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逻辑起点

正是因为小岗村有这样的前世，刚刚允许他们“联产计酬”，搞“大包干到组”时，他们就偷偷地“包干到户”，把“大包干”彻底包到底！

1978年秋，种麦之前，只有20户、115人的小岗村，根据上面的规定，先是分成两个作业组。麦子刚种齐，各作业组内部又“捣”了起来。队领导无法解决，便请示公社，要求再分组。公社书记张明楼知道农民生活的困苦，更了解这个队难缠，破例同意小岗分成4个组。谁知4个组刚分没几天，各组内部又都闹了起来。其原因是组越小，劳动中谁吃亏、谁占便宜，看得更清楚，利益冲突更直接。十多天后，队里便瞒着公社将全队分成8个作业组，作业组多为“父子组”“兄弟组”，看一看各组的构成就知道了。

一组：严立付、严立华(兄弟俩)

二组：严国昌、严立坤、严立学(父子三家)

三组：严家芝、严金昌、关友江(前面是父子，关为严家的女婿)

四组：关友申、关友章、关友德(兄弟三家)

五组：严宏昌、严付昌(兄弟俩)

六组：严家齐、严俊昌、严美昌(父子三家)

七组：韩国云、严学昌(邻居)

八组：关友坤、严国品(邻居)

但就是这样的父子组、兄弟组，大家还是不能合作共生产，一干活，都是讲自己吃了亏，有的互相不理睬，组内吵闹、打骂现象时常发生。到了10月底，又是“算盘响、换队长”的时候，梨园公社任命严俊昌为生产队长，严宏昌为副队长，严立学为队会计，3人组成新的队领导班子。

新华社国内部主任张万舒在1983年《瞭望》试刊号上曾发表《中国，有这样一个村庄》，是这么记录这段历史的：

生产队领导班子的年轻人在焦急地寻找新门路。他们请教从“五风”中幸存下来的三老汉之一的关庭珠，他说：“六一年的救命田很中用，一干就增产。”刚上任的副队长严宏昌黑眼珠子一亮：“对，那叫‘责任田’，同‘大包干’差不多，一竿子包到户。”队长严俊昌说：“咱们就套着包干到组的办法，搞个包干到户不行吗！”关庭珠老汉吧嗒着嘴说：“行是行，就怕上面不准干呀！”身材瘦小，带着一股冲劲的严宏昌，是个初中毕业生，小岗人中唯一的文化人。他满不在乎地说：“咱小岗已经穷的没有门了，只要国家、集体、个人都有利，为啥不准干？”“你年轻啊，才当干部，不懂上面的规矩啊！”老汉拧着眉毛说。严宏昌闷头吸两口烟，灵机一动：“咳！人家别的公社能走了‘大包干到组’的第一步，咱们为什么不能偷偷走第二步？”这句话提醒了耿直的严俊昌：“这倒是个办法，只要社员一致同意，就偷着干，出了事，咱们几个顶着，撤职、处分都行，只要能增产，总不能开除咱们的社籍吧！”他们就这样拿定了主意。

1978年11月24日晚饭后，黑黢黢的夜刮着黑黢黢的风，因为寒潮来了，风有些刺骨，小岗村全队社员，悄悄地来到严立华家，一家一个户主，除严国昌、关友德外出要饭没有回来外，其余18户，严俊昌、严宏昌、严立学3户队干部，关廷珠、严立富、严立华、关友申、严立坤、严金昌、严家芝、关友章、严学昌、韩国云、关友江、严美昌、严付昌、严家齐、严国品15户社员都来了。

严俊昌在社员大会上说：“全县都搞‘大包干到组’，咱们干脆‘大包干到户’，土地、耕牛、大农具是集体的，承包到户，保证完成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个办法一亮，像一瓢水倒进油锅里，立刻炸响了！会场上一片沸腾：“行！”“干！”

严宏昌站起来说：“大家都同意，我们就这样干！但是要有个协议：第一，我们是‘明组暗户’，偷着干，瞒上不瞒下，不准任何人对外人讲，谁讲谁不是人。第二，每年午秋二季交粮油时，该给国家的给国家，该给集体的给集体，谁也不准装孬种。谁装孬，大家一起上他门上扒，不要让我们干部要。大家同意这两条，我们就立字据，捺手印，分开干！”

大家齐声说：“同意。我们捺手印。”

老农严家芝小声说：“万一被上面发现了，队干部要是去蹲班房了，家中老小怎么办？”

会场里瞬间沉寂下来。

老农关廷珠说：“到时候队干部要真是为这事蹲班房，我们全体社员把他家的农活全包下来，把他的小孩养活到18岁！”

“对对对！就这么干！”大家齐声说。

严立华家没有纸，昏暗的油灯下，严宏昌将抽空的“淮北”烟盒拆开，想在上面写。生产队的记工员严立富说：“烟纸太小了，我回家拿纸。”严立付就住在严立华的西边，出了门，一会儿工夫就拿来一张白纸。严宏昌奋笔疾书，在纸上写道：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刹(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到18岁。

严宏昌先是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最上面，下面落款是全体20个户主的名字。严宏昌、严立学、韩国云三人私章是随身带的，就当场在自己的名字上盖上了私章，其他人都是郑重地捺手印。在外要饭的严国昌是由大儿子严立坤代捺的。同样在外要饭的关友德，严宏昌开始请他的亲哥关友章代捺，关友章说：“要是领救济款，我就代他捺了，这可能是要坐牢的事情，我不便代。”当时有些冷场，严宏昌走到关廷珠面前说：“我叔，你代友德捺一下吧。”关廷珠是关友德的亲叔子，什么也没说，蘸了印油，捺了。这份材料现存于国家博物馆，馆藏号为GB54563，已成为珍贵的历史文物了。

因为当天晚上出席会议的是18个人，这份材料就被称作“十八颗红手印”，被誉为“生死印”。按手印的时间取1978年11月24日晚，是因为严宏昌回忆说，按手印的第三天，他到小溪河去赶集，看见供销社商店里挂着的手撕日历牌子上显示的是11月26日。由此倒推，按手印的时间是11月24日晚。至此，小岗人开始了分田到户的“大包干”，拉开了中国当代农村改革的序幕。1978年12月18—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全会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启动了中国改革的新进程。小岗村分田到户的“大包干”，契合了历史，成为新时期改革开放的逻辑起点。作为一个熠熠生辉的历史闪光点，40年来历久弥新，越来越多地吸引着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