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

本书原名《直到最后一日的军人》，为二战德国空军元帅阿尔贝特·凯塞林（AlbertKesselring，1885—1960）的个人回忆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德国高级将领中，凯塞林是罕见的全能型军事人才，其长达四十多年的职业生涯之丰富堪称独一无二。他出身炮兵，是纳粹空军的缔造者之一，后来率军在意大利实施了一系列经典的抗登陆作战和山地阻滞战。他成功地指挥过空军和陆军两个军种作战，当过统帅也当过参谋长，管过后勤、财政、基建事务，处理过外交和国际法问题。他的名字和意大利战场乃至整个地中海战场紧紧联系在一起。

早期经历

1885年11月，凯塞林出生于德国南方巴伐利亚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拜罗伊特市中学校长。虽然没有传统和尊荣的普鲁士军官家世，但凯塞林自小便立志从军，1904年完成中学学业后入伍，以见习军官的军衔服役于巴伐利亚陆军第2徒步炮兵团^[1]，随部队驻德法边境的梅斯要塞，其间参加了炮兵和工兵学院的进修，还完成了气球观测员的训练。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凯塞林中尉随团在东西两线都服役过，被授予一级铁十字勋章。但他的前线经历很短暂，大部分时间都担任军部和集团军的副官、参谋。由于表现优异，1917年，他在没受过巴伐利亚战争学院培训的情况下就被推荐进入德国大总参谋部工作。

一战结束后，德国进行大规模裁军。凯塞林负责自己所在的巴伐利亚第三军复员安置工作。其间由于与当地自由军团的一位领导人发生争执，被控卷入一起针对第三军指挥官的兵变并被捕入狱，不过很快获释，其后暂时下放到基层，当了两年的炮兵连连长。尽管这段波折被凯塞林本人视为生平最大耻辱，却并未改变他乐观积极的心性。

1922年10月，凯塞林进入魏玛共和国国防部，跻身于“十万陆军精英”一员。1924年至1929年，他任职于部队局，即掩人耳目的德军总参谋部。七年间，凯塞林在国防部多个职位上获得了宝贵的经验和历练，管过军队训练、组织、军需采购、装备研发、人事行政等工作，还负责过精简开支，研习过国际法。这段魏玛共和国军事生涯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得到了被称为一战后德国国防军之父的冯·泽克特将军亲自调教和培养，受益匪浅，进步神速。1929年凯塞林被派到慕尼黑任第7军区任首席参谋，次年晋升为中校。短暂回到柏林的国防部后，1932年在德累斯顿任第4炮兵团营长，当年10月晋升为上校。

加入德国空军

1933年年初，希特勒和纳粹党上台，凯塞林个人和他的国家的命运一起迎来历史性转折。为了给侵略扩张铺路，纳粹德国加紧重整军备，重点发展航空和装甲部队。这种形势下，陆军抽调了一批优秀军官到秘密筹建中的空军，其中就包括凯塞林。当年10月1日，他以平民身份出任德国航空部（即后来的德国空军最高司令部）行政主任，1936年接替因空难身亡的韦佛将军成为德国空军第二任总参谋长。

和许多陆军出身的军官一样，凯塞林对空军的看法也倾向于负责“提供战术支援，辅助陆军行动”，正是在他任总参谋长期间，德国空军确立了战术空军的定位，取消了四引擎战略轰炸机项目。不久，一个被《凡尔赛和约》所禁止的黑色武装力量一跃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可怖的空军，不但研发和列装有Me109战斗机、Ju87俯冲轰炸机等先进机型，训练了大批优秀飞行员和技术人员，还组建了伞兵部队，诸如高射炮、探照灯部队等空军地面部队也初具规模。通过历时两年半的西班牙内战，德国空军秃鹰军团测试了新武器、新战术，还获得了无比宝贵的实战经验。此外，凯塞林转入空军后不久便意识到，要管理好飞行员，就必须具备关于飞行各方面的第一手知识。于是，他以48岁的高龄学会了驾驶飞机并引以为豪，从此他经常独自驾驶单引擎甚至多引擎飞机视察前线部队，战后据他在受审时声称，二战期间他总共被敌机击落了五次。

1937年年中，凯塞林主动请辞，后调至德累斯顿任空军第三军区司令，1938年10月1日回到柏林任空军第1集团军总司令，该集团军自1939年4月改名为第1航空队^[2]，负责从易北河到图林根林山的德国东部地区，包括了东普鲁士和对东欧作战。就这样，从事十多年的参谋之职后，凯塞林开始了统帅生涯。

