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宋诗话与唐诗学》以宋代诗话^[1]为主要资料，兼及宋代笔记中有关唐诗的论述材料，结合具体唐诗作品、宋代诗歌和宋代文化背景，重点关注宋诗话对唐诗的评述，由此建构宋诗话的唐诗学体系，探讨其唐诗学的内涵，以及宋诗话对唐诗学建构所做的贡献、对后世的影响以及对现代唐诗研究、唐诗学发展的意义。本书研究涉及宋诗话与唐诗学。宋诗话研究主要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一、诗话文献整理研究 宋代作者编写的汇编性质诗话《诗话总龟》《苕溪渔隐丛话》《诗人玉屑》等在宋诗话中具有重要地位，20世纪中期以来均有校点本出版，是宋诗话研究的重要文献资料。宋代以后学者整理的汇编诗话如《历代诗话》《历代诗话续编》等也相继整理出版，两书辑录了中国自梁至明诗话56部，其中宋诗话28部，给读者展示了“诗话文本”的发展形态，既是诗话资料汇编，也具有诗话形态史意义。集成性的宋诗话汇编有20世纪末吴文治主编的《宋诗话全编》，收集资料甚夥，极大地扩大了宋诗话的范围。单本诗话中《沧浪诗话》受到关注最多，郭绍虞有《沧浪诗话校释》，涉及作者身世、版本、校释等问题，至今仍然是研究严羽诗学思想的重要资料和参考书。郭先生对宋诗话集中耙梳整理的作品还有《宋诗话考》《宋诗话辑佚》等，对宋诗话作者、产生年代进行考证，对诗话内容概要介绍并做简评，从历史发展演变角度做了重要梳理，并对相关散佚文献进一步钩稽整理，比较完整地呈现了宋诗话的存在形态。其他单本诗话如《竹庄诗话》《后村诗话》也均有校点本出版。这些文献工作为宋诗话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

二、诗话概论性研究 主要探讨诗话的起源、发展、性质、特点等问题。1933年，郭绍虞在《小说月报》和《文学》刊物上发表《诗话丛话》，以“话”这种较为自由灵活的形式对我国的诗话做了梳理，采用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使诗话研究体系化、类别化，是诗话研究的拓荒之作。之后，徐英《诗话学发凡》、梁孝翰《宋代诗话家之文艺理论》、徐中玉《诗话的起源及其发达》《论诗话的起源》都不同程度地对宋代诗话的起源、发展等理论论题给予了考察。1949年以后，对宋诗话的概论性研究耽误了很长时间，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钱仲联率先发表《宋代诗话鸟瞰》一文，对宋人诗话别集和总集的类别从学理上予以分类；同时，就宋人诗话所阐述的几个最为重要的诗学理论命题予以举隅和理论性探讨。这对推动新时期对宋代诗话的概论性研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之后，陆续出现不少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如吴景和《宋代诗话浅说》，葛兆光《宋代诗话漫谈》，刘德重《北宋诗话概说》《南宋诗话概说》《宋人诗话与江西诗派》，刘泉《关于宋代诗话》，陈庄、周裕锴《语言的张力——论宋诗话的语言结构批评》，黄河《宋代诗论中的以禅喻诗漫议》，张伯伟《宋代诗话产生背景的考察》，梁道礼《禅学与宋代诗学》，蔡镇楚《唐人诗格与宋诗话之比较》，王德明《宋代诗话“以资闲谈”的创作目的及其影响》，周裕锴《自持与自适：宋人论诗的心理功能》《宋代诗学术语的禅学语源》，许总《伦理学文化观念与宋代诗学》等。上述论文，或从宏观概括角度，或从某一独特的视角考察宋代诗话的起源、背景、体例、特征或演变等一般理论性论题，厘清诗话与佛教、理学等思想的关系，探讨宋诗话的文体特征等，加深了对宋诗话的认识。蔡镇楚《诗话学》《中国诗话史》等著作，从诗话史角度展示宋诗话在中国诗话史上的地位、贡献及其特点，是较早的概论性诗话研究专著。

