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笔者从1995年考入西南师范大学攻读硕士起，至今已历二十多年。这期间的学术研究可分为两个部分：前十年以小说为主，兼及戏曲；后十年以戏曲为主，兼及小说。故本书所收小说研究成果，横贯了笔者二十来年的学术工作。

在复旦大学读博时，我的一位四川学姐嘱我帮她搜集公案小说的论文。我是一个认真的人，遵嘱便立即放下别的工作，课余天天去中文系资料室查阅各种学报，见到公案小说的论文便花钱复印出来。资料室年长的女老师看我辛苦，邀请我中午在凳子上休息一会儿，至今仍感温馨。一两个月后，学姐来信说，她学法律，不能做公案小说的论文了。我望着地下累积的一大摞复印资料，心疼花去的几百元钱，便想能不能自己做呢？

我的初步目标是写出一部公案小说史。笔者生性愚钝，面对琳琅满目的前贤成果，无从取舍，只得重新考实。用笔者的话来说，这个工作就是“清理”。于是按部就班，先从历代法律文献中了解法律制度及思想意识，次捡阅唐宋元单篇公案小说、戏曲以及描写断案故事的文言小说对生成公案小说的作用。谁料这个工作直到首部公案小说集《百家公案》就打住了。要一一查出近百个公案故事、清官包公形象、公案小说文体、清官文化的渊源，其工作量已是惊人。于是，我的博士论文便以《〈百家公案〉研究》为题，在三年内顺利完成。在博士后期间又进一步修改补充，最终成稿。其间恩师的指教，学友的切磋，即今历历在目，而论其初衷，还得感谢我的学姐啊！

《〈百家公案〉研究》一书，对《百家公案》的作者、版本、成书时间、故事源流、包公形象、清官文化、文体演变等方面作了系统的梳理。广义而言，这些都属于“生成与衍化研究”，具体涉及公案小说成书的方方面面。该书在博士论文答辩时被一位老师戏称是“小题大做的典范”，即今也常听说被年轻博士作为学术门径的参考。《百家公案》是本小书，易于“清理”，其研究成果自然容易一目了然。

撰写《〈百家公案〉研究》一书，使我从两个方面受益：一是从学术理念上坚持“清理”的必要；二是从学术视野上专注于“生成与衍化研究”。这两个方面实贯穿了我后来的学术道路。我的学术研究领域渐次宽广，从公案小说逐步扩展近代侦探小说、人情小说、历史演义，乃至戏曲和诗文。每撰写一篇文章，面对琳琅满目的前辈成果，笔者不揣愚陋，仍固执地坚持以某个作品为中心，探讨某种类型或某种类型的代表作的版本系统、故事源流、思想观念、叙事艺术、文体意识等“生成与衍化”问题，从全面或片面重新加以细致的“清理”。就如同公案小说中的清官一样，我也力求找到让人信服的“真相”。尽管我所得“真相”，往往也是局部的，也有诸多可疑之处，但其过程与结果多是令人踏实的。

本书便是我片面“清理”某些古代通俗小说类型“生成与衍化”问题的结果。例如，在有关历史演义的部分，通过人物、故事及语言的对照，本书认为叶逢春本全名《新刊按鉴汉谱三国志传绘像足本大全》中的“汉谱”指《后汉书》。又，“演义”源自儒家经传，本作动词，特指一种释经的言说方式，具有对原典进行经义推衍、文字增广和内容发挥等三大特征，后来凝定成一种文体形式。“传”与“演义”一样，也是一种阐释方式，但它同时也可以表示一种文体形式。因此，明清历史小说之题名，“演义”与“传”“志传”同义，其间并无根本区别。学术界有种意见认为，《三国演义》与《三国志传》的题名是有本质区别的。笔者则认为，《三国演义》一书的题名，无论是“演义”还是“志传”，其含义都是一样的。至于“演义”系统与“志传”系统确实存在区别，最显著的便是“花关索传”的有无，但那是受版本传承影响所致，不由题名决定。

在有关公案小说的部分，笔者对“公案小说”的概念做了重新辨析，倾向于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公案小说”是古典小说中由题材分类而有别于历史小说、英雄传奇、神魔小说、世情小说而出现的一个题材类型。它具体包括宋代的“说公案”小说及其演变而来的明代的拟话本公案小说、明公案小说集和清代的章回体长篇公案小说。至于说文言笔记中的公案散篇或者章回体长篇小说中的公案片段，只能说写了公案题材，不能算是严格的公案小说。这样的认识，不仅有助于厘清公案小说的概念，也有利于公案小说史的进一步梳理。

在有关侦探小说的部分，本书梳理了晚清新小说大家吴趼人主导的“恢复旧道德”，与周桂笙主导的“输入新文明”，这两种不同的近代文学转型策略，如何在侦探小说领域正面交锋。因为转化旧学与接受新知的分歧，不仅导致两人在理论上对中外公案与侦探小说褒贬互异，还促使他们在创作上具体实践了“新道德”与“旧文明”文学发展观。吴趼人在1906年推出《中国侦探案》，周桂笙于次年在《月月小说》第七号发表了《上海侦探案》，各自开启了清末侦探小说的民族化与西化道路。这不仅是公案与侦探小说发展的重要一页，也是中国小说向近现代转型的精彩一幕。

当然，这些认识是否完全成立，尚有待于学术界的检验。本书拟借出版之机以求正于方家。

书名题作“明清小说的生成与衍化”，实在太大。这虽使我汗颜，却又有不得不如此的苦衷。因为其中内容，确也涉及明清章回体通俗小说在版本、故事、叙事、文体、观念、现代性等很多方面的生成流变，不大不足以囊括全篇。再者，我们若将本书中各个专题研究串而读之，便会发现其中不乏系统性与完整性。这也是本书题名为“明清小说的生成与衍化”的理由。

但本书究竟难免“大而不当”之弊。主要的缺陷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不能顾全大局。在明清通俗小说的主要类型中，本书只涉及历史演义、人情小说、公案与侦探小说三类，对于英雄传奇、神魔小说、侠义小说尚未暇顾及。其次是局部也不能偏全。已出版的《〈百家公案〉研究》算得上是系统研究，本书中即便对于历史演义、人情小说、侦探小说，也未曾在生成与衍化问题上进行系统性的梳理。本书只能看作专题研究，有的篇章偏重于版本与故事流变，有的篇章偏重于文学观念与体式变迁，有的篇章偏重于古今演变。

当然，专题研究也有其优点，就是针对性强，有话则长，无话则略，易于展示真实的考索与辨别。但这不是说，本书就已大功告成。本书只算得是个阶段性成果，待出版之后，作者还将继续拓展“清理”工作，使相关研究得成全璧。

参考书目一项，由于书中有的文章发表较早，没有参考到其后出版的相关研究论著。本书在改编时，大体保留原状，也没有重新列入其他参考书。

本书的出版受到上海市高原学科项目资金支持。特别感谢上海大学同事陈晓兰教授、复旦大学出版社杜怡顺编辑的辛苦努力。

杨绪容

2016年1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