闪击战与不列颠空战

1939年9月1日，德国闪击波兰，二战爆发。凯塞林率第1航空队支援冯·博克上将的北方集团军群。他主动与后者密切合作，并在许多方面听从博克的安排，适应陆战需要。得益于此，地面部队和空中支援紧密配合，迅速占领华沙，锁定胜局。经此一战，“闪电战”初露峥嵘，而凯塞林也充分发挥出了德国空军作为一支战术空军的灵活性。年底，他荣获骑士十字勋章。

波兰战役结束后，凯塞林原本负责在占领下的波兰新建空军基地和防空系统。次年开年后，第2航空队两名军官的飞机误降比利时，导致德国进攻西欧的计划方案落入英法之手。事后，第2航空队司令被撤职，其职务由凯塞林接替。西欧战役（也称法国战役）中，凯塞林仍旧支援冯·博克的B集团军群，通过进攻荷兰、比利时，为主攻的德国A集团军群吸引走英法主力。战役于1940年5月10日打响，由于实力差距悬殊，凯塞林的空军在荷兰和比利时上空占尽优势，十分顺利，但伞兵部队在海牙与鹿特丹遭遇激烈的抵抗。5月14日，为了回应伞兵部队指挥官施图登特将军的援助请求，逼迫荷兰投降，凯塞林下令轰炸鹿特丹。虽然荷兰政府随即宣布投降，但一部分已经起飞的德国轰炸机没有看到取消轰炸的信号弹，完成了投弹，结果在城内引发大火，造成城市严重毁坏和平民伤亡。

到了5月下旬，英法联军大势已去，超过30万英国远征军被困在敦刻尔克等几个法国北部港口，命悬一线。此时希特勒下令地面部队“停止前进”，阻止英军自海路撤离敦刻尔克的任务落在了德国空军肩上，凯塞林对此表示了反对，他深知麾下部队连日作战，实力已大打折扣，不足以独自消灭英军。事实证实了他的担忧，靠着英国海陆空三军和法军后卫部队的共同努力，九天时间里共33.8万联军官兵最终从敦刻尔克撤离，为四年后的大反攻保存了希望的种子。尽管如此，德军在敦刻尔克的挫折被西欧战役的大捷所掩盖，7月19日，希特勒在国会大厦大赏群臣，凯塞林越级晋升为元帅。

随着法国投降，大半个欧洲沦陷，纳粹德国的目标转向英伦三岛，计划先由空军夺取制空权，再由陆军渡过英吉利海峡，实施登陆入侵（即“海狮”计划），或者通过轰炸迫使英国屈服。人类历史上第一场战略空战就在这一背景下爆发了。无论对凯塞林还是德国空军而言，不列颠空战都是一种全新的战争形式，它由双方空军独自承担，且毫无先例可循。德军依旧由第2和第3航空队担当主力，两大航空队共有约2000架一线作战飞机（轰炸机、战斗机），占到总兵力的87%，同时期英国皇家空军只有656架战斗机和467架轰炸机可用。

不列颠空战第一阶段，德军以封锁英吉利海峡和消灭英国空军为目标，对英国东南部和南部的港口、船队、机场和空军基地展开猛烈攻击。但这次，他们遇上了真正的对手，英国皇家空军虽然数量占据劣势，但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他们携主场之利，奋起反抗，充分利用雷达预警，巧妙地与德军周旋、厮杀，最大程度地化解了进攻。1940年8月的不列颠空战最高潮阶段，德军平均每天出动约1000架次，英军每天也达到850架次，双方损失都到了难以承受的地步，但英军能更快弥补损失。这时，以“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著称的凯塞林犯下大错，由于情报部门严重高估了空战战果，受此误导，凯塞林以为消灭了敌人有生力量，遂大力支持希特勒的要求，力劝戈林将攻击重心从英国空军机场转向伦敦（而第3航空队总司令施佩勒元帅则表示了反对）。不列颠空战进入第二阶段，德军策略上的转变给了英国战斗机部队喘息之机，虽然德军自9月7日开始集中轰炸伦敦，却总是遭遇源源不断的英军战斗机拦截，以至于后来，轰炸机不得不转入夜间出动。9月17日，希特勒宣布“海狮”行动无限期推迟，标志着德国空军输掉了这场争夺制空权的战争。虽然对英国的夜间轰炸和白天的袭扰持续到次年春季，但强度不断减弱。德国空军为这场战役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按照德方统计，在战斗最激烈的7月到10月，超过2000架飞机永久报废，其中战斗损失约1400架。

