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东文学理论史要 - 导言

导言

“浙东”的范围及其人文形态完整性的确认是本研究的基础。一般来讲，作为行政区划的“浙东”既是一个地理概念，也是一个文化概念，文化的浙东基于地理浙东的稳定。只有这种稳定的历史形态得以延续和保留，它作为“史”的一个研究对象才具有立脚点。

浙江一带春秋战国之际曾经分属越、楚；秦代主要属会稽郡，部分入闽中郡；汉代又入扬州；唐际属于江南道治下，后置江南东道；五代时属于吴越；宋代设两浙路，即浙东、浙西；元代归入江浙行中书省；明代为浙江布政使司，和周边省份的交叉已经逐步厘清；至清代则以今天的地域为主设立了浙江省。历史上这种人为的行政切割，造成了“浙江”这个区域表面上的不稳定，但以上的变动影响仅仅局限在两个方面：一是主要区域在政权更迭下隶属关系的变化；二是今日浙江边缘地区在同一个政权之下出现的暂时归属权的变化，如秦代浙南部分地区曾经划归闽中郡等。但是，以当今地理范围为主的这个地域无论历史上如何区划，其主体却基本上都以一个统一体的姿态存在，具有地域统一性和文化共同体的特征。后世“浙江”行省的确定，也基本上是对这种地理稳定与文化认同的行政确认。

“浙东”这个概念始于宋代两浙路的设立，其中浙东路下辖地域，即以今日金华、绍兴、宁波、台州、舟山、温州、衢州等地为核心，同样是一个有着高度文化共性的区域，尤其宋代浙东学术兴起之后，其历史的绵延性、地域面目鲜明的文化追求都强化并提升了“浙东”的精神内涵，熔铸为中华民族文化系统中具有独到品位的单元，并获得了高度的社会认同、学术认同。由此看来，从隶属变异的表面现象中走出，以今天“浙东”的区划与名义进行文学理论批评史的研究，没有割断历史的延续性与原生态，也没有违背历史的基本真实，是具有可行性的。

关于“浙东文人”的确认问题也是本书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因为江浙一带历史上有着众多外地文人迁居，以晋室南渡、宋室南渡时期为最，而随后明清时代，异地迁来的文人也数量庞大，与此同时还有一批文人迁出浙江，侨居异乡。以前史书或者论著在确定文人归属的时候，经常论郡望或者原籍，如晋代南迁的北方文人，史书之中多数仍以其原籍定其后人的归属。这个方法有一定的缺陷，很多文人南迁以后，其后人出生在南方，生活在南方，繁衍在南方，如王羲之虽然原籍山东琅邪，但其后人在浙江生存繁衍，理所当然属于浙江人。另如南宋大词人张炎，清代龚翔麟辨析其所属云：

其先虽出凤翔，然居临安久，故游天台、明州、山阴、平江、义兴诸地，皆称寓、称客，而于吾杭必言归，感叹故园荒芜之作，凡三四见，又安得谓之秦人乎？

张炎祖居陕西凤翔，后随宋南迁，居住杭州，至张炎所生活的南宋末年已经上百年，再以凤翔人相称，的确不合情理。类似者如周密，祖籍济南，曾祖时期就随宋室南渡，定居湖州，自当视为湖州人。

在祖籍、占籍、出生地等问题上的纠缠，造成了各地动辄争抢名人的现象。为此，本书在这一问题上采取以下的统一标准：

侨居浙东者，视其侨居时间而定。如果是异地出生后迁来，尤其成人以后迁来，其主要文化熏陶在原先旧地，则不视为浙东文人，其著述不纳入讨论；而祖上异地迁来，本人出生在浙东或成长于浙东，接受了本地文化的熏染，则当视为浙东文人。

从浙东迁出的文人，也要看迁出的时间。如果是本人之前父祖辈已经离开，自己也出生在外地，生长在外地，接受了外地文化的影响，自然不能纳入讨论范围；但如果是出生于斯，成长于斯，成人之后迁出，其精神气质都已经在浙东培育而就，则自当仍视为浙东文人。

