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斯顿·丘吉尔在1940年

一

在距今已经久远的1928年，一位大名鼎鼎的英国诗人兼评论家出了一本探讨英语散文写作艺术的书。^[61]该书写于一个幻想破灭的痛苦时代，爱德华时代辉煌的假象，加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造势豪言，都已经幻灭，作者不免对简洁之美加以赞赏。如果说简洁的散文常常枯燥单调，它起码是诚实的。如果说简洁的散文有时文笔生涩、文采匮乏、读之索然，它起码传达出了真实的感觉。最重要的是，它能抵御所有诱惑中最难以抵御的诱惑：自命不凡，自吹自擂，搭建起徒有其表的门面，以光滑假象欺骗世人，或精雕细琢掩饰可怕的内在空虚。

时代背景已经够清楚的了：是在利顿·斯特雷奇^[62]以自己的方式让人们看到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名流说话是怎样的言不由衷或脑子都是一盆浆糊，进而开创了一种新的风尚之后不久；是在伯特兰·罗素揭去了19世纪那些形而上学大家的面纱，让人们看清他们编出了一个巨大骗局，蒙骗了一代又一代容易上当受骗的人之后；是在凯恩斯成功地抨击了协约国的政治家们在凡尔赛的种种愚行和丑行之后。这是一个修辞和雄辩挨骂的时代，骂它们是在粉饰文学和道德上的那些伪君子，那些冒充内行的无耻之徒，败坏了艺术品位，令求真寻理名声扫地，最严重的时候，还会激发邪恶，并把一个容易轻信的世界引向灾难。正是在这样的文学氛围下，前文说到的那位评论家才很巧妙也很有眼光地，解释了他为什么更欣赏那个可怜的鱼贩子万泽蒂对塞耶法官说的最后那句记录在案的话^[63]——一个大老粗临死前口中迸出来的不合语法却感人的破碎语言，而不太欣赏当时大众广为阅读的名家美文。

他选了一个人作为名家的例子，此人尤其被视为该评论家极为推崇的谦恭、正直、博爱，尊重他人感受、个人自由、私人情感等品质的死敌，还被视为帝国主义和浪漫主义人生观赫赫有名却不受信任的倡导者、恃强凌弱的军国主义者、激情澎湃的演说家和记者、一个致力于培育私德的世界中最知名的公众人物。此人便是时任保守党政府财政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

抛出“雄辩须具备这三个必要条件——首先，要有一个恰当的题目；其次，要有一颗激情澎湃的拳拳之心；最后，还要有一股不屈不挠的韧劲”之后，作者引用丘吉尔大约四年前问世的《世界危机》第一部中的一句话透彻阐述了其观点，进而指出：“这样的雄辩是假的，因为它矫揉造作……意象陈旧，隐喻生硬。整个段落散发着虚假的戏剧气氛……连珠炮般的修辞祈使句。”接着，他说丘吉尔的散文夸夸其谈、堆砌辞藻、故作雄辩、慷慨激昂，是过分的“夸耀自我”而非“弘扬主题”的产物。总之是连根带叶都一通狠批。^[64]

在一个不仅是修辞，甚至连庄重的雄辩都似乎成了无法容忍的矫饰的年代，这个观点很受年轻人的青睐，因为他们只求对赤裸裸的真相有个大概的了解，凡看似多余的东西，他们都深恶痛绝。丘吉尔的评论者是在为战后一代人代言，这一点他心里很清楚；当时方兴未艾的广泛而急剧的社会变革带来的种种心理病症，虽然政府当局执意地转移开视线，但目光最不敏锐的文艺评论家也看得一清二楚。到处弥漫着不满、敌对、不安的情绪；那么多恢弘气派结出的是太苦的苦果，因而留下了一个痛恨恢宏风格的传统。这场灾难的受害者们认为，他们有权将一个出卖了他们的无情时代的装饰之物剥去。

然而，这位苛刻的评论家及其读者大错特错了。他们斥之为华而不实、空洞无物的纸糊的东西其实很坚实，是那位作者赖以表达他那豪迈、多彩、有时太过单纯甚至天真，但始终很真诚的人生观的自然方式。这位评论家所看到的只是一幅难以令人信服，破绽百出的模仿之作，但这是一个错觉。实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是一种富有灵感的复兴尝试，尽管也许是无意识的。它之所以逆当代思想和情感潮流而行，纯粹是因为它是对从吉本、约翰逊博士开始，一直延续到皮考克和麦考莱的正式的英语表达方式的刻意回归，是丘吉尔为了表达自己独到观念而创造出来的一种合成武器。在凄凉萧条的20世纪20年代，对于帝国主义时代那些敏感而又世故的追随者来说，这观念太过鲜艳、宏大、生动，太不稳定，这些人的内心世界既复杂又脆弱，无法也肯定不愿意欣赏白昼之光，因为它毁掉了那么多他们曾经信任和热爱的东西。这令评论家及其支持者心有余悸，但他们对原因的分析则不能服人。

