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两大版本系统之关系

一、《三国演义》的“祖本”与“旧本”

《三国演义》大致可分为演义、志传两个并行发展的系统，两者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在这两个系统内部，存世版本十分丰富，其间的关系十分复杂。20世纪末出版了两部专门研究《三国演义》版本的力作：一是魏安先生的《三国演义版本考》，大致描述了《三国演义》版本系统间的演进情况；二是中川谕先生的《〈三国演义〉版本の演变》，其内容更为具体详细。21世纪以来，中川谕、刘世德、周文业等先生又补充考述了某些《三国演义》的版本。到目前为止，上述研究成果已相对完备而翔实，故本节不再对《三国演义》版本进行综合研究，而仅从一些侧面做一点自己的思考和补充。

（一）《三国演义》的“元本”与“祖本”

《三国演义》的“祖本”或“元刊本”已佚。嘉靖本是今存最早的刊本，但人们始终对前嘉靖时代的刊本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尤喜欢探佚嘉靖本的“祖本”。上海图书馆新近发现一个《三国演义》刊本的残页，属演义系统，被普遍认为早于嘉靖本。魏安认为它可能是嘉靖元年修髯子作引的原本，也就是嘉靖本系统的祖本。同属演义系统的毛宗岗本也在“凡例”中提到了一个与“俗本”相对应的“古本”。从毛氏提供的资料来看，所谓“俗本”与李卓吾评本系统的吴观明本非常接近，其所谓“古本”则稍微复杂一些。据中川谕先生的考证，毛本又参考了周曰校本和夏振宇本。因此，毛宗岗氏所谓“古本”也可能是“演义系统”的一个较早的本子，或者竟是嘉靖本、周曰校本和夏振宇本共同的祖本。无论如何，今天亦无从确知《三国演义》“祖本”或“元刊本”的实情。

（二）《三国演义》的“古本”与“旧本”

《三国演义》的“祖本”或“元刊本”虽然无考，一些已佚“古本”与“旧本”的线索却可得而闻。今存最早的嘉靖刊本提及一个“旧本”，在卷十二《张永年反难杨修》叙张松把曹操所撰《孟德新书》看了一遍即能背出，还对杨修谎称此书乃战国时无名氏所作，讽刺曹操“盗窃以为己能”。聪明的杨修看出张松有过目成诵的本领，便把张松推荐给曹操，不想曹操真怀疑其自撰的《孟德新书》与战国时人巧合，疑道：

操曰：“莫非古人与吾暗合欤？”遂令扯碎其书烧之。

其后有小字注云：

柴世宗时方刊板。旧本“书”作“板”，差矣。今《孙武子》止有魏武帝注。

嘉靖本小字注谓之“旧本”，说明它产生的时间更早。这个将“书”作“板”的“旧本”，与志传本系统大多相合。叶逢春本作“遂命破板烧之”（下有小字注曰“至今此书不传于世”），双峰堂本同于叶逢春本；汤宾尹、黄正甫本等也写作“板”。余氏双峰堂本甚至在扉页题“谨依古板，较正无讹”八字，以招揽读者。

周曰校本也提及一个“古本”。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卷八《玄德风雪访孔明》，引黄承彦的《梁父吟》曰：

白发银丝翁，岂惧皇天漏。骑驴过小桥，独叹梅花瘦。

此诗下有小字注曰：

考证：“古本作‘盛感皇天祐’。”

周曰校本在各卷首题名中以“新刊校正古本”相号召，实出自嘉靖本系统，其中《梁父吟》也与上引嘉靖本正文完全相同。这就说明周曰校本所谓“古本”不是嘉靖本。而叶逢春本、双峰堂本、汤宾尹本等志传系统的本子纷纷都作“白发老衰翁，盛感皇天祐”，大都符合周本所谓“古本”的情况。由这些文字看来，“志传本”更近于嘉靖本所谓“旧本”。