三、宋代诗话中诗学理论研究 1927年，刘开渠在《晨报副刊》发表《严沧浪的艺术论》，这是20世纪对宋代诗话家诗学理论进行阐释的开始。之后，秋斋《白石诗说之研究》、唯我室圣《白石道人诗说》、缪钺《姜白石之文学批评及其作品》等相继出现，成为20世纪以来对宋代诗话家诗学理论研究的先导。其后，专人专书的诗学理论研究成为重点。研究的着力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家：欧阳修《六一诗话》、黄庭坚《黄山谷诗话》、张戒《岁寒堂诗话》、胡仔《苕溪渔隐丛话》、杨万里《诚斋诗话》、姜夔《白石道人诗说》、严羽《沧浪诗话》、魏庆之《诗人玉屑》、刘克庄《后村诗话》等，在对诗话作者、成书年代、版本进行考证，编排体例进行探索，诗话文献学意义进行探讨的基础上，阐发诗学思想，也可以看作是对专书的全方位研究，即把诗学思想放在广阔的时代背景中来讨论，论述更为深厚。严羽诗学理论的阐释仍然是重中之重，《沧浪诗话》的体例、编排系统、性质，以及“兴趣”“妙悟”等诗学概念，均得到全面讨论。21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硕士论文关注宋诗话，《中山诗话》《冷斋夜话》《对床夜语》等以前较少关注的诗话进入研究视野，诗话比较研究，以及借鉴新理论的诗话文学性、叙事性研究等都有一定新意，可以看成是对诗话研究角度的拓展。单篇论文方面，如胡明《关于刘克庄的诗论》、吴善辉《试论〈韵语阳秋〉在古代文论史上的独特贡献》、汤炳能《唐庚论诗——读〈唐子西文录〉》、耿文婷《论朱弁的诗学思想》等，也是对以前不太被人注意的诗话家的诗学理论进行梳理。这些讨论使宋代诗话研究范围不断拓展。

最近十年，宋诗话作家论逐渐成为新兴的论题，唐代诗人中杜甫、李白、韩愈、柳宗元等备受关注，其中杜甫是中心。作家论论述角度包括作家接受、作家身世、作家诗集编撰、作品艺术风格、作诗方法等，其中以艺术风格为重点，论及作家个性、思想与作品风格的关系，以硕士论文居多。而诗学范畴论逐步成为研究热点，论述甚夥，涉及的概念非常多，也很驳杂，涉及的有“趣”“涩”“拙”“识”“淡”“爽”“气”“韵”“奇”“古”“机”“兴趣”“高古”“豪放”“格调”等，其中有些是诗学史上的重要概念，但是总体而言，这类研究对“诗学范畴”的界定过于宽泛，范畴界定标准五花八门，需要从文献文本出发，从诗学发展史的角度确立重要的诗学范畴，然后再讨论其诗学内涵及其在不同时代的发展演变。

唐诗学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指所有有关唐诗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都属于唐诗学；狭义的唐诗学主要探讨唐诗何以为唐诗的理论问题。本书所关注的是狭义的唐诗学。

狭义唐诗学现代意义层面的研究，从陈伯海开始。20世纪80年代，他在《唐代文学研究》第一期上发表了《唐诗学史之一瞥》的长文，开始认真思考如何建构“唐诗学史”的问题。1988年问世的《唐诗学引论》，除对唐诗的质、态、源、流、体、式诸方面分别予以考察外，还专设“学术史”一篇，提要式地勾画了唐诗学学术史演进的轨迹。《唐诗学引论》有着创新理论建构的意义和巨大的学术影响，也是陈伯海构建唐诗学史最基本的指导思想和思路。其后，编书目，辑资料，选诗歌，汇评，乃至分专题、按时代搜罗、排比历代有关文献，皆围绕着总结前人研究唐诗的既有成果与经验，以利于唐诗学建设，如1995年出版的《唐诗汇评》。2004年出版的《唐诗学史稿》亦由陈伯海主编，是其唐诗学史的总结性著作。该书采取全景式的视野，将唐诗学演进历史分为萌芽、成长、兴盛、总结四期，涉及选、编、注、考、点、评、论、作各种唐诗研究方式，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唐诗学的总体进程。

2000年出版的朱易安的《唐诗学史论稿》也是该领域的一部重要著作。该书把唐诗研究放在社会变革、文化传统、哲学思潮、学术思想、士人心态等大背景之下加以考察，深入分析唐诗学史的学术趋向和学术意义，并对一些重要诗学命题提出独到见解。该书首先说明唐诗学体系建构的合理性，然后分析其批评方法的渊源和传承关系，对唐、宋、明、清四朝重大的唐诗学论题进行辨析，寻求唐诗学发展的理论演变动因，为人们认识唐诗学史提供了可供指导的思想方法。