他们当然有权利拥有自己的价值尺度，但把丘吉尔的散文视如虚假的幌子，弃如空洞的赝品，则是一种错误。复兴不能说就是虚假。比方说，哥特复兴，即便有些怀旧，也代表了对生活的一种热情态度。有些复兴的例子也许显得古怪，但复兴源于更深沉的情感，较之后来的某些单薄的“现实主义”的风格，可说的东西要多得多。哥特复兴的倡导者通过回归很大程度上是想象出来的过去而获得了解放，这一事实丝毫不会有损他们的名声或成就。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受到平庸世界的摆设的束缚，只有感觉到自己是站在舞台上的演员时才有生气，得以解放，第一次畅所欲言，结果发现有很多话要说。还有一些人，他们只有穿着制服、甲胄或戏装才能施展自如，只有戴上某种眼镜才能看见东西，只有在对他们来说较为正式化的场合才能有大无畏的表现，他们把生活看成一出戏，他们和别人都得听从指派，念上几句台词。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上次战争就提供了大量这方面的例子）：当生活发生戏剧性变化，平日里惯于退缩的人上了战场，也会有奇迹般的英勇表现；而且只要制服不脱，生活永远是战场，他们就有可能会一往无前，继续猛打猛冲。

这种对框架体系的需求不是“逃跑主义”，不虚伪，也不异常，更不是失调的标志。它往往是一种取决于人的性格中最强烈的一个心理要素的经验观：其表现形式常常是相互冲突的力量或原则之间的简单斗争——真假之间、善恶之间、对错之间、个人的正直与各种诱惑与腐败之间（如本文所讨论的这位评论家的情况）的斗争，也可以是人们眼中永久的东西与昙花一现的东西之间、物质与精神之间、生命之力与死亡之力之间、艺术信仰与其假想敌（政客、牧师或市侩）之间的斗争。生活可以透过多个窗口来看，没有哪个窗口就必然清晰或者必然模糊，比其他窗口的扭曲程度更小或更大一些。既然我们的思维工具主要是语词，那么语词就必然有铠甲的属性。约翰逊博士的风格在丘吉尔《最光辉的时刻》一书中随处可见，作者纵情于严肃的玩笑时尤其如此，这种风格本身在其自己的时代就是一件攻防武器。无需敏锐的心理洞察能力就能看出，一个像约翰逊博士一样易受伤害的人，一个在精神上属于上个世纪的人，为什么总需要这一武器。

二

丘吉尔的主要概念，其道德和理智天地中唯一的、核心的组织原则，是一种历史想象，这种想象非常强大，极其博大，可以把全部的现在和将来囊括在一个丰富多彩的过去的框架体系之中。这种方法是由一种愿望（和能力）所支配的，那就是要找到道德与理智的固定方位，为流水般的事件赋予形状、特点、色彩、方向及一致性。

当然，这种系统的“历史主义”，并不局限于实干家或政治理论家：罗马天主教思想家从坚实而明晰的历史结构角度审视生活；当然，马克思主义者也是这样，孕育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浪漫主义史学家和哲学家也是如此。我们也是直到认为所采用的范畴太损害“事实”了，才对“逃避主义”或歪曲事实不满。解释、叙述、分类、符号化，是自然而不可避免的人类行为，我们笼而统之地称为思维。我们即使抱怨，也只是在结果与自己所处的社会、时代和传统的普遍观点大相径庭时才会抱怨。

丘吉尔把历史，还有生活，看成一次规模宏大的复兴盛典：他想到法国或意大利、德国或低地国家、俄罗斯、印度、非洲、阿拉伯国度时，眼前浮现的是一幅幅栩栩如生的历史意象——某种介于儿童历史读物上维多利亚时代的插图和里卡迪宫^[65]中贝诺佐·戈佐利^[66]所绘《三贤朝圣》^[67]之间的东西。他从来就不以把什么都清清楚楚地加以分类的社会学家、细心的心理分析学家、慢条斯理的古董专家、耐心的历史学者的眼光看问题。他的诗歌不具解剖学的慧眼，无从看见肌肉之下的裸露的骨头、颅骨和骨架，也无从看见生命之流下面无所不在的腐烂与死亡。构筑起他的世界的构件，要比日常生活更简单，更宏大，式样生动而有重复，有如史诗诗人的模式一般，有时又似剧作家的类型，剧作家都把人物和场景看作是不朽、闪光原则的永久符号和体现。整体就是一系列结构对称且又风格化的作品，要么璀璨夺目，要么漆黑阴暗，恰似卡巴乔所绘的一幅传奇，没有微妙的差别，以三原色画成，无半点中间色调，无丝毫隐晦和缥缈的东西，无半吞半吐之言，无闪烁之词，无窃窃私语：皆一个声音，音高音色都不变。

丘吉尔的战时演讲令我们习惯了的古语风格，乃是那种严肃场合所要求的高调（编年史家的正式行头）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丘吉尔对这一点有十分清醒的认识：历史每时每刻都会对演员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风格应该充分满足这些要求。1940年他在评论外交部的一份草案时写道：“其中所提出的观点［……］在我看来是错的，错在老想卖弄聪明，老想在政策上精雕细琢，与时局和危难关头的问题所要求的悲壮质朴与肃穆格格不入。”^[68]

