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黑暗中并肩而行，

走在各自的朝圣路上，

无法知道是否在走向同一个圣地，

因为我们无法向别人甚至向自己

说清心中的圣地究竟是怎样的。

然而，

同样的朝圣热情使我们相信，

也许存在着同一个圣地。

——周国平《灵魂只能独行》

【内容提要】本章叙述健在的10位“大包干”带头人40年，展现其各自的人生烟雨。

采访日志

2017年

6月8日下午，小岗村街道严俊昌家，采访“大包干”带头人严俊昌。

6月23日上午，小岗村街道大包干农家菜馆门前，采访“大包干”带头人关友江。

6月23日上午，小岗村敬老院，采访“大包干”带头人严立学。

6月23日上午，小岗村街道红手印餐馆，采访“大包干”带头人严立华。

6月23日下午，小岗村街道大包干农家菜馆，采访“大包干”带头人关友江。

6月23日下午，小岗村街道金昌食府，采访“大包干”带头人严金昌。

6月29日下午，小岗村街道严国品家门旁，采访“大包干”带头人严国品。

6月29日下午，小岗村街道严美昌家，采访“大包干”带头人严美昌。

6月29日下午，小岗村农贸市场，采访严家旺。

6月30日上午，小岗村街道严付昌家，采访“大包干”带头人严付昌。

6月30日上午，小岗村街道严宏昌家，采访“大包干”带头人严宏昌。

6月30日下午，小岗村街道严学昌家，采访“大包干”带头人严学昌。

7月17日下午，小岗村街道严宏昌家，采访“大包干”带头人严宏昌。

8月24日下午，滁州凯迪温德姆大酒店903室，采访原凤阳县委书记、滁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耀才。

