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家不是专门讲故事的人，小说应当有故事

出于提升自我的目的，我一生中阅读过许多谈论小说的著作，不过整体来说，这些著作的作者往往秉持着与H·G·威尔斯相近的观点，即认为小说不应当被视作一种消遣的方式。他们一致认为，故事并不是小说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实际上，在他们看来，故事甚至构成了小说阅读过程中的阻碍，它会分散读者的注意力，让读者无法留意到那些他们认为真正具有价值的内容。他们似乎并没有意识到，实际上故事才是小说家们为了让读者不丧失兴趣而抛出的救生绳索。这些人认为，正是为了讲故事而讲故事让这种叙事文学变得低级了，然而这种观点在我看来却非常奇怪，因为就像对财物的占有欲一样，想要听故事的欲望也是人性之中根深蒂固的一部分。远在文明诞生之初，人们就开始围坐在篝火旁边，或者三五成群地聚集在市场里听故事了。这种对故事的渴望一直极其强烈，这一点由如今侦探小说的蓬勃发展中也可见一斑。实际上，把小说家描述成“只不过是个讲故事的人”无疑是一种轻慢无礼的贬低。当然，我敢说应该是不会有这种人的。通过对所叙述事件与人物的选择、通过创作者自身对这些人与事的态度的传达，小说家呈现在读者眼前的是一种对生活的批评。这种批评或许谈不上眼光独到，又或者不能称之为深刻，但它的确真实存在。而作为这一点的结果，小说家以这种他们自己都难以察觉的方式扮演着伦理学者的角色。但道德与数学不同，它并不是一种讲究精确的科学。道德标准必须有所变通，因为它与人类的行为密切相关。而众所周知的是，人类是一种多变、虚荣且摇摆不定的动物。

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斥着各种混乱与动荡，而关注这一切同样是小说家的工作。我们的未来难以预料，我们的自由时刻处于威胁之下，我们时常遭受着焦虑、恐惧与挫折的困扰，许多在过去看来不容置疑的社会准则如今却显得不合时宜。这些无疑是非常严肃的问题，然而探讨这些问题的小说作品往往让读者感到既无味又难读，作者们也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比如在避孕药发明之后，过去高度重视的贞洁观念便已经失去了效力，小说家们也很快发现了这一改变为两性关系带来的变化，因此每当他们认为需要添加一点吸引读者注意力的内容时，就会安排笔下的人物们尽情翻云覆雨。而我不太确定他们此举是否经过谨慎的考量。切斯特菲尔德爵士曾经对性爱做过这样的评论：它的欢愉是短暂的，姿势是滑稽的，而代价是高昂的。如果爵士能够活到今天，并读过时下的部分小说的话，那他可能会给自己的论述再增加几条：这一行为千篇一律，对它的描述也是反复不断的老调重弹，实在是无聊透顶。

如今，小说创作的一大趋势是着重刻画人物而非讲述事件。当然，塑造人物是很重要的，因为读者只有逐渐熟悉小说中的人物才能与他们共情，并由此关注将这些人物牵扯其中的事情。然而在诸多小说创作手法之中，这种专注于人物本身而非人物之间发生的事件的做法也只不过是其中一种。那种单纯注重叙述故事、对人物的塑造简单而粗略的写法之存在也是同样合理的。实际上，比如《吉尔·布拉斯》和《基督山伯爵》等优秀的小说都是以这种手法写成的。假如山鲁佐德只是一味刻画人物的性格，而不认真讲述那些神奇的故事的话，她的脑袋早就保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