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

景帝

【题解】

汉景帝刘启（前188—前141）是汉文帝嫡子，公元前157年以皇太子身份继承皇位。景帝在位期间，平定“七国之乱”，削减诸侯封地和特权，巩固了中央集权。他继承和发展其父汉文帝的政策，勤俭治国，继续奉行“与民休息”政策，发展生产、减轻赋税，延续了“文景之治”的局面，为其子刘彻的“汉武盛世”奠定了基础。

王夫之在本篇中首先评论了景帝在位期间最重大的政治事件——七国之乱。他认为，吴楚叛军的失败有其自身的原因：由于缺乏足够正当的名义而不自信，深恐部下仿效自己的背叛之举，因而不敢相信自己的部下，这样叛军就因缺乏凝聚力而失败，这也是历代叛军面临的共同问题。他还指出，晁错虽极力主张削藩，但叛乱爆发后缺乏冷静应对的措施，不如文帝临终向景帝推荐周亚夫那样深谋远虑。对于景帝朝另一重大事件——立嗣风波，王夫之认为，从七国之乱中周亚夫不救梁国就可以看出景帝与梁王间有很深的矛盾，窦太后对梁王的偏爱实际上加剧了景帝对梁王的不满，由此王夫之指出，兄弟之间的关系，父母最好不要随意介入，应该公正平和地对待子女，使他们之间自然地建立情谊。这对于当今家庭关系的处理仍有借鉴意义。

从汉高祖开国到汉景帝末期，历经六十余年的恢复与发展，汉朝逐渐呈现出富庶景象。对于这一局面的成因，王夫之引用班固在《汉书·食货志》中的话，将其归结为“节俭”，并认为其核心在于“困辱商贾”。实际上，这种观点是否完全符合班固原意，颇堪怀疑。纵观全书，尽管王夫之承认商业对于社会具有一定的正面意义，但他对于商人却始终抱有强烈的排斥与厌恶心理，视之为误国害民的蠹虫；对于士大夫与商业的结合，王夫之更是直斥其丧尽廉耻。这些观点均表明，王夫之并未摆脱传统“抑商”思想的影响。

一 吴王濞以反为名太子谓其兵难以借人

甚哉名义之重也，生乎人之心，而为针铓剑刃以刺人于隐者也^①。故名以生实，而义不在外。苟违乎此，疑在肘腋而先战乎心。夫欲有所为，而无可信之人，必危；有可信之人，而固不敢信，必败。吴太子之谏王濞曰：“王以反为名，此兵难以借人，人亦且反王。”以此疑田禄伯^②，不遣循江、淮入武关^③，而坐困于下邑^④。其不信禄伯而因以败也，则太子任其失。藉令假禄伯以兵，而禄伯且反也，亦未可知。是两穷之术，而姑保其可疑。太子固曰“王以反为名，兵难以借人”。名不正，义不直，浮鼓其忿欲以逞，其中之铓刃，常不去于肺肝。是以无名无义而欲有为于天下，即以之攻无道而不克，况以之犯顺哉？故自疑者必疑人，信人者必自信也。自不可信，人不可保，疑之而隳功^⑤，信之而祸亦起。苻坚以不疑而亡于慕容垂^⑥，安庆绪以不疑而亡于史思明^⑦。吴太子之言，固天理显露之一几，以震小人而褫之^⑧，恶能强哉！恶能强哉！

【注释】

①铓：刀剑等的尖端，锋刃。

②田禄伯（？—前154）：西汉景帝时人，吴王刘濞部将。前154年，吴王濞联合楚、赵等七国叛乱，举兵西进，他被任命为大将军。建议由自己亲率五万人，配合主力军，循江淮而上，攻取淮南、长沙，直入武关，分进合击，与吴王会兵于关中，以出奇制胜。吴太子认为授权臣下，分兵而去，前景不测，加以谏止。刘濞遂不用其计。事见《史记·吴王濞列传》。

③武关：古代著名关塞，位于今陕西商洛。扼南阳盆地进入关中地区咽喉要道，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④下邑：在今安徽砀山县。

