为歌舞而歌舞，那末，根本莫想踏上艺术之途！再跑几十年也罢！还不是嘴里进，屁股里出？”结束一节，“黑天使”指示黎锦晖：“你要向那群众深入，在这里面，你将有新鲜的材料，创造出新鲜的艺术。”似当头棒喝、耳提面命：“喂！努力！那条才是时代的大路！”对“班主”的文字“教诲”至此完毕，然后以“黑天使”的笔名投给《电影艺术》。

两天后的7月15日，《电影艺术》以《和〈人道〉的导演者的对话》为题发表了“黑天使”署名文章，实为聂耳7月7日所作。文章大段虚构《人道》试片后第二天，该片导演卜万苍主动征求意见而引发“黑天使”的一番宏论。围绕“剧本的意识”，“黑天使”指出两大毛病：一是“过重于靠天吃饭：A．灾荒之所以能成灾荒，自有它的成因，这一点未加以指明。B．孝感动天，一夜吹成坟墓，也不应该。”二是“全剧始终是站在个人的地位来描写，没有联系到灾民的全般，……失了灾民全体的灵魂以及整个的欲求”。“黑天使”不吐不快：“还有，赵民杰的因良心而转变，这也是劣点。他自有他生活的环境使他这样。用了‘良心在哪里’的标语，反把唯物论的进展走向到唯心的一条路上去。”

尽管文章后面肯定了导演的技巧、感人的片段，以及可圈可点的表演，该文发表后的第4天，聂耳还是听到卜万苍的不满意见。卜万苍并不知聂耳就是那篇影评作者，因此“大骂黑天使。他说：这不是批评，这是瞎骂。”因为聂耳前天在金焰那里透露了自己就是“黑天使”，金焰就与卜万苍争辩，“说他是有成见的，要不是他导演的片子，恐怕不致如此说吧！”最后，金焰当面说卜万苍是在骂聂耳，这倒使卜万苍难为情起来（7月19日）。至此，“黑天使”的身份暴露。

“天一”拍戏还在进行，“多半是晚上”，通常熬到凌晨一点甚至有三四点钟的，但是“每天所拍并不多，等得讨厌。”天又奇热，尽管挂帐子在院子里睡，仍“满脸起了痱子”（7月19日）。因为筹拍影片，“不得不讲究一点点漂亮”，从郑雨笙那里借了一百元“做拍戏资本”，买日用品、吃冰、做衣服，请便宜的客，但看见沈西苓在读日本书，聂耳顿觉空虚（7月20日）。自省生活不免浮荡，素来讨厌跳舞场，却请客跳舞。不巧，皮包被偷（7月21日），该收心了。7月22日夜“全部动员”，“做一个通宵的夜工，到天亮快用乐队时，导演因布景不合意，发脾气打碎布景走了。”（7月23日）

7月23日，聂耳午饭后突然想到因为《人道》影评，已被卜万苍知道“黑天使”是自己的笔名，恐怕以后会有意外的纠纷，于是打电话给“老宗”停登自己此前的投稿。然而，打了两处，电话都不通。聂耳还不知道，那篇后来引起轩然大波的《中国歌舞短论》已于前一天在《电影艺术》第1卷第3期发表。晚饭后，聂耳拉着单杠跳起了天鹅舞，王人艺在下面拉他的脚，聂耳在日记中记道：“我怎样松了手，从第三层上跌下来。这时，我已经不醒人事了。”大家是怎样地搓揉他，是谁把他背上去的，聂耳都不知道，直到晚上9点多才苏醒过来。没有去医院，只是扶他到院子里，聂耳突然要上天一公司去工作，被劝阻了。仍聊天闲谈到午夜12点，才回自己的屋里睡下。

7月25日，《中国歌舞短论》引起明月社的关注。

这天，聂耳重拉基练，和王人美、白丽珠一起看了《火山情血》，前所未有地详记了该片的故事情节，并加点评，认为黎莉莉第一次上镜表情如此自然“却是难得”，不满影片表现的官僚恶霸遇鬼迷魂堕入火山的结局，等等，以作今后影评的材料。看试片时遇到不少电影界朋友，和明星公司演员钱千里谈到黎莉莉为“短论”而作的解释文章，聂耳认为“文字内容大部分是出自锦晖的。”他在日记中感叹：“在我们的立场上来看这篇《中国歌舞短论》，不但没有加重言语，况且这是事实问题。在锦晖，以至于从事歌舞事业者是应当要虚心接受的，何必再来反攻一下！莉莉无疑又受了利用。她本身为了风头主义的实现，做做工具也无妨！”

两天后，聂耳精神愉快地去找孙瑜、金焰，一块到南京饭店，列席《电影艺术》编委会会议。孙瑜接受了聂耳的劝告，“后面的火山上的打架，取消现灵魂一节，今晚补镜头。”他还出示了昨晚写的一个剧本大纲，名为《天明》，聂耳认为“这是一个在思想上比《野玫瑰》进步的作品。”同日，“莉莉为《中国歌舞短论》写了一篇文字投《电艺》，全是锦晖改的”，聂耳看了“很好笑”。“她问我会不会登，因为她怕他们有成见不会登，我说我担保。”无意间，聂耳透露了自己与《电影艺术》非同寻常的关系。仍到“天一”，拍戏“拍到三点钟才回。”（7月27日）

7月28日，在“天一”遇到《电影艺术》编辑陆小洛，当面约稿写点关于“短论”的东西，拟在第五期发表。聂耳回去就写，从凌晨3点半写到6点钟，题为《黑天使答黎莉莉女士》，7点才睡。休息后，到“夏令配克”看《两孤雏》。晚上，一同到天一公司参与拍片工作，聂耳刚进化装室，就听黎莉莉在说什么人心难测——

有人问：“是咱们团里的吗？”

“是。”莉莉又说，“你们万想不到，人心难测。”

“谁告诉你的？”

莉莉回答：“我今天到第二厂”，是孙瑜告诉她的。

聂耳一听，就知道“黑天使”的秘密已被彻底拆穿了，于是打算明天找黎锦晖直接讨论一下这问题（7月29日）。

“到底是和锦晖说好呢，还是保守秘密？想来想去，他终于是会知道的，还是坦白些吧！”聂耳下定决心，7月30日午饭后来到黎锦晖家，正遇对方从楼上下来吃饭。“先谈了些关于‘天一’、‘明星’的琐事。后来我问他看过那篇文章没有？他说那是没有十分了解的人，简直不对。至于在相片上题字，那是更糟的，所谓‘香艳肉感’，我们明月社并不是完全反对香艳肉感的，实在是不得不适应一下社会。”聂耳觉得自己的表情“不自然起来”，“不愿即时说出，等他多骂几句，他终于没有再骂了，转说到别的话。”

