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报“户口”

在当时的情况下，给包干到户上“户口”——寻求其政治上的合法化，那是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的。1980年1月3日至11日安徽省委召开的全省农业会议可以说是一次解放思想、大胆改革的大会。就是从这次会议开始，陈庭元将吴庭美倾注心血写出的《一剂必不可少的补药——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包干到户的调查》交给了万里。万里在会议闭幕式上的总结发言，是中国农村改革中一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讲话。它的核心是代表省委明确指出：“包干到户是一种联产承包责任制，应允许同时并存。”它充分反映了广大农民的迫切要求和发自心底的呼唤。万里的讲话一出，立即受到全省广大干部群众的热烈欢迎，也给凤阳的包干到户注入了前进的动力。

1980年1月24日清晨，瑞雪初霁，北风还在凛冽地呼啸，天气干冷。万里不畏严寒，在地委书记王郁昭等陪同下来到小岗生产队视察，陈庭元和县革委会主任吉诏宏、板桥区委书记林兴甫、梨园公社书记张明楼等一同前往。万里一进村就问前来欢迎的群众说：“你们小岗现在是怎么干的？”

“我们是单干的。”群众中有人高声回答。

万里说：“哎哟，这个名字不好听，还是‘包干到户，责任到人’好。”他踏着泥泞挨门挨户地走访。当他来到人口多、劳力差的关友江家，见到竟贮存着数千斤粮食，由衷地赞道：“呵！这回讨饭庄不再饿肚子了！”万里又走进了严宏昌家。严宏昌向万里诉苦道：“有人说我们小岗‘包干到户’是‘拉历史车轮倒转’‘挖社会主义墙脚’。”万里显然被激怒了，神情庄重地回答：“谁这样说，我就问问他：如果他有更好的办法能使农民富裕，就照他的干。如果没有更好的办法，谁要说你‘拉倒车’‘挖墙脚’，不准你们干，这个官司交给我给你打好了。”万里一连看了十几户，最后来到严俊昌家。这时全村的人汇聚到这里来了，连步履蹒跚的老太太也一步一步地赶来了。严俊昌把一箩刚炒熟的花生端上，招待万里一行。万里客气地摇摇头说：“不吃，不吃！”“不要钱！”严俊昌幽默地说。在场的人都笑了。

一位老太太说话了：“万书记，以前想给吃的也没有，现在多了，也不在乎了。”严宏昌的爱人段永霞走进来，她用当年结婚时所戴过的墨绿色方头巾，装满了花生，塞给了万里。万里说：“好吧，我把你们的‘大包干’成果带回去给常委们尝一尝！”后来在省委常委会上，万里果真把绿色方头巾解开，把花生倒出来，请常委们吃花生。

在听取小岗1年来取得的成绩汇报后，万里说：“你们这样干，形势自然就会大好。我就想这样干，就怕没有人敢干。地委能批准你们干3年，我也能批准你们干5年吧。”

板桥区委书记林兴甫问：“周围群众都吵着要学小岗，怎么办？”

万里说：“学就学嘛，只要能多打粮食，对国家多做贡献，社员生活能改善，群众要怎么干就怎么干。当领导不要学唐僧，给人家念紧箍咒。他们还没有瓦房，还没有盖高楼呢，让社员富起来，家家都住上楼房，那才称心呢！”

在将要离开凤阳前往嘉山县时，万里对陈庭元说：“‘大包干到户’经过1年的实践检验，能调动群众积极性，能增产，是个好办法。你们还要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完善它，只要群众都要求这样干，就这样干下去。”

万里不仅批准了小岗的包干到户，而且批准了小岗的经验可以学，还要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完善。他的讲话，很快传遍了梨园，传遍了凤阳各地，强有力地保护了包干到户。1980年2月下旬，万里被调往北京，成为新成立的中央书记处的成员之一。他在安徽任上两年半多的时间内，全神贯注地调查农村问题，研究农村政策，创新思维，为农村改革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中国农村改革依然阻力重重，从中央到地方，有不少人对包干到户进行了猛烈抨击。国家农委主办的《农村工作通讯》，1980年第2期和第3期分别发表了《分田单干必须纠正》和《包产到户是否坚持了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两文，批判分田单干，导致两极分化；批判包产到户既没有坚持公有制，也没有坚持按劳分配，实际是退到单干。

