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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回首与自身有关的往事的时候，人们才能意识到儿童眼中的世界是多么特别。孩子们观察事物的角度完全不同于成人，世间的一切都不成比例。

孩子们对身边发生的一切都有敏锐的见解，对人对物有很强的鉴别力，但是他们对于“怎么样”和“为什么”毫无兴趣。

大概在我五岁那年，父亲开始为家中的经济问题而烦恼。他出身富裕，总是理所当然地认为收入将永不匮乏。祖父去世前设立了一系列复杂的死后生效的信托项目，家里曾有四位受托人。后来，一位因年事已高退出了商业活动，另一位不久后进了精神病院，其余两位与父亲年龄相仿，但没多久就离开了人世。其中一位的儿子继承了父业。到底是真的经营不善还是有人借机从中渔利，我不清楚，我只知道家境每况愈下。

父亲感到惆怅和沮丧，他不会经商，对此只能束手无策。他曾写信给亲爱的某某某和尊敬的谁谁谁，可是这些人在回信中要么安抚他一番，要么就埋怨市场萧条，贬值，等等。此时父亲从一位年老的姑婆那儿继承了一笔遗产，家里的经济因此宽裕了一两年。可是在此期间，他的固定收入却迟迟没有寄来。

就在这时，父亲的身体日渐衰弱。有几次他被诊断为突发性心脏病，不过那时几乎所有疾病都被笼统地称为心脏病。我相信对经济上的积郁损害了他的健康，暂时可行的解决办法只有节省开销，而最明智的做法是旅居国外一段时间。这倒不是为了逃避所得税——可以想象那时候的所得税比现在要少得多，大概是每英镑只纳一先令的税——而是因为在国外生活花销要小得多。具体办法是，将房子连同用人一块儿以高价出租，全家人去法国南部，住进一家经济型酒店。

我记得移居国外是我六岁那年的事。阿什菲尔德正式出租了——租给了美国人，他们出了很高的租金。一家人打点行装做着临行前的准备，打算去的地方是法国南部的波城（Pau）。我憧憬着未来的生活，内心感到相当兴奋。临行前母亲告诉我说，全家人要搬到能看到大山的地方。我问了一连串有关山的问题：大山非常、非常高吗？比圣玛丽教堂的尖顶还高？我很感兴趣，那座教堂的尖顶是我所看到过的最高的东西。大山居然比它高出好多好多，有几百、几千米高。我牵着托尼来到院子里，嘴里嚼着从厨子简那儿讨来的一大块干面包片，开始尽力想象大山的雄姿。我抬起头来，仰望着苍天，大山也许就是这样吧——很高很高，高得直上云霄。想象出的画面令我敬畏。母亲喜欢大山，她对我们说，她对海没有什么感情。我深信，大山将是我心目中最宏伟的事物之一。

有一件伤心的事，要出国就意味着我得和托尼分别了。托尼当然不会和房子一起租给别人，它要寄养在我们以前的一位客厅女佣芙若蒂家里。芙若蒂嫁给了一个木匠，住得不远，也很乐意接纳托尼。我吻遍它的全身，作为回应它也疯狂地舔舐我的脸颊、脖子、胳膊和双手。

现在回想起来，出国旅行真是简单。那时候不用护照，也不必填写什么表，买了车票，订好了卧铺，就算办妥了一切。可是“收拾行李”却不同了（得用引号来表示那有多么不简单），家里其他人的行李有多少我记不得了，只记得光母亲一个人的东西就有一大堆：首先是三个圆顶行李箱，最大的一只高四英尺，里面有两个隔底匣；还有帽盒、大方皮箱；三个可归类为扁式硬皮箱的行李箱；还有那些在当时的饭店走廊里经常可以看到的美式行李箱。都很大，我猜想一定也很重。

在启程前至少一周，我母亲的卧室被这些行李箱占满了。由于我们家当时不算富裕，没有贴身女仆，母亲得自己收拾行李。第一步是所谓的“分类”。大衣橱和五斗橱都打开了，母亲把那些人造花和零零碎碎的所谓“我的缎带”“我的珠宝”之类的东西都分门别类。显然要花好几个小时分类，然后才能放进各种箱子的隔底匣里。

那时女士的珠宝可不像现在，只有少数几件“真的珠宝”，大多是人造珠宝。仿真的珠宝会被人认为“品位低劣”，除非是少见的年代久远的人造宝石胸针。我母亲的贵重珠宝包括：“我的钻石扣饰”“我的钻石月牙”“我的钻石订婚戒指”。她的其他首饰虽然也是“真货”，却没有那么贵重，不过也一样能激起我们浓厚的兴趣。有“我的印度项链”“我的佛罗伦萨首饰组”“我的威尼斯项链”“我的宝石浮雕饰”，等等。有六枚胸针是姐姐和我都非常偏爱的：“鱼群”，由五条小鱼组成一个菱形；“槲寄生”，一颗小钻石和一颗珍珠；“我的帕尔马紫罗兰”，帕尔马玫瑰形的珐琅胸针；“我的野玫瑰”，也是一枚花形胸针，粉红色的珐琅质玫瑰，周围衬以丛生的钻石叶片；还有最受钟爱的“我的驴子”，一颗奇形怪状的珍珠，嵌在几颗钻石中间，构成驴头。这些珠宝，母亲都已经确定了遗赠的对象，玛吉将得到帕尔马紫罗兰（她最喜欢的）、钻石月牙和驴子，我将得到野玫瑰、钻石扣饰和槲寄生。在我们家，是可以完全毫无顾忌地讨论遗赠的，不会引发对死亡的忧伤，只会唤起对未来得益的温暖感激。

阿什菲尔德的家里挂满了父亲买来的油画。那时候，在墙上尽可能紧密地挂满油画是一种风尚。有一幅标明了是给我的：画幅很大，画着大海，一个傻笑着的年轻女人用渔网捕获了一个男孩。那是在我孩提时代的观念中认为最美的一幅画。令人伤心的是，后来我把这些画挑选出来卖掉的时候，发现这幅画并不怎么样。虽然考虑了感情因素，我还是一幅没留。我不得不承认，父亲对画的品位一贯是比较庸俗的，但他买的每一件家具都是精品。他有收藏古董家具的爱好，他买的英国谢拉顿细木工书桌和英国奇彭代尔椅子，多是在竹制品风靡一时的时候以低廉的价格收购的。能够拥有它们，并与之朝夕相处，是一大乐事。而且它们价值不菲，父亲去世后，我母亲靠卖掉许多最好的家具得以支撑门面。

父亲、母亲和祖母都酷爱收藏瓷器。后来姨婆搬过来跟我们同住的时候，把她收藏的德国德累斯顿瓷器和意大利卡波迪蒙蒂瓷器都带来了，塞满了阿什菲尔德数不清的橱柜，实际上为了容纳它们还做了新的橱柜。毫无疑问我们是个收藏之家，我也继承了这种品质。不过唯一有点惋惜的是，已经从家族中继承了很好的瓷器和家具收藏品，你就只能转而发掘其他的收藏种类。然而收藏家的热情还是需要满足的，对我而言，我积攒了不少父母的藏品中所没有的混凝纸家具和小物件。

等到动身的那一天到来时，我兴奋得甚至有些不舒服，一句话也说不出。每当我非常兴奋的时候，都会失去说话的力量。对于这次出国，我所记得的第一件事是在福克斯通（Folkestone）登上轮船。母亲和玛吉把横渡英吉利海峡看作非常严肃的事情。她们都晕船，所以一上船就躲进供妇女用的客舱，紧闭双眼平躺着，期望安安稳稳地渡过这段水域，顺利抵达法国。我曾在哥哥的小艇上证明自己可以，父亲也为我鼓气，于是我跟他一起待在甲板上。我记得那段航行十分平稳，但我不将其归因于海面平静，而是我用顽强战胜了海浪。船到了布洛涅（Boulogne），我欣喜地听到父亲宣布：“阿加莎一点也不晕船。”

第二段令人难忘的经历是在列车上过夜。我和母亲睡在同一个包厢里。我被安顿在上铺。母亲离不开新鲜空气，她受不了卧铺车厢里讨厌的蒸汽暖气。整个晚上，几乎每次醒来我都看见她把头探出窗外，贪婪地呼吸着夜晚的新鲜空气。

第二天一早，火车到达波城。酒店的汽车等候着，我们一家人上了车，十八件行李也陆续送来了。我们按计划赶到博塞茹尔饭店（The Hotel Beausejour），酒店外面有一个宽大的阳台，朝着比利牛斯山脉（Pyrenees）。

“就在那儿！”父亲对我说，“看到了吗？那儿就是比利牛斯山脉，是座雪山。”

我极目远眺。这是我人生中一次极其幻灭的体验，我永生难忘。我心目中那座很高很高、高入云端、雄伟得难以形容、不可思议的大山在哪儿呢？我只看到远处地平线上立着一排牙齿状的东西，看起来也就比下方的平原高出一两英寸，就是那个吗？那个就是大山？我默然无语，时至今日，我还能感受到那种极端失望的心情。

2

我们在波城住了大约六个月，对我来说是全新的生活。父亲、母亲和玛吉很快就陷入社交活动之中。父亲有几位美国老朋友住在那里，在饭店里他又结识了不少新朋友。我们还带着许多朋友写的引荐信，去拜访住在各家饭店和膳宿公寓里的人们。

为了照顾我，母亲雇了一位保育员——她是位英国姑娘，但从出生起就一直住在波城，她的法语说得跟英语一样流利，甚至比英语说得更好。母亲想让我跟她学习法语，但效果并不像她所期望的那么理想。马卡姆小姐每天早晨来找我，带着我出去散步，这是照顾小女孩的例行工作。一路上，她会指着各种东西，一遍又一遍地念出它们的法语名称：“一只狗”“一幢房子”“一个警察”“一位面包师傅”。我顺从地重复着，可当我提问的时候就只能用英语，而她也用英语回答。我当时觉得日子好无聊，在马卡姆小姐的陪伴下，散步仿佛永无止境。她人很好，和蔼可亲，责任心也很强，就是太无趣。

母亲不久就决定不再让我跟着马卡姆小姐学法语了，而是由一位法国女人每天下午定时来给我上法语课。这位新老师叫莫豪拉特小姐。她身材高大，体态丰腴，棕色皮肤，有许多各式各样的小披肩。

那段日子里，我们所住的房间都十分拥挤，里面放置了太多的家具和太多的装饰品。莫豪拉特小姐是个喜欢手舞足蹈的人，她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晃动肩膀，不停地挥舞手臂，时不时地把桌上的某个装饰品撞落、打碎。这差不多成了我们家的一个笑话。父亲说：“阿加莎，她让我想起你养过的那只叫达芙妮的鸟，个子大又笨拙，总是碰翻它那个放种子的饲料盘。”

莫豪拉特小姐说起话来滔滔不绝，这让我无所适从。我越来越不知道应该如何回应她拖着长腔的提问。“哦，亲爱的宝贝！多乖呀，我的宝贝！哦，小宝贝，让我们一起来读几篇有趣的课文吧，好不好？”我客客气气地冷眼看着她。母亲在一旁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我便喃喃地应了一句：“好的，谢谢您。”我当时的法语水平也就只够表达一些有限的意思。