总之，对文人归属的探讨，把握两个标准：一是出生在哪里，生活在哪里；二是主要接受的是哪里的地域文化影响。

就文学理论批评的历史实践而言，《浙东文学理论史要》的构建不是随意的命题，而是有着坚实的依托。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浙东一带从汉代至近代，文学理论批评队伍庞大，名家硕儒辈出。

其次，文学理论批评的对象囊括了所有的古代文学体裁；理论批评体式完备，诗话、词话、赋话、曲话、文话，以及小说、文章、戏曲、诗歌、时文的评点均非常齐备。诗话之中又包含诗说、诗问、诗品等形式。

再次，浙东文学理论批评对其他地区的文学理论批评以及文学流派产生了巨大影响。以元明清之际的文坛为例：杨维桢《赵氏诗录序》中“得古人之性情神气，则古之诗在也”的观点，直接影响到了明代前后七子的风神格调说。七子之外，唐宋派矫其“文必秦汉”说，主张师法唐宋韩、柳、欧、苏、曾、王诸家，而宗唐宋之说明代实则始于浙东宋濂、方孝孺等，茅坤随后成为其中坚。胡应麟《诗薮》将绘画等领域的“神韵”范畴引入诗学论述，全书中“神韵”一词出现共达二十余处，且赋予了特定的内涵，影响到了清代的神韵派。屠隆论诗主兴趣、性情，推崇立于清虚之境的“灵明”，其源头一是禅宗，一是王阳明的心学；而灵明和性灵异曲同工，他比袁中郎早五年去世，其文学活动与公安派大致同时，且与袁中郎私交甚密，袁中郎称屠长卿无半点尘俗气，因此其思想对公安派有一定的影响。而较他更早的徐渭，被袁中郎从废纸堆中发现，钦佩有加，专门为其作传，对公安派的影响同样巨大。而影响深远的清代桐城派的古文理论，以事信言文、约以义法为纲领，同样是方苞受到浙江史学大家万斯同影响而开创的。

梳理整个浙江文学理论批评的历史，还会发现一个更为重要的特征，那就是浙江文学理论批评的揭幕与谢幕，竟然可以完整地移作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的开篇与结尾，并不因为其地域性而在整个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减了光辉。依照罗根泽先生的论述，王充是第一位对文学进行具有学科建设意义批评的文人，他对文人的分类，是最早的自觉文学批评的显现，如果追溯文学理论批评这门学科的开拓者，应该定位在浙东的王充。谢幕阶段的王国维、章炳麟、鲁迅等几乎都是震古烁今的大师，他们的相关理论，又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结尾不可或缺的。有学者曾经将梁启超、章炳麟、王国维三人的文学理论并列为新文学重要的启蒙理论，具体到浙东，鲁迅、周作人等更是新文学理论的直接开拓者之一，鲁迅以尼采为偶像在沉闷之中发出的对艺术的礼赞、蔡元培依托康德美学思想确立的美感说等，不仅对文学理论批评，而且对中国文化的进程与方向都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

就浙东文学理论批评的历史来看，大致呈现为以下四个审美特点：一是有着浓厚的儒学、理学等学术背景；二是有着深厚的贯通古今、容纳众有的史学背景；三是显现了商业文明、城市经济繁荣条件下的通俗文化需求；四是有着自我完善的自足特性。

第一，儒学、理学等学术背景下的文论。在现有的文献之中，浙东文学理论批评有不少文学理论思想是通过经典阐释获得的，因此如《诗经》类的著述格外丰富，其中不乏创调别解。仅以南宋为例，著名者如吕祖谦的《吕氏家塾读诗记》、戴溪的《续吕氏家塾读诗记》、杨简的《慈湖诗传》、王柏的《诗疑》、王应麟的《诗考》、黄震的《读诗一得》等。这些研究一方面是对经典的参研，另一方面是集中对具体问题的讨论，或者申说，或者集纳众多资料进行辨析，很多文学理论思想由此得以体现的同时，又展示了严谨的学术精神。由于经学研究传统的渗透，所以浙东文人对文学理论的揭示，并不局限于感受性批评，而往往视之为专门之学。