10月21日上午，小岗村街道严国品家，采访“大包干”带头人严国品。

10月22日上午，小岗村敬老院，采访“大包干”带头人严立学、敬老院院长刘洪富。

10月31日下午，小岗村街道严宏昌家，采访“大包干”带头人严宏昌。

11月1日上午，小岗村街道严俊昌家，采访“大包干”带头人严俊昌。

12月18日上午、24日下午，滁州天逸华府听雨斋，电话采访“大包干”带头人严宏昌。

12月29日上午，小岗村街道金昌食府，与温跃渊一同采访“大包干”带头人严金昌。

12月29日下午，小岗村街道严俊昌家，与温跃渊一同采访“大包干”带头人严俊昌。

12月29日晚，小岗村街道红手印餐馆，与温跃渊一同采访“大包干”带头人严立华。

12月30日上午，小岗村街道大包干农家菜馆，与温跃渊一同采访“大包干”带头人关友江。

12月31日上午，小岗村街道严国品家，与温跃渊一同采访“大包干”带头人严国品。

12月31日下午，小岗村街道严宏昌家，与温跃渊一同采访“大包干”带头人严宏昌。

2018年

1月1日上午，小岗村街道严学昌家，与温跃渊一同采访“大包干”带头人严学昌。

1月2日上午，小岗村街道严付昌家，与温跃渊一同采访“大包干”带头人严付昌。

1月11日上午，小岗村街道吴广德家，采访吴广德。

4月1日上午，小岗村街道关友江家，与温跃渊一同采访“大包干”带头人关友江。

5月13日上午，滁州天逸华府桂园听雨斋，微信采访李锦柱。

1.严俊昌

严俊昌有几分严峻！回忆起当年的苦日子，他国字脸上依然会充满愤怒，这时候严峻感就会更强烈一些。

第一次采访他，是2017年6月8日下午，他的四儿子严德友陪我去的。后来，我又两次去采访他。他是1942年出生的，1978年时，已虚岁37。此前，他曾两次出任生产队副队长，都是因为和上面派来的工作组干部说不到一块去，而自己提出不干。1974年，工作队提出要赛诗，经常下午半天开会，不搞生产。严俊昌说：“赛诗能不能赛出粮食？搞这种表面工作没有用。”而关友申爱人徐善珍肝肿大，严立富的爱人杨家英患心脏病，不能下田劳动。工作组说她们“藏奸躲滑”“贪图享乐”，命令下地干活，每天只给4分工，不干活，每天却罚10分工。严俊昌与工作组论理：“你们应该了解情况，照顾关心病人，不然把病人杀掉算了。”工作组的人说他“拉家族，搞派性”，办他的温水学习班，就是开会批评。这一来工作队就有诗了：“拉家族，搞派性，集体生产不想干，整天围着‘私’字转，头上长毛脚长刺，队里生产不想搞，通过温水学习班，连毛带刺都刮掉，革命重担一肩担。”严俊昌争辩说：“我身上长的是无产阶级的毛，刺是无产阶级的刺！我不干了。”这是他的第二次“下野”。1978年是第三次出任小岗生产队的干部，不同的是正职。“要说为什么搞‘大包干’，搞包干到户？就是一个‘饿’字，能吃饱饭！梨园公社是凤阳县最穷的公社，小岗生产队又是这个穷社中最突出的穷队。1956年高级社以来，小岗一路走下坡：地荒、人穷、集体空，成了‘生活靠救济，生产靠贷款，吃粮靠返销’的‘三靠’队。当时我家里有8个孩子，5个男孩，3个女孩，就只有1间泥屋，跑风漏雨。没有粮食，能填肚子的都吃，吃野菜，啃树皮，差点就饿死人！”

严俊昌记得很清楚，新中国成立后那几年，人们分到了土地，小岗的光景是非常好的。土还是那方土，水还是那些水，怎么这光景一年不比一年呢？当过三任队干部的他，至今记得当年人们上工时懒散、消极的情景：队长哨子吹破嘴，催人下地跑断腿，喊了半天人半数，到了地里鬼糊鬼。晚上工，早下工，到了地里磨洋工，反正记的一样工。辛辛苦苦干一天，不值一包光明烟。当时的光明烟一包也不过两毛钱，可对于靠种地干活的小岗人来说，买一包那是奢侈的。大呼隆，瞎指挥，穷过渡，干多干少都一样，收不到粮食，没有饭吃，只能去讨饭。“哪里都去，苏州、扬州，浙江，我都去过。”30多岁的壮年庄稼汉，上门乞讨，“数门头”“查户口”，点头哈腰，看人脸色，心里着实憋得慌。

说到1978年，我很好奇地问：“那时您是不是党员？”

“不是，我入党是1988年以后的事了。不是党员也革命啊！”说到这，严俊昌有些骄傲，“那时万里来小岗村，第一句话就问我是不是党员。我说不是。万里就说：‘这么多共产党怎么不敢干，怕丢官！’我们是草木之人，不怕丢什么官，其实生产队长也不是官！要想吃得饱，只有分田搞。我们横下心，就这么干了！1978年冬天的晚上，就在严立华家分了。这些，也不知道多少记者问过我了，你看看他们写的就知道了。”

分地干1年，粮食就丰收。“那年景，家家锅门口都有粮食，直堆到屋笆子，我上报的数字是13.3万斤，那还是保守的说法，事实上都有18万斤，光花生就收了3万斤。那年过年，小岗生产队里杀了19头猪，再没有一个小岗人出去要过饭。生活是不愁了。”

说到那个时候，严俊昌最为兴奋。“大包干”开始时，小岗村到梨园公社，是一条茅草掩映的小路。一年下来，大家要到公社去卖粮，路无法拉板车运输粮食，这就催生了小岗村第一条土路。村民“分段承包”，每户人家各修一段土路，通到梨园公社街道。

1983年《滁州日报》摄影部主任汪强在小岗过春节，大年初一，他记录的小岗和严俊昌是这样的：

“新年好，万事如意，恭喜发财！”我们在队长严俊昌的陪同下挨门串户；孩子们在给老人拜年祝寿，青年人在双双对对嗑着瓜子打着扑克，媳妇们边包水饺边听着音乐，谈天说地。我的手上一会儿塞满糖果瓜子，一会儿递来香烟热茶。所见之处好不眼热，“泰山”(拖拉机)躺在院里，“凤凰”(自行车)停在厅堂，“飞人”(缝纫机)立在闺房，“熊猫”(收音机)响在桌上，“钻石”(手表)戴在腕上，那块块猪肉横在梁上，鸡鸭飞进厨房……处处抬头见喜，家家福禄满门。

忽然间，在队长家门口，一大群推着自行车、身着彩衣、脚蹬高跟鞋、烫着大波浪发式的姑娘们围住我，要我替他们拍几张彩照。我问他们：“你们是来串亲拜年的吧？”回答我的只是一串“咯咯咯”的笑声。队长忙说：“他们都是本庄的姑娘，别看他们打扮得这么时髦，当年谁都跟过我们逃荒要饭下过江南……”