法语课的气氛还算融洽。我一直很听话，但显然根本没有开窍。母亲很希望看到立竿见影的成效，她对我的学习进展大为不满。

“她应该学得再快一点儿的，弗雷德。”她对父亲抱怨道。

父亲总是那么宽厚，他答道：“哦，她需要时间，克拉拉，需要一定的时间。那个女人才来了不到十天。”

可母亲不喜欢给人时间。我生了一场小病，让这个故事达到了高潮。我想起初是当地的流行性感冒引起了鼻黏膜炎，我发烧了，闷闷不乐，正在康复但是还有一点发热，此时的我忍受不了莫豪拉特小姐了。

“求你了。”我乞求道，“今天下午别让我上课了，我不想上。”

有充足的理由时，母亲总是通情达理的，她同意了。时候一到，莫豪拉特小姐披着披肩一切如常地来了。母亲解释说我在发烧，正在房里休息，或许今天不上课比较好。莫豪拉特小姐马上起身，飞也似的扑向了我，肘部挥动着，披肩起伏着，呼气向下，吹到我的脖子上。“哦，可怜的宝贝，可怜的小宝贝。”她说她要给我念书，给我讲故事，她要逗乐“可怜的小家伙”。

我向母亲投以最痛苦的目光，我忍受不了，我一刻也忍受不了了！莫豪拉特小姐尖锐短促的声音仍在叽叽喳喳地响着——这是我最不喜欢的声音。我用目光哀求道：把她带走吧，请把她带走吧。最终母亲坚决地把莫豪拉特小姐拉向门口。

“我想阿加莎今天下午最好能非常安静地休息。”她一边说一边把莫豪拉特小姐带了出去。然后她回到我身边，冲我直摇头。“别的倒没什么。”她说，“只是你不该做那些讨厌的鬼脸。”

“鬼脸？”我说。

“是啊，那么愁眉苦脸的，还望着我。莫豪拉特小姐完全看得出来你想让她走。”

我很不安，我不是有意失礼的。

“可是，妈咪。”我说，“我做的不是法国鬼脸，是英国鬼脸呀。”

母亲哑然失笑，然后解释给我听，做鬼脸是一种国际语言，什么国家的人都能看懂。尽管如此，她还是告诉父亲，莫豪拉特小姐教得并不成功，她要另觅人选。父亲说如果我们不用再损失太多的瓷器装饰品，那也很好。他补充道：“我要是阿加莎，也会觉得那个女人难以忍受，因为确实如此。”

从马卡姆小姐和莫豪拉特小姐的桎梏中解脱出来以后，我开始享受属于自己的乐趣。饭店里住着一位寡妇塞尔温太太，她好像是塞尔温主教的遗孀或弟媳。她带着她的两个女儿，多萝西（达尔）和玛莉。达尔比我大一岁，玛莉比我小一岁，没过多久我们就形影不离了。

我一人独处时，是个温顺听话、循规蹈矩的孩子，可一跟别的小孩子凑到一块儿，就迫不及待地想搞些恶作剧。我们三个人尤其喜欢去找餐厅里那些倒霉的侍者的麻烦。有一天晚上，我们把餐桌上所有调味瓶中的盐都换成了糖。还有一次，我们趁着餐厅就餐铃响之前，把桔子皮剪成小猪的形状，摆在每个人的盘子里。

那些法国侍者是我所见过的此类人中最和善的。尤其是那位负责服侍我们的维克多，他身材敦实，鼻子尖长，在我的记忆中，他的身上总是散发着一股难闻的怪味（那是我头一次知道大蒜这种东西）。不管我们怎么戏弄他，他都不生气，而且待我们格外殷勤。他常用胡萝卜给我们刻出活灵活现的小老鼠。我们之所以能够做了恶作剧又逍遥法外，全仰仗这位忠厚的维克多，他从未向饭店总管或我们的父母告过状。

跟从前的那些伙伴相比，我对与达尔和玛莉姐妹的友谊更加珍视。

也许到了那个年龄，结伴玩耍要比独自一人更具吸引力。我们合伙做了许多恶作剧，整个冬季都玩得非常痛快。当然了，我们也常常因为调皮捣蛋而受罚。不过只有一次，我们对所受的责罚义愤填膺。

那天，我母亲和塞尔温太太坐在塞尔温太太的起居室里聊得正欢，一个女服务员捎来口信：“住在饭店另一栋楼的比利时女士带来问候，不知道塞尔温太太和米勒太太是否知道，她们的孩子正在五楼的围墙上走来走去？”

想象一下：两位母亲走到院子里，抬头看到三个欢快的身影排成一条纵队，在大约一米宽的围墙上前进着，晃晃悠悠地维持着平衡，她们该做何感想！我们根本不觉得这有什么危险的。我们把一个女服务员作弄得太过分了，于是她想办法把我们诱骗到一个放扫帚的橱子里，然后得意洋洋地从外面关上了门，用钥匙把我们锁在里面。我们非常愤慨。该怎么办呢？那儿有一个小窗口，达尔探出头去，觉得我们可以钻出去，沿着围墙走，转过拐角，从那边某个房间的窗户爬进去。于是说做就做，达尔第一个挤了出去，接着是我，然后是玛莉。我们很高兴地发现，在围墙上前行很容易。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从五楼向下看，不过我猜想，即使看了，也不会头晕或者摔下去。我总会惊恐于孩子们站在悬崖边的景象：脚趾踩在悬崖边缘向下看，不会头晕，也不会有其他成年人会有的不适感。

我们并没走多远。我记得头三扇窗户锁住了，再接下来的窗户通往公共浴室，是开着的。我们爬了进去，惊讶地听到了不期而至的呼唤：“马上下楼，到塞尔温太太的起居室里去。”两位母亲都非常生气，我们却不明白是为什么。我们都被罚待在床上，一天不许出去。我们的辩解完全不被接受，可那都是实话。

“可是你们从来没说过，”我们挨个儿地说，“你们从来没说过我们不可以在围墙上走。”

说完大家又愤愤不平地回到床上去了。

在此期间，母亲一直在思考我的教育问题。她和姐姐当时正在城里的一家裁缝店定做衣服。一天，母亲注意到店里的一位助理试衣员。她是一位年轻女工，为负责试衣样的师傅打下手，主要协助顾客穿试衣样和为师傅递别针。她的师傅是个脾气暴躁的中年妇女。母亲发现这名年轻女工秉性温顺，颇有耐心，决定进一步考察她。第二次和第三次试衣样时，母亲一直留神观察她的言行，后来又拉住她聊了起来。她叫玛丽·塞耶，二十二岁，父亲是一家小咖啡店的老板。她有一个姐姐、两个弟弟和一个小妹妹。姐姐也在裁缝店工作。母亲漫不经心地问她，是否愿意跟她去英国。姑娘听了喜出望外，兴奋得有些语无伦次。

“我必须和你的母亲谈一谈。”母亲说，“她可能不希望你到那么远的地方去。”

母亲约好时间拜访了塞耶太太，两人仔细地商量了这件事。而直到这时，她才跟父亲谈起自己的打算。

“可是，克拉拉，”父亲反对道，“这个姑娘不是家庭教师，在这方面完全是外行。”

母亲却认为玛丽正是我们所需要的那种人。“她不懂英语，一句也不会说，阿加莎就不得不跟她学说法语。这个女孩温文尔雅，脾气也好，而且是好人家的孩子。她愿意随我们去英国，她还能为我们做衣服，做各种针线活。”

“可是你确定吗，克拉拉？”父亲满腹狐疑地问。

母亲总是很有把握，一旦她拿定了主意，就绝不会疑惑。

“这是最好的办法。”她说。

同以往一样，母亲的异想天开又被证明是切实可行的。时至今日，只要我一闭上双眼，玛丽那可爱的样子就会浮现在我的眼前：红润的圆脸，翘鼻子，乌黑的头发盘成一个发髻。后来她告诉我，第一天早上她提心吊胆地走进我的卧室，用头天晚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学会的两句英语跟我打招呼。“早上好，小姐！祝你身体健康！”遗憾的是，由于她的法语口音很重，我一个字也没听懂，只是疑惑地注视着她。整整一天，我们就像两只不会说话的狗，刚刚认识。两个人几乎都没怎么说话，只是忧心忡忡地互相打量。玛丽给我梳头发——金黄色的头发，总是烫成香肠卷——她非常害怕弄疼我，梳子只是很浅地划过头发。我想告诉她应该更用力些，但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根本无法沟通。

不到一个星期，我就能和玛丽交谈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我说着法语，东一个词，西一个词，凑起来竟然也能表达自己的思想。到了那个周末，我们竟已成了朋友。跟玛丽一道外出散步是件乐事，跟她在一起干什么都有趣，这预示着一段令人愉快的友情。

初夏的波城，天气渐渐炎热起来，我们离开那里，到阿格勒斯（Argeles）消磨了一周，又去卢尔德（Lourdes）住了七天，尔后就在比利牛斯山脉中的高特莱（Cauterets）住了下来。这个地方景色宜人，就在大山脚下。（我对大山的失望此时已烟消云散，不过高特莱所处的地理位置要是能有更广阔的视野就更令人满意了。）每天早晨，我们都沿着山间小道散步，走到泉边一杯接一杯地喝那讨厌、肮脏的矿泉水。这样增进了我们的健康以后，再买上一条麦芽糖。母亲最喜欢的是茴香味的，我对它却很反感。我很快就在旅馆旁的弯曲小道上发现了一项十分有趣的运动：从小松树上坐滑梯似的滑下来。玛丽不赞成这么做，但很遗憾她从一开始就没能管束住我。我把她当作朋友和玩伴，从未产生过要听她的话的念头。

威严是一种非比寻常的东西，我的母亲就拥有足够的威严。她很少发脾气，几乎从不提高嗓门，但她只要温和地一声令下，对方就会立刻服从。她总是奇怪于别人为何没有这样的天赋。后来，在我第一次婚后且已经有了孩子的时候，她和我们住在一起，我向她诉苦说隔壁有几个烦人的小男孩总是翻越篱笆跑过来，叫他们走开他们也不走。

“多么奇怪啊。”母亲说，“你怎么不叫他们走开呢？”

我说：“好，你试试看吧。”就在这时，两个小男孩来了，准备照常说“唷！呸！就不走就不走！”然后把碎石块扔进草地里。有一个已经开始往一棵树上扔石头了，并趾高气扬地喊叫着。我母亲把头转了过去。

“罗纳德，”她说，“你是叫这个名字吧？”

罗纳德说是的。

“玩的时候请不要靠这里那么近，我不喜欢受到打扰。”母亲说，“请去远一点的地方玩好了。”

罗纳德看着她，冲他弟弟吹了声口哨，马上就离开了。

“你看，亲爱的。”母亲说，“这很简单。”

对她来说确实很简单，我真的相信我母亲可以毫不费力地管教一班不良少年。

在高特莱的饭店里，有一个大一些的女孩，叫西比尔·帕特森，她母亲是塞尔温家的朋友。还有一个叫珍妮杜·米埃的法国女孩。西比尔是我崇拜的对象，我觉得她很美，而我最羡慕的是她发育中的身材。那时候，胸脯是相当时兴的，每个人都多少有一点。我的外祖母和姨婆身上突出的部分非常巨大，在她们互致问候、来一个姐妹间的拥吻时，很难不让胸脯先亲密接触。我认为大人们有胸脯是理所应当的，但西比尔也拥有丰满的胸部就激发了我的羡慕之情。她十四岁，我什么时候也能有这么令人称羡的东西呢？八年？继续瘦弱八年？我渴望拥有这些女性成熟的标志。啊，好吧，只能耐心点，我必须耐心。八年以后，幸运的话也许七年，两个球体就会奇迹般地在我瘦削的骨架上冒出来。我只需等待。

