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补药

包干到户在小岗显示了巨大的优越性。关于小岗包干到户后的情况，吴庭美《一剂不可少的补药——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包干到户”的调查》是这么说的：

今年全队粮食总产132370斤，相当于1966年至1970年5年粮食产量的总和。油料总产35200斤。群众说过去20多年总共也没收到这么多的花生、芝麻。家庭副业也有很大发展。生猪饲养量达135头，超过历史上任何一年。全年的粮食征购超任务2800斤。过去23年一粒未交还年年吃供应，今年向国家交售粮食24995斤，超额7倍多。社员还准备卖5000斤山芋干。油料统购任务300斤。过去统计表上这一栏，从来都是空白。今年卖给国家花生、芝麻共24933斤，超过任务80多倍。还第一次归还国家贷款800元，并可卖肥猪35头。全队还留储备粮1000多斤，留公积金150多元。今年棉花交售任务没有完成。社员们内疚地说：“明年一定补齐。”

由于生产发展，社员收入大大增加。据初步统计，今年全队农副业总收入47000多元，平均每人400多元。最好的户收入可达五六千元，平均每人可达700多元。最差的户平均每人收入也在250元左右。全队20户，向国家出售农副产品2000元以上的两户，1000元以上的10户。社员严付昌，全家8口人，两个劳力，包地36亩，开荒五六亩：今年共收小麦3600斤，稻谷4200斤，玉米400斤，黄豆300斤，山芋20000斤(折主粮4000斤)，杂豆500斤，花生4300斤，芝麻60斤；养肥猪3头，母猪、小猪23头，今年卖猪可得款1100元，禽蛋收入100多元，八口之家共收粮食13000多斤，平均每人1500多斤；农副业总收入5400多元，平均每人700多元。收入最少的关友江，全家7口人，两个劳力，收小麦2500斤，稻谷2700斤，山芋10000多斤(折主粮2000多斤)，黄豆2500多斤，高粱200斤，花生600斤，卖薄荷油得款50多元，1头肥猪可卖150多元，共收粮食7650斤，平均每人1000多斤，农副业总收入1700多元，平均每人240多元。

今年的丰收，使小岗的群众对于夺取明年更大的丰收充满了信心。他们说：“有了今年的本钱，明年肯定还会大增产。”因而生产劲头更大。今年秋种时，两个多月没下雨，社员群众男女老少齐上阵，一担担，一桶桶，一盆盆，挑水、拎水、端水，造墒抢种小麦。全队115人已种小麦306亩，出全苗的有250多亩。今年种的小麦一般都是三肥下种，有的四肥下种。不少户不但施足了小麦的底肥，还留足了明年小麦追肥和春种用肥。有的户家有万斤粮，备有千斤肥(商品肥)。据统计，这个队今年秋种前后共买化肥、磷肥、饼肥等各种商品肥77380多斤，花了8200多元，未要国家分文。

农业丰收了，人们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的愁云消失了，人人欢天喜地，个个笑逐颜开。“参观”的人去了，他们总是像接待客人一样，把人们引进低矮尚未修复的茅屋，捧出炒熟的花生、瓜子。“今年够吃不够吃？”他们总是指着满满的囤子、圆鼓鼓的草包，自豪地说：“看，这不都是粮食，过去队里的仓库也别想有这么多！”外地讨饭的来了，他们也分外大方，大捧大捧的山芋干，大把大把的玉米、高粱拿给人家，赶到吃饭时，大米饭、白面馍也毫不吝啬。他们说：“往年，我们也是这样，谁有吃的还出来要饭呢？”

过去收割季节，到处防偷窃，看场的看场，看田的看田，还是免不了丢黄豆，少山芋。今年那么多花生都摊在田里，晒在田里，那么多的山芋干都撒在荒野上，从来未发现谁家的东西少了。深秋季节，成片柿园，火红的柿子挂满了枝头。“不怕人摘吗？”群众说：“不稀罕了！”

农业的丰收，给这个备受摧残、十分穷困的生产队带来的喜悦，处处可见，处处可闻。他们对前景充满着希望，一年来的事实充分说明，“包干到户”对小岗确实是一剂必不可少的“补药”。现在，他们不想再让国家为难，伸手要钱要粮。唯一的希望是再让他们这样干下去，干上三五年，对国家做点贡献，个人能积点钱，盖盖房子，添点家具，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来改变这里的落后面貌。