另如“诗问”这种论诗形式，本身就是学术参研的重要方法，从佛学的主客问答到理学之中师徒问答，采取的都是这种形式，以学术形式论诗，自然是将诗视为学问来研究了。在传世不多的“诗问”著作中，浙江文人的著述占了一大部分，如周维德先生笺注的《诗问四种》，其中三种与浙江文人有关，这其中的两种又为浙东文人参与著述：《修竹庐谈诗问答》，平湖陆坊问，武康徐熊飞答；《竹林答问》，宁波陈诗香问，宁波陈仅答；《答万季野诗问》，宁波万斯同问，江苏吴乔答。

这种以文学研究为专门学问的传统，在对小说的批评上也有体现。宁波镇海姚燮批评《红楼梦》，重视每回故事发生的年月，并撰成《读红楼梦纲领》，将小说中各类人事分类摘编排列，诸如“两府中上下内外出纳之财数”等，以证明贾家“花钱如流水”：已经是典型的定量分析，近于今人以量化统计来作研究。

由于这种较为严格而成熟的学术精神，因此浙东文人的理论批评往往有很精微且理性的成果，如元代陈绎曾《文章欧冶·汉赋谱》论汉赋的体制，就历代屡屡提及的“体物大赋”之“体”给予了剖析，他认为体含有实体、虚体、象体、比体、量体、连体、影体七项。其中通过虚实二体辨析对象体的阐发体现了很高的审美洞察能力——

实体：“体物之实形，如人之眉目手足，木之花叶根实，鸟兽之羽毛骨角，宫室之门墙栋宇也。”

虚体：“体物之虚象，如心意、声色、长短、动静之类是也。心意、声色为死虚体，长短、高下为半虚体，动静、飞走为活虚体。”

象体：“以物之象貌，形容其精微而难状者，缥、烂漫乎、浩然、皇矣、赫兮、巍哉、翼如也、申申如也、峨峨、崔嵬之类是也。有碎象体，有扇象体，有排象体，变化而用之。”

以上实体、虚体、象体的划分以及说明，文字简洁，区划清晰。象体属于虚体的范围，即虚象，它不仅含有单一的心意、声色、长短等象，而且更含有这些象组合后所形成的给人带来的外在审美感受与评价。

第二，深厚史学背景下的文论。这个特征从宋代浙东学派肇始便逐步形成，和浙东学派本身所具有的史学背景有直接关系，从吕祖谦、陈亮到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再到近代深受浙东学派影响的浙西学人章太炎等，多是从史学之中获得滋养。尤其是经世致用，由于这个标尺是从史学鉴戒功能之中生发而出的，因此这些具有史学大家身份的学者文人便往往以和历史的关系、对现实的作用等视角论文论诗；即使是对《诗经》的研究，也有这个特点，如具体命题之中，“诗亡然后春秋作”从宋代开始就成为众多浙东文人探讨的热点，文人们从中梳理出了诗与史的关系，并将诗对现实的书写纳入这个关系系统，进而最终汇入了具有一定影响的诗史理论，黄宗羲就是这种诗史观的积极倡导者。另外，这些文人又以史学包纳古今、囊括宇宙的胸襟来观照文学，因而往往呈现出融通而不滞的学术精神。这从章学诚《文史通义》这个“通”字上能得到具体说明。章学诚这个“通”来源于其“六经皆史”的史学意识，具体表现为：

通不同领域。打通文史是最表面的，《与陈鉴亭论学书》中论及考订、义理、文辞，《答沈枫墀论学》以三立统一之：“主义理者，著述之立德者也；主考订者，著述之立功者也；主文辞者，著述之立言者也……德不虚立，即在功、言之中，亦犹理不虚立，即在学、文之中也。”于是义理、考据、辞章便成为“道中之一事”而不可拆分。

通不同时代之不同文章现象、文章观。《原道下》云：“文章之用，或以述事，或以明理。事溯已往，阴也；理阐方来，阳也；其至焉者，则述事而理以昭焉，言理而事以范焉。则主适不偏，而文乃衷于道矣。”各种效用之追求，最终归之于明道，归结的根据在于事理分属阴阳，而一阴一阳之谓道，因此通过文章述事明理也便可以成道，也应该成道。