他自己的叙述手法则有意识地逐渐攀升和澎湃，直至达到不列颠之战的巅峰。其叙述有着歌剧悲剧的神韵与张力，其表现形式中（宣叙调和咏叹调中都有的）那种艺术做派，起到了消除日常生活中那种没意义的千篇一律，凸显主人公事迹与苦难的作用。在这样的一部作品中，诙谐之处务须符合作品的整体风格，是对这种风格的戏仿；而这正是丘吉尔的手法。他说自己“用严厉而平静的凝视目光”^[69]看这看那时，或者告诉手下的官员凡是“笑话”一个精心策划的计划落空的人“都将被本人极其鄙视”^[70]时，又或者描述自己的合作者看到一个巧妙隐藏的阴谋取得进展后所露出的“天使般的微笑”^[71]时，所用的就正是这一手法。这种模仿英雄的语气，不免让人想起《斯托基公司》^[72]，并不违背歌剧传统。不过，尽管是传统，也不能任由作者随心所欲地穿脱：现在这些手法于他而言已习惯成自然，与其生就的天性完全融为一体了，艺术与自然已彼此莫辨了。他散文的这种刻板模式，正是他表达思想的常规手段，不单单是在他提笔为文时如此，在遍及他日常生活的想象力活动中也是如此。

丘吉尔的语言是因其自身需要而发明出来的一种表达手段。它有一种大胆、厚重、颇为统一、易于辨识的节奏，使它像所有独特的风格一样，容易为人（包括他自己）所戏仿。当一种语言的使用者具有明显突出的特色，且成功地为这些特色创造出了一种表现手段时，这种语言就会很独特。丘吉尔散文中可以找到的来源、成分、模仿经典的痕迹都很明显，然其作品仍不失为独一无二之作。这种语言风格，无论人们对其持什么样的态度，都必须视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大现象。忽视或否认这一现象都是昏聩轻狂或自欺欺人。这样的表达方式，不只是在特定场合下，而是一贯都是正式的（虽然程度和色彩会随场景而不同）、大众的、雄辩的、面向天下苍生的，与内省和个人生活的种种疑虑和压力相去甚远。

三

丘吉尔的六卷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的水准就是他整个人生的品质水准。他的世界建立在公共关系高于私人关系上，建立在行动至高无上，纯善与纯恶之战、生与死之战至高无上的价值上；不过，首先是建立在战斗之上的。他一直在战斗。在1940年最看不到希望的那一刻，他对意志消沉的法国部长们说：“无论你们会做什么，我们都将永远、永远、永远地战斗下去”^[73]，而且他本人一辈子都是打着这条标语度过的。

他所战为何呢？比起那些同样富有激情却不那么前后一致的行动家来，答案要明显多了。丘吉尔在根本问题上的原则和信念从未动摇过。批评他的人常常指责他反复无常，指责他没有定见甚至忽左忽右，比如他先是拥护保守党，后来又坐到了自由党那边，变来变去。不过，这种乍看上去很有道理的指责，其实错得很离谱，只有在贸易保护问题上是个例外：20世纪20年代，他在鲍德温内阁任财政大臣时支持征收关税。事实上，在漫长而又疾风暴雨般的职业生涯中，丘吉尔非但不是三天两头地改主意，而是压根儿就没怎么改过主意。如果有人想了解他对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问题和长期问题的看法，只需自己去查一查在他漫长而又特别善于表达的公众生活中的任何一个时期，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岁月里，就这个主题说过或写过什么，就会发现，他的观点后来发生过可察觉出来的变化的例子，少得惊人。

看似实在可靠的鲍德温，只要环境需要，都会非常灵活地对自己的态度做出相应调整。张伯伦长期被视为捍卫保守党意见的一块坚定不移的巨石，当他觉得党或局势需要之时，也会改变自己的政策——他比鲍德温更严肃，追随的是政策，而不仅仅是满足于态度。丘吉尔在最基本的原则上，是牢守底线，不讲变通的。

在保守党首脑机关中引发了更大不安、更多反对和猜忌的正是他毕生主要信念的力量和一以贯之，而非他对权力的狂热或激情，也非人们心目中他那任性而又不可靠的才华。没有哪个高度集中的政治组织会对一个既独立，有着天马行空的想象和令人敬畏的性格力量，又信仰坚定、在公私利益上始终抱定一个观点的人百分之百地感到满意。丘吉尔相信“每一个人的心里，都闪耀着一颗雄心，这颗雄心志在名声，而不是粗俗的目的”^[74]，他笃信并力求达到个人的伟大与尊荣——像艺术家力求实现其愿景。就像文艺复兴时期剧作家，或者19世纪历史学家或伦理学家想象中的任何一位国王一样，他把胜利骑马穿过波斯波利斯看作一件英勇的事情。对什么是他认为高大、帅气、高尚、值得身居高位的人追求的东西，以及与之相反，什么是他所憎恶的模糊、灰暗、单薄、可能会削弱或破坏宇宙中的色彩变幻和运动的东西，他有着不可动摇的确信。改变、屈从和怯懦的妥协会受那些理智健全，希冀保住他们所捍卫的世界，而其希望却为一种往往是无意识的悲观主义所贯穿的人所欢迎；不过，若其执行的政策有降低速度、重创有生力量、削弱他所崇拜的（比方说，比弗布鲁克勋爵的）“生机和活力”之势的话，丘吉尔就准备出击了。