塞尔温母女在高特莱住的时间没有我们长，她们没多久就离开了。后来，我又有了两位朋友供选择：一个是美国小姑娘，叫玛格丽特·普里斯利，一个是英国小姑娘玛格莉特·荷姆。这时我的父母已与玛格莉特的父母成了好朋友，自然希望我跟玛格莉特结伴玩耍。和以往一样，我没有顺从父母的意愿，我特别喜欢跟玛格丽特·普里斯利一起玩。她爱用一些我从未听过的稀奇古怪的语句和字眼，我们俩互相讲了许多故事，玛格丽特讲的一个故事里描述了面对一只“斯卡拉品”（scarrapin）时所遭遇的危险，这让我觉得很刺激。

“但是斯卡拉品是什么呀？”我不停地问。

玛格丽特有一个叫范妮的保姆，她慢吞吞拉长调子的美国南方腔很重，我很难听懂她说的话。她给我简单地描述了这个可怕的生物是什么。我去问玛丽，可玛丽也没听说过什么斯卡拉品。最后我问我的父亲，他开始也有点费解，不过最终恍然大悟，说：“我想你指的是‘蝎子（scorpion）’吧。”

不知何故，那种东西的神秘性消失了。一只蝎子似乎并没有想象中的斯卡拉品那么可怕。

玛格丽特和我曾为一个问题争论不休。争论的焦点是小孩子是怎么出生的。我认为小孩子是由天使带来的，这是奶妈亲口对我说的。玛格丽特却提出异议，认为小孩子是医生的存货，是医生用一个黑口袋背来的。正当两人争论得面红耳赤的时候，范妮巧妙地为我们打了圆场。

“对呀，你们说得都对，亲爱的。”她说，“美国小娃娃是医生用黑口袋背来的；英国小娃娃是天使们送来的，这不是明摆着的嘛。”

于是我们心满意足地言归于好了。

父亲和玛吉骑马出游过好多次。由于我的恳求，有一天我被告知明天可以和他们一块儿去。我激动不已。母亲有些担忧，不过很快就被父亲打消了不安。

“我们有一个导游陪着。”他说，“他经常陪小孩子，会看好不让他们掉下来的。”

第二天一早三匹马就到了，我们启程出发，沿着曲折而陡峭的山路向上行进。马对我来说是个庞然大物，我置身于马背的最高处，沉浸在莫大的喜悦之中。导游领着它向上走，时而采一小束花递给我，让我插在帽檐上。至此一切顺利。但是当我们抵达山顶，准备就地用午餐时，那个导游却弄巧成拙了。他拿着一只刚捕获的美丽蝴蝶向我们跑来。“送给小姐。”他说，从翻领上取下一个别针，刺穿那只蝴蝶，把它别在了我的帽子上！哦，那一刻多么可怕！想想那只可怜的蝴蝶扇动着翅膀、挣扎着要脱离别针时的感受，我也像它一样苦不堪言。可是我当然不能说什么，我脑袋里有太多互相冲突的想法。从导游的角度而言，他是善意的，他把它拿给我，是当作一份特殊的礼物，我又怎么能说我不喜欢而伤害他的感情呢？但我多么希望他能把它拿走！而那只蝴蝶一直鼓动着翅膀，垂死挣扎着，可怕地拍打着我的帽子。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小孩子能做的只有一件事。我哭了。

越是有人问我，我越是答不上话来。

“怎么了？”父亲询问道，“你哪里不舒服吗？”

姐姐说：“也许她怕骑马。”

我说不是不是，我不怕，也没什么病痛。

“那就是累了。”父亲说。

“不是。”我说。

“好，那么究竟是怎么了？”

可是我不能说。当然不能，那个导游就站在那儿，带着关切而不解的神情望着我。父亲没好气地说：“她太小了，我们不该带她出来玩的。”

我变本加厉地哭起来。我一定把他和姐姐的一天都毁了，我很清楚，可我就是停不下来。我所希望和祈愿的，就是当下父亲或者姐姐，能够猜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们当然可以看到那只蝴蝶，他们可以看看它，然后说：“也许她不喜欢她帽子上的蝴蝶。”如果他们这么说，那就没事了。可是我不能告诉他们。那是可怕的一天。午餐时我什么都吃不下，就坐在那里哭。蝴蝶拍动着翅膀，最后也不动了。这应该能让我好受些，可那时我已经难过到了极点，什么都不能让我好受些了。

我们再次骑上马，下了山。父亲肯定气坏了，姐姐也很不高兴，那位导游仍然亲切和善，还颇为不解。很幸运，他没想再弄一只蝴蝶来逗我高兴。我们这忧愁无比的一行人回到家里，走进起居室，母亲正在那儿。

“啊，亲爱的。”她说，“怎么了？阿加莎受伤了吗？”

“我不知道。”父亲气呼呼地说，“我不知道这孩子是怎么了。我想她是哪里痛，或者有什么别的事。从午餐开始她就一直在哭，什么也不肯吃。”

“怎么了，阿加莎？”母亲问。

我不能告诉她，我只是无言地望着她，眼泪忍不住从脸颊上滚落。母亲若有所思地打量了我几分钟，然后说：“是谁把这只蝴蝶放在她的帽子上的？”

姐姐解释说是那个导游放的。

“我明白了。”母亲说，“你不喜欢这样，对吗？它是有生命的，你觉得它受到了伤害，对吗？”

哦，多么快慰的解脱啊！当你无法避免地长时间陷入有苦难言的境地时，有人知道你心里想什么并说了出来，那是多么美妙的解脱啊！我疯狂地扑到母亲的怀里，搂着她的脖子说：“对！对！对！它在拍动，不停地拍动。可他是好心，他是善意的，我不能说。”

她完全能够理解，她轻轻地拍拍我，突然间，整件事情似乎远去了。

“我完全了解你的感受。”她说，“我知道。可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了，不要再提了。”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发觉姐姐对她周围的青年男子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尽管她没有花容月貌，却十分有魅力。她承袭了父亲的机智，谈吐文雅有趣，而且颇具女性魅力。年轻的小伙子们齐齐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没过多久，我和玛丽开始私下里以登记赛马簿的方式，将她的仰慕者排定座次，判断他们的成功概率。

“我认为是帕默先生，你说呢，玛丽？”

“有可能，可是他太年轻了。”

我说他大概跟玛吉同龄，但是玛丽坚持说他“太年轻了”。

“依我看，”玛丽说，“安鲁斯勋爵倒是很有希望。”

我反对道：“他比姐姐要大好多岁呢，玛丽。”她说也许是大不少，可是只有丈夫比妻子年龄大些，家庭的基础才建得牢固。她还说，安鲁斯勋爵一定会成为一位好丈夫，任何家长都不会拒绝这样的男人跟自己的女儿结为伉俪。

“昨天，”我说，“玛吉把一枝小花插在伯纳德上衣的纽扣眼里了。”玛丽对他很不以为然，她觉得伯纳德是个轻浮的小伙子。

我听说了不少玛丽家里的事，知道他们家那只猫喜欢在咖啡店的玻璃杯间穿梭，蜷缩在杯子中间熟睡，却一只都没打碎过。我知道她姐姐贝特是个严肃的女孩，而她的小妹妹安吉拉是全家人最心爱的宝贝。我知道那两个男孩的所有恶作剧，以及他们是怎么被责罚的。玛丽还向我吐露了他们家值得骄傲的秘密，他们以前姓希耶而不是塞耶，虽然我不明白这有什么值得骄傲的——说真的我至今也不明白，但我还是附和玛丽的说法，并祝贺她有如此令人满意的祖先。

玛丽也跟母亲一样，偶尔会给我读读法语书。有一天，我拿起一本叫《一头驴子的回忆录》（Mémoires d'un âne）的书，一页页地翻看，忽然欣喜地发现我已经能顺利地读下来了。大家都向我说了不少祝贺的话，尤其母亲。经过艰苦的磨难，我终于学会了法语，可以阅读书籍了，尽管遇到较难的段落还需要有人给我讲解，但我毕竟做到了自主阅读。

八月底，我们离开高特莱去了巴黎。在那里，我度过了一生中最快乐的一个夏天。对一个我那么大的孩子来说，那里什么都有。新奇事物让我十分兴奋；树木——这是我一生中不断回想的美好事物（我想象中最初的伴侣就叫“树”，这是不是预示着什么）；一个令人愉快的新伙伴，我亲爱的翘鼻子的玛丽；骑着骡子出游；在陡峭的山路上探险；同家人朝夕与共的乐趣；我的美国朋友玛格丽特；身处异国的激动。“一些罕有的、陌生的事物……”莎士比亚了解得多么透彻啊。可是，留在我心中的并不是这一项一项集合在一起的混合物，而只是高特莱本身——就是那个地方，那狭长的山谷，山谷间的小铁路，树木繁茂的土坡，还有那些高山。

我再也没有故地重游，这让我很高兴。一两年前，我们本来打算在那里度过一个暑假的。我想也没想就说：“我很乐意重返那里。”这个说法并没有错。然而，后来我意识到我不能回去。一个人不可能，永远都不可能重返记忆中的地方。你不会再用同样的眼光看它，即使那里依旧如故。你曾经有过的，已经过去了。

“分明快乐的来时路，我如今再不能回还……”

不要重返你欢度过快乐时光的地方，在你旧地重游之前，它永远活在你的记忆里，而一旦故地重游，就会破坏殆尽。

还有其他我不愿意故地重游的地方。其中之一是伊拉克北部沙克阿迪的神殿（the shrine of Sheikh Adi），那是我第一次游览摩苏尔（Mosul）的时候去的。要去那里相当不容易，你必须得到一张通行证，然后拜访马克布尔山（Jebl Maclub）脚下的艾因锡夫尼（Ain Sifni）警察局。

由一名警察陪着，我们从那里走上迂回的山路。那是个春天，满目新绿，一路上野花遍地，还有一条山间小溪。山羊群和孩子不时从我们身边走过，然后到达了叶兹迪神殿（the Yezidi shrine）。我常记起那里的宁静：铺着石板的院落，神殿的墙上雕刻着黑蛇。接着，我们小心地迈过——而不是踏上——门槛，进入小而昏暗的圣所。我们坐在院子里一棵隐约沙沙作响的树下，一个叶兹迪人（Yezidees）给我们端来了咖啡，事先小心地铺上一张肮脏的桌布（这是骄傲地向我们显示他们了解欧洲人的需要）。我们坐了很久，没有人来给我们讲解任何信息。我模模糊糊地知道叶兹迪人是崇拜魔鬼的，他们崇拜的对象是那个孔雀王路西法（Peacock Angel）。在那个地方，在那些纷繁复杂的各种宗教中，魔鬼撒旦的膜拜者竟然是最宁静平和的。我们在日薄西山时离开了。真是一场绝对宁静的体验。

