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从远古走来，总是以它不息的追寻，豪迈地书写着属于它自己雄奇而风雅的生命乐章。沐浴着唐时明月的清辉，杜甫泛舟湘江作诗吟道：“湖南清绝地，万古一长嗟。”而当岁月之风扬起湘江的涌浪，一次又一次拍向江岸的峭壁石岩，三湘大地深蕴的精神文化血脉便源源不断地滋养出一代又一代的英雄儿女。田汉就是其中一个在20世纪中叶把国运与民心、民族大义与担当融入灵魂并且坚韧前行殉道的时代之子、人民之子、大地之子。

第一节　雏燕欲飞

历史是从江河开始书写的，水与天地与自然与人类气息相通，血脉相连，生命相依。江河之水赋予人类生活的物性、灵性、理性、生性和心性，是千古永续的生命血脉和文明渊缕。

清光绪二十四年二月二十日(公元1898年3月12日)，田汉生于距湘江不到40里的湖南长沙县花果园田家塅茅坪村，原名田寿昌，乳名和儿。父亲田禹卿，起先务农，后在外做厨师，34岁就死于肺结核病。全靠母亲易克勤支撑这个贫寒的家庭。田汉自己曾回忆说：“我家住在东乡锦绣镇田家塅茅坪。原是集族而居。田姓人家甚多，所以叫田家塅。后来许多家没落了，田地也卖掉了，有的搬走了，现在田家塅姓田的不多了。”长沙有个地方习惯叫法，把山区丘陵地带叫作冲里，而把平原低洼地区叫作塅里。田家塅是田姓人家居住集中的村落。它是一片坐落于山岭之间的平坦之地。很早的时候，这个地方杳无人烟、荒草萋萋、古木参天，只有两条河在这里静静地流淌，到了唐朝中后期，长沙陶瓷的兴起和农业的发展，这里的人们以种稻为生，逐渐形成了“鱼米之乡”。碧绿的稻田错落有致排列于塅中，一架架竹制筒车耸立河岸。山峦坡边桑树泛绿。夕阳西下，家家冒起了做晚饭的炊烟，在苍茫的暮色里深抹着乡村的美丽图画。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演进，文化教育的发展，五业的俱兴，山乡的变迁，这片土地变得神奇富足。到了近代便呈现出山清水秀，田园如格，乡风淳朴，人杰地灵，五谷丰盈，瓜果飘香的欣荣景象。尤其是人才的辈出，蔚为壮观。方圆不到40平方公里，在中国近代史上就诞生成长了叱咤风云的如黄兴、徐特立、李维汉、任弼时、杨昌济、许光达、张百熙、廖沬沙、杨开慧、缪伯英等著名人物。田汉出生的这一年，正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戊戌变法”之年，那个甘愿流血以唤醒国人冲破罗网的血性勇士，矢志变法救国图强的思想先遣者就是邻县浏阳的谭嗣同。尽管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口就义的谭嗣同当时尚不为这个不到半岁的和儿知晓，然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为改变中国命运慷慨赴死的呐喊，却成了穿越时空的霹雳，之后的岁月里，在少年的寿昌心中久久回响。更为有趣的是，距寿昌家不到20里的长沙县凉塘的黄兴，这年刚好26岁，便进入武昌西湖书院读书。书院监督黄绍箕把黄兴作为第一名推荐给张之洞，让黄兴去日本考察学务。尔后黄兴便有缘成为和孙中山一起推翻清朝封建专制的开国元勋。很显然，黄兴报效祖国的“笃实”“无我”的思想境界和百折不挠的忠勇精神，后来也影响着田汉在革命征途上披荆斩棘、一往直前。