台湾学者蔡瑜1990年完成的《宋代唐诗学》论文，以唐诗的重要理论问题如唐诗分期等为中心，从宋代众多的典籍中搜罗相关的材料，挖掘和整理出宋人的见解。其问世于1997年的著作《唐诗学探索》，则是探讨唐人对诗歌中四个重要理论问题的看法。这四个问题是：唐诗律化的理论进程、唐诗学中意境理论的形成、唐诗时代意识的递嬗——以风雅正变观为参照的探讨、论“声音之道与政通”的意涵及其在唐诗学中的演绎过程。上述两种论著着眼于唐诗的一些理论问题，梳理了宋人和唐人的有关见解，均有较强的理论意识，可谓台湾唐诗学研究中的姊妹篇。

2001年出版的傅明善的《宋代唐诗学》，虽然与蔡瑜所著同题，但研究角度不同。作者在全面把握唐诗学研究对象、范围、体系、特点等学科构成的基础上考察宋代唐诗学，从宋代唐诗学的层面分布、演进历程、研究方法及其特征、历史地位等方面，清理并显示了宋代唐诗学的构架体系。对宋人的唐诗选本、宋代的诗话理论都予以介绍和评议，还就宋人的唐诗研究的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轨迹加以理论阐释，考察其与宋诗演进历程的关系，并特别指出宋代佛学、理学及史学对唐诗研究的影响。这是笔者所见大陆第一部断代唐诗学研究著作。此外还有华南师范大学王红丽博士的论文《宋人唐诗观研究》，对宋代笔记、宋诗话、宋代著名诗人、著名诗话中唐诗观进行了梳理和专门讨论。

除了相关专著外，与唐诗学史相关的单篇论文也不在少数。这些文章，大约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对唐诗学史中的相关问题加以考察：首先，关于学科建设，重要的文章有朱易安《略论唐诗学发展史的体系建构》，黄炳辉《唐诗学的历史回顾和走向预测》，陈伯海《走向更新之路——唐诗学百年回顾》，胡建次、秦良《略论宋诗的创建、批评与唐诗学的成长》以及胡建次《新时期以来唐诗学研究述论》等。其中尤以陈伯海的论文更具指导性。其次，关于唐诗学史的断代研究——宋代唐诗学，重要的论文有傅明善《宋代唐诗学论纲》，胡建次《宋代唐诗学的展开与演进》《北宋史学、理学、博学视野中的唐诗论》等。最后，关于唐诗学史研究中的个人或具体问题的研究，这方面的代表文章有田恩铭《论朱熹的唐诗批评》，陈新璋《论欧阳修的唐诗观及其影响》，袁晓薇《宋代诗论对李白不公正评价的时代原因》，胡建次《宋代诗话批评视野中的韩愈论》，傅明善《荆公低韩略论》等。至于有关杜甫研究的论文，更是多得不可胜数。一些重要的专题问题研究如唐宋诗之争等，也相继有不少文章发表，除80年代齐治平的《唐宋诗之争概述》之外，其他论文如秦良、贺丹君《唐宋之辨与唐宋诗之争的发韧》，胡建次、邱美琼《宋代诗学批评中的唐宋之争》等，均有可参考之处。

前辈时贤在宋诗话和唐诗学研究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将宋诗话与唐诗学结合起来的论述，一般都比较简略，比如傅明善《宋代唐诗学》只有一节论及宋诗话对唐诗的研究情况，蔡瑜《宋代唐诗学》，也是着眼于宋代，宋诗话只是其中一部分，陈伯海、朱易安均从唐诗学理论建构及唐诗学史的角度进行研究。但是宋诗话作为一个整体与唐诗学的建构仍然值得深入讨论。前辈们的论述中，或多或少觉得宋诗话毕竟以资闲谈为主，其诗歌评论大多零散、不成系统，只有南宋严羽的《沧浪诗话》才算是比较有系统性的诗歌研究著作，所以对其他诗话作品重视不够。但从中国文学发展角度讲，“诗话”那种散漫、没有主题、没有中心的形式，是中国传统诗学理论的一个特点，没有鸿篇巨制，没有清晰的体系建构并不表明诗话对诗歌的认识肤浅。“诗话”评论语言多具形象性、文学性，并且好些评论观点影响后世，所以吉光片羽也蕴含深刻见解。诗话作者对诗歌的精妙品评，他们在考证、辨析中展现的学问之渊博、深厚，常常让人惊叹、佩服，他们品评诗歌时的情趣和兴致，更让人向往。有鉴于此，将宋诗话作为一个整体来探讨其对唐诗学的建构仍然有意义。