在回忆录里，凯塞林心有不甘地将德国空军的失利归咎于希特勒对入侵英国三心二意、犹豫不决，导致缺少一个明确而长远的作战计划。由于历史局限性，他不知道，他的军队作为一支战术空军，不具备消灭英国空军的优势，更不可能征服拥有巨大战争潜力的英国。

入侵苏联

为了掩盖入侵苏联的意图，凯塞林奉命率第2航空队暂时留在法国，继续同英国空军对峙。直到1941年5月，航空队主力才挥师东进。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凯塞林负责为中央集团军群提供空中支援，这意味着他回归到最擅长的闪电战和对地支援任务。开战之初，第2航空队通过攻击机场，给了苏联空军近乎毁灭性的打击，随后顺利占领制空权，配合陆军向纵深不断推进，自身也取得了惊人的战果，至6月28日声称在空中和地面摧毁了1500多架敌机。6月至11月间投弹量超过2万吨。由于巨大的空中优势，凯塞林也有恃无恐地多次亲自驾驶侦察机，飞临前线视察。

在战略方向上，凯塞林与中央集团军群司令冯·博克意见相同，认为应该直取莫斯科，向北或向南分兵都是错误。基辅合围战胜利结束后，德军重新转向莫斯科方向。10月，第2航空队直接支援了德军对苏联首都的最后进攻，即“台风”行动。但随着严冬的到来，陆军举步维艰，虽然10月中下旬还能在维亚济马包围圈歼灭60万苏军，但已近强弩之末。莫斯科地区强大的防空系统也令德国空军蒙受了巨大损失。到12月，“台风”行动以失败告终。

当意识到莫斯科战役会拖到冬季，凯塞林立即为第2航空队订下了相对充裕的冬季物资，希望确保空军官兵们能安稳过冬。他本人并未看到兵败莫斯科的结局——1941年11月底，凯塞林被调离东线，转到地中海战场。

抱憾马耳他

1941年11月，凯塞林升为德军南线总司令，带着第2航空军（原属第2航空队）转调意大利。此时在北非，英军刚发动一场反攻，德意联军边战边退，补给尤其吃紧，这主要源于英国海军和空军对海上运输线的封锁。而凯塞林的主要任务就是夺回轴心国在地中海的主动权，为在北非作战的德军提供后勤保障和空中支援。

在职务上，凯塞林直接向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OKW）负责，而隆美尔及其非洲军团名义上直属于意大利驻利比亚总督巴蒂斯柯元帅，再上一级是意大利最高统帅部，不受凯塞林直接管辖。在回忆录里，凯塞林对德意联军这套双重甚至多重指挥系统腹诽颇多。这一阶段，他必须运用高超灵活的社交和外交手腕周旋于希特勒、意大利军方和隆美尔之间，这方面，他处理得体，同上到墨索里尼、意大利总参谋长卡瓦莱罗，下到部队指挥官的意大利军队都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屡屡在他们与冲动的隆美尔之间充当调解人和润滑剂的角色。

为了满足德意非洲军的战争资源需求，凯塞林努力地组织和保护意大利至北非的护航船队，成功建立起局部空中优势。他以敏锐的眼光，从一开始便认识到英军基地马耳他对于整个地中海战场的至关重要的战略地位，派空军猛烈空袭该岛，一度使英军无力出动战舰与飞机打击轴心国船队。得益于此，隆美尔的补给情况大为改善，遂于1942年1月从利比亚的欧盖莱发动反攻，顺利夺取班加西和加扎拉，经过5月底的加扎拉之战，于6月21日攻占图卜鲁格要塞，到达军事生涯的巅峰。

凯塞林同意意大利人的观点，主张一劳永逸，占领马耳他，从而确保北非的交通和补给线畅通。为此他积极策划和推动了登陆和夺岛计划，即“仙武座”行动^[3]。希特勒和意大利最高统帅部却犹豫不决、顾虑重重。事实证明，空袭只能暂时压制马耳他作为英国海空军基地的功能，却无法摧毁之，况且德意两军的战机数量有限、损耗巨大、缺乏配合，英军军力却在迅速增长，因此制空权得而复失是必然的。

当夺岛行动相继同隆美尔攻打图卜鲁格要塞和进军埃及的计划发生冲突，德意两军的统帅部舍前者而选择后者，这等于宣判了夺岛行动的流产。英国则凭借强大的海上力量，顶住了巨大的损失，坚持为马耳他提供补给，始终把控着这一战略要地。整个地中海战役期间，盟军以马耳他为基地，击沉了超过70%的意大利运输舰和23%轴心国商船舰队，切断了德意军队的补给线，直接导致轴心国兵败北非。凯塞林后来在回忆录扼腕叹道：