⑤隳（huī）：毁坏，崩坏。

⑥苻坚以不疑而亡于慕容垂：慕容垂本为前燕吴王，因在朝中受排挤而投降前秦皇帝苻坚。苻坚对慕容垂信任有加，在伐东晋之战中委任其为前锋。淝水之战中苻坚大败，逃回北方后，境内叛乱四起，慕容垂于是逃回前燕故地称王，这一举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前秦的崩溃，苻坚最终兵败被姚苌所杀。事见《晋书·苻坚载记》。

⑦安庆绪以不疑而亡于史思明：唐至德二载（757）正月，安史叛军的首领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杀死，安庆绪自立为帝。不久安庆绪被唐军击败而退出洛阳，逃到邺城、相州。安庆绪向部将史思明求救，史思明乘机自立为燕王，率军进入相州，杀死安庆绪。事见《新唐书·逆臣列传》。

⑧褫（chǐ）：剥夺。

【译文】

名义实在是太重要了，它从人的内心中产生，而又可以像针尖、剑刃那样直刺人的内心隐私。所以名是产生实的基础，而义在于内心，不在外界。如若不然，则猜疑必定会从心间产生，而内心早就开始战栗不已。如果想要有作为，而没有可以信任的人，那么事情必定会危险；如果有可信任的人，却丝毫不敢相信，那么就必然失败。吴国太子劝谏吴王刘濞说：“大王您以反对朝廷为名起兵，因而军队难以交给别人统领。不然的话，别人也会反叛您。”刘濞因此怀疑自己的大将田禄伯，不派他率军沿着长江淮河向西进入武关，而是坐困于下邑。他不信任田禄伯而导致败亡，责任应该由吴太子承担。如果他真的把军队交给田禄伯，而田禄伯竟真的反叛吴王，也说不定。所以这真是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姑且只能持怀疑的态度。吴太子坚持说：“您以反对朝廷为名起兵，因而军队难以交给别人统领。”名不正，义不直，只能凭借虚假的话鼓动起民众一时的愤怒而图谋不轨，而其中所隐含的刀剑锋刃，常不离胸腹周围。因此，无名无义却想在天下有大作为的人，即使去进攻无道昏君也无法取胜，何况是进犯坚持正义的正人君子呢？所以，怀疑自己的人必定怀疑别人，相信别人的人必定相信自己。自己不可相信，别人的忠诚也无法保证，怀疑别人就会使事业毁于一旦，相信别人则灾祸也可能降临。苻坚因为不怀疑别人而被慕容垂所灭，安庆绪因为不怀疑别人而被史思明所杀。吴太子的话，固然是天理显露的一个迹象，以震慑小人而夺去其气势。他又怎么能强大得起来呢！又怎么能强大得起来呢！

二 文帝任亚夫制吴

文帝且崩，戒景帝曰：“即有缓急，周亚夫可任将兵^①。”则文帝未尝须臾忘制吴也。故几杖之赐^②，欲以销其雄心而待其自敝，非玩也^③。中有所恃，则可静以待动，而不为祸先，无已，则固有以胜之矣。柔而不陷于弱，本立焉耳。晁错者，焉知此！迫而无以应，则请上自将而身居守，有亚夫之可恃而不知任也，身之不保，宜矣哉！故柔而玩、竞而不知自强之术，两者异出而同归于败。

【注释】

①周亚夫（？—前143）：沛县（今江苏沛县）人。西汉军事家，名将周勃之子，袭父爵被封为条侯。汉文帝时任中尉，得到文帝信任。景帝即位后，七国之乱起，景帝任命周亚夫为太尉，统军平叛。周亚夫用断绝粮道、坚守不战的方法击败了叛军。后来因被告发谋反而被景帝下狱，绝食而死。传见《史记·绛侯周勃世家》。

②几杖之赐：指吴王刘濞因其子刘贤被皇太子刘启误杀，由是心怀不满，称疾不朝，朝廷因此对吴国使者拘禁治罪。后来吴王派人进京行秋请的礼节，使者为刘濞辩解，并希望文帝捐弃前嫌。文帝于是赦归吴国使者，并赐予刘濞坐几和手杖，以其老而准其不朝。刘濞得释其罪，谋反的事情也就放松了。事见《史记·吴王濞列传》。

