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知识分子的精神岗位是不能改变的（代序）——答《新京报》记者问

问：陈老师，你是上世纪90年代“人文精神寻思”的发起者之一。时隔二十年，你对中国的人文精神现状有了什么新的认识？

答：就现在的上海都市生活状况而言，知识分子虽然还是不富裕，但是比上世纪末的那些年要好多了。悬置政治领域不谈，我觉得当代人的文化生活，主要出现两个新的现象：一是对我们当下的生活状态是回避的。二十年前市场经济新兴的时候，学者是不回避现实生活的，我们发起“人文精神寻思”的讨论，就是觉得可以为避免市场经济带来负面因素而有所作为。二十年前我们很清醒市场经济的两面性，在带来生产力发展和人性解放的同时，也一定会带来物欲横流、人欲过度乃至道德滑坡。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要发展商品经济那一套，已经有了前车之鉴，是可以在总结资本主义经济两百多年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发展自己的。当时的“人文精神寻思”就是这样的努力：希望国家和大多数人能够认识到市场经济对社会风气和道德理想可能带来的伤害，并且有意识地去避免。

当时我做“火凤凰”系列丛书，也是基于这样的前提——人一定要用一种精神理想来抗衡社会上可能出现的负面的文化因素。但是很不幸，市场经济经过二十年的发展，恰恰就是在人文精神这方面陷于一种完全不设防的、全面崩溃的状态。这个问题我一直在思考，中国更需要人文传统，对人世的走向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可是为什么最终人文传统还是淹没在商海之中，受到社会的集体唾弃？过了二十年，人文精神非但没有发展，社会上还出现了那么多骇人听闻的事件，今天媒体报道和网络上流传的那些社会案件、负面新闻难道和人文精神的缺失没有联系吗？

问：为什么二十年后我们物质上富裕了，可是人文精神的现状更令人忧虑了？

答：这正是我们要反思的。人文精神不是国家法律也不是天外来客，它就是你我心中的“宗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信念。人要相信自己，首先就是要相信人是有良知的。我们今天看见路人为抢道打架、老人被撞无人相助等不良社会现象，内心深处会感到有压力，会有自我谴责，只是良知在黑白颠倒的世界里，被各种利益博弈所压倒，陷入自我麻痹的状态。现在网上越是对各种负面新闻铺天盖地渲染，人心忏悔的恐惧就越是强烈。其实个人对自己做了不光彩的事情，内心是有恐惧的，但是负能量转换为一种集体行为以后，就变成了“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等等似是而非的观念，以此来麻痹自我的良心。一个人要逃避自我谴责，要寻求心理解脱，他就会强调：“现在社会人人都是这样，我这样做也就没什么关系。”这种观念与人文精神的衰败是有密切联系的。

问：你曾说“如今我们的文化生活、文学趋势之急剧变化，一点也不亚于1980年代中期的革命性转型”，可否谈谈其中的相似性？你现在对于“社会转型”有什么新想法吗？

答：二十年前“人文精神寻思”的大讨论时，我觉得“转型”、“过程”等等都是一种社会正在发展的动态的未完成状态，但经过这二十年后，我的想法变了。我觉得“社会转型”是一种假设的目的。现在我们都在嚷嚷社会转型，但其实“转”到哪里我们并不清楚。1980年代百废待兴，社会转型总方向明确，要走向一个积极正向发展的新世界，可是到了1990年代经济开始起飞，大家的意见反而分歧了：要“转”向哪里去？所以说，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困惑和问题。我开始觉得，当下，就是我们的现代性所在，社会永远处于这样的发展变化状态，如果真的达到完美状态，社会就停滞了。这是不可能的。所谓的“社会转型期”，不过是每代人都遇见了自己当下独有的社会和个人问题，而社会一直都在“转型”，知识分子在其中必须发挥功用。所谓“知识分子”，通俗地说，一是要有知识，二是要有担当，这是一种缺一不可的组合关系。

问：但现在，其实社会上确实存在着很多知识分子无法发挥社会担当的因素。

答：原因是多方面的。现在知识分子可能主要集中在学院里，学院是有墙的，和社会是隔离的。人在学院里，可以不看报纸不上网，照样做学术研究，学院可以给你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环境。但如果你要做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一个对社会承担责任的人，这样做就不行。知识分子一定要把自己的思索和当下的社会矛盾相结合，一定要把当代人的立场呈现出来，这就需要你去对学院体制作思考。这种体制总体上说是有碍人文学科的个性发展的。比如论文考核、职称评级、课题数量等等，对人文学科的伤害是值得注意的。体制把一切人文研究都转换为量化的数字，但是人文学科是最不能量化的东西，它是跟人走的，没有个体的人，就没有这个学科。