随黎锦晖来到楼上，“他慢慢收拾桌子，把一支香烟摆在嘴上”，把藤椅拖到聂耳的对面坐下。聂耳开始说：“我坦白地和你说，那篇文字是我写的。所谓油腔滑调是不应该，但它的原意并不坏。”黎锦晖“很会滑头地谈话，一面接受，一面又解释他不革命的苦衷。后来谈了一些‘明月’之将来，他似乎很容纳我的意见，好像即时就转变达于高度。”

既然并无观点分歧，就此打住。以为危机化解，聂耳当天下午3点由一辆破汽车送到“天一”去为明月社领取拍片的酬劳。“天一”二老板邵邨人说没有钱，晚上送来。晚饭后再去，答复“至早也要到二号才能给清。”片子原定当晚可以完结，“还有三个调子没收音”，“不给钱就不收音。”

当天看到“班主”的七弟黎景光在作曲凑歌词，“看那橡皮擦了又改，改了又擦”的可怜样，自信比他强，一时激起“作曲欲”，“练习练习写点普罗的歌曲”。“普罗”就是无产阶级，聂耳自我鞭策、自我觉醒：“你绝不要忘了人家和你介绍新朋友时‘音乐家’的头衔，你会觉得惭愧吗？不要喧宾夺主！你干的哪一门？你的特长在哪里？不要‘半途而废’，赶快打起精神来吧。”（7月30日）这一反省，及其以后在音乐创作方面的努力，最终成就了聂耳。

听说“联华”二厂部分导演、明星要到海滨集会，聂耳通过金焰总算争取到了。7月31日，与孙瑜等坐车同去，“到大马路外滩上船”，黎景光、王人美、黎莉莉也在。

金焰从袋中掏出十块洋钿，作为他与聂耳两人的缴费，聂耳不由得追悔：“今天实在是不该来玩，《电影艺术》出版大成问题，我们把这十大元捐去，不是可以有点帮助？”和孙瑜在船上座谈《天明》剧本，孙导“务必要固执着女的被枪毙”，金焰“要牵到现在一般青年人所迫切需要的结婚、生孩子的出路问题。他说只要再以一对已婚生孩子的夫妇衬出。”而聂耳觉得这不是“这个剧本可以解决的”，“若是写这种的剧情，最好重新再来一个。”船至高桥镇，登岸，聂耳“头上顶了一大包杂物下船”，引起同行者的笑，又坐公共汽车，下车后“一大包啤酒、面包”被有意地放到聂耳头上，他就这样顶着重物走过一个小土坡，来到海滨。“碰坏一瓶啤酒”（7月31日），倒不怕自己的脑袋碰坏。

高桥“沙滩不很好，水底的尖石子很多，风浪大，水色黄”，不是游泳的好去处，新闻记者围着明星摄影，像是“看电影一样”。吃得很丰富，倒在帐篷里躺躺很舒服。坐小车返回，高桥码头落日美景，使人留恋。上船，聂耳又打起盹来，瞌睡中“头上挨了一下打”，原来是蔡楚生请他起来走走谈话。蔡导向聂耳解释《下流》一文的误会：起因是有一次某位半资方负责人大发怪论，慨叹描写劳动人民生活的“下流”电影不知为什么竟能大卖。蔡楚生不便与资方争执，只能语带讥讽地说他也正准备写作一部“下流”电影。事实上，蔡楚生正创作《都会的早晨》，那是一部正面反映底层社会的影片（蔡楚生《回忆聂耳》），“对黑天使写的《下流》他是同情的。”（7月31日）

“下流”问题轻松化解，然而，“黑天使问题”在明月社“似乎要扩大起来。”（8月1日）

8月1日，黎景光忙着写信质问“黑天使”，桌上摆着第3期《电影艺术》，那篇文章上画着许多记号。聂耳不怕反驳，倒是希望“这种斗争尽量地扩大起来，因为没有斗争是不会进步的。”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的要起来挑战，也就是想由这种斗争找出一条歌舞的新出路来。”黎锦晖来讲《浮云掩月》一幕小喜剧的剧本，聂耳认为“在趣旨上好像比《芭蕉叶上诗》容易给人寻味些。”不依不饶的是明月社的社友，“大部分人好像都知道黑天使是我”，聂耳听话听音，觉得社友“说话时都是带有刺的。”特别是黎莉莉，她当着黎锦晖的面告诉黎景光：她那篇文稿被“联华”一厂的人说成是黎锦晖作的，分明是在和聂耳“唱隔壁戏”。聂耳作了最坏的准备：“要是这事闹到感情破裂，或是他们对我不大满时，我实在有一走的必要。因为这样地鬼混下来，精神上是会受痛苦的。况且理智地说一句，我实在不该和这般没有希望的人去鬼混，我要做的事还多着呢！我是一个革命者，在这样的生活中，已经是该打屁股。说到走的问题，一会儿想回家一转，一会儿又想更激烈地去干。切实点说，他们不会让我轻易地走吧！也许不至到这一步！”夜晚，聂耳为此辗转反侧。

8月2日，黎景光写了一封给“黑天使”的信，聂耳看到，觉得“这情势好像更严重起来。”于是，计划好离开明月社的三条出路：一是回滇，“一方面隔离现环境，一方面可以看看离开了两年的故乡”。二是到陕西，“游地方，隔离现环境”。三是进联华公司，“专干电影，增进别的思想与技能”。三条出路，聂耳觉得“陕西要够味些”，“因为去了相当时回来，一样地可以谋别的职业”。

一时间，好像明月社的全体男员都去看黎景光的那封信了，“各人的面庞上都表现着很快活的样儿，好像对这封信非常的表同情。”拉琴、读英文都无法排遣此事，聂耳“突然想起有向他们解释的必要，反正他们都已知道。这样的开玩笑似乎太无聊，要吵，便痛痛快快地来一下”。聂耳终于向景光“摊牌”了——

“你给黑天使的信发了没有？”

“没有邮票！”