又一阵香甜的笑声把我们吸引到庄南的乡场上。原来，全队的男女老少都在这里，正举办着一场别开生面的拔“富”比赛。两队人马各持一方，一根长绳中间红绸上系着一个“富”字。一声令下，喝彩声、加油声此起彼伏，一跌一仰，个个心花怒放，发自心底的串串笑声传遍了整个小岗。

汪强的这篇报道，让我们见识了“大包干”开始后的几年，小岗人的欢乐心情和饱满精神。

“大包干”后，严俊昌先是担任小岗生产队的队长，后来到严岗村任副村长、村长，一直到1993年。这期间，有不少年，他依然兼任小岗队的队长。在他的记忆里，包干到户的前些年，小岗人的收入还是较快增长的。但1985年以后，由于卖粮难，粮食价格较低而种植成本不断上涨，农民负担加重，小岗人的收入出现徘徊，有的年份，还倒退了。1994年3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记者钱江的《在史诗中裂变的小岗村》，将小岗人从1978年到1990年的粮食年产量和人均年收入列了出来。从这个对照表上，我们可以看出，1987年，小岗人的粮食产量为43万斤，比1985年的38万斤多5万斤，但小岗的人均收入只有503元，比1985年的574元减少了71元，这还不算物价上涨带来的货币贬值因素。

1978年到1990年小岗粮食产量和人均收入对照表

到了1992年，小岗的人均收入也只有640元，比1990年只多了10元。

千百年来，小岗人一直是故土难离，当年讨饭，走得再远，到时候也会回来。“大包干”后，没有人讨饭了，大家就都在村子里种地，这里的熟地加上开荒地，人均有5亩多，若是风调雨顺，稻麦两熟的气候条件，小岗人就会觉得很滋润。1994年的小岗依旧是一派田园景象。村民差不多都住上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盖起来的砖瓦房，全村人口从开始“大包干”时的20户115人增加到44户157人。家家有收音机、电视机了，但是彩电不过三四台。洗衣机有了不少，却因自来水没解决大都闲着；种田人隔三岔五地能吃上肉和鱼了，电冰箱却没几个，副食品种显得单调。严俊昌明明白白地对钱江说：“我们仓里的粮食堆满了，可兜里的钱不多，生活质量不高。待有了钱，我想买个电冰箱。”当时以华西村、长江村为代表的苏南地区富足起来的农民正在奋力走进信息时代，但小岗村连电话线也没有拉上。“大包干”带来的欢欣过去之后，20世纪90年代的小岗村人普遍觉得缺了什么。

就农民存款而言，1994年初小岗44户人家的存款只有26万元，其中过2万元的不过两三户而已，有些人家没有一分钱存款。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1990年后的“万元户”早已不是“大包干”之初的概念，只是温饱生活的代名词了。不必讳言，以粮食种植业为主的小岗人在飞一般闯破集体化的桎梏后，又陷于田野的泥泞中了。

回忆那些年的时光，严俊昌说：“‘大包干’之后就没有要饭的了。吃饭的问题都解决了，家里饭都吃不完了，谁还出去要饭呢？单干之前，生产队里都是一些茅草房，我那时七八个孩子，全家就1间房子，屋门都是用芦秆架的。‘大包干’当年，我就新盖了6间茅草房，后来又盖了好几次，1993年盖了砖瓦平房。农业机械、手表、电视机什么的慢慢都有了。过去粮食都是用扁担挑，后来都是用拖拉机拉。当时的发展是很快的。虽然说小岗没有富起来，但从吃、穿、住和机械等方面都进步了很多。开始几年没有乱收费，村民才富一点，但不久后就开始乱收费了。”

一个部队的师长来小岗参观，他到我家，我问他：“我们这样(单干)能干多少年？”他说：“现在邓小平在，政策不会变，我就怕地方的腐败官员看你们有了，虽然锅里还没多少，他们就你一勺我一勺把锅里给挖空了。”

当时我还不信，后来他的话就变成现实了。

单干后，我家有四五十亩地，那个时候干的收入只够缴费。农业税就不说了，“三提五统”也不说了，还有名目繁多的说是为群众服务的代收款，比如用于集体抽水的费用，不用水，你也要给“基本水费”，其实那几年根本没抽多少水，剩下的钱也不还给农民，代收到他们自己的口袋去了。再比如“基本建设费”，每个人收二三十元。收上去了什么也没建设。要收费了，我们几个村干部就得打个报告，今年想要为农民干点什么，变相收费。

