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包干”的记忆
我年逾六旬,历经了很多值得回忆的往事,随着时间的推移,都像流水一样在我脑海里一天天流逝,唯独实行大包干那段往事,却留在了我的心底,让我久久不能忘怀。
家乡实行大包干是1981年秋,那年我在村里当民办教师。开始实行大包干时,上边有要求,外地有经验,但推广起来也是很难的。我们村(小河东村)当时叫东方红大队,下设四个生产小队,大队征求下边意见时,分歧也很大:干得比较好的小队(第三生产队)每年社员的日值都在两元左右,多数社员不同意分,怕分后不如在生产队时挣钱多;在生产队干活调皮捣蛋的社员不同意分,怕分后自己就没有机会偷懒了。除了第三小队和几个个别社员不同意分外,其余的三个小队大多数社员都同意分。第四生产队每年日值只有几角钱,最少的一年日值只有两角六分,社员们年年靠吃返销粮度日,有的社员愁眉苦脸地说:“再不分我们就要饿死了。”经过做工作还是统一了思想,都同意实行大包干了。
生产队里的车、牲畜、地等集体财产,采取什么方式分到户,当时大队队委会召开了多次会议进行研究,最后决定采取抓阄的办法,谁抓到什么算什么,凭自己的手气和运气,抓好抓孬谁也说不出啥。我们第一生产队当时有二十多匹马,二十几头牛,两台新马车和四台旧马车,五台破牛车,其中有一台只有车架子没有车轱辘的坏牛车,还有几副犁杖、几副耲耙和几个压地磙子等种地用的工具。全队有三十多户,一百多口人,三十多个劳力。在分之前,召开了两次社员大会,研究确定分配方案。最后确定的分配办法是,按户按劳力分组,财产分成堆,按户抓阄。由队长和会计等人把队里所有的东西互相搭配分成十堆,队里的劳动力每三个为一组,自己找伙,分成十个组,每组派一个人抓阄。家没有劳力的一户顶一个劳力,我们家父亲和我还有弟弟都是劳力,不用和别人家合伙,自家一个组。在抓阄前我们家也开了家庭会,商量让谁去抓,最后父亲和我说:“你二弟弟有福气,让他去抓吧!抓好抓孬就凭命由天了。”我同意父亲的意见。抓阄那天,生产队的大院男女老少都是人,谁都希望自己能抓到如心顺意的车马。到弟弟抓阄的时候,我们的心啊,怦怦直跳,唯恐抓到不顺心的阄,还真挺幸运,弟弟抓的阄是第三号,一台旧马车,两匹马一大一小,其中那匹灰色骒马是父亲在队里经常使用的马,算不上一流马,但也是队里的上等好马,我们全家都非常高兴。也有的户抓到的马不是自己想要的,就去找队长换,队长告诉他:“那是你命不好,马都分到各家各户了,你相中的马已被别人抓走了,要换只能你自己和人家商量了。”生产队的地是采取“按户承包,按人分地”的原则,十几块地,一块地一分,一块地一人一垄,全队有多少块地就抓多少次阄,把地都编成序号,按序号抓,分完了一户就用锤子在地头钉一个橛子,上边写上户主的名字。一块地分完后有剩余的或不够分的,就挪到下一块地一起分,直到把地分完。我们家三口人,每块地都分得三垄。生产队的财产不到两天时间就分到了户,变成了各家各户的私有财产。牲畜分到家没有地方放,家家户户开始建畜舍。父亲在房子西侧,挨着房子搭了个马圈。有的户把自家三间房子腾出一间做马圈,分到户的牲畜可算都有地方待了。但是牲畜也和人一样,有个习惯,再好的新圈也不如它们从前在一起群居的大圈好,有些户的马牛一不小心,
马笼头开了或牛头绳断了,它们就偷偷地跑回原生产队大院,一看自己待过的圈棚都被拆了,有的还干别的用了,那也不回去,还是围着老圈转,直到主人来了才把它们赶回去。
生产队时期,每到冬天,社员们就开始猫冬。实行大包干后谁都不闲着,有的到河套打鱼,有的到野甸子捡粪。从前粪蛋满道,走路都绊脚。现在是起来晚了就捡不到粪,天还没亮就能见到有人挑着筐或赶着车在村里村外捡粪。家家都有自己的粪堆,都相互比着积肥,看谁家的粪堆大。俗话说得好“庄稼是枝花,全靠粪当家”,有了粪肥就不愁自己种的地不出粮了。
开春了,社员们开始发粪倒粪,一遍又一遍,把粪倒得很细。往地里送粪时,有的户因只分到一匹马和别的牲畜,够不上两马一挂车,就用马驾辕牛拉套,还有的是驴拉套,无论如何都得把粪都送到承包地里。种地时,拉犁杖翻地自己家的牛马不够用,就和别的户插伙种地。第一年种地,我们家与姓李的一家合伙,仅十几天时间就种完了地。队里有一个姓邢的,大家都叫他邢老怪,自己有一匹马,种地不和别人家合伙,自己种,有的地块洼,一匹马拉不动犁杖,他就在犁杖上拴一根绳子和马一起拉,也很快把地种完了。那年家家都把地种到腰窝上。没几天小苗出土了,苗齐苗壮,一家比一家好。父亲说:“我种了二十多年地,今年的苗情是最好的。”从前干活得敲钟,铲地时队长在后边检查质量,地也铲不干净。现在是自己铲自己的地,起早贪黑,两头不见太阳,把地伺弄得干干净净,在地里想找到一根草都很难。一分付出,一分收获,一分喜悦。到秋后一算粮食产量比生产队时高出一倍还多。粮食丰收了,社员们先交足国家公粮,再留够集体提留,剩下的全都是自己的了。生产队都是按人口按劳力分口粮,分得少,年年不够吃,有的家连仓房都没有,分点粮食用袋子一装,放到屋子里就搁下了。现在是粮食多了,放不下,家家户户开始修建粮仓。大包干那年,我家交给国家和集体粮食后,还有余粮一万多斤,粮仓装不下,在房子西侧又建了一个新粮仓。