我相信他们现在带旅游团去游览那个地方时，“春节”是个对旅行者很有吸引力的节日。而我所经历的，是它最单纯的年代，我永远不会忘记。

3

我们从比利牛斯山脉来到巴黎，后来又去了迪纳尔。令人气恼的是，我对于巴黎的印象仅限于我们所住饭店的卧室。卧室的墙壁漆成了深褐色，使人很难看到室内的蚊子。

房间里蚊子成群，夜里嗡嗡叫个不停，叮咬着我们的脸和手臂（这对我的姐姐玛吉来说是异乎寻常的羞辱，因为在她那个年纪，是最注意自己的仪容的）。我们只在巴黎住了一个星期，几乎把所有时间都耗费在了驱赶蚊子、往身上涂抹各种气味奇特的油、在床边点蚊香、抓痒并把蜡烛油滴在上面了。向饭店经理提出强烈的抗议（他坚持说饭店里没有蚊子）之后，我们只好睡在蚊帐里，那可是一种新奇的体验。当时是酷热的八月，待在蚊帐里无疑会更热。

我想家里人一定带着我去游览了巴黎的名胜，可惜它们在我的记忆中没留下什么印象。只记得家里人特意带我参观了埃菲尔铁塔，就像我第一次看见大山时那样，它也让我大失所望。这次巴黎之行给我留下的唯一纪念，就是大约在那时，我得了一个新的绰号，“蚊子”。无疑，我很讨人嫌。

不，我说错了。就是那次巴黎之行，我第一次见识了工业革命的先驱者们——巴黎的街头到处都是被称作“汽车”的新式交通工具。它们在街上穿梭往来，喧嚣着飞驰而过（按现在的标准，这些汽车的速度自然很慢，但在当时来看，它们比马车要快多了）。车子呜呜叫，冒出汽油味，驾车的人都戴着防风镜和帽子，以及其他一些装备，看上去让人眼花缭乱。父亲说这种玩意儿不久后就会遍及各地，我们都不相信。我漠然地望着眼前的一切，兴趣仍然停留在各式各样的火车上。

母亲沮丧地说道：“可惜蒙蒂不在这儿，他肯定会喜欢这些东西的。”

现在，回想起这一段生活，我感到有些蹊跷，哥哥的身影仿佛完全消失了。虽然哈罗公学放假的时候他也会回家来，却似乎不再是我心目中的重要人物了。也许是因为这一时期他根本就没注意过我。后来我才知道，当时父亲很为他担忧。他因为考试没有及格而从哈罗退学了，大概先去了达特（Dart）的造船厂，后来又北上到了林肯郡（Lincolnshire）。他在学业上的进展总让人失望。父亲得到了相关人士直白的忠告：“他绝不会成功的。你瞧，他不懂数学。如果你让他干什么实际的工作，那没问题，他会是个不错的做实际工作的工人，可是在工程方面，他也就只能如此而已。”

每个家庭中往往都会有一个让父母操心和担忧的孩子。在我们家里，哥哥蒙蒂就是这样的人。他这一辈子都让人感到头痛。现在回想起来，我总在想，是否有蒙蒂可以适得其所的人生。如果他生来就是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二世，那当然最好了。我可以想象他坐在空空荡荡的剧场里，欣赏只为他一个人上演的歌剧。他很有音乐才华，是个不错的男低音，可以不看谱演奏多种乐器，如六孔哨笛、短笛和长笛。尽管如此，他绝不会下苦功去成为那种专业人士，我想他也从来没有过这种想法。他彬彬有礼，风度翩翩，极具吸引力。他一生中，身边始终围绕着渴望为他排忧解难的人。总有人乐意借钱给他，帮他打理一切杂务。这样的事情可以追溯到他六岁的时候。他和姐姐拿到了零用钱，蒙蒂第一天就花光了。等到那个星期后半，他会突然把姐姐推进一家商店，迅速地拿下三便士他最喜欢的糖果，然后望着姐姐，看她敢不敢不付钱。玛吉非常看重公众舆论，只好乖乖就范。她自然为此怒气冲冲，事后总要找他激辩。蒙蒂只会从容地对她微笑着，给她一块糖果。

他这一生都在采取这种态度。他似乎有天助，能让人为他做牛做马。不知多少次，不同的女人对我说：“你知道，你并不真正理解你的哥哥蒙蒂。他需要的是体谅。”事实上我们太了解他了。注意，他总能获得同情。他极其坦然地承认自己的缺点，而且总是认定有朝一日一切都会改变。我相信他是哈罗公学唯一被允许留养小白鼠的男孩。他的舍监这样对我父亲解释说：“你知道，他看起来对自然史如此热爱，我认为应该允许他享有这种特权。”我们家里人的观点是，蒙蒂根本不爱自然史，他只是想养小白鼠而已！

现在回想起来，我认为蒙蒂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基因排列略微不同，他就可能成为一个伟人。他只是缺少些什么。判断力？平衡能力？综合能力？我不知道。

后来，他择业的问题迎刃而解了。布尔战争爆发，几乎所有我们认识的年轻人都自愿参军了——蒙蒂自然也是其中之一（他曾经偶尔屈尊来玩我的一些玩具士兵，把它们排成战斗队列，将它们的指挥官命名为达什伍德上尉。后来他换了个花样，以通敌为由砍掉了达什伍德上尉的头，把我弄哭了）。在某种意义上，我父亲一定感到宽慰，从军也许就是他的事业，尤其在他的工程界前途如此可虑的时候。

我想，布尔战争是最后一场可以被形容为“老式战争”的战争。这种战争并不会真正影响到一个国家或其居民的生活，它们都是故事书里的英雄事件，都是勇敢的战士和英勇的年轻人进行战斗。他们如果死去，就是光荣地死在战斗中。更通常地，他们会佩戴着表彰英勇战功的奖章，凯旋归来。他们与帝国的前哨、吉卜林的诗，以及世界地图上英国的粉红色版图紧密联系在一起。如今想来似乎很怪异，当时的人们——尤其是女孩子们——会把白羽毛发给那些被认为畏惧为国捐躯的年轻男子。

对于南非战争我没什么记忆，人们普遍并未把它看作一场重要的战争，它有“给克留格尔一个教训”的意味。以英国人通常的乐观主义，它应该“几个星期就会结束”。一九一四年，我们又听到了同样的说法，“最迟圣诞节前就会结束”。一九四〇年，“放樟脑丸储藏地毯没有多大意义。”这是海军部征用我的房子的时候说的，“不会拖过今年冬天。”

所以，关于当时，我记得的是一种快乐的气氛，到处都播放那首旋律不错的歌——《心不在焉的乞丐》，街上满是从普里茅斯来度几天假的愉快的年轻士兵们。我还记得家里的一个场景，那是皇家威尔士团第三营乘船越过南非之前几天，蒙蒂从当时的驻扎地普里茅斯带回一个朋友。那个朋友叫欧内斯特·麦金托什，由于某种原因我们总是叫他比利。他后来成为我一生的朋友，比我的亲哥哥更像哥哥。他是一个很有情趣和吸引力的年轻人。和周围其他的年轻人一样，他也爱上了我的姐姐。那时两个男孩刚领到军装，从来没见过的布绑腿激起了他们浓厚的兴趣。他们把布绑腿绕在脖子上，绑在头上，耍各种把戏。我有一张他们坐在我们的温室里、脖子上绕着布绑腿的照片。我将我少女式的英雄崇拜献给了比利·麦金托什。他的一张照片就放在我的床畔，嵌在贴有勿忘我的相架里。

我们由巴黎来到布列塔尼半岛（Brittany）的迪纳尔。

关于迪纳尔，我所记得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这里是我初学游泳的地方。当我发觉自己噼噼啪啪地向前划了六下水，居然没有下沉的时候，我感到一种难以置信的得意与快乐。这件事我至今还记得。

我记得的另一样东西是黑莓——从未见过那么肥大多汁的黑莓。玛丽和我经常跑出去一篮一篮地采，同时也吃了很多。如此取之不尽的原因是当地乡下人认为它们是有致命毒性的。“他们不吃黑莓。”玛丽疑惑地说，“他们对我说：‘你们是在毒害自己。’”玛丽和我可没有这样的禁忌，每天下午都高高兴兴地“毒害自己”。

就在迪纳尔，我开始了戏剧生活。当时父母住的双人大卧室里有一扇很大的凸窗，就像一个凹室，前面有窗帘——理想的表演舞台。我从前一年圣诞节看过的一幕哑剧中得到启示，硬拉着玛丽每天晚上配合我，为家人表演各种神话故事。我选扮自己中意的角色，玛丽则一人包揽故事中其余的所有角色。

回想起父母亲为我们热心捧场，我至今仍满怀感激。不难想象，每天晚餐过后来卧室里坐上半个小时，观看我和玛丽身穿自己拼凑起来的戏装在那里手舞足蹈，是多么令人兴味索然的事。我们演出了《睡美人》《灰姑娘》《美女与野兽》等剧目。我特别喜欢扮演剧中的男主角。我借来姐姐的长筒袜，当作紧身裤套在腿上，在台上踱着步子。我们的表演当然都是用法语，因为玛丽不会说英语。她是个脾气多么好的女孩啊。她只罢演过一次，还是出于一个我揣测不出的理由。那天她准备扮演的是灰姑娘，我坚持要她把头发披下来。灰姑娘怎么能盘着发髻呢！玛丽曾经毫无怨言地扮演过野兽，扮演过小红帽的外婆，扮演过好仙女、坏仙女，以及邪恶的老女人，为表现街头场景她还曾假装向阴沟里吐口水、以最逼真的腔调用黑话说：“打劫！把‘米’交出来！”逗得我父亲笑得前仰后合。可是玛丽却突然哭着拒绝扮演灰姑娘。

“可是，为什么不行呢，玛丽？”我问道，“这是个好角色，是女主角，整出戏都是围绕灰姑娘的。”

不可能，玛丽说她没法演这样一个角色。要在先生面前把头发披下来，把头发散在肩膀上！这就是症结所在。在先生面前把头发披下来，这对玛丽来说简直不可思议，骇人听闻。我迷惑不解地让步了。我们想办法在灰姑娘的发髻外面蒙上一条头巾，一切顺利进行。

然而禁忌是多么因人而异啊！我记得我一个朋友的孩子——一个乖巧可爱的四岁小女孩，琼。一位法国家教玛德琳过来照顾她，父母照例担心孩子能否与她愉快相处，幸而事事都显得非常顺利。琼与她散步、聊天，把自己的玩具拿给她看，看起来一切都很好。直到就寝的时候，眼泪迸发了，琼坚决拒绝让玛德琳给她洗澡。小女孩的母亲很困惑，但是第一天让步了，因为她可以理解孩子和陌生人还没有完全熟悉。可第二天、第三天也依然如故：事事太平，事事愉快，事事友好，直到洗澡就寝的时候为止。第四天，琼把头依偎在母亲的脖子上，凄惨地哭诉道：“你不明白，妈咪。你好像不明白。我怎么能让一个外国人看到我的身体呢？”

玛丽的情形也是如此。她可以穿着长裤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在演很多角色时露出一大截腿，但她不可以在先生面前把头发披下来。

我认为我们的戏剧表演起初也许极为滑稽有趣，至少是博得了父亲的欢心的，但后来肯定越来越让人腻烦！父母对我太仁慈了，不忍心坦率地告诉我每天晚上都来观看我们拙劣的表演实在是活受罪。他们偶尔也会以朋友正在用餐为借口留在楼下，但多数情况下，他们都很豁达——而我，起码我自己，是多么尽兴于在他们面前表演。

