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了！（1849年3月1日于巴黎）

（俄文稿的引言只有几句话，是对在俄罗斯的朋友们说的。我认为没必要在德文版中重复那些话——以下文字即是：）

我们的离别还将持续很久——兴许会是永远。眼下我不想回去，而以后有没有机会，我就不得而知了。你们等过我，现在也还在等，这就得解释一下是怎么回事。如果说我们的缺席和我的行为有欠于什么人一个交代的话，那么，这当然指的就是你们了，我的朋友们。

一种无法遏制的厌恶感和强大的内心似乎在预言什么的声音，使发生的一切变得穷凶极恶，杯弓蛇影。它会以双倍的残忍扑灭任何理性运动，粗暴地把六千万人与谋求解放的全体人类剥离开来，它用黑黑的铁掌遮挡了正在烘烤波兰人鲜血的、本就透漏得十分吝啬的最后一线光明。^[1]不不，我的朋友们，我不能跨入这个国家的边界，不能跨入这个黑暗重重、野蛮任性、恣睢肆虐，人们在默默死去，死了都无声无息，嘴里塞着毛巾忍痛不敢出声的王国。我将等待下去，等到这个政权被徒劳无功的折腾和反抗行动搞得衰弱无力、疲惫不堪，不得不承认俄罗斯人身上也有值得尊重的优点为止！

但请你们不要错误地理解我的意思，我在这里既未得到欢乐，也未得到消遣；既未得到休憩，甚至也未得到个人的安全。而且我也不知道现如今在整个欧洲，又有谁能找到欢乐与安宁——地动山摇时的安宁，殊死斗争时的欢乐。你们已经读出我书信里字里行间充满的忧郁，这里的生活非常艰难，往往是恶毒的仇恨混合着爱意，满腔的愤懑混合着眼泪，忧心忡忡的亢奋销蚀着整个肌体。从前那种充满欺骗和希望的时代已成过眼云烟。现如今我在这里什么都不相信，除了信任一小撮人、屈指可数的几缕思绪，还有就是相信运动是不可能停下来的。我所能看见的，是旧欧洲不可避免的覆灭，我对现存的一切都无所怜惜，无论是它的高端教育，还是它的体制机构。我不爱这个世上的任何东西，而只有它迫害的东西除外；我不尊重这个世上任何东西，而只有被它处死的东西除外——我将始终处于，始终处于双倍痛苦的状态，因自己和它的悲伤而痛苦，甚或死掉，在这个正在向大覆灭和大破坏全速滑行的世界中。

而我为什么要留下来呢？

我留下来是因为这里正在进行一场斗争，虽然有血有泪，但一些社会问题正在这里得到解决。这里的人的痛苦是病态的、强烈的，但却是公开的；斗争是光天化日之下的，不会有任何人躲在暗处。战败者是很悲伤，但他们的失败不会先于战斗；在他们畅所欲言之前不会被剥夺语言。暴力是疯狂，但抗议的声浪也很高；士兵常常会被拴上手脚带到大桅战船上服苦役，但他们却可以昂起头颅，自由说话。哪里有话语，哪里的事业就不会死。我之所以留在这里，正是因为这里有公开的斗争，有话语，还有公开性。为了它们，我可以牺牲一切，牺牲你们，牺牲我的部分家产。或许，置身于精神健旺的“被驱逐迫害但却非被推翻”的少数人的行列中，我会牺牲生命。

为了这一话语，我甚至暂时或不如说是减弱了我与人民的血肉关系——我灵魂中光明与黑暗的一面都在人民中找到过许许多多的回应——人民的歌谣和语言就是我的歌谣和语言，我一直都和人民在一起，在人民的生活中，我予以深刻同情的，就只有无产者的哭泣，以及其友人们绝望的勇气。

痛下决心令我花费了很多代价。你们是了解我的，就请相信我好了。我压抑了内心的隐痛，我逐次体验了这场斗争，最后决定我不能像一个愤青，而应像一个对得失进行一番权衡的成年人那样。一连数月中我都在权衡轻重，犹豫彷徨，最后还是决定把一切奉为牺牲品：

为了人的尊严

牺牲自由的话语。

至于后果我就无暇顾及了，对后果，我力有不逮。后果更多的是掌握在随意任性者手中的，此人甚至忘掉自己曾经不光为我们的话语，而且也为我们迈出的每一步，用一把任意使性的圆规划定了范围。

在有可能不恭顺服从时违背自己的信念去恭顺服从，这是不道德的，令人痛苦的服从几乎是不可能。我曾见证过两次大变革^[2]，我过得太像一个自由人了，不会被允许重新塑造自我；我经历过民众的骚乱，可我习惯于自由话语，我不能重做一回农奴，即使是为了能和你们同甘共苦也不能。如果为了共同的事业需要对自己有所节制的话，我会尽力的，然而此时此刻我们共同的事业究竟何在？你们的家里也没有可以让一个自由人立足的寸土呀。既如此你们还可以发出号召吗？——让我们起来斗争吧，至于默默无闻的苦难、徒劳无益的沉默和恭顺服从，无论什么借口也不能认同。你们要求我什么都可以，就只有口是心非除外。千万不要强迫我重新扮演忠君派，请尊重我的自由人身份。

个人自由是一件伟大的事业，在其之上并且也只有在其基础之上，真正的人民意志才能够生长发育。一个人应当尊重自己的自由，并且也应在同等程度上尊重亲近之人和整个民族的自由。如果你们能确信这一点，你们就必定会同意，此时此刻留在这里乃是我的权利和我的义务，这是我们这里个人所能提出的唯一抗议，个人理应将这一牺牲品奉献给人类的尊严。如果你们把我的离开称之为逃跑，并且只是出于你们的爱心才把我原谅的话，这说明你们还未完全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