丘吉尔是日渐减少的真正笃信一种明确的世界秩序者之一：对他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影响最大的一个因素，就是渴望赋予这样一种世界秩序以生命和力量。传记作家们和历史学家们到了描述和分析他在欧洲或美国、大英帝国或俄罗斯、印度或巴勒斯坦，甚或是社会或经济政策上的观点时，就会发现他对所有这些问题的见解，都可以套入固定的模式，这些模式是他早年建立起来的，后来只是有所强化而已。因而，他始终几乎是分等级地相信大国及伟大的文明，而且，举例来说吧，他从来没有恨过德国这个国家本身：德国是一个伟大的、有着神圣历史的国家；德国人民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因此在丘吉尔的世界图景中占有与之相称的空间。他谴责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普鲁士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纳粹，但他几乎丝毫没有指责德国人民。他对法国和法国文化始终都很欣赏，而且一直坚定不移地宣传英法合作的必要性。他一贯把俄罗斯人看成是欧洲文明围墙之外的一个混沌的准亚洲群体。他对美国民主的信仰和偏爱是他政治观的基础。

在如何看待外国的事情上，他的眼光始终都是浪漫主义的。正如意大利复兴运动博得了他的自由党前辈的同情一样，巴勒斯坦犹太人争取自主的斗争也激发了他的想象。同样，他在社会政策上的观点，也与他从20世纪头十年自由党当局中自己最敬仰的人（阿斯奎斯^[75]、霍尔丹^[76]、格雷^[77]、莫雷^[78]，尤其是1914年之前的劳合·乔治^[79]）手中接过来的那些自由主义原则相一致。而且他向来认为，不管世界做什么，都没有任何理由去改变它们。如果说这些在1910年进步的观点今天看起来不大令人信服，而且确实揭示了一种对社会与经济不公（相对于政治而言）的执意忽视，而这样的忽视几乎不能归咎于霍尔丹或劳合·乔治，那便是源自丘吉尔对于自己很早以前就一劳永逸地建立起来的关于人类关系的图式笃信不移。

四

把想象力视为一种主要属革命性的力量是错误的——如果说它造成毁灭和改变的话，它也把迄今彼此孤立的信仰、洞见、心理习惯融入高度统一的系统。这些系统，若灌注了足够的能量和意志力——还可加上幻想，这幻想不怎么惧怕事实，且能创造出在脑子里对事实进行编排的种种理想模型——有时就可以改变整个一代人的观念。

英国政治家中最富这些禀赋的是狄斯累利，此人实际上想出了那个帝国主义秘诀，那个精彩却极其非英国式的观点，浪漫到了带有异国情调的程度，充满形而上学的情绪，显然与英国传统中一切最清醒的经验主义的、功利主义的、反系统的东西截然相反，它像魔咒一样控制了两代英国人的心灵。

丘吉尔的政治想象力同样有着某种魔法般的神奇力量。这是一种既可以为蛊惑民心的政客所掌握，同样也可以由伟大的民主国家领导人所掌握的魔法：富兰克林·罗斯福也是玩这种魔法的高手，他改变了他的国家关于它自身及其特点与历史的内在形象，无人能出其右。不过，他和丘吉尔之间，异要大于同，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所属大陆和文明差异的体现。在那场把他们紧紧地拽在了一起的战争中，他们各自所扮演的角色令这种差异得到了生动的展示。

从某种程度上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孕育出来的新东西和天才要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少。当然，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更大的灾难，战火殃及的范围更大，而且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社会和政治轮廓，其程度至少不亚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或许还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过1914年那一次，战争将连续性拦腰折断，粗暴的程度要厉害得多。1914年之前的岁月在我们现在，甚至哪怕是在1920年代看来，就像是一段漫长的大体和平发展时期的终止，为突如其来的巨大灾祸所断送了。至少是在欧洲，1914年前的岁月，被那些在它们之后没见过真正和平的人们以怀旧之情看待，这是可以理解的。

19世纪是一个延续不断且硕果累累的时期，从而使其看上去像是人类一个无与伦比的成就，是那么的强大，即便在将其打断的那场战争期间，都保持着在我们今天看来也很惊人的水准。与之相比，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则标志着人类文化发展的衰退。以文学质量为例来说（这肯定是衡量智力和道德活力最可靠的标准之一），1914年至1918年战争期间的文学质量之高，是1939年之后望尘莫及的。单是在西欧，这四年屠杀和毁灭的岁月，也是天才作品不断涌现的几年，有像萧伯纳、威尔斯和吉卜林、霍普特曼和纪德、切斯特顿和阿诺德·本涅特、比尔博姆和叶芝这样一些著名作家的作品，也有像普鲁斯特和乔伊斯、弗吉尼亚·伍尔夫、E. M. 福斯特、T. S. 艾略特、亚历山大·勃洛克、里尔克、斯特凡·格奥尔格和瓦莱里这样一些年轻作家的手笔。自然科学、哲学和历史学也未中断发展，还在开花结果。相比之下，新近的这场战争有什么可以拿得出手呢？