③玩：轻视，忽视，不认真对待。

【译文】

汉文帝临死前告诫景帝说：“如果遇到突发事件，周亚夫可以担当统帅军队的重任。”可见，汉文帝不曾有片刻忘记对付吴国。所以，文帝赐给吴王坐几和手杖，是想以此销熔他的雄心壮志而等待他自己败亡，并不是漫不经心的赏赐。他心中早已拿定了主意，有所凭恃，就可以以静待动，而不会被灾祸抢了先，使自己措手不及，因此，对方尚未发难，就早已经胜券在握了。柔而不陷于弱，就是立了本。晁错哪里懂得这些呢！事情到了急迫的地步而没有应对的方法，于是请求皇帝亲自率军平叛而自己留守京城，有周亚夫这样可以依赖的大将却不知重用，自己最终性命不保，实在是必然的呀！所以，一味地柔弱，和与敌人争强却不知道自强之术，实在是殊途同归，最终都会走向失败。

三 亚夫请以梁委吴获景帝惎梁之心

周亚夫请以梁委吴，绝其食道，景帝许之。梁求救而亚夫不听，上诏亚夫救梁，而亚夫不奉诏。于是而亚夫之情可见，景帝之情亦可见矣。委梁于吴以敝吴，而即以敝梁。梁之存亡，于汉无大损益；而今日之梁为他日之吴、楚，则敝梁于吴而恃以永安。亚夫以是获景帝之心，不奉诏而不疑。景帝之使救也，亦聊以谢梁而缓太后之责也，故可弗奉诏而不疑也。

【译文】

周亚夫请求将梁国放弃，任凭吴国攻打而不援救，汉军则去断绝吴军的粮道，汉景帝同意了。梁国屡次求救而周亚夫不予理睬，向景帝申诉，景帝下诏书命令周亚夫援救梁国，而周亚夫拒不奉诏。由此，周亚夫的心理可以显现，而汉景帝的心理也可以显现出来了。坐视吴国攻打梁国以疲敝、削弱吴国，同时也正是在疲敝、削弱梁国。梁国的生死存亡，对于汉朝廷而言没有大的利害关系；而今天的梁国可能变成明天的吴国、楚国，那么将梁国交给吴国任意攻打以削弱它，正可以凭此为汉朝廷赢得永久的和平安宁。周亚夫此举深得汉景帝的欢心，所以即使拒不奉诏也不会被景帝猜疑。汉景帝命令周亚夫援救梁国，也不过是为了姑且应付梁国的请求而缓和母亲窦太后的责备罢了，所以周亚夫拒不奉诏，他也不加猜疑。

呜呼！景帝之心忍矣，而要所以致之者，太后之私成之也。帝初立，年三十有二，太子荣已长，而太后欲传位于梁王。景帝曰：“千秋万岁后传于王。”探太后之旨而姑为之言也。窦婴正辞而太后怒^①，则景帝之惎梁久矣^②。亚夫委之敝而弗救，与帝有密约矣。不然，兄弟垂危，诏人往援，不应而不罪，景帝能审固持重如此其定哉？后愈私之，帝愈惎之，梁其不为叔段、公子偃者^③，幸也。

【注释】

①窦婴（？—前131）：字王孙，清河观津（今河北衡水）人。汉文帝皇后窦氏之侄。吴、楚七国之乱时，被景帝任为大将军，守荥阳，监齐、赵兵。七国之乱平定后，封魏其侯。武帝初，任丞相。元光三年（前132），窦婴为营救灌夫而与武帝之舅田蚡在朝堂上辩论，因言论被有司以欺君之罪弹劾，窦婴以曾受景帝遗诏“事有不便，以便宜论上”为名，请求武帝再度召见。但尚书很快就发现窦婴所受遗诏在宫中并无副本，于是以“伪造诏书罪”弹劾窦婴。元光四年（前131）初，窦婴被处死。传见《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②惎（jì）：怨恨。