总体而言，宋诗话是以指导诗歌创作为目的的诗歌品评，形式散漫随意，通过对诗人的多方品评，对作品的深入分析，对某一问题的反复陈述，建立起对唐诗的整体认识。宋诗话品评的唐代作家，范围非常广泛，初、盛、中、晚均有，但是偏重盛唐和中唐，这不仅表明了唐诗创作的实际情况，同时也表明宋人崇尚盛唐、不偏废中唐的观念。^[2]其中品评最多的是杜甫，共有1055则，其次是韩愈543则，李白420则，其他如元白、刘柳、韦应物等，大多100多则，不到200则。这个数字表明宋人对杜甫的关注，同时也表明宋人认为杜诗有法度可依，从中探寻、发掘创作方法的热情。宋诗话以作家品评为基础，构成唐诗学作家论；对不同时期作家、不同风格作家的关注，构成体派论；对诗歌作诗法则的探寻，形成唐诗学诗法论，最重要的是，随着对诗歌讨论的深入和对宋诗一些新现象的警惕，诗话越来越关注诗歌本质问题，即诗歌该具有什么样的特征，诗歌与其他文体的界限在哪里，诗歌最重要的特征是什么，这就构成唐诗学本色论及范畴论。本书分五章，分别论述宋诗话中的唐诗学本色论、范畴论、体派论、诗法论、作家论。

唐诗学本色论一章主要讨论诗歌本质问题，这是宋诗话建构唐诗学的核心问题。首先讨论诗歌文体特征，即诗歌首先是凝练的语言艺术，必须有诗歌的格律、韵味、句法等，“以文为诗”尽管是一种创新，但是这种创新必须有“度”，也就是诗歌之所以为诗的文体本色。其次，宋诗话多次谈到复古，他们一致认同汉魏诗歌高古有味，为诗歌本色，这种复古展现了诗歌本色，即用平淡、平常之语表现深远意蕴的风格。在对本色诗歌的具体讨论中，宋诗话主要讨论了诗歌到底具有什么样的风貌才能称为本色，在本章中以韩愈与李白、杜甫、柳宗元诗歌对比，以宋诗话所认为的本色诗歌为基本材料，从本色非才气、本色非学问、本色非理致三方面对诗歌本质进行阐述。

唐诗学范畴论一章主要论述了“味”“格”“工”“俗”四个重要概念。这四个概念在宋诗话中使用频率高，其中“味”涉及诗歌本质问题，从三方面展开论述，第一，“味”在总论诗歌特征时，常指一个时代或者一个人的风格、风貌。第二，“味”在具体论述中的类型，包括“理味”“情味”“境味”“物味”四个方面。第三，“味”的本质是诗歌通过简洁、准确、传神的语言所表达的一种含蓄的沉潜的美，它与平淡、粗俗没有关系，与纯粹的辞藻之美也没有关系，它体现在语言之外。对读者来说，味是需要反复沉酣体味才能得到的一种美感。“格”是重要的诗学范畴，本章首先从两方面讨论其内涵：其一，从“格法”层面，探讨宋诗话对声律、句法、表达方式、写作手法的论述。其二，“格”超越形质之上的内涵，当“格”以单音词出现在诗话中，主要涉及与立意、语言等诗歌要素的关系，从中可以看出“格”与诗歌要素共同传达的美。其次，讨论风格/格调，气格/格力，体格/骨格三组复合词的内涵，辨析其在不同语境的复杂含义及对后代诗学的启示。“工”主要讲一首好诗完成状态所具有的素质，主要讨论“工”的具体内涵。诗话中的“工”涵盖的内容非常丰富，它既是对一首诗作的全面评价，也用于评论一首诗在造意、用语、写物、用事等方面达到的高度。其次论达到“工”的条件，最后简论以“工”论诗所反映的宋人的诗学观念，即非“唯语言”论，而是立意为主。“俗”是宋代“忌俗”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宋人对雅俗问题的思考在诗歌批评中有反映，在对“俗”的内涵的辨析中可见“俗”并非完全贬义，“俗”之内涵，需从诗歌语言与诗歌内质两方面探讨，“俗”在语言上指一种平易的、平常的、不够凝练的、于诗意传达不够新鲜、精警的表达方式；在诗歌内质上则表现为没有韵味、不含蓄，气格不高，风骨不振等风貌。但是“俗”与平易、格律、新奇以及诗歌内容等没有截然界限，关键在于作者如何把握。最后讨论宋人“以俗为雅”的方法。

