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作者简介

《读通鉴论》，明清之际学者王夫之著。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姜斋，又号夕堂，晚年自署船山病叟，故学者多称其为“船山先生”，湖广衡州府衡阳县（今湖南衡阳）人。他自幼聪敏好学，在父兄的指导下博览群书，关注政治时局和社会现实，格外用心研究历史。崇祯五年（1632）十三岁的王夫之即考取秀才，到二十二岁时又考中乡试。崇祯十六年（1643）春他北上参加会试，然而此时农民起义的烽火已经燃遍中原，赴京的道路被阻，他无奈返乡，其后还一度身陷于张献忠起义军之手。一年后，甲申巨变，李自成攻陷北京城，崇祯帝自缢身亡。时年二十五岁的王夫之，听闻巨变，椎心泣血，数日不食，作《悲愤诗》一百韵。

随后清军入关，天下鼎沸，明朝残存的宗室纷纷在各路官员拥立下称帝，王夫之满怀复国热忱，积极参加抗清武装斗争，并加入了南明永历政权，获封行人司行人，负责传达命令和信息。但永历政权内部充斥着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王夫之深陷其中，险些丢了性命。他看透了永历朝廷根本无法承担反清复明的重任，深感失望，决意隐遁。尽管如此，他也不向清廷屈服，誓不剃发，藏身于山野密林之中，以躲避清军搜捕，同时坚持高强度的阅读与思考，即使断粮几日，仍手不释卷。从抗清到流亡，经过这段坎坷生活的考验和锻炼，王夫之得以广泛接触社会，积累了一些政治和军事方面的经验，思想日益趋于成熟。

晚年，王夫之在衡阳石船山麓定居，潜心从事著述。其著作涉及哲学、政治、历史、文学各方面，多达百余种，较重要者有《周易外传》《黄书》《尚书引义》《永历实录》《春秋世论》《噩梦》《读通鉴论》《宋论》等。康熙三十一年（1692）正月，王夫之与世长辞。生前他已为自己撰写了墓志铭，称“有明遗臣行人王夫之，字而农，葬于此”，“其铭曰：抱刘越石（刘琨）之孤愤，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张载）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幸全归于兹丘，固衔恤以永世”，对自己一生的政治抱负和学术活动作了自我鉴定和总结。王夫之逝世百余年后，其思想价值和学术贡献逐渐受到后世学者的重视，被赞誉为“南国儒林第一人”，与顾炎武、黄宗羲并称“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

二 成书过程

《读通鉴论》是王夫之晚年的史学代表作之一，也是其最受推崇的史论著作。梁启超认为，该书和《宋论》虽然“不是船山第一等著作，但在史评一类书里头，可以说是最有价值的”。根据《船山公年谱》，该书始撰于1687年，那一年王夫之已经六十九岁了，久病缠身，但他仍倾尽心血，在研读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的社会政治现实，系统地评论自秦至五代之间千余年的历史，分析历代成败兴亡、盛衰得失，臧否人物，总结历史经验，阐述自己的见解、主张和思想认识。直到其离世前一年，即1691年，这部六十余万字的煌煌巨著才宣告完成。从时间上看，该书与《宋论》（成书于1691年）是王夫之生命最后阶段完成的两部作品，可谓是王夫之一生思考的最后成果，因而特别值得后人重视和研究。

王夫之逝世后，此书同他的其余作品一并被收入《船山遗书》，但其子王敔在湘西草堂所刻《船山遗书》部帙不全，仅有零种单行，其板早绝，因而《读通鉴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湮没无闻，仅有一些抄本零星流传。清道光年间，王夫之的后裔王世全试图汇刻整部《船山遗书》，由湖南新化学者邓显鹤主持其事，但只刻成经部十八种，旋即因战乱而毁板。到同治初年（1862），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又在金陵设局刊印较完备的《船山遗书》，由刘毓崧、张文虎等参与校雠，《读通鉴论》亦在校雠刊刻之列，于同治四年（1865）告竣，《读通鉴论》至此正式面世。囿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书中凡触及当时政治忌讳的文字，或加改窜，或留空格。此金陵书局刻本《读通鉴论》问世后，诵习者众多，流传颇广，坊间多有翻刻，石印、排印不一而足，皆以金陵书局刻本为底本。进入民国后，较重要的印本尚有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太平洋书店《船山遗书》本等。1975年，中华书局出版繁体字本，系由舒士彦先生以金陵书局刻本为基础，参考衡阳刘氏、邵阳曾氏等《船山遗书》抄本若干种，复加校补整理而成，是目前最为完整的通行版本。