我伫立在浏阳河流过长沙县进入湘江的交汇岸边，试图从湘江和浏阳河波浪的回鸣声中，读出这片土地的神秘人文密码，让自己的灵魂能抵达湘江的内心世界，找到黄兴、任弼时、徐特立、田汉等时代英雄成为国家栋梁之材的答案。此刻，我突然想起了，我任长沙市市长时，在《长沙通史》前言中有一段关于长沙县远古文化发现的描述：“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长沙在不断地积淀其丰富的文化内涵。从长沙县南托大塘遗址发掘的距今70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的陶罐残片上我们看到，那些在太阳照耀下的高冠长尾鸟，就极生动地折射出长沙先民原始的审美意识和奇特的想象力。”溯源思古，在大约距今15—2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长浏盆地的湘江两岸就有了人类的活动。到新石器时代，原始的居民群落开始在湘江两岸河谷渐次产生，从而形成了长沙最初的雏形。据明嘉靖《长沙志》载：“长沙之名，起于洪荒之世。”春秋战国时期，长沙为楚国黔中郡辖地。秦代首建洞庭郡，以湘县为治所，汉代改立长沙国，两晋南朝改潭州，隋唐宋元亦设潭州。明清设长沙府，并从长沙县析出善化县、长善县治所同城。早在唐朝中后期经济重心南移，长沙迅速成为全国南方农副产品的重要集散地和交换中心。湘江沿岸一带依托长沙窑的手工业亦发展成为瓷器外销海外的商贸中心。宋元时期，长沙成为全国有影响的茶市和米市。由于经济的发展，长沙的文化影响力也不断增强。南宋以后，长沙的岳麓书院成为湖湘学派的发源之地。湖湘文化的蓬勃兴起，岳麓书院作为湖湘文化的神圣殿堂，走出了一批又一批闻名全国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和改革家。直到进入近代，长沙的政治地位更是举足轻重。从19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湘军的兴起，到湖南维新运动的兴起，从清末新政时期全国宪政运动的重要阵地，到辛亥长沙响应武昌起义，再到长沙成为新民主主义的重要策源地。这一切都证明长沙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和星宿方位，以及宏伟浩荡的人文气象。正如钱基博先生在《近百年湖南学风》中所言：“张皇湖南，而不为湖南，为天下，诵说先贤，而不为先贤，为今人。”由此可知，长沙这片“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土地，孕育出田汉这样的时代之子、大地之子、人民之子，就有其必然性了。

我从田汉的亲属采访中了解到，田汉的母亲易克勤就是一个勤劳、善良、好施、聪慧的女人。她于1872年出生于普通的农民家庭。易克勤的父亲叫易道生，小时候念过一些书，识字很多，字也写得不错，善看风水，喜欢写诗文，可称得自学成才的乡村秀才。易克勤一生下来，父母就视她为宝贝，关心入微。后来易克勤的三弟易梅臣出生，又给易家添了一个虎子。易克勤、易梅臣姐弟后来便成了决定易田两家命运的关键性人物。小时候的易克勤聪明勤劳。7岁学会绩麻，8岁学会纺纱，9岁以后，地里田间家中什么事都做。她16岁嫁到田家便成了家庭主妇。20岁生一孩子只活了三天就病死了。到26岁才生下田汉，一家人如获至宝，怕他再夭折，就取名寿昌，盼他长寿永昌。祖母更是疼他，还把他寄养在观音菩萨名下，取了个乳名“和儿”。父亲病逝后，就靠母亲易克勤一个人艰难地抚育着三个儿子成长。田汉有两个弟弟，按照叔伯兄弟的大排行，分别为三弟田洪、五弟田沅。田洪(1902—1991)又名寿康，他是田汉的二弟，为成全田汉读书，他早年失学，后来也在田汉的影响下，成为革命戏剧的一位组织者和推动者，特别是为湘剧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田洪曾回忆说：

哥哥3岁时我出生了，取名寿康。哥哥6岁时弟弟又出生了，取名寿麟。我们的家乡山明水碧、土地肥沃，山上长满了毛栗和一种叫鬼爪子的野果。我们每天上山捡柴和放牛，弟兄们尽情地玩耍，然后采些野果回家一起分着吃。家乡也有几条小河，家门口不远处还有几口池塘，我们不是游泳就是下河捉鱼捞虾。每逢过年过节，乡下总要演皮影戏、木偶戏，有时还能看到城里来的湘戏。哥哥只要听到有戏看，不管多远他都要去看。第二天他还能绘声绘色地把戏里的故事讲给我们听。他说时还要做些动作，唱几句，逗得大家哈哈笑。有次他把妈妈做鞋的布壳子剪成几个人像，把竹子里面那层薄薄的纸糊起来，架在清油灯前，带着我和五弟摹拟着皮影戏的表演。结果被父亲狠狠打了一顿。八叔家原有搞皮影戏的，他们见哥哥酷爱皮影戏，就把那些旧的不能再用的皮影送给他。哥哥得到这些东西，高兴极了。于是，皮影戏和湘戏就这样深深地烙印在哥哥幼小的心灵里。