九月，在迪纳尔逗留期间，父亲很高兴，因为他在那里遇到了老朋友——马丁·皮里夫妇和他们的两个儿子当时也在那里度假。马丁·皮里跟我父亲在韦维（Vevey）念书时是同窗，两人一直交往甚密。马丁的妻子莉莲·皮里，我至今仍然认为她是我所见过的个性最杰出的人之一。萨克维尔·韦斯特（Sackville West）在《激情耗尽》（All Passion Spent）中描绘的美丽人物总让我想起皮里太太。她有一丝令人畏惧，一点点冷淡。她有悦耳清澈的声音、精致的容貌和湛蓝的眼睛。她双手的一举一动都很优美。我想，在迪纳尔是我第一次见到她，不过从此以后就经常见面，直到她在八十岁高龄辞世，我们的关系始终很热络。其间我对她的钦佩和尊敬与日俱增。

她是一个头脑中真正充满趣味的人，我认识几个这样的人物。她的每幢房子都装修得令人惊叹不已，极其新颖别致；她做的刺绣画片最美丽；没有哪本书她没读过，没有哪出戏她没看过，而且她总能给出生动的评价。要是换作现在这个时代，我想她可能会从事某种职业，不过我怀疑如果那样的话，是否会对她如此杰出的个性产生影响。

年轻人都喜欢聚集在她家里，愉快地和她聊天。即使她已过七十高龄，与她共同消磨一个下午仍然是美妙的享受。我想她掌握了完美的休闲艺术，是我所知的任何其他人都不具备的。你会发现她在漂亮的房间里，坐在一张高背扶手椅上，通常正忙于自己设计的针线活儿，身边放着一本有趣的书或是别的什么。她是那样气定神闲，仿佛她有时间和你整天整夜地聊天，连续几个月都不用停歇。她思维清晰，言辞犀利。不过虽然她可以谈论天下间的任何话题，却很少随意评价人。最吸引我的是她美妙的嗓音，那实在是不可多得。我对嗓音总是很敏感，难听的声音会使我反感，难看的脸孔却不会。

我父亲对于与马丁重逢感到万分高兴。母亲和皮里太太也有不少共同语言，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两人很快就热烈地讨论起日本艺术。他家的两个儿子也在那儿——哈罗德在伊顿读书，威弗莱德大概是在达特茅斯皇家海军学校学习，即将参加海军。威弗莱德后来成了我最亲密的朋友之一，但在迪纳尔时，我只记得当时大家说他一看见香蕉就会咯咯地笑个不停，为此我还仔细地打量了他一番。那时候，这两个小伙子自然不会把我放在眼里。一个是伊顿的学生，一个是海军学员，不可能纡尊降贵去注意一个七岁的小女孩。

我们一家又从迪纳尔去了根西岛（Guernsey），冬天的大部分时间是在那里度过的。生日那天，我惊喜地收到了三只小鸟。它们的羽毛和颜色都带有异域情调，分别叫凯凯、都都和贝贝。凯凯是一只娇弱的小鸟，我们来到根西没多久它就死了。我喂养它的时间很短，所以它的死并没带给我太大的悲痛。贝贝这只迷人的小鸟才是我最心爱的。尽管如此，我还是兴致勃勃地为凯凯举办了过分铺张的葬礼。它的遗体被精心地放在用母亲提供的缎料花边做衬里的纸盒中。经过长途跋涉，我们来到圣彼得港（St．Peter Port）外的高地上，选好一块墓地，举行了葬礼，小盒被掩埋起来，上面还覆盖着一大束鲜花。

一切都安排得非常妥帖，但事情并未到此了结，前去祭扫凯凯的墓增添了我对散步的兴致。

圣彼得港最让人兴奋的是花市。那里有各色各样的花，而且非常便宜。玛丽每天都会问：“今天去哪儿散步，小姐？”而她说我总是在最冷、风最大的日子，兴致勃勃地回答：“我们去祭扫凯凯的墓。”玛丽会唉声叹气，因为我们得顶着凛冽的寒风徒步两英里！尽管如此，我还是执拗地拽着她先到花市买些山茶花或者其他的花，然后走上两英里，寒风刺骨，还经常伴着雨。我们在凯凯的墓前举行例行的仪式——将鲜花摆在那里。人也许生来就喜欢丧葬或相关习俗。人类若是没有这一天性，那么考古学家也许就不存在了。在我小时候，如果由奶妈之外的人——比如某个仆人——带着出去散步，就一定会去墓地。

去巴黎的拉雪兹神父公墓（Pére Lachaise）是多么愉快的事！全家人齐聚在家族墓地，为迎接万灵节而将墓地装点的场面是多么温馨。祭奠死者确实是一项神圣的仪式。对仪式和典礼兴致盎然，哪怕几乎忘记了亲爱的死者，是否出于逃避悲伤的本能？我知道，无论一个家庭多么穷困，首先要存的都是为自己的葬礼准备的钱。一个曾经为我工作的可爱老人有一次对我说：“啊，世事艰难啊，亲爱的，真是世事艰难。不过，无论我们多么困窘，我还是存够了埋葬自己的钱，从来不会动。是啊，就是挨几天的饿都不会动！”

4

有时我觉得，假如轮回理论成立的话，我前世一定是条狗。我有许多狗的习性：无论谁干什么事，到哪儿去，我都想尾随其后，跟着去做。同样，当长期旅居国外的生活结束，回到家里时，我的所做所为也完全像条狗。狗会在房子里转来转去，四处查看，这里闻闻，那里嗅嗅，用鼻子去发现这段时间房子里有什么异样，而且肯定要去看看那些它最喜欢的地方。我正是这样的，看遍了整幢房子后来到庭院，看自己的领地：我的铁路干线，跷跷板，以及围墙高处的一个秘密瞭望点，从那里我可以窥探墙外的公路。我找到了那只铁环，试了试它是否还好用。然后用了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把从前玩过的游戏一个不漏地重玩了一遍，真是过瘾。

变化最大的是我的小狗托尼。我们走时托尼还是一只小巧的约克夏狗。现在，归功于芙若蒂的爱心呵护和无节制的喂养，它已经胖得像一只气球了。芙若蒂完全成为托尼的奴隶，在母亲和我去接托尼的时候，她滔滔不绝地向我们描述它有多么喜欢睡觉、它在篮子里盖什么、喜欢吃什么、喜欢什么时候出去散步。与我们对话时她还时不时停下来和托尼说话。“妈妈的小可爱。”她说，“妈妈的小帅哥。”托尼看上去非常欣赏这样的评价，并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而且除非你用手喂它。”芙若蒂自豪地说，“否则它一口也不会吃。哦，不会吃的。我必须亲手、一口一口地喂它。”

我注意到母亲脸上的神情，可以想见托尼在家里将不会受到同等待遇。为了把它带回家，我们雇了一辆马车，带上了它的铺盖和其他物品。当然，托尼看到我们很高兴，把我舔了个遍。当它的晚餐准备好时，芙若蒂的警告应验了：托尼看看餐盘，看看我的母亲和我，走开几步坐了下来，像一个贵族似的等待着有人一口一口地喂它。我给了它一块，它乖乖地接受了，可是母亲阻止了我。

“这样不行。”她说，“它得学会像以前一样好好吃饭。把它的晚餐放在那儿吧，它很快就会过去吃的。”

可托尼没有过去吃，它坐在那儿。我从没见过一只狗这样理直气壮。它忧伤的棕色大眼睛望着聚集过来的全家人，然后又回头望望它的餐盘。显然它在说：“我要吃，你们没看见吗？我要吃晚餐，给我吃啊。”然而，母亲态度很坚定。

“就算它今天不吃，”她说，“明天也会吃。”

“它不会饿坏了吗？”我问。

母亲若有所思地望着托尼极其肥硕的背部。

“稍微饿一下，”她说，“对它有天大的好处。”

直到第二天晚上，托尼才投降了。它为了保全自尊，在屋里没人的时候吃了它的晚餐。此后它再也没有故态复萌。被奉为贵族的日子结束了，托尼显然接受了这个现实。可是它没有忘记，在整整一年时间里，它曾经是另一个家里的心肝宝贝。一旦遭到责难，或者闯祸受罚，它就会马上偷偷地潜逃到芙若蒂家里，显然是要告诉她它没有得到应得的尊重。这个习惯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玛丽此时在原有职责之外，还成为托尼的奶妈兼侍女。到了黄昏时分，当我们在楼下玩耍的时候，会看到很有趣的景象：腰间系着围裙的玛丽跑过来，很客气地说：“托尼先生，去洗澡吧。”托尼先生会马上趴在地上，滑到沙发底下去，因为它并不主张一星期洗一次澡。它会被拖出来带走，耷拉着尾巴和耳朵。稍后玛丽会很得意地汇报浮在消毒水上的跳蚤数量。

我得说，现在的狗身上的跳蚤似乎比我小时候见的少多了。那时不管怎么洗澡、刷毛、梳理、使用大量的消毒水，所有的狗似乎依旧一身跳蚤。也许因为它们比现在的狗更经常出入马厩，更经常地和其他长满跳蚤的狗一起玩。从另一方面来说，它们更少被溺爱，不像如今的狗那么经常地出入兽医院。我记忆中托尼从来没有生过大病，它的皮毛看起来始终很好，它的饭食都是我们吃剩下的东西。你不会大惊小怪地特别注意它的健康。

如今对小孩子的健康也比那时大惊小怪多了。当时，体温很少会被留意，除非热度很高。如果高烧102°（38.9℃）持续二十四个小时，也许会请医生来看看；如果低于那个温度，就不会很在意。偶尔吃了太多青苹果，可能会发生所谓胆汁逆流的情况。卧床休息，饿上一整天，就会自然康复。那时候食物很丰盛，我觉得当时有一种形成已久的倾向，就是只给小孩子吃牛奶和面糊之类的东西。不过我很小的时候就品尝过奶妈当作晚餐的牛排了。半生不熟的烤牛排是我最爱吃的食物之一。德文郡的冻奶油也是，我吃得很多。母亲总说：这比鱼肝油好多了。我们有时候涂在面包上吃，有时候用勺子舀着吃。唉，现在的德文郡，再也见不到真正的德文郡冻奶油了——现在有的和以前的不一样。从烫热的牛奶里捞出来，包着黄色的膜，一层层地放在瓷碗里。毫无疑问，我最爱吃的东西曾经是、现在是、或许永远都是奶油。

和对待其他事物一样，母亲在食物上也经常改弦易辙，总是时不时地冒出新的点子。有一段时间，据说她狂热地相信“鸡蛋更有营养”。因为这个口号，我们几乎顿顿都吃鸡蛋，直到父亲奋起反抗。还有一段食鱼时期，我们靠比目鱼和鳕鱼维生，以求增长智力。然而，绕了一圈以后，在饮食上母亲大抵还是回到了正常的情形。正如她在历经了通神论、唯一神教派，差一点成为罗马天主教徒，并对佛教有过短暂的频送秋波之后，最终还是回归了英国国教，好不容易让我父亲松了一口气。