唐诗学体派论一章以人为宗，讨论了少陵体和元白体，因为少陵是盛唐诗歌的代表，元白是中唐诗歌的一派，他们本身的特色具有时代意义。少陵诗歌，现代学者常常以“沉郁顿挫”来形容其风格，这是杜甫《进雕赋表》中的一句话，但是宋诗话中除了葛立方引用此话之外，再也没有人用此词来总评少陵诗歌。宋诗话用“集大成”来概括少陵诗歌，认为其是“周公制礼”“不可拟议”，强调其可法性和庄重性，本章从气脉贯通、含蓄微婉、准确传神、深广如史、体制创新等方面讨论少陵诗歌的特质，从中窥探宋诗话关注杜甫诗作的内在动因，即以杜诗为范来寻求创新的目的。宋人推崇杜甫，主要在于杜诗深广浩渺，无所不包，无所不写，情采充实华茂，表现多姿多彩，更重要的是杜甫在学习前人的过程中能够自出新意，融汇万家，这种创新给宋人极大的刺激和影响。元白体是中唐重要的一派，与韩孟诗派具有相同的繁复特征，但是韩孟诗派以其语言的崛奇、拗峭让人淡薄了它的繁复感，宋代虽然欣赏韩愈，却没有形成一个体派来学韩孟，但宋初却有“白体”一派。宋人对元白体的关注主要集中在白居易身上，当然白居易的影响不限于宋初白体，对苏黄等大家都有不同程度影响，本章通过探讨元白与宋人的关系，了解元白诗风在宋人接受过程中的多面特性；其次讨论元白诗歌特征，平易浅切、鄙俗格卑、质直冗繁，这三种评价，表面看来都是贬义，其实不是，“平易浅切”“俗”都有两面性，本章对此有进一步辨析。

唐诗学诗法论主要从创作角度来探讨作诗法，而不是探讨“四病”“八病”等诗格。宋人推崇杜甫，他们论作诗，大多都以老杜为法，所以本章主要以老杜为例，探讨诗歌的结构、句法、字法、用事、用语等方面应该达到的要求，即结构不是孤立的章法，是与立意、语言等方面息息相关的，句法讲究对称，字法中要有响字，用事如己出而非为事所使，用语多学习前人，又要自出新意等，这些抽象的原则在具体诗例中会传达更多的内涵。

唐诗学作家论，这也是宋诗话建构的唐诗学的基础，如果没有对作家及其作品的分析，也不会有唐诗学的出现。本章分为三部分，其一，宋诗话唐代作家总论，宋诗话评论的唐代作家非常多，但是只有宋诗话认定的名家、大家，诗话才会作风格总貌评，其中表现出尊崇杜甫、崇尚盛唐、不废中唐的倾向。其二，以比较法论作家，有同题比较、同体裁比较、同门派比较，风格比较等，在对比中，各家的风格特点更加明晰、可感。其三，论作品风格与作家才性的关系，宋诗话认为一个作家的思想、经历、个性、胸怀、见识等对其诗风都有很大影响，这反映了宋人对知人论诗方法的继承，也是当时推崇人格胸襟风气的反映。

当然宋诗话对唐诗的关注不限于这些方面，比如唐诗分期问题、唐诗体式问题，诗话也有论述，限于时间和学识的限制，这些问题留待以后研究。总之，宋诗话以散漫、随笔的形式讨论诗歌，表面上没有系统、没有整体构架，但是综合起来看，对于唐诗的研究涉及面非常广，研究也有深度，构建了唐诗学基础。

[1] 本书中的宋诗话指据郭绍虞先生《宋诗话考》所载现尚流传的42部、部分流传的如《王直方诗话》《蔡宽夫诗话》，及他人辑录的《东坡诗话》《侯鲭诗话》《童蒙诗训》等，同时参阅了郭先生的《宋诗话辑佚》。

[2] 尽管严羽崇尚盛唐，代表南宋以来渐渐形成的共识，但是宋诗话中对中唐诗人的关注非常多，譬如评论的中唐作家有韩愈、柳宗元、刘禹锡、韦应物、白居易、元稹、孟郊等，对他们评论的条目的总和在诗话中数目是巨大的，在具体的评价中，这些作家的地位也并不低。其次关于唐诗的分期，严羽在诗体一章中分得非常细致，初唐、盛唐、开元天宝、大历、元和、晚唐，这为以后唐诗的分期定了基础，但在宋代还没有明确的四分法。本书所说“中唐”是采取现代学者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