问：当年你与王晓明主编了《火凤凰新批评文丛》之后，又与李辉等人相继推出《火凤凰文库》、《火凤凰青少年文库》、《火凤凰学术遗产丛书》。你曾说这一套“火凤凰”系列是要重返“五四”新文化传统，这是一种怎样的新文化传统？

答：我是一个生命意识很重的人。当年的“火凤凰”系列一共编了四套丛书：从给孩子看的《火凤凰青少年文库》到青年批评家的《火凤凰新批评文丛》，从论述知识分子思想的《火凤凰文库》再到为老年知识分子保存学术成果的《火凤凰学术遗产丛书》。我为什么要编这四套书？我要体现的是一种生命循环的精神，实践一种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在我的学术研究和教书育人的生涯中，也是要贯彻这个旨意的。今天我很开心，现在活跃在出版界批评界的许多青年朋友，他们不一定是复旦大学毕业的学生，但通过当年我写的、或者编的书籍而有了某种传承意识，这就像火炬传递一样。我现在可以不做什么了，因为已经有人在做我原来想做的工作。如北岳文艺出版社的续小强，还有云南人民出版社的周明全，这些“80后”的青年才俊，我以前并不认识，他们主动来找我，对我说起当年的“火凤凰系列”怎么激励他们，他们一直念念不忘。续小强希望我来策划一套新的青年批评家文丛，就用“火凤凰”这个品牌接着这个出版道路走下去，激励今天的青年文学批评家。周明全也着力编辑出版了“80后”批评家的丛书，为大家做了很多工作。我在这些青年人身上看到了我们当年工作的影子。

问：你所说的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是你为当下人文精神复苏开出的一剂药方吗？

答：我所说的岗位意识如果能普及到普通人，这个社会就会好转，比如我出门乘出租车，司机开车不小心违反交通法规被罚钱，我就会主动把罚的钱给他。其实我与他并不认识，没必要给的，但是如果我给了，也许会在这个司机的心里加上一点温暖，他会觉得人与人之间是可以相互理解的，他会在某个时刻心存善意，不再怨天尤人，那么我的目的就达到了。如果只是普及到知识分子，那这个社会还有希望，起码有人会呐喊，有人会呼吁社会不要往下沉。如果连知识分子都放弃了，整个社会只有沉沦在道德滑坡里了。

问：你说自己的岗位就是教育、学术和出版这三位一体的实践，而这是你在40岁以后找到的。你40岁时是1994年，是第一次“人文精神寻思”的大讨论发生以后，这是否就是你找到自我道路的转折点？

答：我是从1990年代的“人文精神寻思”开始有这种自觉的。但丁（1265—1321）是在1307年（即42岁）左右开始写《神曲》的。但他把《神曲》的叙事时间定在1300年复活节周，他35岁那年。所以就有开篇的“拱门之顶”之说，但丁也陷入过精神危机，他在《神曲》一开始就说，在人生中途的自己迷失了路。而我在35岁到40岁这五年内的经历，却让我收益很多。新世纪以后，我的人生观还是发生了些许的改变。新世纪以前，我是从文学入门，探讨的是知识分子独立人生的道路选择。进入新世纪以后，我担任了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开始为学院体制工作，需要担当起一个系的发展重任。从前我是闲云野鹤，作为一个旁观者，只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行，对学院是采取疏离的态度。可是从做了系主任以后，个人与学校的关系、中文系和学校的关系、学科与国内外学术界的关系等等，我都要去沟通协调。但即使这样，我也是带着自己的生命意志进入体制内的，尽量想让一切事宜都处理得有知识分子的风骨。但实际上并不能如意，比如我一方面反对学院体制的僵化，一方面也必须执行这个体制决定的工作任务。我有双重身份，一方面要保护中文系的人文传统和知识传承，尽量维护其中的学术自由环境；另一方面我又要融入体制，去保证各种评估顺利通过，获得各种发展资源。这样的工作我做了十二年，和体制打交道十二年。直到2012年我辞去了系主任的职位，开始担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

新世纪这十五年来，我的人生经历了变化，对于现实中的那些“潜规则”，我内心都有一份自觉，我知道自己现今已经不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无法回避那些现实的东西，为了学科的发展，需要去妥协去周旋。但是我并没有忘记一个知识分子的使命，知识分子的现实岗位是可以移动的，但是精神岗位是不能改变的。年轻时我受过存在主义影响，提倡站在当下的立场去做实事，而且不能一个人单枪匹马，一定要通过群体的努力带动一批人去向好的方向努力。编“火凤凰”也好，“人文精神寻思”也好，我从来都是团队作战的。我也想过有一天要“独善其身”，但起码现在，我还是要继续在藏污纳垢的社会上，去做有意义的事情。

（采访者：柏琳）

修订于2015年5月14日

初刊于《新京报》2015年5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