③叔段（前754—？）：姬姓，名段，春秋时期郑国人，郑武公少子，郑庄公同母弟，母武姜。郑庄公即位后，共叔段受封京城，在武姜帮助下谋划作乱，郑庄公在共叔段未公开反叛之前，便得知其图谋，于是派兵攻打并击败共叔段，共叔段逃到共地，最终死在他国。公子偃（？—前575）：姬姓，名偃，鲁宣公庶子，鲁成公异母弟。鲁成公时，公子偃为卿，叔孙宣伯与鲁成公的母亲穆姜私通，叔孙宣伯想要除掉季文子和孟献子而夺取他们的家产，怂恿穆姜要求鲁成公驱逐季文子和孟献子，并威胁另立公子偃和公子锄为君。鲁成公与季文子联合，放逐叔孙宣伯，并将参与叔孙宣伯和穆姜计划的公子偃暗杀。

【译文】

唉！汉景帝的心太残忍了！他之所以如此残忍，正是皇太后偏爱幼子梁王而导致的。汉景帝即位时已经三十二岁，太子刘荣已经长大成人，可是窦太后想让景帝传位给梁王。景帝说：“我死后传位给梁王。”不过是探知太后的心思后姑且说出的违心之言。窦婴义正辞严地对传位梁王的想法予以反驳，太后十分生气，则汉景帝憎恨梁王由来已久了。周亚夫能坐视吴国进攻梁国而不援救，肯定是与景帝有秘密约定在先。不这样的话，弟弟的封国岌岌可危，自己下诏书派人去援救，可统军将领拒不奉命，而自己也不加以怪罪，难道汉景帝能够如此审慎持重而有定力吗？窦太后越是宠爱梁王，汉景帝就越忌恨梁王，梁王最终没有像郑国的叔段、鲁国的公子偃那样身死国亡，实在是万幸了。

故兄弟之际，非父母所得而与。亲者自亲，爱者自爱，信者自信，猜者自猜。全中人于不相激，而使贤者得自伸其恩义，则以养子孙于和平坦易之中，而无隐情以相倾。太后妇人，不足以知此，为君子者，尚其鉴诸！

【译文】

所以，兄弟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父母能够介入的。亲近的自然会相互亲近，喜爱的自然会相互喜爱，信任的自然会彼此信任，猜忌的自然互相猜忌。平和公允地对待子女而没有强烈的感情偏私来刺激他们，就可以使子女中的贤者自己对兄弟姐妹伸张其恩德情义，就可以在和平安定之中抚育子孙，而没有隐情使他们相互倾轧。太后是妇道人家，不足以知晓这一道理，而身为君子的人，难道不应该从中有所借鉴吗？

四 韩安国田叔守贞以全仁孝

国无人而不可与立^①，彝伦也^②。韩安国泣请于梁王^③，而羊胜、公孙诡伏诛^④；田叔悉烧狱辞^⑤，而梁王之罪解。以诚信行于家国骨肉之间，彝伦危而得安，汉之人才，所以卓越乎后世也。邹阳见王信而雠其说^⑥，策士之小慧耳。假天性合离之权于闺房，阳之智与胜、诡等；自诧其巧，而不知适成乎乱。安国也，叔也，守贞以全仁孝之大者也，非佞人之得有功也。

【注释】

①立：坚持道而不变。典出《论语·子罕》：“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

②（dù）：败坏。

③韩安国（？—前127）：字长孺，梁国成安（今河南商丘民权）人。早年在梁孝王幕下任中大夫，帮助梁孝王和汉政权化解了几次危机，深得汉景帝的信任。汉武帝时，曾任大司农、御史大夫。传见《史记·韩长孺列传》。

④羊胜、公孙诡：二人皆是梁孝王帐下的谋士，因“多奇计”而受到信任。孝王怨恨袁盎等阻止景帝立自己为嗣，羊胜、公孙诡为其设谋，刺杀袁盎等大臣十余人，后事情败露，景帝遣使至梁逮捕二人，二人被迫自杀。事见《史记·梁孝王世家》。

⑤田叔：赵国陉城（今山西曲沃）人，汉初大臣。初从赵王为郎中，后历任云中、汉中太守。梁孝王刺杀袁盎等人事发后被景帝派遣去梁国审查此案。田叔查清案情后，没有将案件证据交给汉景帝，并劝谏汉景帝不要追究梁王责任，以免使窦太后伤心。后曾任鲁国国相，卒于官。传见《史记·田叔列传》。