不过，或许在有一个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确是超过了前一次大战的：卷入这场战争的国家的领导人，除了法国明显例外，都要比他们的“原型”形象更高大，精神上更有趣。几乎可以毫无争议地说，斯大林比沙皇尼古拉二世更有魅力，希特勒比德皇威廉二世更有吸引力，墨索里尼比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亦然。还有，尽管威尔逊总统和劳合·乔治值得纪念，就绝对的历史高度而言，他们却比罗斯福和温斯顿·丘吉尔稍逊一筹。

亚里士多德说过，历史就是“亚西比德^[80]做过或遭遇过的事”。^[81]尽管社会科学想方设法颠覆它，这个概念也依然比与之抗衡的种种假说有根据得多，前提是历史被定义成历史学家实际所为。不管怎样，丘吉尔是由衷地认可这个概念的，且充分利用自己的各种机会加以推广。由于他的故事讲的主要是名人，加之对个人才华给予了恰如其分，有时甚至有溢美之嫌的评价，因此，他文中那些了不起的战时主要人物形象赋予了其叙述以某种史诗性质，他笔下的英雄和坏蛋获得的声望，不仅仅来自，或者根本不是来自他们所卷入事件的重要性，而是来自他们自身在人类历史舞台上固有的人格形象。他们的性格，陷于长久并列而且相互间时有冲突的状态，可以使彼此突出，显得醒目。

读丘吉尔的书，读者有时难免会神驰书外，在心里进行各种比较和对比。于是就会发现，罗斯福的过人之处主要在于其对生活的惊人热爱和对未来的毫不畏惧。作为一个对未来如此热切欢迎的人，他还给人以这样一个感觉：不管时代会带来什么，一切都会对他有利，没有什么东西会可怕或严重到不可征服、不可用、不可塑造成无法预料的新生活方式的地步，而这种新生活方式恰恰是他，罗斯福，及其盟友和忠诚的部属愿意倾注前所未闻的精力和热情去建立的。这种对未来的热切期待，这种不担忧浪太大或者太汹涌无法航行的心态，与斯大林或张伯伦身上那种显然惴惴不安地渴望将自己隔绝开来形成了最为鲜明的对比。从某种意义上说，希特勒身上也看不到恐惧神情，不过他的自信来源于一个疯狂之徒狂烈而狡诈的幻想，太容易从于己有利的角度来歪曲事实。

对未来的信念如此强烈，对自身塑造未来之能力的信心如此坚定，一旦与现实地评价未来真实轮廓的能力联系起来，就意味着对一个人周遭环境的趋势，对构成这一环境的人类的欲望、希望、恐惧、爱恨，对被客观地描述为社会和个人“潮流”的东西有一种自觉或半自觉的极为敏锐的意识。罗斯福把这种敏锐性发展到了天才的程度。他之所以赢得了在整个总统任期内都得以保持的象征意义，主要是因为他对时代大势及其未来投影的把握达到了极为罕见的水准。不仅是在对美国公众舆论动向的洞察上，而且在对当时更大的人类社会运动总趋向的把握上，他的嗅觉都可以说是不可思议的。这一运动内在的涌流、震颤和回旋，似乎都以地震仪般的精确性记录在他的神经系统中了。他的大多数同胞都认可这一点，只不过有些人是满腔热情，有些人则是怀着忧郁或强烈义愤。远在美国边界之外的人们把他视为他那个时代最真诚而坚定的民主代言人，最现代、最外向、最大胆、最具想象力、最大气磅礴，摆脱了内心生活的种种困扰，在令人相信他的洞察力、预见力，以及为普通人之理想代言的能力方面有着盖世无双的才能，这种看法是正确的。

这种不只对当下而且对将来的自如感，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如何去和为什么去，这使他在健康最终受到损害之前一直都很开朗、很欢快，乐于与极为多样、截然对立的人为伍，只要他们代表了波澜壮阔的生活中的某一个具体的方面，在各自独特的世界里积极进取，随便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都行。这种内在的生命冲动弥补了，而且还不止弥补了智力或性格上的不足，他的敌人——还有他所伤害的人——从来没有停止过指出这些不足。他似乎真正没有受到他们奚落的影响：他最最不能忍受的是消极被动、无声无息、闷闷不乐、恐惧生活，或者满脑子里不是永生就是死亡，无论与之相伴的是多么强大的洞察力或多么灵敏的感悟力。

丘吉尔则几乎处于另一个极端。他也不惧怕未来，而且从来没有哪个人能像他那样热烈地热爱生活，并把那么多的热忱倾注给他所接触的每一个人、每一样事物。但罗斯福，像所有伟大的发明家一样，对社会的未来形态有一种半自觉的前瞻意识，这样的意识与艺术家的并非全然不同，而丘吉尔呢，尽管其表面外向，却善于内视自省，其最强烈的意识是对过去的回顾意识。