三 本书的性质与主要内容

《读通鉴论》全书共约六十余万字，分为30卷，其中秦1卷，西汉4卷，东汉4卷，三国1卷，晋4卷，宋、齐、梁、陈、隋各1卷，唐8卷，五代3卷，另附《叙论》4篇于卷末。

就性质而言，《读通鉴论》首先是王夫之阅读另一部历史巨著《资治通鉴》的笔记。一方面，《资治通鉴》所载史实是王夫之撰著的出发点和基本依据，书中每一节内容均为针对《资治通鉴》所载某一段史实而发的议论，若不参照《资治通鉴》而单读《读通鉴论》，就很难全面准确地理解王夫之的观点、把握其思想和旨趣。另一方面，《读通鉴论》的撰述具有明显的历时性，并非下笔之初即有定论，而是随着阅读与写作的进程不断迸发出思想的火花，故而对许多问题的看法不断丰富化、立体化，呈现出动态色彩；即使书中所论有前后龃龉或重复之处，王夫之也均未加以修裁规整，“宁为无定之言，不敢执一以贼道”，保持着本书作为笔记的基本样貌。

其次，《读通鉴论》毫无疑问是一部卓越的历史评论著作。书中围绕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而展开议论，在突出的问题意识引领下，议题设置广博，涉及历代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立论精当，新见迭出，笔势纵放，文采飞扬。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对具体史实的评论中，王夫之始终能够将历史的整体趋势作为参照坐标与基准，再经由个案与整体的互动，不断深化对于历史整体趋势的理解与阐释，并在此基础上去体认和揭示贯穿于历史之中的“道”与“理”。同时，他也非常警惕这种提炼总结流于死板、教条的潜在风险，强调“就事论法，因其时而酌其宜”，绝不试图“立一成之侀”，“强天下以必从其独见”。

再者，《读通鉴论》也具备历史解释著作的性质。如台湾学者杜维运所指出的那样，该书具备极为高明的历史解释艺术，接近于西方史学中的历史解释。王夫之对于历史问题的解释路径，“一曰渊源之追溯也，二曰原因之阐释也，三曰背景之分析也，四曰变迁之缕述也，五曰影响之探究也”，五者的有机结合，使其解释兼具广度与深度。王夫之尤其擅长阐述历史因果关系，致力于“推其所以然之繇，辨其不尽然之实”，常能洞察幽微、启人益智，而因果关系的认定、评估和解释，正是历史学所要处理的最重要问题之一。当然也必须承认，《读通鉴论》也存在解释体系不够严密、完整的弱点。

最后，《读通鉴论》也是一位思想家的历史沉思录。王夫之经过明清之际血与火的洗礼，将对家国命运与时代变迁的深邃思考融入《读通鉴论》的撰述之中，希望能“推本得失之原”，以烛照后世，服务于“治身治世”，“肆应而不穷”，因而书中处处反映着王夫之各方面的思想倾向，处处浸透着强烈的现实关怀，也寄寓着对于未来道路的思索与展望。某种意义上，本书建构起了一条历史与现实乃至未来的对话渠道，从而使读者得以不断借助此书聆听这一对话，获取智慧、受到启迪。

就内容而言，《读通鉴论》所关注和讨论的对象，主要包含四个层次：

其一是“人”。马克思曾说，人是历史的剧作者，又是历史的剧中人。王夫之对历史的考察与评论，首要的着眼点就在于“人”这一历史活动的主体。他既关注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帝王将相，着力分析其功过、品评其得失；也关注下层民众，注意展现其疾苦与诉求，揭示人心向背的力量与影响；还格外留意自身所属的士人群体，反复探讨士人面对不同的历史环境，应何以自处、何以有所作为。在评论历史人物时，王夫之既注重对其行迹、作为的评判，也十分重视对其心理、情感的描摹与剖析，将人的动机、欲望视为重要的历史驱动力。这样自然就能够展现出历史进程中人的主观能动性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从而诠释“吉凶之消长在天，动静之得失在人”的真意，不使历史评论沦为空洞抽象的教条。

其二是“事”，主要体现为措施与制度。《资治通鉴》本身即以记述历代制度得失、提供国家治理之鉴戒为要旨，《读通鉴论》深得此中精髓，对历代王朝的各项制度设施加以认真细致的考察，举凡封建、郡县、田制、赋税、选举、学校、礼乐、兵制之事，皆被纳入本书的讨论范围。王夫之对于制度设施的考察，绝非片面和静态的分析，而是“因其时，度其势，察其心，穷其效”，将制度设施置于具体的历史情境和变动的历史进程中加以全面审视。在他看来，一项制度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只有合适与否，不存在完美和普适的制度，制度的订立者是否能因应时代特点、民众诉求而灵活变通，才是决定制度成效的关键。