1990年以后，乱罚款到什么程度了？不交罚款就把你们家门给扒了，罚你多少钱就从你家粮仓扒多少粮食。乡镇干部下村收钱，都带着派出所、司法所的人，村民要是抗拒打架，就会被戴上铐子，抓到派出所。当时我是严岗村村长，全年有1000多元钱的工资收入，就是从上缴款的回扣中领的。

我认为那是错误的，但我作为村长也带人去扒粮食。不扒不行，任务完不成，没有办法。我心里也挺矛盾的，共产党的路哪能这样走呢，我们当干部一天到晚扒群众粮食怎么行？

我不识字，就请一位学校老师，把我口述的反映乱收费的事情写下来，让人带给王郁昭，请王郁昭带给了万里。那时上面只要来了人，我讲了实话，上面的人就会找县里面。县里面就认为我老严尽说实话，他们就不高兴。有的领导找到我说：老严你一天到晚给群众打官司，群众的收成我们扒去的还不到两圈。我就说，你两圈他两圈，总共有几圈呢？我如果不讲，对不起党，也对不起群众。我们就要说实话，我们政府只有脚踏实地、实事求是才有希望，不能净搞弄虚作假。有人说农民种地那么富，人均收入那么多钱，其实没有。实际上只能解决温饱。哪有那许多钱？我们每年人均只能收到七八百、上千元的样子。

我又说，大集体为什么不行？因为大集体挫伤了农民劳动积极性，党和群众的距离越拉越大，群众不相信我们党。可我们现在这样单干后生活都过好了，为什么党和群众的距离又拉大了呢？为什么群众瞧不起我们干部呢？现在净搞什么乱摊派、乱罚款，见你种烟、种棉花、种油料，都要收钱，连养猪还要收20元的猪头税。那些费用多的一户有两三千元，我家有一两千元。这种乱收费、乱罚款农民怎么看得过去？我们赚的还不够政府要的，这不是个问题吗？另外，既然把土地交给了我们，那农民就该有自主权。现在上面如果安排了种烟、种棉花，农民就必须得种，而且还必须达到他规定的产量，定的指标根本达不到，达不到就罚款。人家麦子种得好好的，全给犁了，有干部搞了油菜坊，让农民必须种油菜。非要强迫别人干什么呢？村民种油菜不赚钱也得种，想告状也没处告。

小岗原是严岗村的一个生产队，用现在的叫法，就是村民组。我原来分田包干是在小岗队开始的。“大包干”几年后我就在严岗村干了，先是副村长，后来当村长。由于改革开放成就越来越大，小岗的影响也越来越大。1993年3月，凤阳撤区并乡，区划调整，县里为了专门扶持、发展小岗村，就把大严生产队和小岗生产队从严岗村分出来单独成立小岗村。这样，我就调回了小岗村当村支书，吴广兴当村长。我当时不同意，这样有什么意思呢？两个小队并成一个村，才100多户，400来人，人少不见得就能干好事。村里人多，才能选出能人来干事。上面说村子人口少，各方面好支持，这样可以让小岗早点富起来，这对小岗的发展有好处。上面领导又来做我的工作，说共产党员要有党性原则，我只能同意。

具有村级意义上的小岗村，就是从1993年开始的。现在你能看到的村西口的牌楼，就是我那时候竖起来的。钱是上面给的，也是我搞的面子工程吧。当时，牌楼下面的道路是砂石路。1994年《人民日报》上的照片可以看到牌楼和砂石路。

我回小岗村来做村支书，也是想着能办点集体经济产业。县里也想要扶持小岗。1993年，在县委工作组的帮助下，小岗村大幅度增加花生种植面积，试种中药材，新栽桑树60亩，还种下了3000棵柿子树，搞多种经营。小岗地处偏僻，道路一直是老大难问题，县里帮着修了一条7千米的标准砂石路，通到了小溪河镇。后来，这条路又铺成柏油路。1993年下半年粮食价格上涨使小岗村人得了益，当年小岗村人均收入1100元，首次突破千元关。