以上两例观之，演义系统的本子中所谓的“古本”与“旧本”均与志传系统的本子相合。这不仅可为“志传”系统“在某些方面保留了比嘉靖本更古的形态”提供又一佐证，在某种程度上甚而亦可以说叶逢春本“可能更接近罗贯中原作之面貌”。要言之，明清《三国演义》各家所谓“元本”“祖本”“古本”，所指不同，莫衷一是。也正由于各书以不同的“古本”为依据，才形成了《三国演义》复杂的版本体系。

二、演义系统、志传系统的联系和区别

（一）《三国演义》演义系统、志传系统的联系

今人在说到演义本和志传本两个系统时，着重强调它们的区别。实际上，它们之间的联系大于区别。首先，演义系统和志传系统都共同源自一个“罗贯中”所作的元祖本。一般说来，在两个系统本子之间共有的文字，当即出自元祖本。其次，演义本和志传本在流传过程中又不断发生相互“串味”的情况。有的演义本却带有志传本的特征，如夏振宇本就是一个很显著的例子。夏本属于演义系统本，跟周曰校本和嘉靖本关系密切，而在某些部分又与志传本相同。李卓吾评本属于演义系统，可是有些《三国志传》系统的本子，如朱鼎臣本，也标为李卓吾批评。有的志传本却带有演义本的特征。如志传系统中的朱鼎臣本、黄正甫本、诚德堂本、乔山堂本均有关索故事，其内容与演义系统的大部分本子相同。志传系统的藜光堂本、杨美生本等一支，有串句脱文情况，有些串句脱文更近于演义本。这些情况甚至引起所属版本系统的争议。再次，演义本和志传本的题名也有互相“串味”的现象。演义系统的书名大多也题“三国志传”字样。如周曰校本卷八、卷十一题“新刊校正古本全像大字音释三国志传通俗演义”，李卓吾评本的某些卷首也题“三国志传”。志传系统的书名大多也题“通俗演义”字样。如叶逢春本被公认为志传本，其版心题《三国志传》，乃今见最早使用“志传”题名者，但其各卷卷首基本都称“通俗三国演义”，如在卷六曰“重刊三国志通俗演义”，在卷八曰“新刊通俗演义三国志”。因为演义系统与志传系统同根同源，学界习惯把它们综而言之，中国学者多喜欢统称之“三国演义”，外国学者多喜欢统称之“通俗三国志”。

（二）《三国演义》演义系统、志传系统的联系区别

在承认演义系统和志传系统具有密切联系的情况下，探讨两者间的区别无疑具有更为重要的学术意义。《三国演义》的元祖本既已无考，现今存世的各个本子，无论是演义本还是志传本，都在刊刻过程中被重新删改一过，也不能代表元祖本的面貌。演义本和志传本何者与《三国演义》元祖本的关系更紧密一些，倒是一个可以研究的问题。学界在这方面已发表了一些成果。20世纪30年代郑振铎先生在《〈三国演义〉的演化》一文中，提出嘉靖本就是《三国演义》的祖本，其意见在学术界风行数十年。20世纪中后期柳存仁先生又提出志传本要早于嘉靖壬午本，此说亦逐渐为学术界所熟知。上面两说虽各有理由，但仍属于推测的性质，并非定论。《三国演义》与历史典籍关系直接而紧密，以下尝试从史料来源的角度，来探讨演义本系统和志传本系统之间的渊源关系。

1．志传系统更符合史传原文的情况

学术界主流意见认为，嘉靖本的祖本对其底本的文字作了一番细致的加工，如修订文字、校正讹误，增加大量来自史传的书、表、论、赞，使其文学修养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而志传系统却基本保持了原貌。如上文在分析《三国演义》“古本”时所举“古本”文字都与志传系统相同相合，也可支持这种说法。在实际上，我们还可以举出更多志传系统更符合史传原文的例子。