记得第二生产小队有一个社员叫李铁瑞,他家七口人,四个儿子都是棒劳力,实行大包干之前,四个劳力在生产队干一千七百多个劳动日,到秋后算账,把口粮领回来了,还欠生产队一百多元,由于年年拿不回来钱,有三个儿子没钱说媳妇都打光棍。实行了大包干后,他家分到承包地六十亩,哥四个甩开膀子大干了。在承包地里上足了粪,采用优良品种,实行科学种田,到秋亩产平均达到五百多斤,老李兑现合同以后,光卖粮一项就纯收入两千多元,他花五百元给二儿子买了两间房子,剩下的钱给四儿子娶了媳妇。老李乐得合不拢嘴,见人便讲:“大包干让我富了。”看到老李家的变化,我动笔写了一篇报道,题目是《老李愁容变笑颜》,我把这篇稿子投给《黑龙江农村报》,没想到的是,1983年元旦那天在《黑龙江农村报》头版头条套红发表了,上边还配了图,题目进行了艺术制作,把“愁”和“笑”两个字都制作成人头,让人一下子就能看到老李过去“愁”和现在“笑”的模样。过去我在报刊上也发过一些稿子,从来没见过编辑费这么大的精力,精心制作版面,让人耳目一新。
实行大包干的第二年,有的农户在种植品种上有了变化,不仅种植小麦、大豆、玉米等粮食作物,又拿出一部分地开始种植甜菜、葵花、蔬菜等值钱作物。由于有了余粮,不少农户还办起了养殖场、面粉加工厂和饲料加工厂等。腰包鼓了,对土地投入也大了,开始购买拖拉机、播种机、喷药机等机械设备,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率。大包干后粮食产量年年有增长,家庭收入一年比一年高,让农民实实在在地富了起来。有个农民深有感触地编了句顺口溜:“过去生产大帮轰,社员得了胀肚病。是党送来致富药,治好老病债还清。”
一晃农村实行大包干已经三十六个年头了,家乡的变化日新月异,以前人们只能想象的如今已成为现实。过去泥泞的土路已经变成了水泥板路,还安上了路灯,路旁进行了绿化。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户都住上了砖瓦房,不用说家家户户都有了彩电和洗衣机,就连高级轿车也进了农户。村里有超市、有饭店、有舞厅、有文化室,村民们买生活用品、下饭店、搞娱乐活动不用出村了。过去因村穷户贫,外村的姑娘都不愿意嫁给本村的小伙,现在是大变样了,连城里的姑娘都往村里跑,有的农户还把家搬到了大城市里居住。2014年有一个开发商利用村里的湿地和自然水面,建起了龙腾湿地旅游庄园,吸引大量外地游客到村里旅游,又给农村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最近小河东村又被列入黑龙江省乡村旅游示范村。大包干让家乡真正变成了经济繁荣、设施完备、环境优美、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最近十九大报告中又明确了“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又给农民吃了颗定心丸。土地稳,民心稳,农民深耕农业放心了,进城打工和进城生活安心了,新的经营主体更有信心了。土地承包延期像春风吹遍了农村大地,“春来水暖鸭先知”,农民深知土地承包给自己带来的实惠,又开始撸起袖子、甩开膀子大干一场。2015年村里就成立了农业合作社,土地开始流转,向种田能手集中,实行联片种植规模经营,并采取了统一耕种、统一管理、统一收割的集约化模式,充分发挥了大型机械的作用,粮食产量又有大幅度的上升。土地流转后,出现了剩余劳力,他们开始到外地打工,土地分红和租金能收入一笔钱,外出打工又挣一笔钱,按他们自己的话说:“家里家外双丰收,我们的生活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啊!”
(原载《西部散文》201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