这一年，滁州的扬子集团赠给小岗村1辆25座的小客车，车厢上写着大字“赠给农村改革的先锋”。看着这车，我是打心眼里高兴，但听着人们念那字，我又坐立不安。我们还是先锋吗？为了发挥效益，村里把车交给曾在当年按下红手印的严学昌承包。县里的一位领导开玩笑说：“小岗村有自己的‘第三产业’了。”

这个时期，随着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发表，全国上下都在进行继续深化改革，严俊昌等人的思想里，商品经济的意识也很强烈了。《人民日报》记者钱江曾记叙了这样一个故事：

记者走进严立学家的堂屋，一群姑娘正围着端坐在八仙桌一头的严立学“报名”。这是当年“大包干”签约人严宏昌、严金昌、严立学合伙搞的“来料加工”，是严宏昌去上海找来的缝制布质垃圾袋。报名的姑娘自带缝纫机，每缝一个袋子得8分钱。

“这活放在南方没人干了。”严立学告诉我，“我们还是要拿过来，为农闲的女劳力找事做。一个手快的姑娘一天可以做100个。”严俊昌在一旁说：“等我们富裕了，再找效益更好的。”

为什么小岗村人没有抓住关键的“效益”呢？

严俊昌说了两条。一是底子薄，“其实这10多年我也挣了10多万元，可我为4个儿子娶媳妇、盖新房，自己就没落下什么”。二是因为小岗村人文化底子差，劳力中高中生才4%，文盲倒有36%。文化低造成了视野窄，缺乏商品经营的意识，直到1992年，小岗村连一个私营小企业也没办成，也几乎没有人“外流”当民工。劳动力不能从土地上转出去，也就谈不上规模经营和效益了。

说到这儿，严俊昌、严立学又回想起了当年按手印“大包干”的事，不由得话语沉重：“我们的头没带好！”他们是说，小岗村人勇敢地迈出了农村改革的第一步，却在迈第二步时慢下来了。

1995年，县里把严俊昌调到小溪河镇当镇农委副主任，他卸下了小岗村书记的担子。他本就是个目不识丁的普通农民，让他去坐农委副主任的位子，工作起来确实有些为难。好在镇里干部也了解情况，工作安排主要是在北夏村蹲点，指导村里的工作。这样，严俊昌还是很胜任的。小岗村纪念馆建立起来后一段时间，严俊昌又回到小岗村担任纪念馆讲解员，给前来参观的人现身说法，讲“大包干”的酝酿、发生、发展。

到了60岁，他自然也就退下来了。对于村里的工作，他还是非常关注的。沈浩到小岗村，要带村干部和“大包干”带头人出去看看，看看那些发达的村是怎么干的，是如何解放思想的。一行人去南街村、大寨、红旗渠、华西村这些地方考察。考察过后，严俊昌认为，好地方必须要有好带头人。学南街，要有南街一样的带头人才行，像华西村的吴仁宝，像长江村的郁全和。郁全和从20多岁干到现在，只有长期的干部才有长期的稳定，才有长期的发展。同时要发展集体经济。

“我所说的集体经济与‘大包干’前的集体经济是两回事，现在的集体经济必须要有村办企业，没有企业光靠种田只能解决温饱。学南街村，小岗必须要有集体企业才能学。有了集体经济，农民有了收入，没有了后顾之忧，自然就把土地让出来了，这样村干部就该加大投入，平整土地。以前100个人干的土地，机械化后只需10个人。农村的生产必须要机械化，但怎么走这条路？要看准了才敢走。要是没有企业，农民没有收入，把土地收上去不出1年，又得要饭。这要相当长一段时间。必须要有能人带动。”

2006年的一天，严俊昌接到了外省一个陌生人的电话，对方毫不留情地质问严俊昌：“严老，你们当年搞‘大包干’是好事，让全国农民吃饱了肚子，过了这么多年好日子。现在，你们又要返租承包，把地合起来重走集体道路，是不是吃饱饭撑的？”

严俊昌幽默地回答道：“哪里是吃饱饭撑的，是又吃不饱了。”

此时沈浩在任，他提出了一个发展小岗的新思路：要从以前一家一户的单干转变为发展合作社——统一返租承包，成立凤阳县小岗村发展合作社。资本金为305万元，小岗村、上海大龙畜禽养殖有限公司和滁州市粮食局为三大股东。合作社将以每亩500元的价格租用农民的土地。按照沈浩的设想：村民出租土地，租期暂定5年；5年后，农民可以以土地入股分红，或者重定租金。对于集中起来的土地，一部分用来种植高效饲料玉米，一部分种植有机蔬菜，剩下的种植其他农作物等。