⑥邹阳（约前206—前129）：齐人，西汉谋士、散文家。文帝时，为吴王刘濞门客，以文辩著名于世。曾上书谏止吴王叛乱，后离吴去梁，为梁孝王门客。他反对梁孝王刺杀袁盎等人，被诬陷下狱，狱中向梁孝王上书辩白，得以被释放。后来朝廷追查刺杀事件，梁孝王派邹阳前往长安活动，邹阳通过接近王皇后之兄王信，向其晓以利害，成功使其出面劝说汉景帝不再追究刺杀一事。事见《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王信：汉景帝王皇后之兄，景帝时被封为盖侯。

【译文】

国中无贤人而无法坚持道不变，这是因为天地伦常被败坏了。韩安国流着泪向梁王进言规劝，而羊胜、公孙诡伏法被诛；田叔将梁王刺杀袁盎等人一案的卷宗全部焚毁，于是梁王的罪责得以解脱。以诚信来处理家国骨肉之间的关系，天地人伦的常道就由危转安了，这是汉代的人才比后世卓越的原因。邹阳见到王信而得以兜售自己的游说之辞，不过是游说之士的小聪明罢了。邹阳把天性离合的砝码压在后宫女性身上，他的智慧与羊胜、公孙诡相同。他以为自己的话十分巧妙，却不知它正好酿成了动乱。韩安国和田叔，才是坚守忠贞而保全仁孝之大德的聪明人，而不是奸邪之人投机取巧能立下大功。

五 法宽而任鸷击之吏何如法严而任宽仁之吏

法严而任宽仁之吏，则民重犯法，而多所矜全。法宽而任鸷击之吏^①，则民轻犯法，而无辜者卒罹而不可活^②。景帝诏有司谳不能决^③，移谳廷尉，谳而后谳不当，谳者不为失，立法宽矣。乃郅都、宁成相继为中尉^④，则假法于残忍之小人，姑宽为之法，以使愚民轻于蹈阱，而幸其能出而终不免也。且也谳不当而不为罪，无论失入之憯也，即数失出而弗谴，亦以导赇吏之鬻狱^⑤，而淫威之逞，冤民且无如之何也。于是而高帝宽大之意斩，武帝严酷之风起矣。严之于法而无可移，则民知怀刑；宽之以其人而不相尚以杀，则民无滥死。故先王乐进长者以司刑狱，而使守画一之法，雷电章于上，雨露润于下，斯以合天理而容保天下与！

【注释】

①鸷（zhì）击：此处比喻执法酷烈。鸷，鹰之类猛禽的代称。

②罹（lí）：遭受苦难或不幸。

③谳（yàn）：审判定罪。

④郅（zhì）都、宁成：景帝时著名酷吏，以执法严苛残酷著称。

⑤赇（qiú）吏：贪赃枉法的官吏。鬻（yù）狱：借诉讼案件收取贿赂。

【译文】

法令严峻而任用宽厚仁慈的官吏来执法，则百姓们不会轻易犯法，得以保全的人就多。法令宽松却任用残酷暴戾的官吏，则百姓不把犯法当回事儿，而无辜的人最终也会身犯罪过而难以保全性命。汉景帝下诏令有关司法部门把无法审判定罪的案件交给廷尉审理，审理以后如果出现判决不当，则不算审判者的过失，立法够宽松了。可是郅都、宁成相继被任命为中尉，则是把司法大权交给了残忍的小人，他们姑且放宽法律，以使愚昧无知的百姓轻易触犯法律，踏入陷阱，他们本以为能够出来，而最终却无法幸免。况且，判决不当不算罪过，丝毫不顾蒙冤受刑者的悲惨，即使审判者多次出错也不加谴责，这实际上是在引导贪官污吏营私舞弊、贪赃枉法，他们滥施淫威，而被冤枉的民众毫无办法，徒唤奈何。在这种情况下，汉高祖宽大的执法理念断绝了，汉武帝严酷执法的风气兴起了。法令严明而不随意加以宽恕，则民众知道避免刑罚；执法该宽则宽，而不以杀人多寡相夸耀，则民众没有无辜受死的。所以，先贤圣王都乐意任用忠厚长者主管刑狱之事，并使他们遵循统一的法律，上有电闪雷鸣，下有雨露滋润，这大概就合乎天理而能宽容爱民了吧！