意大利在战役初期错失良机，未能占领马耳他，终以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之名载入史册。

凯塞林虽然对于高层的决定表示了反对，甚至和隆美尔就“进攻马耳他还是埃及”的问题爆发过争执，但乐观的天性、低劣的情报令他也对形势估计不足。加扎拉战役中，他从希腊、西西里岛调来了原本为马耳他准备的空军和空降军，全力支持隆美尔，甚至在非洲军军长被俘，而隆美尔冲上前线、暂时失联的情况下，应众人请求，代理指挥了非洲军。当年7月，凯塞林被授予双剑饰骑士十字勋章。

1942年10月，轴心国兵败阿拉曼（一个重要原因正是补给的恶化），战役关键时刻，凯塞林飞抵前线，认清了形势，指示隆美尔不必顾忌希特勒要求坚守战线的命令，他不惜先斩后奏，以南线总司令的名义授权后撤，这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轴心国军队在阿拉曼就遭到灭顶之灾。

突尼斯和西西里战役

1942年夏秋，希特勒一度考虑用凯塞林替换国防军最高统帅部部长威廉·凯特尔，可见他对前者十分器重，只是此事终因地中海战区离不开凯塞林而作罢。不久后凯塞林被授予除了非洲装甲集团军之外的北非和地中海地区所有德国海陆空军的指挥权，以应对盟军在地中海或者南大西洋沿海的登陆。从此，拥有实际兵权的凯塞林逐渐释放出过人的指挥才干，成为地中海战场上盟军最敬畏的对手。

1942年11月8日，盟军发动“火炬”行动，兵分三路，登陆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由于地属维希法国的殖民地，凯塞林无法提前布防，但也早有准备，他迅速做出反应，调兵遣将。结果，一支弱小的德军不但设法在突尼斯建立起抵御西边盟军的桥头堡，还成功反击，将桥头堡向西推进。12月，阿尼姆上将指挥的德军第5装甲集团军在突尼斯成立。轴心国稳固了防线，一度占据了主动权。

凯塞林看准了美军初来乍到，羽翼未丰，希望阿尼姆主动出击，将敌人赶出北非，同时他也希望在东边的非洲装甲集团军能尽可能拖住蒙哥马利的英国第8集团军。这样一方面能保住利比亚，稳住意大利盟友的军心，一方面能阻止东西两端的盟军会师。令他大失所望的是，隆美尔并不理会他和意大利军方高层的命令，向着突尼斯一撤千里，最终在马雷斯防线稳住阵脚，与英国第8集团军形成对峙。另一方面，隆美尔的后撤给德军带来内线优势。1943年2月，德军在卡塞林山口（KasserinePass）突然发动进攻，重击了美军。但由于隆美尔和阿尼姆两人协调不力，这次进攻虎头蛇尾，无疾而终。轴心国彻底大势已去，随后在盟军的总攻下防守全面崩溃，至5月13日投降，约25万德意官兵成为俘虏，如此灾难性的后果仅次于斯大林格勒战役。即便如此，凯塞林还是在突尼斯成功拖住了盟军6个月的时间，将其阻挡在欧洲之外。

早在1943年初，凯塞林和德军高层就开始思考盟军在地中海的下一步动作，是登陆法国南部、巴尔干地区，还是撒丁岛、西西里岛等意大利周边岛屿、南部沿海地区，或者直取罗马？凯塞林凭借战略眼光和老到的经验，准确把握住盟军保守的心态和高度依赖空中掩护的习惯，排除了具有重要战略价值但风险极大的法国、罗马等地，重点布防了意大利诸岛和南部沿海。后来的萨莱诺登陆、安齐奥登陆，他也以类似的思路猜中了敌人意图，用他战后的话说：“基于盟军过往的策略，衡量各种可能性对我而言并不复杂。”