回到家，看到一切如故，真是令我心满意足。唯一的变化也是锦上添花：现在我有了忠心耿耿的玛丽。

我想，在伸手探入记忆之囊以前，事实上我从未思考过关于玛丽的事。玛丽就是玛丽，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对一个孩子来说，世界只是发生在他或她身上的事，以及相关的人——喜欢的人，讨厌的人；高兴的事，不高兴的事。玛丽清新可人、笑容可掬，总是那么随和，是我们家非常受欢迎的一员。

现在我不明白的是，这一切对她有什么意义？我们在那年秋天和冬天游历了法国和海峡群岛，我想她是很高兴的。她见识了一些地方，住在饭店里的生活也很舒适，而且，说来也奇怪，她很喜欢孩子。我当然乐于认为她喜欢我是因为那是我，可实际上玛丽是真心地喜欢小孩子。无论照看哪个小孩子她都会喜欢，除了我们碰到过的一两个小怪物以外。我确实不算特别听话，我觉得法国人都没有强迫小孩子服从的能力。在许多方面我都有可耻的行为。我特别讨厌上床睡觉，为此发明了一种颇为壮观的游戏，在家具间跳来跳去，爬上衣柜，再跳到五斗橱顶部，在房间里兜一圈却能脚不沾地。玛丽站在门口，悲叹道：“小姐，小姐！你的母亲大人会不高兴的！”当然，母亲大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如果她出乎意料地出现了，她会皱起眉毛说：“阿加莎！你为什么不上床！”三分钟内我就会躺到床上，再不需要半句警告。然而，玛丽从来没有告发我的恶习。她苦苦哀求，唉声叹气，却从来不告发我。另一方面，虽说我不听话，但我给了她爱。我非常爱她。

我记得只有一次，我惹恼了她，而那完全是无心之失。那是在我们回到英国以后发生的事情。起先，我们正友好地谈论着某个话题，可最后我急了，一心想证明我的观点，我说：“可是，我可怜的姑娘哟，你怎么不明白，铁路是……”这时玛丽突然迸发出泪水，使我大为惊愕。我瞪大了眼睛，完全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她呜咽着说，是的，她确实是个“可怜的（法语单词pauvre意同英语单词poor，可表示贫穷）姑娘”，她说她的父母很穷，不像小姐们的父母那么有钱。他们开了一家小咖啡店，儿子女儿都在那儿干活。可亲爱的小姐以她的贫穷来责难她，这可不礼貌，而且这不是有教养的人该说的话。

“可是，玛丽，”我劝她说，“玛丽，我根本不是那个意思啊。”很难向她解释清楚我心里没有一点关于贫穷的想法，“我可怜的姑娘”仅仅是表示不耐烦而已。可怜的玛丽心灵受到了伤害，至少半个小时的声明、抚慰，以及翻来覆去的对爱的保证才让她平复了下来。此后我们和好如初。我从此特别小心，再也不用那种措辞了。

我猜想，玛丽在托基我们家里安顿下来以后，第一次感到了孤独和想家。毫无疑问，在我们住过的饭店里有其他女仆、保姆、家庭教师，等等，大家都来自五湖四海，使她没有感到与家人的分离。可是在英国的这个地方，她几乎接触不到同龄的，或者比她大不了几岁的女孩子。我想我们当时有一个很年轻的女仆和一个大约三十岁的客厅女佣，可是她们的观点与玛丽的观点如此不同，一定使她感到自己是个完全不同的外国人。她们对她朴素的衣服说三道四，说她从来不花钱买华丽的衣服、缎带、手套和所有这一类的东西。

玛丽得到的工资对她而言是非常不错的，她每个月都会问先生是否可以把几乎全部的工资汇给她在波城的母亲，自己只保留一小笔现金。这对她来说很自然，也很理所应当：她是在为自己储存嫁妆。当时所有的法国女孩（也许现在也是，我不知道）都会这样，积蓄一笔宝贵的钱做嫁妆——这是未来的必需品，缺少这笔钱就很有可能嫁不出去。我觉得这就相当于我们英国人所谓的“我的底层抽屉”，只是她们要重视得多。这是个很聪明的办法，我想现在在英国也流行这么做了，因为年轻人想要买房子，无论男女都要为此存钱。可是在我所说的那个年代，女孩子并不需要为结婚存钱——那是男人的事。男人必须提供一所家宅，以及足够的财富供妻子吃穿，并且照顾她。因此，“在上等人家里服务的女孩”和档次较低的女店员们，都认为她们应该把所挣的钱花在自己身上，去买些生活中的琐碎物品。她们买新帽子、鲜艳的上衣，偶尔买一条项链或一枚胸针。我想，可以说她们把工资用在求偶上了——以吸引一个合适的男人。可是玛丽呢，她穿着整洁的黑色小外套和裙子，戴着无边女帽，套着单色的宽大短外套，从来不添置衣物，从来不买任何不必要的东西。我觉得其他人并非心存恶意，可她们笑话她、轻视她，这使她非常不愉快。

她能够度过最初四五个月，实在是多亏我母亲的洞察力和慈爱。她想家，要回去，母亲就和她谈心，安慰她，告诉她说她是个聪明的女孩，做得很对，英国女孩没有法国女孩那么有远见、那么明智。我想母亲也亲自找仆人们和简谈过话，说她们把这个法国女孩搞得很不愉快。她背井离乡，她们应该想想，如果自己身处异国又会有怎样的感受。这样，又过了一两个月以后，玛丽就快乐起来了。

我想，如果你真的耐心地读到这里，一定忍不住想问：“难道你都没什么功课要做吗？”

我的回答是：“没有。”

我这时大概已经九岁了。像我这么大的孩子大多都有家庭教师——不过当时雇家庭教师主要还是为了让她们照管孩子，训育并看护他们。她们开设的所谓“课程”完全取决于她们个人的兴趣爱好。

我模糊地记得朋友家中的一两个家庭教师。有一个完全信赖布鲁尔博士的《儿童知识引导》——类似于现在的“智力测验”。我的记忆中零星地保留了一些从这本书里获取的知识——比如“小麦主要有哪三种病害？”“锈病、霉病和黑穗病。”——这些知识我一辈子都记得，尽管没有实用价值。“里德迪驰市主要出产什么产品？”“针。”“黑斯廷斯战役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一〇六六年。”

我记得另一个家庭教师让她的学生学习自然史，却很少教别的。他们采了许许多多叶子、果实和野花，还要一一地解剖它们，真是难以想象的无聊透顶。“我很讨厌这样把东西弄得粉碎。”那个朋友向我诉苦。我完全表示赞同，而且说实话，我这一生中，一听到“植物学”这个词，就会像一匹受到惊吓的马一样恐惧。

我的母亲幼年时曾在柴郡读过书。她曾送我姐姐玛吉去寄宿学校，但现在她的观念完全改变了。她此时坚信抚育女孩子的最佳方式是尽可能放任她们，多呼吸新鲜空气，吃得好，不要强迫她们做任何事情。（对男孩子自然就不同了，男孩子必须接受严格正统的教育。）

我在前面曾提到过，她有一个原则就是小孩子不到八岁不应该读书。由于这种管束对我没能奏效，她索性听其自然。我抓住一切机会读我喜欢的书籍。被称作教室的那个大房间设在顶层，里面摆满了各类书籍，其中还专门设有儿童读物书架，满满当当的书架上有《爱丽丝漫游仙境》（Alice in Wonderland）、《镜中世界》（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以及我前面提到过的充满了维多利亚时代早期情趣的故事集，比如《纯洁的紫罗兰》，夏洛特·容琪（Charlotte Yonge）的书，包括《雏菊花环》（The Daisy Chain）。我想大概还有全套的亨提的作品，除此以外还有各种课本、长篇小说和其他书。我随意地挑选我感兴趣的东西读，读了大量的书。真正能读懂的不多，不过它们引起了我读书的兴趣。

在翻阅书籍的时候，我看到了一本法国剧本。父亲发现我在读这个剧本，一把夺了过去，吃惊地问我：“你是怎么弄到这本书的？”这是法国小说戏剧集中的一部，被锁在只供大人们悉心研读的吸烟室内。

“这是我在教室里找到的书。”我答道。

“它不应该放在那儿。”父亲自言自语道，“应该锁在我的书柜里。”

我爽快地放弃了这本书，说实在的，我发现它很难懂。我又兴致勃勃地埋头于《一头驴子的回忆录》、《苦儿流浪记》（Sans Famille）等不会惹是生非的法国儿童读物中。

当时我大概也在上一些课，不过没有请家庭教师。我继续跟着父亲学习算术，洋洋自得地由分数学到小数，后来终于升入更高的水平，开始学“多少只奶牛吃掉了多少青草，多少小时能把几个水箱灌满”——我对这门课简直入了迷。

这时候我姐姐已经正式地“出来参加社交活动”了。这表示她要参加各种聚会、添置衣物、去伦敦游玩，等等。母亲跟着她忙碌起来，无暇顾及我了。有时候我会有点嫉妒，因为大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她的身上。我母亲的少女时代很单调。虽然她的姨妈很富有，并带着她经常往来于大西洋两岸，却没看出有什么必要为她举行初入社交界的聚会。我想母亲对社交是无所谓的，但是和所有女孩子一样，她也渴望有更漂亮的衣服和裙子。姨婆在巴黎最好的裁缝那里为自己定制非常昂贵的时髦衣服，可她总认为克拉拉是个小孩子，也把她打扮得像一个小孩子。而且又是出自那些可怕的家庭女裁缝之手！母亲下定决心，要让她的女儿拥有她不曾拥有过的所有漂亮东西和人生乐趣，因此她十分关心玛吉的衣服，以及后来我的衣服。

请注意，在那个年代，衣服就是衣服！那个时代的衣服，在用料和做工上毫不吝啬。褶边、镶边、荷叶边、蕾丝花边，复杂的接缝和剪裁。衣服要拖到地上，走路时必须用一只手优雅地提起，但是披肩、外套或羽毛围巾都很小。

还有做头发。同样的，在那个年代做头发就是做头发，不是用梳子梳一下就了事的。卷发都分好多种，要用卷发夹夹上一整夜，再用火钳烫成波浪。如果一个女孩要去参加舞会，至少要提前两个小时开始准备。做头发大约要一个半小时，还要留给她半个小时换衣服、袜子、鞋子，等等。

这当然不是我的世界，这是大人的世界，和我保持着距离。然而我还是受到它的影响，玛丽和我时常讨论小姐们的装扮，以及我们自己的喜好。

在我们住的那条马路上，恰好没有近邻家里有我这个年纪的孩子。所以，我只好又像幼年时代那样，臆造出一系列亲朋好友，继承之前的小狮狗、小松鼠、小树，以及后来著名的猫咪一家。这一次，我在想象中创办了一所小学校。这并不是因为我渴望上学读书，而是因为只有学校这个背景才能够容纳七个年龄不同、相貌各异、不同背景的女孩子。一个家庭也可以，但我不想那么做。学校没有校名，就叫学校。

首先入学的是埃塞尔·史密斯和安妮·格雷这两个女孩子。埃塞尔十一岁，安妮九岁。埃塞尔皮肤黝黑，头发浓密，她很聪颖，擅长做游戏，声音低沉，看上去有些男孩的气质。她的密友安妮恰好与她相反。安妮浅黄色头发，蓝蓝的眼睛，羞涩且神经质，动不动就哭鼻子。她依赖着埃塞尔，每次都是埃塞尔出面保护她。这两个我都喜欢，但是我更偏爱大胆且精神旺盛的埃塞尔。