这种他据以设想当下和未来的清晰而色彩鲜明的历史观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正是因为这一源泉提供了主料，他的世界才建造得如此结实，装饰得如此丰富精巧。如此坚固、如此“有容”的建筑，建造者不可能是个像一台敏感的仪器那样的人，动不动就会对别人、别的机构或民族永远都在变化的情绪和动向做出反应与响应。说实在的，丘吉尔的长处（也是他身上最令人畏惧的东西）正在于此：和罗斯福不同，他身上没有装备不计其数，连变动不居的外部世界中最小的波动信号都能捕捉到的敏感天线。

和罗斯福不同（而且就这一点而言，与格莱斯顿^[82]和劳合·乔治也不同），他不以热切且全神贯注的方式反映一个当代的社交世界或道德世界，相反，他创造了一个具有强大力量和高度连贯性的世界，使其变成现实并通过施加不可抗拒的力量改变外部世界。正如他的二战回忆录所表明的那样，他有巨大的消化事实的能力，不过这些事实不是以它们的本来面目再现，而是按照他强力加诸这些“原料”的类别，改造成了他可以用来构筑他自己强大、简朴、固若金汤的内心世界的东西。

罗斯福，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是一个率性、乐观、喜欢娱乐的统治者，他似乎喜欢肆意奉行两个或更多完全矛盾的政策。这样欢快而看似无所顾忌的放纵行为令助手们感到失望，而更让他们惊愕的是他那般迅速和轻易地，在最黑暗和最危险的时刻摆脱了公务的烦忧。丘吉尔也喜欢娱乐，而且他也既不缺乏欢乐，又不缺乏热情洋溢的自我表现能力，此外他还惯于以令他的专家们不快的方式，漫不经心地快刀斩乱麻，但他并不是一个轻佻的人。他的性格中有一定的深度——并对悲剧的可能性有种相应的意识——而这正是罗斯福轻松愉快的天赋所本能地忽略掉的东西。

罗斯福玩起政治来技艺精湛，而且他的成功和失败都有精彩的风度。他的表演如行云流水，毫不费力。丘吉尔既熟悉光明，也熟悉黑暗。同内在世界的所有居民，甚或匆匆过客一样，他会有痛苦的忧思期和缓慢的恢复期的迹象。罗斯福可能说起过血和汗，但丘吉尔为英国人民洒泪时，说的是林肯、马志尼或克伦威尔可能说出的话，而罗斯福不会这么说，虽然他是一个豪爽、慷慨、敏锐的人。

五

丘吉尔并非未来晴朗灿烂文明的使者，他心里只有自己的生动世界，他对别人内心的真实想法有多大的了解还真不好说。他不是做出反应，而是主动行动；他不是像一面镜子去反映别人，而是按照他自己强有力的标准去影响和改变别人。写到敦刻尔克时，他说：

毫无疑问，在此紧要关头，我这个首相若稍有踌躇，早就被赶下台了。我确信，每个大臣都抱定了宁可马上舍命疆场，家庭和财产统统遭毁，也不投降的决心。他们的这种决心，代表了下院，也几乎可以说是代表了全体人民。在此后的几天和几个月里，在适当的场合表达他们心情的重任落到了我的头上。我能够担起这项重任，因为这种心情也正是我的心情。一股不可抗拒的白热烈焰燃遍了我们这座岛屿的每个角落。^[83]

那一年的6月28日，他叮嘱时任驻美大使洛锡安勋爵：“你的情绪应平和而冷静。此间没有一个人情绪低落。”^[84]

这些光辉的话语，难以恰如其分地反映丘吉尔在激发他所形容的情感方面的作用。因为他不是一个摄取、聚焦、反映和放大他人情绪的灵敏镜头；和欧洲的那些独裁者不同，他并未像一台仪器那样利用公众舆论。1940年，他认为自己的同胞有着百折不挠的刚毅、决不投降的品质，并坚持了下去。无论如何，如果说他未能典型表现他的一些同胞在危险时刻所惧怕而又期望的东西，那是因为他把他们高度理想化了，以至于这些人最终都接近了他的理想，并开始用他看待他们的方式看待自己：“我有幸表达出来的英国开朗而沉着的脾性”^[85]——此话倒是不假，不过这样的脾气大部分是他塑造出来的。他的言辞极具催眠力量，他的信念极其坚定，从而使他凭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就能迷住他们，让这些人觉得他道出的确实是他们内心的东西。毫无疑问，这种东西是存在的；但直到丘吉尔把它唤醒之前，多数时候都沉睡在他们内心之中。

1940年夏天，他发表了那篇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演说之后，他们对自己有了一个新的看法，此后他们自己的英勇与世界的敬重就把他们树立成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英雄形象，如同温泉关战役或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一样。他们勇往直前，加入战斗，被他的话语改变了。他们在自己身上所发现的精神，是丘吉尔用他内心资源在他本人身上创造出来后，灌输给了自己的民族的，而他把他们的生动反应看成了原始冲动，认为他自己只是有幸用合适的话语将这种精神表达了出来而已。他之所以能营造出一种英雄的气氛并改变了不列颠之战的命运，靠的不是捕捉其周围人们的情绪（实际上，在任何时候，这情绪都不是一种怯懦的恐慌、昏乱或冷漠，而是有些糊涂；坚强，但缺乏组织），而是毫不动摇，不为他们的情绪所左右，正如他不为构成其周围生活的五光十色、转瞬即逝的缤纷色彩所动一样。