六 富人子得为官

算资十而得官^①，景帝减而为四，争之于铢两之间，亦恶足以善风俗乎！应劭曰^②：“古者疾吏之贪，衣食足，知荣辱，赀盈十万，乃得为吏。”劭所云古者何古也，殆秦人之法也。举富人子而官之，以谓其家足而可无贪，畏刑罚而自保，然则畏人之酗饮，而延醉者以当筵乎？富而可为吏，吏而益富，富而可贻其吏于子孙。毁廉耻，奔货贿，薄亲戚，猎贫弱，幸而有赀，遂居人上，民之不相率以攘夺者无几也。自非嬴氏为君、商鞅为政，未有念及此以为得计者也。

【注释】

①算资：汉代朝廷规定的纳官钱数。

②应劭：字仲瑗，汝南南顿（今河南项城）人。灵帝初，举孝廉。中平六年（189），迁泰山太守，后弃郡投袁绍。建安元年（196），进呈所删定律令《汉仪》（后世习称《汉官仪》），献帝善之。时迁都许昌，旧章湮没，凡朝廷礼制、百官典式多为其所立。应劭著述宏富，现有《风俗通义》等书存世。传见《后汉书·应劭列传》。

【译文】

以前，向朝廷缴纳十万钱的人才能得到官位，汉景帝下诏减为四万，如此在一株一两上计较，又怎么能改善社会风气呢？应劭说：“古时候憎恨官吏贪婪，鉴于衣食足而知荣辱的说法，只有资产满十万的人，才能做官吏。”应劭所说的古时候哪里是什么古时，很可能就是秦朝的办法。推举富人的子弟，将他们任命为官吏，说是他们的家庭殷实富足，因而可以不贪，畏惧刑罚而力求自保，若果真如此，那么害怕人家酗酒，就把醉汉请到筵席上落座吗？富裕以后就可以做官，做官以后更富裕，更富以后就可以使子孙们都做官。这些人不顾廉耻，贪图财货，刻薄地对待亲戚，盘剥贫弱的民众，幸而聚敛了大量家财，就能做人上人，有鉴于此，百姓们不争相偷盗抢夺的没有几人。如果不是秦始皇为君，商鞅执政，则没有将这种做法认为是得计的人。

呜呼！亦有自来矣。世之乱也，一策行而取卿相，一战胜而有封邑。故草野贫寒之子，忘躯命，游于刀锯鼎镬之下^①，以弋获官邑^②。于是而如馁者之得食焉，快贪饕而忘哽噎^③。于是天下苦之，人主厌之，而矫之以任富人之子，以是为愈于彼也。虽然，岂必无以养天下之廉耻而需此哉？矫枉者之枉甚于所矫^④，而天下之枉不可复伸。为君子者，清品类，慎交游，远挟策趋风之贱士，以使人主知所重轻焉。何至贻朝廷以菲薄贤智、轻侧陋之心，问居赢而揖进之哉？

【注释】

①镬（huò）：古代煮牲肉的大型烹饪器皿之一，常用做烹人的刑具。

②弋（yì）获：本义指射而得禽。此指获得。

③贪饕（tāo）：本义指贪吃。比喻贪得无厌。哽噎（yē）：食物梗塞，难下咽。

④矫枉：把弯的东西扳正。矫，扭转。枉，弯曲。

【译文】

唉，这种想法也是有来由的。在乱世中，一条妙计成功就可以取得卿相之位，一次大战打胜就可以得到封邑。所以出身贫寒低微的人，冒着生命危险，穿梭奔波在刀锯鼎镬之下，以期伺机获得官爵和封地。他们一旦得逞，就像快要饿死的人忽然得到了食物，满足于狼吞虎咽而忘记了被噎着的风险。所以天下人苦于他们的统治，君主厌恶他们，于是加以矫正，改为任用富人的子弟，认为这种办法比以前的好。尽管如此，难道没有办法培养天下人的知廉耻之心而一定需要如此吗？矫枉者的枉比所矫正的更加严重，于是天下的枉再也无法得到矫正。做君子的人，应该分清品类、谨慎交游，远离那些带着计策趋炎附势的贫贱之士，以便让君主知道任用臣子的轻重。何至于怀着一颗菲薄贤能、鄙视侧陋之人的心站在朝堂上，专门引荐那些富家子弟为官呢？