其三是“势”。王夫之重视具体的“人”与“事”，但同时也没有因一时一事的琐碎而忽视对整体历史进程的考察与阐释。恰恰相反，从历史流变过程的整体来看待具体的历史始终是王夫之论史的底色。“势”，即历史演进的宏观趋势与潮流，既是王夫之在本书中审视具象历史的参考坐标系，也通过众多具体的“人”“事”而显现，并经由王夫之的剖析而得到阐发和诠释。同时，在王夫之的认知体系中，“势”也并非一成不变，“时移势易”“势异局迁”，王夫之在阅读《通鉴》、撰写笔记的过程中，自身也时刻在感知、捕捉这种变动的“势”，将恒常与流变之间的张力带入了《读通鉴论》书中。

其四是“理”，即贯穿于历史之中的客观规律和道理。王夫之相信，“理”内在于历史进程之中，具有隐蔽性，“不可得而见”，也非“一成可执”之物，只有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通过身体力行的求索与体认，才能够认知。故而他在书中对于“理”的追索与揭示，始终是与对“势”的考察与阐发相伴的，即所谓“于势之必然处见理”。透过这种考察，王夫之看到，“势之顺者，即理之当然者矣”，“理当然而然，则成乎势”，“势相激而理随以易”。正是基于二者关系的深刻体察与领悟，王夫之提出了其历史哲学中最为核心的观点——“理势合一”。

四 本书的主要价值

《读通鉴论》一书的核心价值在于其思想性。中国古代史学昌盛发达，史家众多，但是具有思想家地位的人则很少。许多以思想家著称的人，在历史方面未必有非常重要的著作或建树。一般认为，孔子曾加工和删订《春秋》，这是思想家从事史学撰述的最早、最经典案例，但是孔子和《春秋》是不是肯定存在直接而紧密的关系，学界其实还存在争论。司马迁可以称之为思想家，但他的思想散落在《史记》当中，零散而不易归纳。司马光也称得上是思想家，但《资治通鉴》中所体现的他的思想，相对比较平面化，不够立体和丰富，他显然并没有将自身思想的精髓完全贯注于《通鉴》中。南宋朱熹毫无疑问是大思想家，他的《资治通鉴纲目》影响也很大，但这部书主要是采取《春秋》笔法来表达他的观点，正面、系统的思想论述相对较少。相较而言，有公认的思想家地位，且对中国古代历史发表过系统而正面论述的，当首推王夫之。作为一位思想家、哲学家，王夫之对中国历史的看法，与一般史家存在明显的不同，这正是《读通鉴论》一书中最值得读者关注的地方。

《读通鉴论》一书问世后的遭际，也能充分说明该书作为思想渊薮的价值：最初以曾国藩为首的一批晚清士人重视王夫之及《读通鉴论》，主要是因为王夫之总体来说属于“程朱理学”派学者，反对“陆王心学”，而曾国藩本人也是程朱理学的信徒，觉得王夫之理学水平比较高，对很多历史、思想问题探讨比较深入，就开始推崇他。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反清的革命党人则发现王夫之具有很强的民族主义思想，《读通鉴论》等书中很重视“华夷之辨”，而且持论相当激烈和严格，这与他们反清反帝的诉求若合符节，因而认为他值得表彰。再到20世纪前期，一批左派思想家，包括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的不少学者、思想家，都推崇王夫之和《读通鉴论》，是因为王夫之被认为具有唯物主义思想。新中国成立以后，《读通鉴论》被当作学术研究的对象，许多学者从各自学科、领域的视角和立场出发，对于《读通鉴论》的思想进行了梳理和发掘，认为该书在史学、哲学、政治、经济、军事、伦理等方面都具备很高的思想价值；也有学者从整体着眼，将《读通鉴论》中王夫之的思想归纳为经世思想、民族思想、演进思想、人道思想。综上可见，《读通鉴论》具备丰富的思想面相，从不同的角度可以看到不同的内容与价值，所以连续几代人都推崇此书，这是相当难得的。

相较于中国古代其他的史论著作，《读通鉴论》有四方面的突出优长：

一是兼具广度与深度。王夫之颇具宏观视野，研究历史问题不拘泥于局部或断代，往往把眼光放得很长，善于做长时段的分析，因而能摆脱就事论事的窠臼；同时王夫之自身具备深厚的经学和子学功底，对于儒学的精通自不待言，对于老庄、申商、杨墨之学，尽管并不赞同其主张，却仍有深入的把握和理解。由于对这些中国传统文化核心内容做过系统深入的研究，王夫之对于传统文化与社会的理解远比其他人深刻，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也就能够充分运用这一长处，其见解往往给人以犀利和通透之感。