此事发生在别的村可能并不稀罕，充其量不过是一次农民求发展中的探索和尝试。然而事情却偏偏发生在“大包干”的起源地小岗，引起了各界的关注，称为小岗“第二次土改”。这个事情同样也引发了全村人的争议。曾经在当年“大包干”时意见一致的严俊昌和严宏昌，却在这次的返租承包中发生了严重的分歧。

严俊昌认为应该搞合作社。以他为首的挺“合”派坚持只要能创收效益，把地再次归拢起来也值。而以严宏昌为首的挺“分”派则反对走集体的路子，理由是担心群众再回到大集体时代，没有饭吃。并且他以农民对土地特有的敏感，担心的还有另一个层面，就是作为农民，土地丢掉了，怎么办？小岗没有工业不行，但工业不是说有就有的，一家有那几亩地，农民不愁没饭吃。

统一返租承包，建立合作社，最终因为意见分歧而搁浅。但是这对于小岗来说，面对变幻莫测的市场经济大潮，是一个可贵的尝试。对于农村的发展，严俊昌表示自己有困惑，小岗村也有困惑。其实，作为改革第一村，他们所经历的一切困惑也代表着中国农民经历的一切，他们每一次艰辛的探索和尝试都体现着农民对富裕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过去有不少年，因为“大包干”带头人的排序问题，严俊昌和严宏昌曾经产生过很深的矛盾，两个家庭也受到影响，沈浩来到村里后，做了大量工作，才使得他们冰释前嫌。2008年3月1日，沈浩在日记中有过这样的记录：

现在的小岗村团结和谐的风气和环境，是近20年来最好的时期。外人能够想象严俊昌请客让严宏昌参加，严余山与严德友坐在一个板凳上在家喝酒的局面吗？然而这确是事实。这一局面的到来，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中也凝聚着我的一片心血和大量的付出。

正如严立学所说，小岗村要发展，团结是基础。小岗人能团结，也是各级党和政府及领导所愿。今天的局面领导也非常高兴。昨天在纪念馆门前当着二严的面，向马(书记)、范(县长)、张向远报告严俊昌请客严宏昌参加时，马、范都非常高兴。张向远很吃惊。因为张向远对小岗、对二严的矛盾太了解了。

能有今天的局面，靠的是什么？除去平时注意调解，制造环境促进以外，更关键的是要靠发展，让他们看到小岗村发展的希望，享受发展的成果，自愿投入到发展中来。让他们自觉珍惜发展的机遇，认识到不发展对不起子孙后代。还有就是依法治村，坚决打击不法现象，震慑不法企图。

但愿这一和谐局面能不断巩固和发展。

这段日记的文本是温跃渊提供给我的，他说：“其实，沈浩的这则日记很长，其中还提到一位国家领导同志在安徽工作期间，亲自找二严兄弟谈话，做他俩的团结工作。我也很欣喜地看到了这和谐的场景。我去小岗，严宏昌家是必去的。2008年9月，我与摄影家康诗纬再度去小岗。在严宏昌家里，严俊昌也在他家，于是我和俊昌两人都扒在宏昌的大桌子上聊天，康诗纬还拍下二严微笑的镜头。俊昌原来喊我老哥，宏昌叫我温哥，后来两人都称我‘老大’了。2009年8月，我陪作家梁毅去小岗，在宏昌家又见俊昌在那里聊天。见我进来了，两人说，老大，我俩正合计要到合肥找你呢。在这二三十年间，我看到二严真正出现了兄弟般的情谊，我也由衷地为他们高兴。我去宏昌家时，若未见到俊昌，我就会说，俊昌可在家，我们一起去看看吧。于是，宏昌就会和我一起去看俊昌。”

作为一个农民，一个农民的代表人物，严俊昌对土地的感情无比深厚。他一直坚持着一个观点：“民以食为天，万事根本粮为先。”我们农民靠的就是土地！现在已经明确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土地所有权是集体的，承包权是农民的，至于在经营上是“分”还是“合”，并不重要。谁能多收粮食，多挣钱，就让谁干。现在关键的是要教育下一代，把地种好。种地是一种本领，不是谁都能种的，也要学。干哪一行，要像哪一行，都得学。当农民，还要能吃苦。传统中国农民身上那种吃苦耐劳的精神，是美好品质，要教育下一代记着，没有天上掉馅饼的那种好事。