哥哥六岁时，父母商量准备让他去读书。第一年是在陈家冲读私塾。因我家经济困难，第二年就转学到了黄狮渡，由叔外公易雨生亲自教他识字读文。哥哥在课余时间，还经常到附近的洪山庙、真人庙、金龙寺去玩。有一次他去仙姑殿玩，看到墙上写有诗文，他就高兴地读起来。他的举动引起了殿中王道人的注意，王道人主动上前询问他，同时还写了不少字考考哥哥。哥哥一点也不胆怯地回答了王道人所问。哥哥的聪慧令王道人吃惊，于是引他到自己的书房，还借了一本《绿野仙踪》给哥哥带回家看。两天之后哥哥去还书，王道人问了书中内容，哥哥对答如流。从此他们一老一小成了忘年之交。王道人还告诉了哥哥很多佛教和道教的知识，也告诉了一些如何写诗的常识。由于王道人的启发，引得哥哥读书更加发奋认真。每天早晨母亲起床烧饭时，他也跟着起床，坐在灶门口边帮母亲烧火，边借着火光看书。他的记忆很好，凡是先生教的诗文，他可以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全部背诵出来。因此他的成绩很突出，先生们都喜欢他。有次徐特立先生来乡下检查，发现哥哥的作文写得很好，当场就对执教的王绍义先生说，以后要帮助他到新办的长沙师范来读书。哥哥九岁那年，父亲因病逝世，家庭生活愈加艰难。很多亲戚都来劝母亲改嫁，母亲坚定地回答：“我们田家穷，但穷得有骨气。我不仅不改嫁，我拼命也要培养一个读书人出来。”我母亲口里这样说，她心中有数。不久母亲就带哥哥到附近的槐树屋去拜一个姓梁的先生为师。梁先生是个读书人，平日也爱唱唱戏。他一见哥哥面，就如同忘年交兴奋地说：“这个弟子我收了。”从此，梁先生和梁夫人不仅教哥哥读唐诗宋词，还叫他背诵《西厢记》中的词曲。至此哥哥对诗词曲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为他后来实现自己的戏剧之梦扎下了深厚的攀登之根。

田汉母亲曾在回忆时说：“寿昌稍大一点便自己去看戏了，《火烧铁头和尚》满台绿火所营造出的无边神秘的气氛与江湖传奇，异人怪事所透出的故事魅力，都深深吸引了寿昌的注意力。有一次寿昌的小舅易虎臣娶亲，寿昌也唱了他梅臣三舅教过他的《马嵬驿》。这大约是寿昌最早的戏剧表演活动吧。”

长沙县花果园的农民一直都有唱山歌的习惯，会唱山歌的男女歌手，可以自编自唱，还可以互相对歌，体现了乡间农家生活独有的情趣。比如到了初夏采茶的季节，在山坡上采茶的男女青年就会自觉地唱起山歌来，一首首悦耳的山歌随风飘荡，整个山峦充满了欢乐：