继埃塞尔和安妮之后，我又收了两个学生。一个叫伊莎贝拉·莎利文，十一岁，金黄色的头发，褐色的眼睛，富有且漂亮。但我不喜欢伊莎贝拉——可以说十分讨厌她。她很“俗气”（“俗气”在当时的故事书里是一个重要字眼：《雏菊花环》就着力于描写弗洛拉的俗气给梅家族带来的烦恼），伊莎贝拉简直庸俗到了极点。她装腔作势地炫耀自己的富有，她穿着华贵，与她的年龄极不相称。另一个叫埃尔西·格林，是伊莎贝拉的表妹。她有点像爱尔兰人，黑色的卷发，蓝色的眼睛，性情活泼，总是咯咯笑个不停。她与伊莎贝拉相处得很好，但时而也会被她惹恼。格林家境贫寒，穿着伊莎贝拉穿过的衣服。她有时也对此表示怨恨，但不是很厉害，因为格林为人随和。

我跟这四个女孩子相处甚欢地过了一段日子。那段日子里，她们乘火车旅行、骑马、修整庭院、打门球。我还举办了几次竞赛和专项比赛，我最大的期望就是伊莎贝拉能败下阵来。除了作弊，我使尽了浑身解数不让她赢。我漫不经心地帮她拿球杆，不加瞄准地胡乱打。可是我越是对她漫不经心，她似乎就越走运。她的球竟穿过了本来不可能穿过的球门，击中草地远处的球，最后总是摘金夺银。我恼火极了。

后来，我觉得再有两位年龄小一些的学生会更好些。这样，学校里又添了两个六岁的孩子：埃拉·怀特和苏·德·弗特。埃拉认真勤奋，却很迟钝。她头发浓密、成绩优秀，把布鲁尔博士的《儿童知识引导》学得很好，门球打得也很不错。苏·德·弗特却平庸得出奇，不仅相貌平平——皮肤白皙，有双浅蓝色的眼睛——而且缺乏个性。在某种程度上，我看不见也感觉不到苏的存在。她与埃拉是亲密的一对。我对埃拉像对自己的手背一样熟悉，而对苏却把握不住。也许是因为苏就是我的化身，当我跟其他同学说话时，总是苏在代言，而不是阿加莎。苏和阿加莎融为一体，构成了一个双重人物。苏更像是一位旁观者，而不是剧中的人物。最后一位加入这个集体的，是苏同父异母的姐姐弗拉·德·弗特。弗拉年龄最大，十三岁，当时长得不算漂亮，但不久后就将出落成一个妩媚动人的大姑娘。她的出身也很神秘，我初步为她设想了好几种极其罗曼蒂克的前途。她有一头淡黄色的长发和一双让人忘不掉的蓝眼睛。

姨婆在伊灵家里有一套限定版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的作品画册，这对于“女孩子们”有特别的帮助。姨婆许诺以后把那些画传给我。在雨天我会花上好几个小时仔细翻看，并不是为了艺术上的满足，而是为给“女孩子们”找相配的画。圣诞节时我收到了一本书作为礼物，《花神的盛会》（The Feast of Flora），沃尔特·克雷恩（Walter Crane）画的插图，将各种花拟人化。其中有一幅特别可爱，是勿忘我绕在一个人身上，那个人俨然就是弗拉·德·弗特。乔叟推崇的雏菊是埃拉，迈着大步的帝王贝母是埃塞尔。

“女孩子们”陪伴了我许多年。随着我日趋成熟，她们的性格也在自然而然地发生着变化。她们参加音乐会、表演歌剧、在戏剧和音乐剧中扮演角色。即使在长大之后，我还会不时与她们分享我的想法，给她们分发我衣柜里的各种衣服。我在脑子里为她们设计礼服的款式。我至今仍记得，埃塞尔穿着一侧肩上织有白色马蹄莲的深蓝色薄纱礼服时非常端庄。可怜的安妮却很少有好衣服穿。我对伊莎贝拉是公正的，让她穿最漂亮的刺绣织锦礼服，或是绸缎。即使在今天，有时我把一件衣服放进衣柜时还会喃喃自语：“这件埃尔西穿准好看，她穿绿色的最合适。埃拉要是穿上那件三色的针织紧身运动衫一定很不错。”此时我自己也会觉得好笑，可是“女孩子们”的的确确活在我的心里。只是不像我，她们没有变老。在我的想象中，她们中最大的也不过二十三岁。

过了一段时间，我又添加了四个人物。安德莱德是她们当中年龄最大的，身材颀长优美，有些清高；比阿特丽斯年龄最小，喜欢跳舞，是个快乐的小仙女；还有罗斯和艾里斯·里德两姐妹，我为她们编织了许多浪漫的故事。艾里斯有个小男朋友，常给她写诗，把她叫作“沼泽中的仙女”。罗斯很调皮，谁都敢戏弄，跟所有的小伙子调情。当然，到了一定的年龄，她们都陆续出嫁了。也有的一直未结婚：埃塞尔一辈子独身，跟温柔娴静的安妮一起住在一幢小别墅里——她们是天生的一对，即使在现实生活中，她们俩也很有可能相依为命。

我们从国外回来后不久，弗罗茵·尤德就为我打开了音乐世界之门。弗罗茵·尤德是一个瘦小结实、神情可畏的德国女人。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到托基来教音乐，也从未听说过她的隐私。有一天，母亲来到教室，她的身边站着弗罗茵·尤德。母亲说她打算让我开始学钢琴。

“是的！”弗罗茵·尤德英语说得虽然流利，却带着浓重的德国口音，“那么我们现在就到钢琴那儿去。”于是，我们就走到钢琴那里了——当然是教室里的钢琴，而不是客厅里的那个大钢琴。

“站在这儿。”她命令道。我奉命站到钢琴左面。“这个。”说着她重重地在琴键上敲了一下，我担心钢琴是否承受得住。“是C大调，明白吗？这是C键，这是C大调音阶。”她弹出音阶来，“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弹C键的和音。现在再来一遍音阶。音阶C、D、E、F、G、A、B、C，你明白了吗？”

我说明白了，其实她刚才说的我已经都会了。

“现在，”弗罗茵·尤德说，“你站到看不见琴键的地方，我会先弹一个C键，然后弹另一个键，你要告诉我第二个是什么键。”

她敲击了C键，然后用同样的力量敲击了另一个琴键。

“是什么键？告诉我。”

“E键。”我说。

“对。好的。现在我们再试试看。”

她又一次重击了C键，然后是另一个琴键。“是什么键？”

“A键。”我碰碰运气。

“啊，这是第一课。很好，这孩子有音乐细胞，你的耳朵辨音很准确，没错。哦，我们的进展会很顺利。”

我确实有了一个不错的开始。说实话，我觉得我对她弹奏的后一个键都没有多少感觉，我想我一定是灵机一动猜出来的。不过无论如何，基于这样的开端，我们双方都怀着很美好的愿望向前迈进。不久，整幢房子里就回荡起练习音阶和和音的琴声，然后是《快乐的农夫》（The Merry Peasant）的曲调。我对音乐课非常痴迷，父亲和母亲都会弹钢琴。母亲常弹奏门德尔松（Mendelssohn）的《无词曲》（Songs Without Words）和其他一些她年轻时学过的作品。她技巧娴熟，但对音乐并无强烈的喜好。父亲却颇有音乐天赋，无论弹奏什么曲子都可以不看乐谱。他常常弹奏很好听的美国歌曲和黑人圣歌，还有其他一些作品。除了《快乐的农夫》，弗罗茵·尤德又给我加了舒曼（Schumann）的《梦幻曲》（Traumerei）和一些优雅的小夜曲。我每天都会满怀激情地练上一两个小时，从舒曼又进阶到我最崇尚的作曲家格里格的作品——《情欲》（Erotique）和《致春天》（First Rustle of Spring）是我最喜欢的。当我最后进步到能够弹奏《培尔·金特》中的《晨景》（Morgen）时，我狂喜不已。像大多数德国人一样，弗罗茵是一位优秀的教师。她没有让我一直弹奏欢快的曲子，而是还得弹大量的我并不怎么热衷的车尔尼的练习曲。弗罗茵·尤德不喜欢干徒劳无功的事，她对我说：“你必须打下坚实的基础，这些练习很实用，很有必要。曲子是一朵朵瑰丽的小花，它们开放又凋谢，你必须要有根基，坚实的根基还要有绿叶。”就这样，我在根基和绿叶上下了大量的功夫，偶尔也插进一两朵小花。其结果，可能我是家中最快活的人，因为其他人听到那么多练琴的声音，都有点受不了了。

还有舞蹈班，每周上一次课。教室设在一家甜品店楼上，被尊称为“雅典娜神庙”。我好像很早就开始上舞蹈课了——一定是在五六岁的时候，因为当时奶妈还在我们家，每周由她送我去学习。年龄小的学员先从波尔卡舞（Polka）学起，方法是跺三下脚：右，左，右；左，右，左。砰砰砰，砰砰砰。听到这样的跺脚声，在楼下甜品店里喝茶的人一定会感到心烦意乱。回到家里，玛吉的讥讽多少让我有些不快。她说波尔卡根本不是那样跳的，“应该先向前滑一步，另一步跟上，然后再起第一步，就像这样……”我感到困惑，原来这是那位教跳舞的老师希基小姐发明的教学方法，学舞步之前要先以此来熟悉波尔卡的节奏。

我记忆中的希基小姐虽然令人生畏，却是个非常好的人。她高大、严肃，灰白的头发向后梳成漂亮的高卷式，长裙飘飘。和她一起跳华尔兹——这是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以后的事情——真是不同寻常的体验。她有一个大约十八岁的小助教，还有一个十三岁的，名叫艾琳。艾琳是个很可人的女孩，很勤奋，我们都很喜欢她。那个年龄大一点的叫海伦，有点吓人，她只关注真正跳得好的人。

舞蹈课的流程如下：先用一种叫“拉力器”的东西锻炼胸部和手臂。那是个两头有柄的蓝色橡皮带，你得用力地拉上半个小时，然后才能开始跳波尔卡舞。所有会砰砰砰地跺脚的人都要练习，年龄大的女孩和年龄小的女孩一起跳。“看见我跳波尔卡舞了吗？看见我的燕尾服后摆飞舞起来了吗？”跳波尔卡舞很愉快，但是不好看。然后是列队行进，一对一对地走到房间中央，贴着墙边走，变换不同的八人队列，年龄大的带头，年龄小的跟着。行进时要自己选择舞伴，因此会引发很多嫉妒。自然每个人都希望做海伦或艾琳的舞伴，可是希基小姐很注意避免出现垄断者。列队行进之后，年龄小的转移到初级排练房，在那里学习舞步。有时是波尔卡，或者稍后教的华尔兹，或者是她们特别不熟练的花式舞蹈。年龄大的到大排练房，在希基小姐的监督下跳花式舞蹈，包括手鼓舞，西班牙响板舞和扇子舞。

说到扇子舞，我有一次跟我女儿罗莎琳德和她的朋友苏珊提起过，她们当时十八九岁。我说我年轻的时候跳过扇子舞，她们爆发出粗鄙的大笑，令我大惑不解。

“不是真的吧，母亲？扇子舞！苏珊，她跳过扇子舞！”