接着，中央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专门讨论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据杜润生《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纪实》一书记载：会议(对包产到户)争论很大。发言反对的有福建、江苏、黑龙江几省的省委书记，支持的有贵州省委书记池必卿、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周惠、辽宁省委书记任仲夷。会上，当黑龙江省委书记杨易辰以该省农业机械化程度很高，反对搞包产到户时，贵州省委书记池必卿插话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们贫困地区就是独木桥也得过。”这两句话成为概括这次会议的名言，当时为新华社记者的吴象，写了一篇长文《阳关道与独木桥》，阐述了包产到户出现的必然性和发展的必要性，引起了极大的争论。广大农民群众热烈欢迎，但一些没有摆脱“左”倾思想桎梏的人强烈反对。有一个省当时正在召开政法工作会议，会上有些人竟指责作者吴象是所谓“教唆犯”，提出应追究其法律责任。长江边有一个大城市分管农业的负责人，竟在干部大会上宣布：“谁要继续搞包产到户，是共产党员的开除党籍，不是党员的开除公职。公安局的大门敞开着，不希望你们有人进去，但谁一定要往里钻，那也没有办法。”尽管这些逆流而起的泡沫现在看上去显得荒唐可笑，但却充分显示了农村第一步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作为农村改革发源地的安徽，在万里调走后出现了反复。从4月起，安徽省委在几个月内连续召开了蚌埠、芜湖、巢湖会议和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在这些会议上，省委主要负责人给包产到户扣上了“经济主义”“机会主义”“工团主义”等大帽子。他说，工团主义只顾眼前利益，主张“运动就是一切，主义是微不足道的，为了一个‘戈比’而斗争。包产到户虽然增产，但这不是方向，县以上领导干部要保持清醒头脑，不能只顾眼前利益，犯机会主义的错误”。指责包产到户不是方向，包干到户是“两包一脚踢”。甚至威胁说迟早有那么一天，要算他们的账。在上述几次会议的影响下，全省农村改革的形势骤然变冷，搞得人心惶惶，生怕秋后算账。当时凤阳包干到户的面最大，受到的压力也最大，在这个“阳关道与独木桥”的争论似乎已经不成问题的地方，又重新成为问题了。对包产到户不理解、不赞成的主张一度又多起来了。

有的认为，“包产到户的关键是分而不是包，是分田单干，不仅退到了资本主义，而且退到了封建主义，倒退了几千年”；有的认为，如果包产到户，“人心一散，各奔前程，集体经营没有了，基本建设也搞不成了，科学种田也搞不起来了，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就被破坏了”；有的认为，包产到户“看产量喜人，看方向愁人”，认为“农民只顾眼前利益，要求包产到户是农民自私落后意识，放弃了社会主义方向”。

这一逆境下，父亲倍感压力山大，但他没有退缩，凤阳县依然执行年初召开的全省农业会议的决议，采用“默许”的方式，为包干到户一直开绿灯。

从“大包干到组”过渡到“大包干到户”，凤阳县首先是在东三区开一个小口子。东三区(板桥、小溪河、总铺)长期低产落后，有的地方还很穷，粮食不够吃，群众要求搞包干到户。根据这些具体情况，1980年初，县委常委、县革委会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统一思想。决定：关于责任制问题，西三区(武店、刘府、大庙)以“大包干(到组)”为主；门台区以“一组四定”为主；东三区是长期落后、偏僻地区，经过区委批准，可以有领导地搞包干到户。但在县委接着召开的区委书记碰头会上征求大家的意见时，未被通过。因为区、社的书记们都清楚知道这样一个现实，只要在生产责任上为包干到户开一个口子，只要允许少部分社队包干到户，那么这种深受干部群众欢迎的责任制，必然如燎原烈火，很快会蔓延到全县各个角落，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为了保护“大包干(到组)”不受包干到户的冲击，会议的结局只能是这样。