山歌不唱冷秋秋，

河里无水显沙洲。

牛钹无铜打不响，

地下无媒不成亲。

山歌无姐唱不成。

那边刚停下，这边又会有人和起来：

听姐话回姐音，

打歌就是你心上人。

你要听歌何不游下水，

过得河就听得清，

我的山歌只对你一人。

在这样的劳动欢乐情境里，田汉常常注意听词，次数听多了他也能编山歌。

田汉11岁时，考进长沙选开高小读书，当时黄兴率部参加广州黄花岗起义惨败的消息传到长沙，田汉还参加了游行并登台演讲，还与同学柳之俊、陈剑五、张伯陵一道，改名为柳英、陈雄、张怀、田汉，以“英雄怀汉”来表示对黄花岗起义烈士的纪念。也就在这年，田汉参加学生军训后考入长沙师范，在徐特立先生直接教诲下成长了起来。田汉在长沙师范读书时，母亲易克勤也来到了长沙，住在离北门不远的五家岭“一舅公”家。后来，田汉的母亲觉得老住下去不好，便设法在五家岭附近的枫叶坪租了一间铺面，开了一个小小的茶店，招牌还是田汉写的。自母亲开茶店后，田汉就搬回茶店与母亲住在一起。那时他住所边的邻居张家有几位少年喜欢踢足球和唱京戏，还有留声机，这给了田汉不小影响。在这里有必要略为介绍徐特立的简历。徐特立(1877—1968)，又名徐立华，原名懋恂，字师陶。1877年(光绪丙子)年2月1日出生于长沙县五美乡一个农民家庭。是毛泽东、田汉等著名人士的老师。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1934年参加长征。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1968年11月2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党中央曾评价他是“对自己学而不厌，对别人诲人不倦”的“中国杰出革命教育家”。20岁时的徐特立受一位乡间举人的启发，下了一个“十年破产读书”的决心，将家中田地陆续变卖，用来买书，产已破完，还是不够，便向人家借书、抄书来读。读到30岁，徐特立考入长沙望麓园的宁乡速成师范班学制4个月，第二年便留在学校教中学地理、历史、数学和国文，并在此期间结识了很多新朋友。徐特立从此迈上了一条笃信孙文的“教育救国”的道路。甲午战争后，列强不断侵略中国，而清政府则采取媚外投降政策，这让徐特立激愤不已。1907年，徐特立在长沙修业学校操场上作时事演讲，满腔悲愤地谴责和控诉了列强的侵略、教会的凶横、清政府的无能和老百姓的苦痛。他在台上讲得声泪俱下，讲到激昂处，他返身走进厨房，拿来一把菜刀，当场砍断自己的左手小指，醮着鲜血写下孙中山先生说过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八个大字。从此徐特立作为一个爱国教师而声名远播。1911年，徐特立参加了湖南新军的起义运动。革命胜利后，徐特立被选为临时议会副议长，此后他又应邀到省城教育厅任科长，主张大力发展平民教育，遭到当权者反对后，毅然弃官而去，遂于1912年创办长沙师范学校。1913年至1919年，徐特立在湖南第一师范担任教员，赢得一位后来对他一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学生毛泽东的尊重，并成为毛泽东的恩师。之后，他自己也走向革命道路，成为中国近代杰出的无产阶级教育家、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奠基人、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从徐特立人格、学识和胸襟来判断，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他当时对田汉的循循诱导和悉心关怀。田汉自幼丧父，家境贫困，在师范读书时，连被褥蚊帐都没有，只好和同学共铺。徐特立知道后，立即给田汉买了蚊帐和生活用品。看到田汉没有钱买书读，又把自己在书店的购书卡给田汉，让他去选择自己喜爱的书籍。正是由于徐特立的关心、鼓励、指导，田汉才得以在学校接二连三地写文章发表。

这期间，田汉还根据京剧折子戏《三娘教子》写出剧本《新教子》，这是田汉爱戏学写戏，写出的第一个戏，发表在《长沙日报》上。《新教子》一反原剧“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封建意识，把剧中情节放到当时的社会背景下，通过一个北伐亡将的妻子教子精忠报国，痛斥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宣扬救国救民的革命精神。后来田汉又看了从日本留学回来的浏阳老乡欧阳予倩，同学生演出的戏剧，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他又拿起笔写了个剧本《新桃花扇》，把以前学来的古诗旧曲填上去，整个剧本汇集了一首首优美动人的诗词。这时田汉的戏剧才华初露一斑，让徐特立和同学们都十分欣佩和赞扬。田汉也如一只欲展翅高飞的雏燕，轻轻扇动自己幼嫩的羽翼。

田汉在《我怎样走上党的文学道路》中写道：“我是如此热爱戏剧，从幼小就离不开它。在长沙乡下我接触了当地相当发展的皮影戏(我们叫影子戏)、傀儡戏(我们叫木老壳戏)、大戏(指湘戏)，也由叔叔们半夜背我去附近山林中看过农民自己演唱的花古戏。这些戏剧里面有朴素的现实主义东西，也有使我幼小心灵深受激动的浪漫主义……”

1. 《田汉与湖南戏剧》，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54—156页。
2. 《母亲的话》，田汉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