西西里登陆前夕，德军在该岛部署了2个师，在意大利南部预备了2个师。由于岛上的12个意大利师士气低落、战斗力低下，且盟军拥有压倒性的海上和空中优势，凯塞林很清楚，以轴心国的实力，如果不能在敌人最脆弱的登陆之初一举击败之，那么西西里岛是守不住的。入侵登陆两天后（7月12日），他亲自飞赴西西里视察，见到意军的防御濒临崩溃，不过他最担心的情况：盟军以二次登陆切断德军退路，这看似也不太可能发生，因而当务之急是拖延盟军的推进，为撤退争取时间，为此他调来2个预备师增援西西里，连同高射炮部队一起归入第14装甲军，军长胡贝出色地完成迟滞战的任务。盟军虽然在海陆空三方面占尽优势，一直到8月17日才完全占领西西里岛，此时岛上约4万德军、6万意军已经带着全部重型装备，以近乎完整的建制，经墨西拿海峡全身而退，上演了一出轴心国版的“敦刻尔克奇迹”。

绝境逢生：意大利投降和萨莱诺登陆

随着战火烧进国土，墨索里尼的统治风雨飘摇。德国方面担心意大利将退出战争，甚至倒戈一击。为了应对这种局面，隆美尔奉希特勒之命，屯兵意大利北部，凯塞林则被视为亲意派而受到冷落。这也是德军内部在意大利战场的战略问题争执不下的直接体现。基于半岛地形和对意大利人的不信任，以隆美尔为代表的一派认为包括罗马在内，意大利南部和中部都不可守，应该主动放弃，依托亚平宁山脉建立防线，死守意大利北部。因为盟军携兵力优势，只要在意大利纵深实施一两次两栖登陆，再配合意大利军队从背后捅刀，在南部的德军就成了瓮中之鳖，与其这样白白牺牲掉，不如节约下来，用在更有价值的地方。凯塞林提出了强烈反对，他的观点是：防守罗马以南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因为盟军不敢超出陆基战斗机作战半径，而德军如果过早地将这片地区拱手相让，不但无法节约人力物力，南德、奥地利乃至巴尔干更是直接暴露于从意大利起飞的盟军空军轰炸范围内。

1943年7月25日，西西里激战正酣时，墨索里尼在政变中倒台并被囚禁。以巴多格里奥元帅为首的新政府暗自同盟军接洽、媾和，同时为了瞒住德国，连意大利国王都亲自向凯塞林保证，会继续并肩作战。但很明显，意大利投降只是时间问题。

1943年夏天，凯塞林面临的局面前所未有的复杂、险恶。军事上，他要防御盟军登陆，还要时刻提防意大利倒戈，做好解除其武装的准备；政治上，不但要利用过去积累的人脉同意大利人周旋，还要同希特勒和最高统帅部周旋，甚至同隆美尔争夺权力。以至于到了9月8日，盟军登陆萨莱诺，而意大利正式宣布投降，凯塞林反而有解脱之感。就在同一天午后，盟军带着意大利方面提供的情报，准确轰炸了凯塞林位于罗马郊外的司令部。凯塞林虽幸免于难，也是焦头烂额，从最高统帅部作战处长约德尔的电话里才得知意大利投降的消息。当时连希特勒和德军最高统帅部都做好了放弃凯塞林的军队的心理准备。不过，由于盟军和意大利互相猜忌，德国人最害怕的事——直取罗马，截断凯塞林的军队退路——并没有发生。

凯塞林在第一时间按计划启动了解除意军武装的“轴心”行动。面对当地五个意大利师，两个德国师在短短两天时间里控制了罗马，迫使城内意军投降，双方没有发生特别激烈的武装冲突。肃清后顾之忧后，凯塞林向辖区内意军宣布，只要放下武器回家，概不追究。这正好顺合了意大利士兵普遍厌战的心理，他们果然乖乖听话，没有给德军制造太多麻烦。隆美尔负责的北方则截然不同，除非加入德军作战，意军皆被送至德国强迫服劳役，其中有不少人逃走后在当地组织起游击队活动，后来令德军吃尽苦头，凯塞林也在处理游击队问题上吃了大亏。

在萨莱诺登陆场，德军也是反应神速，反击凌厉，一度占了上风，以至于美国第5集团军司令克拉克竟然萌生从海上撤退的想法，最后靠着海军强大的舰炮支援才算瓦解了德国人的反击。9月16日，美第5集团军同配合登陆的英国第8集团军会合，功亏一篑的德军稳步后撤。

之后，德军按照凯塞林的部署，充分利用秋冬的雨季、泥沼、山川等天然屏障，实施了一系列山地迟滞战，分阶段撤往一些外围防线，同时抓紧时间，加固名为“古斯塔夫”的主防线，该防线位于罗马以北约100公里，东西横贯整个亚平宁半岛，以防线正面西段的卡西诺山为核心，四周崇山峻岭，山下是利里河谷和直通罗马的公路，德军依托天险精心构筑防御工事，布设了严密的雷区。盟军一直被拖到1943年11月才向外围防线发动进攻，年底逼近古斯塔夫防线。