英雄般自豪的特殊品质和他在特定时刻心中涌起的崇高感，不是像罗斯福那样，来自活着和掌控历史关键时刻的欣喜之情，乐于面对事物的变化和不稳定性，乐于面对未来的无限可能性——正是未来的不可预测性为每时每刻自发的即兴创作，为与不安分的时代精神相一致的富有想象力的大举措，提供了无穷的可能性。相反，它来自不断内省沉思的能力，来自情感的厚重与坚定，特别是对于他承担着个人责任的伟大传统的感情和忠诚，他肩负这一传统并必须将它传递给值得接受这神圣重担的人，不仅要完好无损地传递给他们，而且还要加以强化和渲染。

俾斯麦曾经说过，根本就不存在政治直觉那样的东西：政治才华就是听得见遥远的历史骏马的蹄声，然后以超人的气力跳起并抓住骑手衣服后摆的能力。没有人比温斯顿·丘吉尔更急切地侧耳倾听过这攸关命运的声音，1940年，他做出了英勇的一跳。他在回忆那段时光的文字中写道，“想压制由对可怕事情的长期权衡而产生的内心激动，是根本不可能的”，^[86]而当危机最终爆发时，他已有准备，因为经过毕生的努力他已经达到了自己的目标。

首相的地位很独特：“如果他绊了一下，必须将他撑住；如果他犯了错误，必须加以掩盖；如果他入睡了，不得肆意打扰；如果他无能，则必须砍脑袋。”^[87]这是因为此时他是“英国的生活、启示及荣耀”^[88]的守护人。他对罗斯福是百分百的信任，“我深信，为了岌岌可危的世界自由事业，他连命都可以不要，更不用说公职了”^[89]。他在自己的散文中记录了紧张气氛不断上涨攀升到高潮一刻，不列颠之战——“这是一个生或死都同样伟大的时刻”。^[90]这种看待致命危险时乐观、英勇的眼光及征服的意志，在失败似乎不只是可能而是在所难免的时刻油然而生，是炽盛的历史想象的产物，而这种想象所依赖的材料不是外在之目而是内在之眼所见：这幅图像有着难以复制的形状和简洁，将来的历史学家打算在平日灰暗的光线下严肃地评价和解释这些事实时，便会发现这一点。

六

丘吉尔首相之所以能将自己的想象和意志强加给他的同胞，并且能像伯里克利那样统治他们，恰恰是因为他在他们心目中的形象比生活中的伟岸和高贵，并在危难关头把他们抬举到了一个异乎寻常的高度。这是一个放在平时人们并不喜欢，也不应该喜欢生活于其中的氛围，这样的氛围要求人们高度紧张，而这种紧张如果持续久了，就会毁掉所有正常眼光，将人际关系过分戏剧化，并将正常价值观歪曲到无法容忍的程度。不过在当时，这样的氛围确实改变了不列颠岛大部分居民的本性，并将他们的生活戏剧化，让他们自认为且彼此都认为他们穿在身上的是适合于伟大英勇时刻的盛装，这样也就把懦夫变成了勇士，从而达到了让他们披挂上阵的目的。

这就是独裁者和蛊惑民心的政客把爱好和平的全体人民变成一支支勇往直前的军队的手段；丘吉尔独特而又令人难忘的成就在于：他在没有破坏，甚至是没有改变一个自由体制的情况下，在这个体制的框架内编造出了这一必要的幻象。他激发出来的种种精神，在紧急时刻过去之后，并未延续下来，成为压迫和奴役人民的精神枷锁；他以一种历史观解释现在而拯救了未来，却并未歪曲或阻碍不列颠民族的历史发展，以一个虚构的传统或者说一个万无一失的神奇领袖的名义，试图让不列颠民族去实现一些无从实现、不可企及的辉煌。丘吉尔没有陷于浪漫主义的这一可怕报应之手，靠的是颇具那种自由论者的感觉，它虽然有时对现代种种专制统治悲剧性的方面缺乏认识，却依然不乏敏锐的洞察力，虽然有时太宽容，但对极权主义政府蒙蔽人民的种种大骗局中虚假、荒诞、卑劣的东西，还是能洞察出来的。丘吉尔把一些最尖刻、最具特点的称号留给了独裁者：骂希特勒是“这个恶棍，这个仇恨和失败^[91]杂交出来的怪胎”。^[92]佛朗哥是“穷凶极恶”^[93]，欺压一个“流尽了鲜血的民族”^[94]的“心胸狭隘的暴君”^[95]。他毫不宽恕贝当政府，而且还将其假传统及永恒法兰西之名的做法视为对民族感情的一种令人厌恶的嘲弄。1940年到1941年的斯大林是“一个集冷酷无情、老奸巨猾、孤陋寡闻于一身的巨人”^[96]。