如《三国演义》之《安喜县张飞鞭督邮》，嘉靖本卷一作：

督邮急起，唤左右捉下。被张飞用手揪住头发，直扯出馆驿。径揪到县前马柳上缚住。（柳，鱼浪切，系马桩也。）飞攀下柳条，去督邮两腿上鞭打到二百，打折柳枝十数条。

叶逢春本卷一作：

督邮急唤左右捉下。被张飞右手扯住头稍，直拖出馆驿，径揪到县上马枊树上缚住。枊，即今系马椿是也。飞攀下枊条，去督邮两腿上鞭到三百，打折枊枝十数条。

笔者捡拾各种史籍，认为本段原文出自《三国志》卷三二《先主传》：

督邮以公事到县，先主求谒不通，直入缚督邮，杖二百，解绶系其颈著马枊（五葬反），弃官亡命。

对于张飞如何鞭打督邮，《三国演义》的嘉靖本与叶逢春本作了绘声绘色的描写，这当然是文学家的能事。《三国志》和嘉靖本都说鞭督邮是“二百”，但叶逢春本作“三百”，“二”“三”之差有可能是笔误。而《三国志》和叶逢春本中的“马枊”，嘉靖本写作“马柳”，显然是叶本更接近《三国志》原文。

又，《三国演义》之《关云长千里独行》，嘉靖本卷六作：

曹公知公，而心嘉其志，去不遣追。

叶逢春本原缺卷三，不见其文；志传本系统中另一善本双峰堂本作：

曹公知羽不知其心，嘉其志，不遣追以成其义，自非有王霸之策，孰能至于此乎？

笔者捡拾各种史籍，认为本段原文出自《三国志》卷三六《关羽传》裴松之注：

臣松之以为：曹公知羽不留，而心嘉其志，去不遣追以成其义，自非有王霸之度，孰能至于此乎？斯实曹氏之休美。

《三国志》裴注中“曹公知羽不留，而心嘉其志”，意思明确；双峰堂本作“曹公知羽不知其心、嘉其志”，嘉靖本作“曹公知公，而心嘉其志”，均不甚通，似有错讹，但从文字上看，双峰堂本比嘉靖本更接近《三国志》原文。

如上所述，今存演义系统最早刊本嘉靖本也对原文作了不少的改动，有误刻、漏刻，反而今存志传系统的最早刊本叶逢春本，及相对精善的双峰堂本保留了一些元祖本面貌。既然嘉靖本的某些错误并没有影响到叶逢春本、双峰堂本，是否可以说在渊源上志传系统比演义系统更接近《三国演义》的元祖本呢？但此说经不住进一步推敲。

2．演义系统更符合史传原文的情况

从另一方面来看，也可能是演义系统保持了元祖本的面貌，而志传本做了许多删削。嘉靖本也在某些方面保留了比叶逢春本更原始的形态。

《三国演义》之《祭天地桃园结义》，开篇介绍刘备。嘉靖本卷一云：

生得身长七尺五寸，两耳垂肩，双手过膝，目能自顾其耳，面如冠玉，唇若涂朱。

叶逢春本卷一作：

生得身长七尺五寸，两耳垂肩，双手过膝，龙目凤准，其面如冠玉，唇若涂朱。

笔者捡拾各种史籍，认为此段原文近于陈寿《三国志》卷三二《先主传》：

身长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顾自见其耳。

《三国志》“目能自顾其耳”，叶逢春本改为“龙目凤准”，嘉靖本完全忠实于《三国志》原文。

又，《三国演义》之《刘玄德斩寇立功》，介绍关曹操出场。嘉靖本卷一作：

操年幼时，好飞鹰走犬，喜歌舞吹弹。少机警，有权数，游荡无度。

叶逢春本卷一作：

操年幼时，好飞鹰走犬、歌舞吹弹，游荡无度。

笔者捡拾各种史籍，认为此段原文出于陈寿《三国志》卷一《武帝纪》，云：

太祖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故世人未之奇也；惟梁国桥玄、南阳何颙异焉。

《三国志》中“少机警”二句，嘉靖本有而叶逢春本无，嘉靖本更接近于《三国志》原文。

《三国志》之《王允授计诛董卓》，嘉靖本卷二云：

卓裹甲不入，（小字注云：裹甲者，披甲入内，而加衣于甲上。原来董卓恐人暗算，常披掩心铠甲两副。）伤臂堕车。卓大呼曰：“吕布何在？”