“不要麻烦了吧！请交给我，我就是黑天使！”

景光表情不自然起来，开始还有点不想把信交给聂耳。聂耳保证：“我未必还不放心我吗？我定会交给编辑先生呢！”景光听如此说，不能不把信给他了。

两人开始正式交锋起来。“他反驳我的主要点在文不对题，这一点我是承认自己的错误和荒唐。我和他辩论总是根据着事实问题，并且居于我们的立场”。聂耳记道：“我希望他不要把观念混淆，这种事是另一回事，绝不要牵扯到团体的问题。我由这两天的观察，他们对我的态度完全两样。”

性格爽直的聂耳一吐为快，随后就奔赴《电影艺术》编辑会，陆小洛编辑不在。因为经济问题，《电影艺术》出版难以维系，不仅黎景光的质疑信无处刊发，就是聂耳那篇“答黎莉莉女士”也等于打了水漂。

后两天情形一度趋于舒缓。明月社执委会讨论和“明星”订合同问题，聂耳为三位接洽人之一。《浮云掩月》原安排聂耳饰演“任南云”，严华提出演不了“大麟”，遂与聂耳调换，聂耳不以为然：“老实说，什么角我都能做。”蔡楚生请客到南京大戏院看电影，也有聂耳一个。随后，“在霞飞路吃俄大菜。”蔡楚生带领参观明星公司，“玻璃棚里透出强烈的电光”，无声片摄影棚在拍古装戏，“有声摄影棚还不错，没拍戏。”（8月3日）从《时报》上得知，王次龙要拍的影片因为要自带一个摄影师，与“天一”老板闹僵，以致取消合同，邵醉翁自任导演，主演已定。聂耳到“天一”证实情况后，知道自己与王次龙的合作彻底泡汤，原想顺带着取回“明月”报酬也没成，拍片团队正与老板谈判呢。到“联华”一厂访金焰，和苏怡谈剧本（8月4日）。

8月5日，早上照常基练，“午饭后突然听说要开全体大会”，聂耳“跑去问七爷，他说关于我，黑天使的问题。”这会议显然是专门针对聂耳的，“他们要我退席，上楼拉基练。”结果，只能退出。晚饭后，到外面转了一圈，最后还是找郑雨笙，“他可以解除些我的苦闷”。回到住处，听说黎锦晖找他谈话，只得明天去。

第二天早上，找金焰，进联华公司“大约有望”。原以为回明月社就能吃到“饯行饭”，却并无准备，措辞说吃过了，生生饿了一顿。开始收拾行李，决定先到北平一转。到黎锦晖家，两人已经没了互信还谈什么，聂耳记道：“我知道他要和我谈的是什么话，我当然很圆滑地去应付他。”空着肚子去找郑雨笙，未遇。后来，郑自己来了，介绍聂耳住他亲戚家（8月6日）。

明月社没有希望，也待不下去，到北平去玩一下，改换一下环境，正好休养半月前头部受伤导致的“脑病”（聂耳《致明月社同事［宋廷璋］》，1932年11月10日）。8月7日，聂耳6点早起收拾行李，“空气异常惨淡”，明月社只有一名女生和他说话、拉了他的手，她正是黎锦晖的养女黎明健（于斯咏）。四先生送聂耳上船。“到四点钟才开船”，聂耳就这样离开了上海，身后留下一则启事，刊登在《新闻报》：“因志趣不合，自愿脱离明月社”。

在北平，“赶快决定走哪条路”

由沪抵津，8月11日坐9点半早车，中午12点半进北平，即入住宣武门外校场头条3号的云南会馆，很快与李纯一、许强、陈钟沪、杨哲夫、何宏远、张鹤（张天虚）、陆万美等云南旧友新朋会合。有些扫兴的是，聂耳偏偏还遇上昆明便衣侦缉队队长马匡国，当年他还参与搜捕过自己，第二天晚上马请聂到青云阁听大鼓、看杂耍，不知用意如何，以后还有数次纠缠。

“脑痛”，但还是赶着去拜望明月社在北平的社友，黎锦晖的四弟黎锦纾，以及探访若干社友在北平的家人。可惜你来我往几次就是没见到白丽珠的母亲。廖伯民转来信，无法措办影片公司（8月13日）。不管它了，游中山公园、游中南海公园、游北海、游万牲园、游兆丰公园，观影《情种》，观看中华艺团演出，吃冰激凌，吃云南火腿，吃冰，喝十一杯茶，一个多星期下来，疾病突然来袭。

8月20日夜起腹泻，聂耳总以“这健康的身体自骄，不理它。”翌日，又去真光电影院赶礼拜天的早电影。出来时，“头已经是够昏的了。”又是腹泻。到和平外清华楼吃中饭，空腹喝汽水，八个大水饺，半碗大油馄饨。午后便成痢疾。22日早上起，平均每刻钟跑一次厕所。同乡陪着看医生，时间已过，要等到傍晚时分，索性又吃泻油，一夜不能静卧半小时。23日早上已成赤痢，为省钱找门口崔大夫开一药方，泻痢有增无减。24日再找崔医生，“下午病势加重，起床都费力。”只得往北京医院就诊，到25日始见功效。27日，“精神稍稍恢复”，再上医院。28日，渐始平复。29日，沐浴没了热水，就用冷水摩擦。腹泻8天，起身腿脚都软了，“瘦得只剩一架骨子”，“那些肥肉不知跑到哪儿去了？！”

在身体康复期，又与友人游西山、游香山、游团城、游双清，游太庙、中山公园。参观清华大学，感叹该校“环境实在太好了”，聂耳甚至还想到今后参加清华的乐队演奏（9月7日）。

同时，聂耳从报上关注着上海时事。从《世界日报》看到：“日军在沪西示威，日舰集中黄浦江，向市府提出禁止报纸上反日言论和一切抗日运动。”第二次沪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9月1日）。在阅报室特别留意《时事新报》电影专栏，看到《天明》《都会的早晨》《春潮》都是高占非主演，越看越想：“快回上海工作去！”（9月8日）

在北平，还是回上海，必须“赶快决定走哪条路”。聂耳日记写下他的内心独白：“老实说，考什么学校？我何必要这样软化下去？！我回到上海去有着我紧要任务，试问我进三年的学校比做三年的事是哪一样的希望大些？！就说学音乐吧，在北平，尤其是在‘艺院’，绝不会比上海好的。何况我在上海有免费的教员。”于是“决定回上海去”，16日就走（9月8日）。事实上，聂耳3日收到母病催归的电报，翌日回信就说明自己病况和回滇的困难，“只有到上海去拼命，拼命想法回来”（9月4日），强调的也还是在上海打拼。