丘吉尔这种发自内心的对篡位者的敌意，甚至比他对权利和勋位的热爱都要强烈，乃是源自他和罗斯福总统明显共有的一种品质——对生活非同寻常的热爱，对强加在丰富多彩的人类关系上的清规戒律的憎恶，对什么东西促进发展与活力，什么东西妨碍或扭曲发展与活力的直觉。但由于丘吉尔如此热爱的生活是以历史的形象，作为传统盛典的一部分呈现在其面前的，所以他构思历史故事的方法、重点的分布、人物和事件相对重要性的安排、对历史的推测、故事的架构、句子的结构以及词语本身，都是一种历史复兴的要素，其鲜活、新颖、独特的程度，完全可以与文艺复兴或英国摄政时期的新古典主义媲美。

说这样的叙事方式想当然地认为不带个人色彩、沉闷无趣、平淡无奇的东西必然也是无足轻重的东西，因而把太多的东西都完全略去了，这样的抱怨也许不无道理；但是哀叹这样的叙事方式不现代，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没有那些客观的历史学家不置可否、不偏不倚的玻璃或塑料感描述那么真实、那么能回应当代的需求（那些历史学家认为事实且只有事实才是有趣的，更糟糕的是，他们认为所有事实都同样有趣），这不是懦弱的迂腐和盲目，还能是什么？

七

罗斯福总统与丘吉尔首相之间的差异，至少就一个方面来说，不止是明显的民族性格上的差异，受教育程度上的差异，乃至气质上的差异。虽然罗斯福不乏历史意识，生活上大气洒脱、无忧无虑、悠然自得，有着不可动摇的个人安全感，到远在自己国界之外的广阔世界上都天生能把它想得跟在家里一样，但他是一个典型的20世纪新世界的孩子；而丘吉尔就不同了，别看他热爱当下，有着难以满足的求知欲，对我们时代的种种技术可能性有清楚的意识，而且还会不停地畅想如何才能让这些技术得到极具想象力的应用，别看他对“基本英语”^[97]很有热情，别看访问莫斯科时他的连体外套^[98]令招待他的主人们很不快，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但他仍旧是一个19世纪的欧洲人。

可见二人之间的差异是深层次的，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他与那位他如此崇拜，对其气派的办公室都满怀敬畏的美国总统何以会在观点上不一致。美国与欧洲之间，或许也是20世纪与19世纪之间的一些根本差异，在这一引人瞩目的互动中似乎明晰化了。也许20世纪之不同于19世纪，就如同19世纪之于18世纪。塔列朗^[99]曾有过一句名言：不是前朝过来人，不识生活真乐趣。^[100]确实，从我们的角度遥看，有一点是清楚的：19世纪早期那些真挚、浪漫的年轻人似乎不能系统地理解或喜欢革命前那个世界最开化的代表人物的生活态度，在前后界线最明显的法国则尤其如此；那种讽刺，那种尖锐，那种细腻的眼光，那种对性格、风格上细微差异的明察秋毫和专注，那种对勉强可辨的色调区别的全神贯注，那种使得像狄德罗那样“进步”、那样有远见的人的生活都与浪漫主义者更大也更简单的眼光有天壤之别的极度敏锐，正是19世纪缺乏历史洞察力而不能理解的东西。

假设雪莱遇到了伏尔泰，聊过一番后，他会有何感受呢？他极有可能深感震惊——震惊于对方看起来眼界的狭隘、所了解领域的狭小、貌似的琐碎与挑剔、对怨恨近乎老姑娘似的絮叨、对微不足道的东西的专注、细枝末节的经验感受。看到伏尔泰对自身时代大的道德和精神问题如此荒唐地视而不见，他可能会感到恐怖或遗憾——这些普遍而又重要的问题，恰恰是最优秀最清醒的心灵痛苦不安的原因之所在。他可能会觉得此人是个坏蛋，不过更有可能会觉得此人可鄙，太尖刻、太渺小、太卑鄙，下流到了荒唐可耻的地步，喜欢在最圣洁的地方，最神圣的场合傻笑。

反过来，伏尔泰则很可能会让对方给烦透了，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口若悬河大谈特谈伦理道德；他可能会以冷淡而敌视的眼光看待对道德问题的这种兴奋劲儿。圣西门那种天下大同的宏伟世界观（曾极大地激励了半个世纪后的左翼青年），寄希望于运用有效集中的科技和精神资源，改变世界的形状并将其整合成一个井然有序的人造整体，在伏尔泰眼里似乎就是一片死气沉沉而又单调乏味的沙漠，太单一，太没滋味，太不真实，显然没有意识到那些不起眼、半遮半掩却非常关键的不同和不一致之处，须知，正是这些赋予体验以个性与韵味，没有了它们，文明的憧憬、风趣和交谈都不可能有，优雅考究的文化孕育出的艺术当然也无从谈起。19世纪的道德观在他看来可能就是一台迟钝、简陋、粗糙的仪器，无法对准聚光灯的焦点，无法捕捉瞬息万变的声音和颜色，它们或萦绕不去或一闪而过，千变万化所表现的就是喜剧与悲剧——也是人际关系、人情世故以及政治、历史和艺术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