叶逢春本卷一作：

刺卓不入，原来董卓恐人暗算，常披掩心铠甲两副。戈矛伤臂，董卓堕车。大叫曰：“吕布何在？”

笔者捡拾各种史籍，认为此段文字连同注释一同抄自《资治通鉴》卷六十：

卓入门，肃以戟刺之。卓裹甲不入（胡三省注：裹甲者，被甲于内，而加衣甲上。），伤臂，堕车，顾大呼曰：“吕布何在？”

“裹甲者”数句，出于胡三省的注释。嘉靖本仍作小字注，叶逢春本、双峰堂本改为大字正文，写作：“原来董卓恐人暗算，常披掩心铠甲两副。”相较而言，嘉靖本更接近《资治通鉴》原文。诸如此类的例子也不少。

3．演义系统和志传系统属于并列关系

综合上述意见，可以肯定的是：演义系统和志传系统都存在大量比对方更接近史传原文的例子。这就可基本认定一个事实：即以嘉靖本为代表的演义本和以叶逢春本为代表的志传本都不同程度地保留着一些元祖本的成分。这样一来，而今学术界大致认定志传系统比演义系统更接近罗贯中的元祖本的意见是不能成立的。

这一结论在《三国演义》的版本方面虽无太大突破，却不能说毫无意义。一方面，认为《三国演义》的志传系统和演义系统各自保留着一些元祖本的成分，在与元祖本的关系上属于并列关系，并无明确的早晚先后之分，这也算是一个小小的进步吧。此外，上文列举了不少《三国演义》直接出自《资治通鉴》和《三国志》的文字，便为进一步探讨《三国演义》的题名问题奠定了基础。

1. ［英］魏安《三国演义版本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2. ［日］中川谕《〈三国演义〉版本の演变》，［日本］汲古书院1998年版。
3. 张宗伟《前嘉靖本时代〈三国演义〉版本探考》，《文献》2001年第1期。
4. 〔明〕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571—572页。下同。
5. ［日］中川谕《〈三国演义〉版本の演变》上部《第四章〈三国演义〉主要版本及其源流》，［日本］汲古书院1998年版。
6. 详情请依次参见［英］魏安《三国演义版本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00页、120页。
7. ［英］魏安《三国演义版本考》，各见于第121页、125页。
8. 郑振铎《〈三国演义〉的演化》，《小说月报》二十卷第十号，1929年。
9. ［澳大利亚］柳存仁《罗贯中小说之真伪性质》，文载刘世德编《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台湾、香港论文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10. 双峰堂本与叶逢春本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日本学者井山泰上就说过：“双峰堂本直接在叶逢春本的基础上刊刻的可能性极大。”参见井上泰上《解说》一文，原文载井上所编《三国志通俗演义史传》（即叶逢春本）附录，日本关西大学出版部1998年3月15日发行。中文译为《西班牙爱斯高里亚尔静院所藏〈三国志通俗演义史传〉初考》，载《中华文史论丛》第六辑，第163页。《解说》一文后又附于井上泰山编《三国志通俗演义史传》卷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影印本。
11. 〔明〕罗贯中编次、［日］井上泰山编《三国志通俗演义史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影印西班牙埃斯克里亚尔修道院王宫图书馆藏叶逢春本，上册第27页。下同。
12. 〔西晋〕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2011年版。下同。
13. 〔明〕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83页。
14. 〔宋〕司马光撰、〔元〕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卷六十，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7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