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雪吟芳心

东京的岁月给田汉和漱瑜展开了人生青春的浪漫诗页。虽然易漱瑜跟表兄田汉到日本留学，是因“逃婚”而起，但漱瑜这个多情美丽的湘女的胸中却深藏着一颗晶莹和执拗的诗心。真的，她想成为一个诗人。

在东京，田汉和漱瑜没有住在一起。漱瑜住离小石川植物园不远的中华女子寄宿舍，田汉住茗荷谷，相隔一里多路。

田汉到日本留学后，易象对他和漱瑜的学业与思想进取，尤为关心重视。他不止一次在给他二人的信中说：“你二人本是我最喜欢的。因此对于你们希望更切，唯其如此，所以对你们疏忽之处一点也不肯放松，颇有求全责备之意。”这些肺腑之言，蕴含殷殷期待，田汉、漱瑜自然神会，而且不敢懈怠。为了促使田汉思想上进步更快，易象还特地介绍田汉与自己的老朋友李大钊通信。田汉当然这样做了，而且得到了李大钊的谆谆教诲，“开始注意一些社会问题”。在李大钊的影响下，田汉读了许多关于俄国革命的书籍，因此“对俄国革命有很大的想往”。田汉还写出了《俄国今次之革命与贫富的问题》的文章，发表在神州学会主办的《神州学丛》1917年1月号上。在这篇文章中，田汉以充足的资料，论证了俄国革命的发生与经济问题的关系。他在文章中鲜明地指出：俄国革命爆发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政治上的“大不平”，一是经济上的“大贫”。并且，田汉还把中国现状与俄国比较，认为中国如果“出现俄国革命前的状况——富者亦富、贫者愈贫，长此下去，必将‘有社会之大革命也’。”这在当时一个不满20岁的青年，能做出这样的分析结论实属不易。这正好显现出田汉的政治远见和新锐思想的光芒。文章发表后引起李大钊的关注，并从北京写信鼓励田汉。尽管如此，而由于田汉更加偏爱文学艺术，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他的学习热情与精力更多地倾注在文学艺术的追求上。又加上田汉喜欢自由浪漫，不愿受约束的性格，便使他的兴趣很快从社会、政治问题转向文学、戏剧、电影。这时，又恰逢日本新兴文艺蓬勃发展时期，田汉便通过大量阅读报刊、杂志、新文学作品，研修世界名著，看电影看戏剧等多种途径开阔自己的眼界，进入了一个文学艺术的神奇天地。他曾回忆说：“我在东京读书时从第一年起便是个‘Cinema Fan’(即电影迷)，六七年间看过的影片何止百十，看过常能娓娓为人传述不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