七 汉初富庶自困辱商贾始

班固叙汉初之富庶详矣^①。盖承六国之后，天下合而为一，兵革息，官吏省，馈享略，置邮简^②，合天下而仅奉一人，以王而府天下，粟帛货贿流通，关徼弛而不滞，上下之有余宜矣。呜呼！后之天下犹汉也，而何为忧贫孔棘^③，而上下交征之无已也！班固推本所由，富庶原于节俭。而曰：“高帝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虽弛其禁，然市井之子孙，不得仕宦为吏。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山川园池市井租税，自天子至于封君，皆取其入为私奉养，不领于经费。”知言也夫！

【注释】

①班固（32—92）：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东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他在其父班彪《史记后传》的基础上，撰写《汉书》，历时二十余年，于建初中基本修成。汉和帝永元元年（89），大将军窦宪率军北伐匈奴，班固随军出征，参议军机大事，大败北单于后撰著名的《封燕然山铭》。后窦宪因擅权被杀，班固受株连，死于狱中。传见《后汉书·班固列传》。

②置邮：用车马传递文书信息。亦谓传递文书信息的驿站。

③孔棘：急迫，困窘。

【译文】

班固记叙汉初的富庶够详尽了。大概当时正处在六国纷争的时代之后，天下统一，战争平息，官吏减少，进献馈赠之物简略，邮传驿站机构精简，合整个天下之力仅仅供养一个人，由一个君主治理天下，粮食、布帛等财货自由流通，关卡松弛而不呆滞，在这样的条件下，百姓和国家都殷实富足是理所应当的。唉！后世的天下与汉朝的天下一样，却为什么如此急迫地担忧贫穷，而上下不停息地互相争夺私利呢？班固追本溯源，认为富庶源于节俭。他说：“汉高祖下令商人不得穿丝绸衣服、乘马车，而且还加重赋税来使商人感到困窘和被侮辱。汉惠帝、吕后时期，虽然放松了禁令，但是商人的子孙仍然不能做官吏。朝廷估量官吏的俸禄，预算政府的开支，然后向百姓征收赋税。而山川、园林、池塘、市井的租税收入，从天子到封君，都是用各自地盘上的此类收入来养活自家，并不从国家领取经费。”班固的话很有见识啊！

尤要者，则自困辱商贾始。商贾之骄侈以罔民而夺之也，自七国始也。七国者，各君其国，各有其土，有余不足，各产其乡，迁其地而弗能为良。战争频，而戈甲旌旄之用繁^①；赂遗丰，而珠玑象贝之用亟^②；养游士，务声华，而游宴珍错之味侈。益之以骄奢之主、后宫之饰、狗马雁鹿袨服殊玩之日新^③，而非其国之所有。于是而贾人者越国度险，罗致以给其所需。人主大臣且屈意下之，以遂其所欲得，而贾人遂以无忌惮于天下。故穷耳目之玩、遂旦暮之求者，莫若奖借贾人之利；而贫寒之士，亦资之以沾濡^④。贾人日以尊荣，而其罔利以削人之衣食，阳与而阴取者，天下之利，天子之权，倒柄授之，而天下奚恃以不贫？且其富也不劳，则其用也不恤，相竞以奢，而殄天物以归糜烂。弗困弗辱，而愚民荣之，师师相效^⑤，乃至家无斗筲^⑥，而衣丝食粲，极于道殣而不悔^⑦，故生民者农，而戕民者贾。无道之世，沦胥而不救，上下交棘而兵戎起焉。非此之惩，国固未足以立也。高帝之令，班固之言，洵乎其知本计也。