又：“迁固之史，董韩之文，庶几哉有所不得已于言者乎？不知其故，而但溺文辞，其人不足道已。即为高论者，以为文贵明道，何取声情色采以为愉悦，亦非知道之言也。夫无为之治而奏熏风，灵台之功而乐钟鼓，以及弹琴遇文，风雩言志，则帝王致治，圣贤功修，未尝无悦目娱心之适；而谓文章之用，必无咏叹抑扬之致哉？”此通不得已为文与悦娱声情之为文。

在致用之外，这个源自史学包纳性的“通”是浙东文学理论批评的重要特征，也可以称之为兼容并包，因此集大成的特点便格外突出：浙东学派虽然立足于史学，但作为其基础的宋代永嘉派，就是在接受了程门道学派、王安石经术派以及苏轼等议论派的影响后形成的。这种兼容性就具体的批评家、理论批评著作而言多是如此。以明代越中曲派为例：徐渭《南辞叙录》重视文人创作的《琵琶记》，又重视民间创作；王骥德《曲律》本就是集大成之作，其中涉及了南曲北剧创作理论的方方面面；吕天成《曲品》和祁彪佳《远山堂曲品》、《远山堂剧品》等，兼容众多流派。尤其对沈璟、汤显祖才词与律调之争的态度，这种通融包纳的立场更为明显：吕天成主张“合之双美”；王骥德讲“法与辞两擅其极”；祁彪佳《远山堂曲品叙》云：“赏音律而兼收词华。”孟称舜《古今名剧合选序》称无论尚谐律还是尚工辞，“二者俱为偏见”，意思也是应该兼收而并蓄。当然，兼容是一种理论开放态度，有时它也体现为理论折中与调和，如前七子之中著名的何景明、李梦阳之争：李梦阳认为诗当依照法式，不可舍筏而登岸；何景明则称诗当天机自流，神情领会，达岸则舍筏，反对过于依赖法度依傍形迹。对这种论争，胡应麟便明确表示，何李二人之论都不当废弃：“仲默此论，直指真源，最为吃紧。舍筏云云，亦以献吉多拟则前人陈句进规耳，非欲人废法也。李何二氏之旨，当并参。”

明清之际，浙东出现了一批经史子集贯通的集大成式学者型文人，这一批学者型文人于文学理论批评又多没有道学气和头巾气，表现出了鲜明的思想个性与通融近情色彩，其中以黄宗羲、全祖望、章学诚为代表。黄宗羲重视文学的道义之用但不否定闲情雅致；全祖望强调深情孤诣又讲魏晋之神韵；章学诚文史兼论直探本源，则是传统语境下给中国文学理论批评树立的标尺，是对传统中国文学文史哲浑融一体之本来状态的复原。这种融会的学术风尚与商业文化发达的经济格局互相影响，形成了文化胸襟的开放性，这既体现在包容异端，还体现在很多学者自觉吸纳不同文明下的成果，从而熔铸自我的文学理论批评范畴、框架。这在近代表现最为突出，鲁迅、周作人、蔡元培等，都有着重要的探索。

第三，商业文明城市经济繁荣背景下对通俗文艺的理论关注。浙东一带，从六朝时期崛起，随后一直是经济繁荣之地，城市经济比较发达，市民阶层壮大；地域富庶，城乡业余生活需求旺盛：由此催生了适应于文化消费特征的通俗文学、大众文艺，如戏曲和小说以及笑话。王国维在《录曲余谈》中曾说过：“至明中叶以后，制传奇者，以江浙人居十之七八；而江浙人中，又以江之苏州、浙之绍兴居十之七八。”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下，文人们对文学的批评便往往站在这种大众立场、受众视角上。曲论之中，明清两代可圈可点的大著作，浙东文人占了相当一部分，从《曲律》到《闲情偶寄》，都对观众作了细致入微的研究；李渔甚至对戏曲演出的具体实践给予了理论提升，如习练、化妆、角色分配等等。