正是因为对土地的热爱，严俊昌的6个儿子都在小岗这块美丽的土地上辛勤地耕耘着。

我家老大叫严德宽，前些年在小岗最东边的蘑菇大棚里种双孢菇，现在养牛。2017年养了20多头水牛和黄牛，这一项，全年能挣十几万。他另外还种了20多亩地。二儿子严龙，也种了20多亩地，加上孙子打工，挺不错。三儿子严德来，因为车祸，现在身体不好，困难一些。四儿子在小岗西边的长江村润发集团的葡萄园里，承包葡萄园，自己又流转100多亩土地种葡萄，好的年景收入也可以搞二三十万。老五严德柱，也种葡萄，十几亩，每年也能收入十几万。3个女儿，已经去世1个，另外两个过得都可以。

最小的是老九，也就是六儿子。他是我家属结扎后怀孕生的。当时结过扎了，我们都没有想到会怀孕，小孩多，不想要的，但人流已经不行了。陈庭元来看见我家属肚子大了，问：“俊昌，你怎么回事？计划生育你要带头。”我说：“结扎了，她又怀上了，我找谁？”后来老九出世了，陈庭元开玩笑说：“送给我吧。我给你找一家干部家领养，省得你负担。”我家属听了说：“先前那么多孩子，连饭都没得吃，都养活了，现在粮食吃不掉，哪能送人呢？”老九叫严德九，现在也种葡萄，他种的面积小一些，但他技术好，每年也能收入十多万块钱。

种地一定要会种，不一定就要单种粮食。种葡萄、梨子、蔬菜都行，要能挣钱。

我现在是五世同堂，全家60多口子，算是小岗的大家族。6个儿子都住在小岗街道，家家都是两层小楼，房子加在一起100多间。谁家的生活都没有话说。从这一点上说，我们农民是满足的。

当年我们按手印搞“大包干”，就是想能吃上一顿饱饭，哪敢想现在的日子？现在农民日子多好啊，不少吃不少穿，也没有干部整天上门扒这样扒那样。不但取消农业税，还给农民补助，每亩地补百十来元钱，虽然少，但党这种做法群众感激啊！几千年的皇帝，什么时候不要国家皇粮，还反过来补助农民呢？而且这补助还是逐年增加的，这说明共产党能治理好中国。十九大召开了，习总书记说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我听了很带劲！当天中午多吃了一碗饭，晚上睡得特别踏实。过去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习近平这个火车头又快又好，我们群众的心里话，他全说出来了；我们群众不满的，就是腐败问题，他也全说出来了，反腐败的力度一点不减。我们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我个人现在的待遇还好吧。原先退休工资只有880元5角，后来涨到1000元。跟其他退休的人比，觉得不对。我和严宏昌一起找县里，找到我们当年任职的文件，重新算，结果宏昌补了8万多元，我补了7万多元。从2018年元旦后，我们就执行新工资标准，每个月2000多元，再加上“大包干”带头人的千把元钱，每个月3000多元，也就可以了。

严俊昌现在和老伴杨梅运住在友谊大道中段路南，3间平房，老两口单住。他每天早晨都起得很早，把村子东西南北都转一遍，看一看，巡视一圈，到八九点钟坐上便车到小溪河农贸市场买买菜，会会老朋友，喝喝茶。午饭后稍稍睡一觉，再去庄前庄后的人家打打麻将，聊聊天，遇到外面的来访者，他依然会表情严峻地讲述当年按手印包干分田的事情。2017年12月29日下午，我和温跃渊去他家，他同样又给我们讲了当年按手印的事情。傍晚离开时，他带我们到西边大儿子的牛圈，看了看里面养着的牛。

1. “三提五统”是指三项村级提留和五项乡统筹。村提留是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按规定从农民生产收入中提取的用于村一级维持或扩大再生产、兴办公益事业和日常管理开支费用的总称。包括三项，即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乡统筹是指乡(镇)合作经济组织依法向所属单位(包括乡镇、村办企业、联户企业)和农户收取的，用于乡村两级办学(即农村教育事业费附加)、计划生育、优抚、民兵训练、修建乡村道路等民办公助事业的款项。2006年农业税取消后，“三提五统”也随之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