9月11日，拉基练都不知道饿。突然想到应该去找一找托诺夫，那是当时名扬于北平的俄国小提琴师。想到就做，问过好几个外国人才找到他的住处，可惜不遇。聂耳到正阳门车站问询，原来从北平到上海只需整两天。于是，盘算着16日动身，到上海恰好是九一八事变爆发周年纪念日。无意间进入底层社会，这里“充满了工人们、车夫、流氓无产阶级的汗臭，他们在狂吼、乱叫，好像些疯人样地做出千奇百怪的玩艺，有的在卖嗓子，有的在卖武功，这些吼声，这些真刀真枪的对打声，锣鼓声……这是他们的生命的挣扎，这是他们向敌人进攻时的冲锋号。”吼声，吼声，吼声……

当天下午再访托诺夫，仍是不遇，预约明天上午10时会。收到昆明初恋女友袁春晖的来信，她误解聂耳想进电影界，以为是想当明星出风头，信中写道：“你想入电影界的热，就如一个人盲目地爱他不该爱的人一样的热，所以我无法劝阻你”，但是对方更希望他进国立大学的文字对聂耳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聂耳“决定试一试国立艺术学院”，如考上就可享受云南教育厅的奖学金，况且郑雨笙从上海来信也不希望他很快回沪。

第二天，终于见到托诺夫。对方颇为欣赏聂耳才艺，建议他报考清华：“只要能pass过入学试验，你尽可在里面把音乐当饭吃。”并要他周六带着提琴和曲谱来试拉一下小曲子（9月12日）。9月14日聂耳参加了艺术学院的入学考。“党义”试题共3道，他选作了“国难期中研究艺术的学生之责任”；“国文”试题共3道，他选写的是“各自写理想的精神之寄托”；还有数学共6道，结果做对了4道半；英语对于学此专业出身的他来说是容易应付。晚上，“上‘真光’看《野玫瑰》。”该片正是王人美、金焰主演。

接下来的一天正是中秋节，当日日本正式承认伪满洲国。北平空气异常紧张，聂耳还是如期去听了Zmbalist的音乐会（9月15日）。翌日，陆万美送来看新戏的参观券，《血衣》《九一八》《炸弹》《战友》《一个烧饼》《第一声》《S．O．S》，聂耳抱着“满腔的热望”，明知时间已迟，仍“觉得就是能看一幕也要去”，待其赶到“法大”，却是铁门紧闭。正原地打转，一个学生从旁门出来，一问原来已被禁演。“这几天来北平市的空气特别紧，各学校和民众团体都积极‘九一八’的示威运动、搜查日货运动、演剧运动，虽然政府有明令禁止却当成耳边风。昨有学生与军警的冲突。”（9月16日）两天后，聂耳“上午去天安门开市民大会。街上戒备极严，在天安门附近的军警更多，门是关着的”。大会是开不成了，“西长安街来往的人很热闹。”（9月18日）

“艺院”已出榜，聂耳名落孙山。从9月17日起聂耳就跟托诺夫学小提琴。一周两次，学费每月20元，当时是把大衣送进当铺抵了一月的学费。第一次上课，托诺夫就肯定聂耳的左手持弓，并把他的食指移进去，“多部分的握着弓，这样觉得比较紧些。”托诺夫说“来上课是好像赴演奏会一样的庄严，到了课堂，从开始演奏到完，不应当有丝毫错误的。”这让聂耳尤感惭愧，课后他及时总结练琴注意要点，过去的毛病“赶快在改换教员的现在纠正过来吧！”（9月17日）

北平的寒气越来越令人生畏，和人挤睡一床以取暖，想到自己的冬衣“还摆在上海当铺里，不知今年的冬天怎样过去？！”（10月3日）10月5日，开始“做着去日本的梦，随时在想，随时在谈。”有云南同乡要回滇，为袁春晖买了一只小橡皮洋狗请捎去，还有一封信请转给郑雨笙，向他借赴日旅费（10月？日）。在北平已有两月，“生活仍是动摇着。”早料到免费学琴是“梦想”，“即使真能免费，你的生活费又有谁供给？”聂耳罗列“去日本”“在北平”“回上海”的种种“好处”与“坏处”，深感去日本存在着经济与日语程度差的问题，留北平有生活费、学费的压力，唯有回上海竟一时“想不出有什么坏处”。

“本想去看《人猿泰山》”，到东安市场看旧书，八毛钱买了一本《Piano Pieces -The Whole World Plays》（世界钢琴曲集），“等于看电影”了（10月13日）。在北平看电影明显少了。翻报纸，看到明月社在上海友联影片公司拍《燕子飞飞》，“十一日已在香港路强生公司开始拍摄内景”。或许受此刺激，聂耳转念又想：“现在回上海固然有很多好处，但去日本一转再来，不是好处更多吗？总之，从稳处走便是回上海；去日本便是冒着险打张彩票。”他计算着日期，猜想着郑雨笙会不会汇款来。最近他“读了一些音乐家的历史”，因而“鼓起很强的勇气”，德国音乐家瓦格纳尤其鼓舞斗志——“Wagner的一生都是和苦痛奋斗着。”聂耳自我鼓劲：“前进吧！由日本而美、欧，有什么可顾忌的？！”（11月14日）

经费不济，是关键问题。到10月15日，学提琴一月到期，续费无着。原想通过同乡介绍到北平私立学院教课挣学费，因校长怀疑聂耳“有色彩”拒不接收而彻底泡汤，这样就只剩下向托诺夫退学一途。怀揣着最后一点希冀：自己这么用功，“在路上常常活动着左手指，想着要背出的功课”，又连连获得教师的夸奖，“免费计划大有实现可能”（9月24日）。聂耳对托诺夫郑重说到自己家乡有事，“此后我的生活费和学费会大成问题”，托词要请假一月回乡云云，但见对方面带“忧郁表情”地说：“啊！这是一个顶大的障碍对于你的功课上。你是一个顶聪明的孩子，你将来的提琴会拉得不错的。”（10月15日）