小说也是一样，以《三国演义》而言，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评论文章出自金华的蒋大器（号庸愚子）。他如李渔对娱众理论的阐发，都有着面向世俗的追求。虽然其中不乏逐利的目的，但作为一种文化立场，通俗和民间的纳入，无疑是对文学精英路线的挑战或者丰富，也是对诗词文赋在发展到难以革新地步之际的拯救。章太炎、鲁迅对新文学的推动，在学习西方文学理论的同时，不约而同取资于俗的文学，则是这个潮流结出的硕果。

当然，由于对民间立场大众审美的俯就，在小说戏曲之类的创作上便有一些诲淫的倾向，从徐渭到屠隆，甚至王思任等，浙东词曲创作小说创作中时时透露出这种文人的情趣。王骥德评价吕天成的剧作也提到这个毛病：“勤之制作甚富，至摹写丽情亵语，尤称绝技。世所传《绣榻野史》、《闲情别传》，皆其少年游戏之笔。”可怪的是，王骥德对这种倾向不仅没有批评，还赞为绝技，并对其中的污秽之处以少年游戏回护，这就在理论上对艳情的放纵减少了必要的警醒。李渔撰写《肉蒲团》等淫秽之作，又从理论上自道为曲终奏雅的现身说法；其中当然有率真性情之意，但才子之恣肆积习也难免作怪。

第四，另一个比较鲜明的审美形态是自足性。由于文化、经济繁荣，商业发达，兼以浙东一带海外的贸易较早开拓，开放的文化氛围在浙江一直比较浓厚。因此，在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流派、学术流派、文学社团之外，通过与外地文学的交流，对其他文学思想、理论的传播也很成规模。这些不同的理论之间交流、碰撞，使得浙东的文学理论批评具有一定的自足性，即不同的理论之间时有交锋，浙东人对浙东人的理论也并非一味恭维，理论在批评当中彼此获得弥补和提升，维持了理论批评界鲜活的生机。如叶適在南宋卓然为一大家，他为了矫宋诗之弊而提倡晚唐体，对四灵也有赏评，但俞文豹却批评道：“自叶水心喜晚唐体，世遂靡然从之，凡典雅之诗，皆不入时听。”王骥德与吕天成有交往，但《曲律·杂论》仍然批评吕天成的《曲品》“门户太多”、评骘失当、和光同尘之论过多：皆一针见血。

综上所述，浙东文学理论批评不仅是浙江文学理论批评，也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组成部分，而且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就浙东、浙西相较而言，在诸多共性之外，有一点差异至为突出：浙东从艺术哲学维度入手对文学理论细致探索的诗文理论著述要少于浙西。诗学内精深的专门之作是浙东的短板，如诗学声韵的研究就是浙江文学理论研究极具有学术意味的内容，从德清沈约声病理论开始，随后擅长此学者代不乏人，但浙东除了如南宋鄞人袁文，《四库全书总目》评其《瓮牖闲评》“音韵之学尤多精审”之外，相关著述了了。至于词学，无论创作还是理论研究更是难以望浙西项背，不论浙西词话的繁盛，单就词律研究而言，清初浙西海宁查继超辑《词学全书》共收录浙人词学关乎声律的著述四种，皆浙西文人之作：杭州毛先舒的《填词名解》、杭州王又华的《古今词论》、杭州赖以邠的《填词图谱》、杭州仲恒的《词韵》。此外，清初西泠十子中的沈谦有《词韵略》、柴绍炳有《古韵通略》。

究其原因，浙东文学理论批评受到经世致用以及理学思想的影响更为深远，因此保持着拙朴持守的特色，而浙西则于此少了羁绊，于是更加烂漫飞扬。明末清初吕留良曾将此归结为沉着与浮靡的差异。

龚翔麟：《山中白云词序》，金启华等编：《唐宋词集序跋汇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309页。按：本书注释于文献第一次出现时注明版本信息，后出相同者不另注；其中一些常见文献于第一次出现时出注，后出者不再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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