二是具备敏锐的问题意识与强烈的现实关怀。王夫之的思想嗅觉非常敏锐，能看到其他人看不到的问题，故而《读通鉴论》在议题的选取和设置方面常常出人意料，每每于读者读史“不疑”之处抛出问题，发人所未发，言人所未言。而且，《读通鉴论》中提出的问题并不是泛滥无归的，所有的问题实际上都围绕着“上下古今得失兴亡之故”而展开，无不浸透着王夫之强烈的现实关怀，映射出一位明朝遗民面对现实剧变而生发出的深沉困惑与对答案的执着探寻。这自然使《读通鉴论》得以摆脱其他史论作品所惯有的无的放矢、炫博立异、浅薄空洞等弊病。

三是具备极强的思辨能力。作为一位哲学家，王夫之擅长讨论抽象问题，能够辨明古代哲学范畴中的诸多概念，并娴熟地运用这些概念工具服务于自己的历史阐释。在《读通鉴论》中，他从“理”与“势”开始，上溯“天”与“道”，下连“时”与“几”，并联系其他范畴如“象”与“数”、“隐”和“显”、“常”和“变”等，组成了一个博大而精密的解释体系，由此得以超越一般史论的碎片化困境，将历史评论与解释提升到了哲学的层次。

四是强烈的批判意识和质疑精神。王夫之不迷信史书，经常以怀疑和批判的态度看待历史记载，甚至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后现代意识。对于《资治通鉴》、二十四史等史书中的记载，他会首先考虑作者的身份、地位和所处社会环境对记载的影响，注意剥离史书作者的主观因素，从而更为客观地作出评判。其次，他还会考虑逻辑和情理，从而指出历史记载中不合逻辑、不近情理之处。正因为这种拒绝“听人穿鼻”的怀疑精神和批判能力，《读通鉴论》得以避免人云亦云、老调重弹，从而为认知中国古代历史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观点。

以上四点是《读通鉴论》超越古代其他史论的地方。不过，《读通鉴论》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较为突出的有三点：

一是常站在后见之明的立场上苛责古人。王夫之重视历史的整体趋势，常以“势”作为坐标和参照系来评判具象历史，这本来无可厚非，但有时候难免出现把握不好尺度的情况，将自己所看到的历史演进趋势强加于古人身上，反过来指责身在历史现场的古人看不清趋势、逆潮流而动；或者干脆“倒放电影”，以事件的结果为基准来揣测身在事中的历史人物的动机，并加以批判。这都导致王夫之在评价历史人物方面标准过高、缺乏同情之理解。

二是囿于自身思想倾向而持论偏激。较为突出的，首先是民族（种族）主义情绪太过强烈，过于强调华夷之辨、夷夏大防，并将夷夏大防作为超越其他标准的历史评判准则，时常过分贬损少数民族政权和人物；其次对女性存在严重的歧视和不信任，尤其激烈地反对女性参政或干政，甚至不惜使用侮辱性的词汇。

三是有时会过度发挥、偏离本题。王夫之的宏观视野本来是优点，但在具体问题的讨论过程中，也会出现思维跳跃性过大、天马行空的情况，使论述变得浮夸枝蔓，最终偏离预设主题，令读者如坠云里雾里。

当然，《读通鉴论》的这些缺点，有的是王夫之个人原因造成的，更多的则是时代环境的局限造成的，也不宜苛责。整体而言，瑕不掩瑜，无损于《读通鉴论》的价值和地位。

五 整理与注译说明

笔者本次注译《读通鉴论》，以舒士彦先生的整理本（即中华书局繁体竖排本）为底本，另参考岳麓书社2011出版的《船山全书》（修订版）第十册中的《读通鉴论》，吸收其部分校勘成果。中华书局本目录仅以帝王为次第，而无其下之篇目，清末湖南经元书局、大文书局、澹雅书局之刻本中曾存在一共同细目，系将每一帝王之下各论另标题目，岳麓书社《船山全书》本修订版目录即系据此细目加以校订补充，较为完善。为便利读者阅读检索，本书亦吸收、采纳这一修订补充过的细目。