夜寒难禁，“要躲避这可怕的冬天，只有真早离平。”雨笙的钱还没到，令他着急。与张天虚谈上海的生活，一时感情冲动又想回上海（10月18日）。转念又想到“云南人学音乐成行点的我算得一个”，“等再学有相当成绩时可以回去开几次演奏会，使教育界的都听到我的专门技术，我可以要求到国外留学。”争取赴日留学，退而求其次，也可回沪在国立音院拿津贴，同时在“联华”工作。为等雨笙的来信，“一天起码问十次”，雨笙给天虚寄来一卷报纸，里面有一张信，既不是写给聂耳的，里面更是找不到关于他的一个字，令其“深深地失望到底了！”（10月19日）

赴日留学看来是困难重重，没想到10月20日从要去日本的陶也先（林成）那里取到留学“真经”。“老陶可以找到音乐学校关系，一切无问题。登岸手续只需交一张百元日金票，他们看你有钱便不会猜疑到是来做工的或是其他危险分子。既到以后的住食问题都有人招呼。”于是，又写信给郑雨笙，向他大诉其苦，催促速汇赴日旅费；如不方便，“可先汇够回沪的话费，回上海再多方筹借。”

年轻人心性不定，况且聂耳确实是多才多艺。一天夜里，突发狂兴，拉张天虚等人跑马路，沿途讲“青年人漂泊吃苦的事”，张天虚等人很愿意听聂耳讲自己去广东、湖南的经过（10月20日），这成为引子。又隔了一天，因与友人谈话，激发了聂耳的“创作欲”。聂耳构思以自己由云南到广、湖的实际生活为素材，创作长篇小说，连大纲思路都想好了，小说虚实相生，以男主人公到上海两年后，“到湖北去”作结。此外，聂耳还想对自己音乐生活的转变，“做一个有系统的文字”，“从幼时爱好音乐说起，买提琴，练习Hohmann，入‘明月’，个人教授，所谓classic，沪战起，革命的音乐，北平来，日本去。”可见聂耳对于赴日还是念念不忘。当日，因知老陶一两日内就预备赴日，聂耳赶紧给雨笙拍去一“请即汇二百元”的急电（10月21日）。

在焦急的等候中，看到《舐犊情深》的广告。这是“久已闻名的一个伦理片，描写父子之爱”，聂耳急忙回馆报告这一好消息，同乡请客看电影。聂耳佩服贾克·库柏“传神的表演”，“他能叫人跟着他笑，跟着他哭”，散场时“有十分之八的观众是带着一双流过泪的眼睛”，更不要说饱富感情的聂耳（10月23日）。

10月25日，原打算再让人请客看一次《舐犊情深》，计划破产。终于盼到郑雨笙的信，原来是被传交的人耽搁了。雨笙替聂耳打了打算盘，“二百元当然是区区小数”，但钱远远不够。留学的计划就此流产，咽泪下肚，“喉头总有些不好过。”只有回上海工作一途了，但路费还无从着落。

留学就此放下，心境反而快乐起来。接下来一天，正好有同乡请看电影《殉情记》，“着实好。”既然“这样安闲的生活，只有在北平能够享受几天，那么我何不随他再玩几天，不好吗？”（10月26日）复过一日，又自省：“话虽如此说，不过能早去上海一天总是早好一天，这安闲的生活还是少享几天的好！”聂耳计划本月就到上海，“马上入‘联华’工作，以每月所得，先把这些旧账偿清，再作出国的想法。若是环境还不错的话，当然可以长干下去。”28日清华毕业同学会在清华礼堂开义勇军募捐游艺会，请聂耳“帮忙音乐”（10月27日）。

左翼文艺大潮推动着聂耳继续追求进步。左翼戏剧家联盟负责人赵铭彝很快从上海向北平方面寄来了聂耳的介绍信。当时在云南会馆与聂耳比邻而居的陆万美，实为北平“左联”负责人之一，在昆明时二人就有接触，知道聂耳倾向革命。在北平期间，陆万美与聂耳有过几次个别交谈，并将聂耳来北平的情况告诉剧联常委任予人（于伶）、宋之的、老陶。接到上海来信后，从长城外的绥远演剧归来的于伶不顾尘劳，特意和宋之的以北平“剧联”机关报《戏剧与电影》记者的身份，到云南会馆来见聂耳（陈诏《于伶谈聂耳》）。

9月21日，《戏剧与电影》记者李君来访，也是赵铭彝的介绍，“谈话的和姓任的差不多”，“姓任的”就是于伶，左翼戏剧家联盟北平分盟的组织部部长。当晚，聂耳到北京大学法学院三院，与北平剧联成员见面，原想观看“苞莉巴”（俄文译音，即“斗争”）剧社排练高尔基话剧《夜店》，但因剧本没有改好，谈至晚9点归。

两天后，聂耳完成《戏剧与电影》的约稿《上海的电影界》，亲手送到宋之的那里。看到宋之的寝室堆着很多的日文、俄文书，“正在写稿”，见对方“读书能下苦功，着实比我们强得多”，聂耳“无限感动，觉到自己的浅薄！”他振奋精神，检讨自己“最近忽略了作曲这一工作”，“关于革命音乐理论的写作，也要同样的注意。”进而为自己制订了“收集云南山歌、小调，并创作歌曲”的第一步工作计划（9月23日）。受此触动，加之学提琴，聂耳在北平的生活有序起来，“早晨写电影、戏剧文字和拉基练，肚子饿了煮三个鸡子。”午饭后到邻舍“谈一阵话，喝杯浓茶。过来拉piece，因蚊子骚扰和屋里的臭气，至多只能工作三小时便头昏、抓痒，所以只得离开小房子到乒乓球场，进图书馆，一直可以挨到吃晚饭。”晚上看夜报，与同乡嬉闹一阵，“回来研究音乐理论一直到十二时灭灯。”（9月24日）

火车经过宣外铁道，“惊破了这夜的沉寂。”“一会儿隔壁学校的钟声响了”（9月26日）。按照组织的要求，聂耳10月初参加了西单牌楼的“飞行集会”。在约定的时间、地点，集会的人们突然涌现出来，大家手挽手，喊着口号，声势浩大地前进。聂耳在队伍里挺胸阔步、满面红光，带头唱起革命的歌曲。人们直涌到国民党市党部的门口，大门紧闭，砸毁招牌，大快人心。