【注释】

①旌旄：军中用以指挥的旗子。

②珠玑：珠宝，珠玉。

③袨（xuàn）服：盛服，艳服。

④沾濡：此指恩泽，好处。

⑤师师：相互师法，相互效仿。

⑥斗筲（shāo）：指斗和筲，都是很小的容器。比喻家贫。

⑦道殣（jǐn）：饿死于道路上。殣，饿死。

【译文】

尤其重要的，则是从使商人感到困窘和被侮辱开始的。商人的骄横奢侈和欺骗、盘剥百姓，是从战国时代开始的。战国七雄，各自统治自己的国家，各国有各国的地盘，各国物产的种类和多寡各有异同，如果迁徙地点就不能再出产相同的良物。七国之间战争频繁，因而戈甲、旌旗的用量很大；列国之间外交馈赠很重，因而珍珠、象牙、贝壳的需求很急；各国君主喜欢养游士，追求好名声，因而游宴请客的用度非常奢侈。再加上骄奢的君主，后宫的装饰、狗、马、雁、鹿、华丽的服装、奇珍异玩，每天更新，所有这些需求品都不是本国所出产的。于是，商人跨越各国、度过关隘，想尽一切办法搜罗货物以满足七国的需求。国君和大臣暂且屈尊礼待商人，以便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而商人由此发展到在天下都肆无忌惮。所以，想要穷尽耳目之玩、满足早晚之需求的人，没有比奖励商人、给予他们利益更有效的了，而贫寒的人，也拿出自己的微薄财产来给予商人以求得利。商人日益尊贵、荣耀，但他们过分追求利润以至于剥夺别人的衣食，明给而暗取，天下的利益，天子的大权，都倒过来拱手交给商人，而天下怎么能不贫困呢？况且，商人致富并没有经过艰苦的劳动，因而用起钱财来也毫不心痛，他们相互间比赛谁更奢侈，以至于暴殄天物，成天过着腐朽糜烂的生活。商人们不感到困窘和被侮辱，愚昧的民众认为他们很荣耀，于是纷纷效仿，以至于家里没有一点余粮，却身穿丝绸衣服，每天吃美味佳肴，直到快要饿死在路边也不后悔。所以说养活百姓的是农业，而残害百姓的是商业。在无道的时代，百姓们饱受苦难而无人相救，上下争夺私利而兵戎相向，战争便爆发了。如果不以此为戒，那么国家根本无法立足。汉高祖的诏令，班固的记载，真的是知晓根本的计策啊！

人主移于贾而国本凋，士大夫移于贾而廉耻丧。许衡自以为儒者也^①，而谓“士大夫欲无贪也，无如贾也”。杨维桢、顾瑛遂以豪逞而败三吴之俗^②。濠、泗之迁，受兴王之罚^③，而后天下宁。移风易俗，古今一也。

【注释】

①许衡（1209—1281）：字仲平，号鲁斋。怀庆路河内（今河南沁阳）人。许衡早年为避战乱，常来往于河、洛之间，跟从姚枢学习程朱之学。元宪宗四年（1254），许衡应忽必烈之召出任京兆提学、国子祭酒。至元六年（1269），奉命与徐世隆制定朝仪、官制。至元八年（1271），与郭守敬共同修成《授时历》。传见《元史·许衡列传》。

②杨维桢（1296—1370）：字廉夫，绍兴路诸暨州枫桥（今浙江诸暨）人。元末明初著名诗人、文学家、书画家和戏曲家。性格狷直，行为放达，常与顾瑛等人交游唱和。传见《元史·杨维桢列传》。顾瑛（1310—1369）：一名阿瑛，又名德辉，字仲瑛。昆山（今江苏昆山市）人。元代文学家。家业豪富，轻财好客，远近闻名。传见《元史·顾瑛列传》。三吴：指长江下游江南地区，一般包括吴郡、吴兴郡和会稽郡。

③濠、泗之迁，受兴王之罚：朱元璋克张士诚后，将依附张士诚的吴中人士多流放濠州（治今安徽凤阳）、泗州（治今安徽泗县）等地。兴王，开国之主。此处指明太祖朱元璋。

【译文】

君主如果过分注重商业，那么作为国家根基的农业必然会凋落；士大夫如果过分注重商业，那么廉耻之心必然丧尽。许衡自以为是儒者，却说：“士大夫要想不贪婪，最好的办法莫如经商。”杨维桢、顾瑛等人于是用奢侈豪华的放荡行为败坏了三吴地区的风俗，明初依附张士诚的吴中人士多被流放濠州、泗州等地，受到明太祖朱元璋的惩罚，然后天下才得以安宁。所以移风易俗，古今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