本次注释翻译，也发现了中华书局整理本和岳麓书社《船山全书》本中均未能纠正的一些错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其一，原文中的形近错讹字，尤以年号、地名、姓名居多。如卷七“安帝一五”条：“建元中，守相坐赃，禁锢二世。刘恺以谓‘恶恶止其身，《春秋》之义，请除其禁’，持平之论也。”东汉并无“建元”年号，汉安帝倒是有年号为“建光”。查《资治通鉴》卷五十“建光元年”条目，下有记载云：“甲子，以前司徒刘恺为太尉。初，清河相叔孙光坐臧抵罪，遂增禁锢二世。至是，居延都尉范邠复犯臧罪，朝廷欲依光比；刘恺独以为：‘《春秋》之义，善善及子孙，恶恶止其身，所以进人于善也。如今使臧吏禁锢子孙，以轻从重，惧及善人，非先王详刑之意也。’”可知此“建元”确为“建光”之误。“光”与“元”字形相近，或为传写、刊刻之误。又如卷七“安帝一”条：“殇帝夭，庆子祐终嗣天位。”庆子祐，指刘庆之子、汉安帝刘祜。“祐”当为“祜”，《后汉书》《后汉纪》皆载安帝名“祜”，此处显系王夫之笔误或传写、刊印致误。对于这类错误，本书在原文中仍保留原貌，而在注释中予以改正和说明。

其二，王夫之因记忆疏失而导致的用典错误。如卷四“宣帝一三”条云：“举四海耕三余九之积，用之一隅，民虽劳，亦不得不劳。”语本《礼记·王制》：“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虽有凶旱水溢，民无菜色。”此处“耕三余九”显为“耕九余三”之误。又如卷二十八“五代上一二”条：“中行衍说匈奴不贵汉之缯帛……然其以贻毒中国者，不如中行衍之强匈奴即以安汉也。”此二处“中行衍”应为“中行说”。据《刘向·新序》，中行衍乃先秦时期传说中的人物，与匈奴并无关联；而中行说，据《史记·匈奴列传》，系西汉文帝、景帝时人，原为宫廷宦官，后来因汉文帝强迫中行说陪送公主到匈奴和亲，对汉王朝怀恨在心，转而投靠匈奴，成为老上单于、军臣单于的谋主。结合文意，王夫之这里本意显然是指“中行说”而非“中行衍”。对于这类错误，同样保留原文原貌，在注释中予以说明，以便读者理解。

其三，因语意理解不当而导致的标点错误。如卷二“文帝十”条中有“文帝赦而徙之，与蔡叔、郭邻之罚等”一句，这是误以为“郭邻”是人名，实际上“郭邻”是地名，《尚书·蔡仲之命》云：“囚蔡叔于郭邻。”所以此处顿号应略去。又如卷二十六“宣宗四”条：“伤哉斯言！所以惩李相、朱崖之祸，而叹宣宗之不可与有为也。”此处“李相、朱崖之祸”应为“李相朱崖之祸”。李相指李德裕，朱崖并非人名，而是地名，即今海南琼山，泛指海南。朱崖之祸，指李德裕被宣宗贬为崖州（今海南三亚）司户。对于这类标点错误，一律直接予以改正，不出校记，也不予以专门说明。

此外，本书在简繁转换方面基本上以中华书局简体横排版为准，但也有个别地方的处理与其不完全一致。如中华书局简体横排本版中“雠”字皆作“仇”，但“雠”字同时也是“酬”字的通假字，这层含义显然非“仇”字所能囊括，故而本书中“雠”字皆保留原字；又如“柰”字是“奈”的异体字，中华书局简体横排版保留了“柰”字，本书则为规范计，按照异体字一般取最常见字的原则，一律改作“奈”。

注释方面，以人名、地名、专有名词、相关制度和史实为重点，字词只注难解者，虚词一般不出注。同一卷内，同一字词一般不重复出注。相隔较远而重复出注者，亦不再注音。翻译方面，尽量依照原文字句加以直译，但王夫之行文中多有省略，其语法与现代汉语的表达方式也有很大不同，完全直译有时不便于读者理解，所以在翻译中也会把原文省略的内容加以适当补充，视情况调整语序。注释翻译过程中参考了伊力先生主编的文白对照全译《读通鉴论》、刘韶军先生译注的《宋论》，以及“汴水观鱼”博客的部分博文内容，在此一并谨致谢忱！张桂、赵亚军等同志，或参与了本书的文字校对，或对部分内容提出了中肯的意见，付出了辛勤的劳动，笔者深表谢意！

王夫之的思想广博精深，文笔深奥，思维和行文的跳跃性强，所以其书向以难解著称。笔者虽反复揣摩文意、斟酌字句，以求忠实传达王夫之的意图和思想，但限于自身水平，难免有诸多差误，恳请学界师友和读者朋友们批评指正！

注译者

2019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