同期，聂耳还参与北平左翼音乐家联盟的筹建工作。10月4日，他为会议主席，组织讨论北平左翼音乐家联盟的组织大纲。同月下旬，北平左翼音乐家联盟正式成立，原拟推聂耳负责，但因其回沪在即，仍以王丹东、李元庆等负责。旋即，北平“乐联”举办音乐会，但是“死气沉沉”，“老丹大发牢骚”，聂耳表现得相对沉稳：“其实谁不是如此想，根本这种工作一时不会做好。”（10月15日）翌日，老丹又电话通知李元庆的口琴队和唱歌队到朝阳大学参加民众学校的募捐游艺会，还要聂耳去提琴独奏。聂耳没带提琴去，不免不让人失望，不过他的“非洲博士讲演”颇受欢迎（10月16日）。后来李元庆找聂耳谈话，“说‘乐联’无望，处处感到困难。”聂耳指出“他们过去不该用如此大的招牌”，没想到仅有五六人（10月20日）。

参加左翼戏剧演出活动，聂耳周身散发出艺术活力。参与街头演出，聂耳先唱上一曲云南山歌，吸引过往行人，再由“剧联”同志上演活剧，宣传抗日救亡。警察闻声而来，大家一哄而散，化整为零转移下一个“战场”（刘岳、李淑文《聂耳在北平》）。聂耳还参加了高尔基《夜店》的排演。有一次在云南学院附中演出“工厂夜景”，他和一个会舞蹈的男演员临时编了一段序幕：在聂耳一把小提琴的伴奏下，一个全身缠满大铁链的劳动者，万分痛苦地挣扎着，最终挣脱束缚，有力地站了起来，这时舞台灯光瞬间由暗黑转为鲜红（周道《许多　耳朵　的确　周道》）。性格开朗，行动活跃，北平左翼文化圈很快就有“许多（许晴）、耳朵、邸确、周道”的顺口溜，“耳朵”当然非聂耳莫属，用此绰号也是为了避免“黑大褂”和警署的注意（陆万美《聂耳在北平》）。

10月28日，聂耳找人合奏《第五变奏曲》。“不论在洋车上、走道时，脑里都在回旋着《International》的旋律，预备晚上solo。”傍晚时分到达清华大学礼堂，将近开幕时间，即时独奏完毕，“可惜钢琴不能摆在台前，而且重重幕景，台下很听不见！”（10月28日）晚会主办人一听是《国际歌》，赶忙把聂耳拉回幕后，几拉几上，聂耳才将《国际歌》演奏完毕，台下掌声雷鸣（刘岳、李淑文《聂耳在北平》）。

无论如何，演奏在当局列为禁曲的《国际歌》需要极大的勇气。当夜上演《S．O．S．》《一九三二年的月光曲》《乱钟》，后两剧正是田汉编剧，效果“还不错”。第二天，右派学生在校园贴出了“打倒普罗剧社”等标语。剧团坚决斗争，“马上召集全体大会讨论出几个议决案。主要是要东北同乡会发宣言，申述请‘剧联’公定的意义，并解释标语上的谬论”，最后对方认错，撕去了标语。在校门口等汽车返城时，许多人要聂耳跳非洲舞，聂耳幽了一默：“你们别忘了这儿是gentleman's university（绅士的大学），多么庄重？！多么伟大？！”上车后，聂耳乐观天性大暴露，化身“上海女子宣讲员”，引得全车大声发笑。聂耳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带头唱起革命歌曲，《国际歌》就唱了好几遍。一到云南会馆，就听说马哲民在北大二院讲演《陈独秀与中国革命》。饭也不吃，就约伴去听。谁知临时改了地点，又前往朝阳大学。第五教室挤得满满的，讲演者是从人丛中挤到台上去的。一名女生简单地说了几句道理，就受到鼓掌欢迎。一个广东人上台替托洛茨基讲话，被哄打下来！（10月29日）

抽空还学日语，约伴看早电影《义欲之战》，又赴音乐会，又约定明天起去排演话剧。北平，欲去却徘徊，10月30日，聂耳决定等北平商学院演剧活动结束再走，自己分到好几个角色呢。

看《人猿泰山》（11月3日），到西单买小皮壳手折、风景照片、珐琅铜瓶等礼物，到慈慧寺排戏——越是临近离北平就越忙碌紧张！还要写自己在北平的材料（11月4日）。事实上，北平“剧联”正准备要吸引聂耳入党，临行前于伶等将聂耳的入党介绍信由其带给夏衍（陈诏《于伶谈聂耳》）。

11月5日，下雪了，这是北平那年的第一场雪，聂耳更情愿视作“她庆祝我在北平第一次演剧的成功！她欢送我明天的离平！”演剧是在当晚10点东单外交部街北平大学俄文商学院，场外由体格魁梧的同学组成纠察队，扛着大木棍在四周防卫，演员在屋里化装，到台上演戏，观众冻坐在院里的长条凳上，依旧情绪高涨。聂耳扮演《血衣》中的老工人，一出场，台下的云南老乡就高喊“小四狗”——这原是初恋袁春晖对聂耳的昵称，不料在朋友间传播开来——聂耳表演投入，当他向人们控诉日本鬼子残害中国工人的罪行，真是字字血、声声泪，台下观众呜咽出声，他自己也禁不住掉下泪来；起身时因寒冷而浑身发抖，“正好是剧里所需要的抖”（11月5日）。演出原本还排演了一个象征剧《起来》，因为时间不够临时取消，而由聂耳独奏他新作的乐曲。在当晚舞台上，聂耳充分展示了他的音乐与表演才能。

等不及演出结束，聂耳就带着小提琴回去收拾行李。“北平！算是告了一段落吧！二次重来，不知又待何时？”拿着小红本在云南会馆“签名、接电话忙”，赶着去坐第二天凌晨的列车。送行的人真是不少，有的差点潸然落泪，聂耳也不禁心头一热：“想不到他们会对我如此好！”

联华影业新作为

整整两天车程，11月8日车过南京时从报上得知明月社就在该城金陵大学义务献演。当天回到上海，不急着取行李，先去找郑雨笙。

抵沪第二天，聂耳取了行李就去联华公司。好久才等到金焰，可喜的是他欢迎聂耳“到这里来一起干”。就在卜万苍家里午饭，然后到明月社取自己的“家当”，社内一片凄凉。把箱子送存郑雨笙处，当晚就搬到金焰住处。一时找不到电灯开关，就在黑暗中往床上一躺。金焰终于回来了，带来不祥的消息：来得不是时候，与卜万苍通气后的答复是：“等想想法子。”（11月9日）