“哦。”苏珊说，“我还以为维多利亚时代的人都很谨小慎微呢。”

不过不久后我们就弄明白了，我们所说的扇子舞根本不是一回事。

年长的学生练过那种舞之后就坐到外面，年龄小的继续跳水手角笛舞（Sailor's Hornpipe）或者某些短小欢快的民族舞蹈，都不太难。最后我们开始跳复杂的枪骑兵方块舞（The Lancers）。我还学过瑞士乡村舞蹈（Swedish Country Dance）和柯弗利舞（Sir Roger de Coverley）。后者尤其有用，因为学会之后你参加聚会时就不会因对社交活动一窍不通而羞愧了。

在托基，舞蹈班里几乎全是女孩子。后来我在伊灵的舞蹈班学习时，班里有许多男生。那时我九岁左右，非常腼腆，舞步也不是很熟练。一个比我大两岁、长相标致的少年走到我面前，邀请我跟他跳枪骑兵方块舞。我窘迫地垂下了头，告诉他我不会跳枪骑兵方块舞。当时我心里特别难过，我还从未见过这么漂亮的男孩子。他有乌黑的头发，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我即刻预感到我们将成为一对情投意合的爱侣。枪骑兵方块舞开始了，我黯然神伤地坐在一边。这时沃兹沃思太太的助理走上前来，说：“阿加莎，谁都不许呆坐着不跳。”

“我不会跳枪骑兵方块舞，沃兹沃思太太。”

“不，亲爱的，你很快就能学会的，我给你找一个舞伴。”

她将一位塌鼻子、沙色头发、一脸雀斑的少年拽到我面前，这家伙说起话来还瓮声瓮气的。“这儿有一位，他叫威廉。”就在枪骑兵方块舞相互换位时，我与那个使人眷恋的少年相遇了。他愤愤地对我低语道：“你拒绝了跟我跳舞，却又跟别人跳，太不友好了吧。”我试图向他作些解释，说我以为自己不会跳枪骑兵方块舞，是迫不得已才跳的，可惜在换位的瞬间是来不及作太多解释的。他依然嗔怪地注视着我，直到下课。我真希望下周上课时能遇到他，遗憾的是，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这是我的人生中一个可悲的爱情故事。

我所学的舞步中，唯有华尔兹是一生都用得上的，可我却始终不大爱跳这种舞。我不喜欢它的节奏，常常转得我头晕眼花，尤其是跟希基小姐跳的时候。她的旋转动作轻盈优美，我被她带得双脚几乎离了地，一首曲子下来就觉得天旋地转，几乎站不稳了。不过我不得不承认，她跳舞实在是太好看了。

弗罗茵·尤德从我的生活中悄然逝去了。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离开的，也不知道她去了哪里，也许是回德国了。不久后，一位叫特洛特的年轻人替代了她，他是某个教堂的风琴手。他的教学风格令我十分沮丧。几乎是坐在地上，高举起双手，完全依靠手腕的力量在琴键上弹奏。而原来弗罗茵·尤德的训练方法是让我坐得高一些，用小臂的力量弹奏。只有双臂高悬于琴键上方，才能给琴键有力的敲击，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

5

我们从海峡群岛回来后不久，父亲病重的阴霾开始向全家人袭来。在国外期间，他的健康状况就一直不佳，曾两次就医。第二次就诊时，医生做出了危言耸听的诊断：他认为父亲得的是肾病。回到英国后，我们自己的医生又给父亲检查了一次，他不同意前一位医生的诊断，让父亲去见一位专家。从此，这片阴霾就一直笼罩着全家人。儿时的我只能朦胧地觉察出这种心理上的抑郁气氛，精神世界的这种改变，正如物质世界风雨欲来时所感觉到的生理上的憋闷一样。

医学似乎没有多大用处。父亲去过两三位医学专家处就诊，第一位认为父亲心脏状况不好，具体情况我记不得了，只记得听到母亲跟姐姐说是“心肌炎”，我顿时感到非常可怕。另一位专家则认为完全是胃病。

父亲夜里常常感到阵痛和气闷，发病的周期越来越短。母亲起来陪护他，帮他翻身，服侍他吃下最后一位医生开的药。

我们把信心放在最后一位医生身上，因为他采用的是最新的治疗方案。信念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信念，新疗法，信心满满的医生都会起作用。可到了最后还是不能解决根本上的器官病变。

平日里，父亲还像以往那样情绪乐观，可是家里的气氛已经不那么轻松了。父亲照常去俱乐部，夏日里把时间都消磨在板球场上，回来后讲一些有趣的见闻。总之，他还是那么慈祥，从不发脾气或烦躁不安。可是忧郁的影子迟迟不肯离去——当然母亲也感觉得到。母亲强打精神宽慰父亲，说他看起来好多了，感觉上好多了，确实是好多了。

与此同时，我们还面临着经济拮据的窘境。祖父留下的遗产都投资在了纽约的房产上，但只有这些房产的租赁权，并没有所有权。放在现在，那块位于城区的地产显然价值连城，但当时却值不了多少钱。房子的所有者很不合作——是一位七十多岁的怪老太太。她处处设置障碍，反对任何开发和修缮工作。定期收入则常常被房屋维修费用和税款吞噬得所剩无几。

有一次，我听见某次谈话的片段，在我看来似乎是富有戏剧性的重要事件，便赶忙跑上楼，以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中最完美的方式向玛丽宣布：我们破产了。玛丽的表现不如我所预期。她没有那么难过，不过她一定尝试着向我的母亲表示了宽慰，结果母亲有点恼怒地来找我。

“真是的，阿加莎，你不应该添油加醋地向他人转述事情。我们没有破产，我们只是暂时境况不好，必须节省。”

“没有破产？”我深感沮丧地说。

“没有破产。”母亲坚定地回答。

我必须承认我非常失望。在我读过的很多书里，破产的情节频繁发生，而且作者通常都把这种事情描写得很严重，有试图吞枪自尽的，也有女主角衣衫褴褛地离开豪宅的，等等。

“我忘了你在房间里。”母亲说，“可是你要明白，不应该向人转述无意中偷听到的话。”

我说我不会了，可又觉得很委屈，因为就在不久以前，我正是因为没有把无意中偷听到的话讲出来而受到了批评。

那天晚上，在晚餐开饭前，托尼和我坐在餐厅的桌子下面。那是我们喜欢的地方之一，很适合玩地窖、地牢之类的冒险游戏。我们几乎不敢呼吸，这样监禁我们的强盗就不会听到——其实又胖又喘的托尼很难做到。这时，协助客厅女佣准备上晚餐的女仆芭特走了进来，把端来的汤盆放在边桌的小电炉上。她掀开盖子，把大汤勺放进去，满满舀出一勺，喝了好几大口。客厅女佣露易丝走进来说：“我准备打铃开饭了——”她的话突然中断，惊叫道，“啊呀，芭特，你在干什么呀？”

“只是让自己提提神。”芭特咯咯大笑着说，“唔，不错的汤。”然后又喝了一大口。

“现在，把汤勺放回去，把盖子盖上。”露易丝震怒地说，“真过分！”

芭特继续发出她那种胖人所特有的咯咯大笑声，把汤勺放回去，盖上了盖子。她正准备到厨房去拿汤盘时，托尼和我现身了。

“这汤好喝吗？”我兴致勃勃地问，准备走开。

“啊呀，我没想到你在这儿！阿加莎小姐，你吓了我一大跳，真的。”

我感到略微有点惊讶，但是直到几年以后才提及。那时我的母亲和玛吉正聊到我们以前的女仆芭特。我突然打断了她们的对话，说：“我记得芭特，她曾经在你们所有人来吃晚餐前喝汤盆里的汤。”

这引起了母亲和玛吉极大的关注。“可是你为什么从来没告诉我呢？”母亲问，我瞪大眼睛，不明白她的用意。

“呃。”我说，“好像……是因为……”我犹豫不决，鼓起所有的信心，宣布道，“我不喜欢传闲话。”

从此以后，我的这句话便成为笑谈。“阿加莎不喜欢传闲话。”这是实实在在的，我确实不喜欢。我会保守我得到的任何零碎消息，守口如瓶，锁在我头脑中的文件夹里，除非我觉得这消息是适合传播的，或是有趣的。这对我的家里人来说很不可思议，他们都是外向健谈的人。即便请他们保守秘密，他们也可能忘记！别人会觉得与他们相处比与我谈话要有趣得多。

如果玛吉去参加一个舞会或者游园会，回来以后总会告诉我们很多有趣的事情。我姐姐从任何方面讲都是一个有趣的人——不管她到哪里去，总会发生些什么事。即便在晚年，到村里去买点东西，她也能带回一些特别的见闻。那些事也都不是凭空捏造，至少是有事实根据的，只是经过玛吉的加工，成了一个更好的故事。

我正好相反，在这方面大概更像父亲。要是有人问我是否有什么有趣的事发生，我会立即说：“什么也没有。”“某某太太在聚会上穿什么？”“我不记得了。”“我听说S太太重新装修了客厅，现在是什么颜色了？”“我没注意。”“哦，阿加莎，你实在是无可救药，你从来不注意任何事情。”

大体上我一直遵守着这一原则。我想我不是有意要守口如瓶，只是对我来说似乎大多数事情都无关紧要，又为什么要说来说去呢？要不就是因为我忙着设计“女孩子们”的对话或争吵，为托尼和我创造新的冒险，以至于无暇顾及身边的那些小事。只有类似于破产的谣传才能真正吸引我的注意力。毫无疑问，我是个迟钝乏味的孩子，将来长大后，必然会变成社交聚会上最难以与人融洽相处的人。

我在社交聚会上从来没有过好的表现——也从不喜欢。我小时候有儿童社交聚会，不过应该不像现在这么多。我记得我会去朋友那里喝茶，朋友们也会到我家喝茶。我很喜欢这个活动，至今依旧如此。至于举办聚会，我想在我小时候，只有圣诞节前后才会有。我隐约记得一个化装舞会，还有一次请了魔术师。

我猜测母亲是个社交聚会的反对者，她的观点是孩子们会太热，太激动，吃得太多，往往回到家就会感到不舒服。她也许是对的。在我去过的规模各异的儿童社交聚会上，我认为至少三分之一的孩子玩得并不开心。

一场聚会的人数最多二十才好控制，若是超过这个数字了，我得说，就会被厕所控制了！想上厕所的孩子并不愿意说他们想上厕所，总是等到最后一分钟才离席前去，有种种类似这样的问题。如果厕所数量不够，而一时间想去的孩子又很多，就会引发一片混乱，出现某些令人遗憾的事情。我记得一个只有两岁的小女孩，她的母亲不顾富有经验的保姆劝阻，把她带去参加一个社交聚会。“安妮特这么可爱，她一定要来，我敢肯定她会尽兴，我们都会好好照顾她。”她们一到聚会地点，保险起见，那位母亲就让她坐上便盆。安妮特异常兴奋，一时很难完成任务。“哦，好的，也许她不太想上。”那位母亲满怀希望地说。她们下楼时，一个魔术师正从耳朵和鼻子里变出各种东西，使孩子们哈哈大笑。大家全都围着他又喊叫又拍手的时候，最糟糕的事情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