小岗村这样的变化，完全归功于实行了包干到户生产责任制。活生生的事实无可辩驳地说明，包干到户确实就是一剂不可多得的补药。因为非常管用，这剂补药自然产生了强劲的“吸引力”，但这也出现了一些“麻烦”。吴庭美在报告中说：

小岗“包干到户”是群众“偷偷摸摸”地干起来的。一年来谁也没有去总结它，更没有人去宣传它。在县里整理的一些材料中偶尔出现小岗的例子，也都谨慎地被删去了。但是这里的事情却在一些地方，特别是在那些穷困地方很快传播开了。有的把这种传播叫“吸引力”，有的叫“影响”。在梨园公社一些和小岗情况差不多的生产队，已经成为群众议论的中心。他们说：“同是一个政府领导，小岗能干，为什么不叫我们干呢？”尽管公社三令五申，讲得严厉，不准包干到户，可是今年秋种时，有的地方还是采取“瞒上不瞒下”的办法，学习小岗了。群众一夜之间就把田划开了，把牛分好了，鸡一叫就下地种麦了。我们问这些地方的群众：“你们这样分，不会闹出意见吗？”他们说：“咳！谁敢明达亮世地干，我们这块穷地方，只要允许那样干，吃亏讨巧不在乎！”

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干部埋怨起小岗来了。他们说：都是受小岗的“影响”，没有小岗我们这里屁事没有。小岗在影响着一些地方，这是事实。但是，小岗从来未去宣传自己，更无权向其他地方发号施令。为什么能吸引那么多地方？其他很多地方却“影响”不了小岗？这个问题从小岗过去出现过的一件事上可以得到最好的回答。1974年，公社下决心要改变小岗的落后面貌。公社书记挂帅，人保组长坐镇指挥，一行18人进驻小岗(当时小岗是19户)。一个负责人在开动员会时说：“你们小岗再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了。今天我们要左手牵着你们的鼻子，右手拿着无产阶级的刀、无产阶级的枪、无产阶级的鞭子，非把你们赶到无产阶级的道路上去不可！”18个人兴师动众地“赶”了1年，结果小岗的粮食产量在原来很低的基础上，又下降了许多。这是对“大呼隆”“吃大锅饭”的惩罚！小岗生产队过去20多年捆在一起“大呼隆”，穷到那种地步，谁也不敢搞“包干到户”，今年为什么敢搞了呢？这是20多年集体生产反复实践的结果，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结果。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就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像小岗这样人与人之间关系紧张，干部轮流当，群众找不到为大家所接受的“领袖人物”，生产上缺牛少耙，大片土地抛荒，群众靠救济讨饭过日子的生产队，硬要搞“一大二公”，势必违背客观经济规律，严重破坏社会生产力。在这样的条件下，适当调整一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采取一些与社员物质利益关系更直接、更能为社员群众接受的管理、分配形式，就更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做到人尽其能，地尽其力，物尽其用，较快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只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切从实际出发，一些贫困的地方受小岗影响就很自然了。我们认为，“包干到户”是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与“分田单干”是两码事。实行这种办法，生产资料仍归生产队所有，不存在人剥削人的问题，大家都凭自己的辛勤劳动，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社员又是为三者利益所生产，它并没有偏离社会主义轨道。实行这个办法，对国家、集体和个人都是有利的。

但是，小岗队“包干到户”在目前仍然是“众矢之的”。尽管人们不得不承认这种办法在长期低产落后地区比其他责任制更能调动群众积极性，更能增产，但它仍被一些人看成是“禁区”，不敢超越固定框框，因而只好“一律”了。小岗队在“一律”之下，最近又拢成了8个作业组。这一次群众虽没有给各级领导作难，但他们内心并不想拢。不少社员说：“拢起来今后还是搞不好。”

小岗的办法吸引着别人，这使小岗感到自豪。由于吸引着别人反而带来了麻烦，连自己也不能搞了，心里又有难言的苦衷，这使小岗的群众产生了一种新的矛盾心理。

吴庭美这份写于1979年12月20日的调查报告原件现在收藏于国家博物馆。1980年1月上旬，安徽省委在合肥召开全省农业工作会议，陈庭元将这份调查报告亲手交给万里。后来新华社记者张广友告诉陈庭元：万里接到调查报告后，像读小说那样，一口气连看了两遍，被在小岗所发生的事情感动了。不久，万里亲自来到小岗村查看“包干到户”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