随着群众日益高涨的搞包干到户的强烈要求，凤阳县委采取分区开会的办法，2月初，召开板桥区、社书记座谈会。首先为东三区的板桥区的包干到户开了绿灯。从此，板桥区成为东三区和全县实行包干到户的突破口。为了更好总结、宣传和推动包干到户，4月下旬，县委向全县印发了县委政策研究室《关于板桥区实行“包产到户”情况的调查》和中共板桥区委会《关于农业生产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制的几点意见》，对包干到户给予肯定。《关于农业生产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制的几点意见》可以说是中国农村第一个关于包干到户的管理办法。这两篇材料尽管写得粗糙，很不完善，但这毕竟是在当时反对声浪中，艰难地发出了声音。

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与中央负责人《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谈话发表：“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1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这篇谈话一锤定音，如同春风一样，为彻底扫清长期禁锢人们“左”的思想铺平了道路，为凤阳实行包干到户清除了障碍。此时，包干到户在凤阳县的东三区基本上全部实行，在西四区成倍增长。在这种局势下，虽遇各种干扰和阻力，但县委终下决心，于6月23日正式决定，东三区可以搞包干到户，西四区一般只搞包干到组。8月9日，县委又决定，除城西、城南两个公社不搞包干到户外，其余的地方均可实行。随着包干到户在全县绝大部分地区的广泛推行，父亲觉得，与其跟在群众后面让其自发地搞，不如尊重群众的意愿，因势利导，站在群众前面去领导他们干。9月1日，凤阳县委正式颁布了《关于农村生产包干到户的管理办法(初稿)》。从此，包干到户在凤阳县正式落了“户”，并进入不断完善的新阶段。

1980年，凤阳县虽遇各种自然灾害(麦收前后连续两个多月的阴雨天，七八月份发生多年未遇的洪涝灾害，中晚稻又出现严重的虫害等)，但仍获得农业丰收。全县粮食总产达50247万斤，比1979年增长14.2%；油料总产2063.8万斤，增长65%；农副业总收入达10310万元，增长14%；人均收入180元以上，增长20%；人均口粮由去年的650斤增长到750斤。实践充分证明了包干到户更能调动广大社员的积极性，促进生产的发展。为了更好地完善包干到户生产责任制，1981年5月16日，县委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包干到户生产责任制的意见》的文件，向全县农村基层下发，指导全县的工作。

1981年春夏之交，杜润生以国家农委名义组织国家农业有关部门成立17个联合调查组，赴全国15个省、区调查包产到户问题。现在担任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三农”问题专家陈锡文，当时还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他来到了小岗村，一住就是18天，和在生死状上按红手印的18户农民朝夕相处，了解了实行包干到户以前农民贫穷到什么程度，包干到户为什么受农民的欢迎，农民对于政策反复地担惊受怕等。9月，陈锡文和马苏元撰写了《巨大的变化，深刻的启示——安徽省凤阳县小岗、雁塘生产队包干到户的典型调查》，向国家农委反映了第一手鲜活的包干到户情况，从理论上探讨了包干到户生产责任制符合社会主义方向，称“大包干”是“农村的曙光，中国的希望”。

这年冬天，中央召开农村工作会议，形成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肯定了多种形式的责任制，特别是包干到户、包产到户，深受群众欢迎，现在应该进入总结、完善、稳定阶段。所有的责任制形式，包括包产到组、包干到户、包产到户，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统一制度的实现形式，它不同于过去的单干，更不能当着资本主义去反对。土地等生产资料公有制是长期不变的，责任制也是长期不变的。这个纪要1982年初作为中央1号文件发出。至此，“大包干(到户)”终于有了全国“户口”，昂首走进了改革开放的时代浪潮，“大包干”精神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一路高歌，方兴未艾。

随着1982年中央1号文件的出台，凤阳县委对1980年9月1日制定的《关于农业生产包干到户的管理办法(初稿)》进行修改、完善，重新制定了《关于包干到户的管理办法》。“大包干”在凤阳县从此走上了规范化轨道。

1. 选自《邓小平文选》第275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