接下来的一天里，聂耳起劲地拉基练，又有意识地同卜万苍谈音乐与电影的密切关系，强调“音乐在电影上应当居于重要地位”。恰好卜导也会乐器，有一个低音口琴，午饭后二人合奏，“简直有世界口琴名曲所不及之美”。当天下着雨，借了雨衣，“坐顺便车到老大处，找到由北平介绍所要找的人，所了所要做的事。很满意。”（11月10日）“老大”就是田汉，聂耳在北平时就注意到“联华”话剧部将在兰心大戏院公演托尔斯泰的《复活》的消息，指导者名单中就有田汉（10月22日），而回沪后的这天日记则隐讳地记录了聂耳为北平剧联转交给左翼“剧联”的报告等事。

过了一个多月忙而无聊的日子，聂耳12月26日起明确在联华公司工作。“在先说做演员，后来又说管服装，到底是剧务。”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好大。29日，“联华”开拍姜起凤执导的《除夕》，聂耳担任场记，负责在片场记录拍摄的每个镜头的详细情况，“一切只感到生疏。”田汉化名“陈瑜”编剧的《三个摩登女性》（卜万苍导演），经过好几次的检查，“修改几个字幕通过了”，当天公映。这实在是中国左翼电影运动推出的第一部左翼影片。

“想写几篇文章，到现在还没有动笔。”时近年尾，聂耳思绪烦乱，自我检讨，思欲振作：“打起精神来吧！完成我的一年计划，预备第二年计划的开始。”

1933年飞旋而至。

聂耳在上海电影界一时并无转机。廖伯民来沪，聂耳一度想回云南去，转念又将此修正为请假回滇收集民间歌谣、歌曲，“并不是整个放弃这儿的工作”，“随时要与公司发生关系，影院或影业社”。听了黎锦晖那里新收的唱片，心里暗服对方“音乐却有很大的进步，嘴上虽在骂，心里却不安；自己实在浅薄，何敢去批评人？！你骂他不对，你不但不能做出比他好的东西来，连你所骂的都做不出，这有什么意义？！”聂耳深刻自我检讨：“照近来的生活看来，我已显然脱离了音乐之途，外面挂着空招牌，肚子里拿得出的是什么？”袁春晖去年通信所责怪的那句：“你想入电影界的热，就如一个盲目地爱他不该爱的人一样的热”（1932年10月22日），其实不无一定道理。聂耳觉醒了，在这天日记的结末，他特别对自己强调了四字——“音乐之途！！！”（1933年1月30日）

1月31日，廖伯民与“联华”制片主任黎民伟谈合作，其实是空费口舌，因为“根本没有准备拍什么剧本”，聂耳倒是想创作剧本，如果廖的考察团真能组成，跟着跑一趟，“相信可得不少材料，也许将来我们在云南要拍的剧本都会产生自我之手。”那天继续《除夕》的拍摄工作，这回是实景拍摄雪夜街景。女主角饰演者陈燕燕就坐在雪地上表演，冷得可怜，一只小热水袋在她的双手里迅速地抚弄着，实际上也加暖不了多少。拍摄女主角遭欺侮忍痛说“……他太欺负我了”的镜头，燕燕真情表演流泪不止。拍了16个镜头，一直忙到翌日凌晨3点半。当演员真苦，就是这样，燕燕在其五年合同期内，最后一年才能拿到百元的月薪，聂耳不由得责怪公司的苛刻。

“榆关（即山海关，引者注）的失守，东北战事的日趋激烈，使全国人民都震惊起来。不论哪一界，都表现着不安的状态”（聂耳《致二哥［聂子明］》，1933年1月31日），中国社会意识在救亡图存中迅速左转，电影的进步可谓突飞猛进。2月1日，聂耳“抱着并不高的希望去看《天明》试片”，结果，觉得“倒是出我意外地好。”首先得到他肯定的是该片思想意识没有“反动的地方”，在日记本上记下这敏感词后，聂耳又涂去那五字，起句改成为“在意识上算是没有像《奋斗》那样混乱、讨厌”，随后又加了一句：“至少它还有许多地方是暴露现实社会的罪恶。”对于结局，则感到“稍松懈”。此外，聂耳对《天明》的导演、表演、摄影等方面也多有积极评价，最终以一句“总之，国片都能如此片，够矣！”结束。《天明》确实是孙瑜追求进步的转捩之作，从公映时间来看，该片正是第二部左翼电影。

山海关失守后，北平青年纷纷南下。2月2日陆万美来访，两天前聂耳还在交通大学遇到任予人（于伶）（1月30日）。据于伶后来追述，他由北平来沪后一时找不到党组织，后通过潘汉年的堂弟，有意到交大足球场上找到聂耳，这才与赵铭彝、田汉、夏衍等接上关系（陈诏《于伶谈聂耳》）。在陆万美的眼中，聂耳明显没有离北平时那么胖，面无血色，一双失眠的眼睛，聂耳自叹：“为了饭碗，哪里还顾得了什么失眠不失眠！”那天，聂耳正沉浸于《马克思传》的阅读中。这是李季撰写的中国首部长篇马克思传，聂耳觉得“显然和以前读马克思的著作时，有着异样的感觉。”他与传主对比，“我今年二十一岁了，对于一切的知识实在空虚之极。”而马克思21岁已懂得很多。谈“恋爱经”，只会让聂耳“不觉恐慌起来了”。那时，朋友正大谈性爱问题，一点也不能引起聂耳的注意，朋友怪问：“镊子，怎么不叹气？”（2月2日）

2月3日，金焰请客看《大饭店》，这部宣传很久的“所谓轰动全世界的巨片”。在聂耳看来，“剧情也平常，不过看看大布景、大明星。”只是他也喜欢嘉宝和约翰·巴里摩。晚上续拍6个镜头，失眠了。因见吴永刚要搬家也起搬家之念，在月明公司的隔壁，与联华公司的演员王斌合租一间前楼，2月5日即搬，“布置新屋，处处都讲究美。一块破蓝布做桌布，上面有最美的图案，大小也非常适合。”第二天，参加吴永刚新迁贺喜宴，多喝了几杯白玫瑰，结果醉吐了。

年轻人一时好玩是有的，但聂耳搬离“舒服、方便”的卜万苍家，就是有意躲避“在日常生活上所受的坏影响”，近日对金焰“近日的动摇”（“不肯实地做事，漂亮话是要说的”）也大感失望（2月？日）。聂耳在搬家前曾兴奋跳嚷：“Our new life will begin！”（2月4日）新生活果然开始了——聂耳欣赏任光的作曲，觉得“它的旋律、拍节、和声，都表现着特殊的味儿，听去不曾感觉到是从外国东西抄袭来的，但也不是完全的中国味”（2月？日），与任光共同发起成立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他改正我很多在‘乐句’与‘味儿’上的错误”；观看苏联电影《生路》，深感苏联五年计划的成功“不是偶然的，而是群众的力量”，撰文《我所知道的〈生路〉里的音乐》（2月12日）；更重要的是，聂耳2月9日参加成立中国电影文化协会，任组织部秘书，该协会实为中国共产党电影小组发起组织的左翼电影统战团体，8天后即组织相关人员去码头欢迎萧伯纳来华（2月17日）。

在中国电影发生重大转变的当口，聂耳获得了新的人生契机。在“联华”做剧务，实际是打杂。管布景的人不在，聂耳也要顶上来。有一次，他突然闯进摄影场附近的职员宿舍，抓起桌上的花瓶、水杯、镜架等就跑，原来是剧中角色的房间缺生活气息（碧茵《和聂耳共事的日子》）。但是，从3月21日起，聂耳升任联华一厂音乐部主任，有了自己的主任办公室。此外，他还兼任话剧剧本起草委，联华一厂俱乐部执委、秘书，电游艺会筹备委员等职。“练琴、看书、运动、作曲、教唱歌、写信等”，把聂耳的生活填得满满。联华公司拍摄《母性之光》，又让聂耳当实习导演。这当然要感谢该片导演卜万苍，因为片中有音乐场景，卜导很客气地对办公室的职员说：“对于这一门，我倒是门外汉，非请老聂导演不可。”（3月22日）

为了卜导的赏识，聂耳好不卖力。在《母性之光》开拍的第三天，因为可以痛快地休息一下，聂耳庆幸不已：“要是再像前两天那样辛苦下去，恐怕我的脑袋快破裂了！”（3月16日）他几次三番陪女主演陈燕燕学唱，“自从导演陈燕燕唱歌之日起，脑袋没有一天舒服过。”赴杭拍外景，《母性之光》急需一名非裔矿工的龙套演员而无人应承，聂耳毅然用粘腻的深褐色油彩涂满全脸和半裸的上身、腿、脚。

音乐会大厅一幕终于开拍：一架三角大钢琴斜置在大厅，八把第一小提琴和第二小提琴分列在前，两把中提琴和两把大提琴围在后边，一把低音提琴威严地立在钢琴后旁。乐师有几位打黑领结的长头发，一个个威严凛然不可冒犯。长头发的指挥来了，左手紧紧按着鼻唇之间的两笔八字胡，但见他将指挥棒一挥，演奏开始。钢琴粗笨地响着基本练习，几个长头发得意地做着独奏的表情，手中的弓弦发出老鼠吱吱叫的声音，原来这几位是学画出身，演奏全是“做做样子”。聂耳只有苦笑了。需要一个俯拍镜头，摄影师从天桥上往下拍摄乐队的全景。这时，音乐演奏需要一个尾声，为了确保弓子的上下一致，聂耳想出一招。在卜万苍导演喊出一声：“Camera”后，他立即大声吼着“一二三四……”，音乐师闻声如同做体操似的把弓子在琴上一上一下地摆弄着，数声拖长弓子就拉得慢，数声短促弓子就拉得快，还真是整齐划一（聂耳《影界漫语》）。

获得执导拍摄《母性之光》的机缘，归根结底，还是要拜田汉所赐。该片是田汉为“联华”编剧的第二部左翼电影。从北平回到上海，聂耳与田汉的接触明显增多。拍摄《母性之光》，为田、聂关系增加了一条新的纽带。2月初的一天，卜万苍请聂耳到田汉那里去一趟，催一催田老大为《母性之光》所作的字幕（2月？日）。

一个多月后的3月15日，聂耳随田汉、辛汉文、安娥、郑君里、舒绣文等左翼戏剧家联盟成员，从市内出发，经由北四川路转入江湾路，前往上海郊区大场。除带了简易的化妆品和道具之外，还带了一只排球，一路上打打玩玩、说说笑笑，倒像是去郊游。到目的地后稍事休息，就分组出去采访，再将所得材料向田汉汇报，由田汉综合编成一出抗日题材的活报剧《棉花》。时间紧迫，田汉仅对剧中人物的关系和每幕的中心内容作出规定，台词由演员自行编排。聂耳刚上场拉完一曲小提琴，就在该剧中扮演一名十九路军将士。为了通俗易懂，这帮“新上海人”装模作样地说起了上海话（侯咏《忆聂耳》）。“大场的演戏，感到另一种风味。”聂耳记道，“像我们这样蹩脚的上海话，居然凑成功一个反帝的上海话话剧。”（3月16日）

第二天田汉请大家吃面，说是补过昨天自己的36岁（虚龄）生日，实则乃是同志聚会，兼有答谢与庆生之意。“多么有意义的一个宴会”，聂耳“听了不少演讲。”（3月16日）正当田汉宣扬革命戏剧之际，忽见两个不三不四的人闯进了西餐厅。是“包打听”，田汉被迫打住，夏衍、阳翰笙、金焰等喝酒的喝酒，抽烟的抽烟，宴会一时沉默。聂耳灵机一动，拿起随身带着的小提琴，拉起即兴创作的《祝寿曲》：“33、315、36”，在座的击节助兴，聂耳乘势拉着小提琴，跟在两个陌生人身后围着餐桌转圈子。“包打听”大不自在，围着餐桌转了两圈，也没发现什么异常，只得狼狈退场。大家交口称赞聂耳的即兴发挥，说得聂耳有些不好意思：“今晚我们大家本来就是为田老大祝寿的呀！”（崎松《祝寿曲》）

不料“生日宴”仅仅过去了两天，突然传来坏消息：“田老大从汽车上跌下来，伤了！”（3月22日）

(1)　以下聂耳日记出处仅注日期，以省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