由于凯塞林的出色指挥，希特勒确定了长期坚守意大利的战略。1943年11月，他解散隆美尔的B集团军群，将驻意德军合编为C集团军群，交由凯塞林统一指挥。其中，第10集团军的15个师坚守罗马南边的“古斯塔夫”防线，第14集团军8个师驻防意大利北方。

巅峰之作：卡西诺和安齐奥战役

经过岁末年初短暂的僵持和休整，1944年1月上旬，盟军打响了进攻古斯塔夫防线的战斗，初步取得一些成功。德军第14装甲军军长请求支援。经过一番考量，凯塞林于18日决定从罗马地区调走两个用于抗登陆的预备队。22日凌晨，美军第6军轻松在罗马南边的安齐奥海滩登陆。2天后，美军第36师试图渡过拉皮多河，由此开启了对“古斯塔夫”防线新一轮大规模攻势。

虽然有些措手不及，凯塞林凭借早先制定的机动防御预案，在美军登陆当天以惊人的反应速度从意大利北部调兵遣将，增援安齐奥。与此同时，面对区区两个营的德军，美军第6军过于小心谨慎，不急于向内陆突破，反而滞留滩头、稳固防守。结果，仅仅过了24小时，飞速赶来的德军就用炮火封锁了通往罗马的六号公路，初步摆脱了腹背受敌的危险局面。三天内，一个稳固的防御体系成形：第14集团军（8个师）围困安齐奥滩头；第10集团军继续固守古斯塔夫防线。

凯塞林渴望将被困在滩头的敌军赶下海，但心有余而力不足：德军第14集团军群于2月两次反击，在盟军猛烈舰炮和空中打击下功败垂成，双方一时陷入僵持。与此同时，为了突破“古斯塔夫”防线，盟军在三个月里三次攻打卡西诺山，付出惨烈的伤亡代价，甚至不惜用轰炸机将山顶一座有着上千年历史的修道院夷为平地^[4]。即便如此，德军第1伞兵师仍然牢牢扼守卡西诺，该师的顽强甚至赢得了敌人的尊重。

盟军统帅哈罗德·亚历山大元帅加强力量、调整部署，于5月11日发动代号为“王冠”的总攻（此战也被称为第四次卡西诺之战），以15个师对德军4个师。经过苦战，擅长山地战的法国远征军最先在德军侧后取得突破。不久古斯塔夫防线右翼几乎完全暴露，凯塞林急调来第14集团军的几个师，但于事无补，他除了决定全面撤退别无选择。在他亲自催促下，第1伞兵师于17日不情愿地撤离了“他们的卡西诺”。至此，曾经阻挡了盟军7个月之久的“古斯塔夫”防线终于土崩瓦解。

5月22日夜晚，美军第6军也从安齐奥滩头发起进攻，不久，在齐斯泰尔纳镇方向形成突破，随后与古斯塔夫防线正面的美军主力先头部队会合。此时整个C集团军群都岌岌可危。然而美军第5集团军主帅克拉克急于争夺解放意大利首都的功名，命令第6军主力调头向罗马挺进，从而浪费了围歼德军两个集团军的大好机会。6月4日，克拉克的军队进入不设防城市罗马，而凯塞林的军队则逃过一劫，安然后撤。一个月后，凯塞林被授予代表最高军事荣誉的钻石饰骑士十字勋章，以示对他出色指挥的嘉奖，而卡西诺——安齐奥战役成为凯塞林最负盛名的一战。

结局

以罗马易手为标志，意大利战役最激烈的篇章结束了。自诺曼底登陆后，地中海变为次要战场，无论凯塞林还是亚历山大，都被抽调走了不少精锐之师。凯塞林继续带领自己被缩编的军队依托亚平宁山脉，分阶段北撤。10月下旬，他视察前线时因交通事故重伤，治疗休养了三个月。1945年1月15日重返意大利。

3月，莱茵河上的雷马根大桥失守，希特勒撤了西线总司令伦德施泰特的职务，换凯塞林来救急。此时大局已定，盟军和苏军正从东西两面势不可挡地挺进德国，凯塞林注定回天乏力，他只能竭力组织德军撤回莱茵河东岸。4月，美苏两军易北河会师，将德国拦腰截断。凯塞林接管了南半边，防区除了南德、奥地利，还涵盖了意大利北部、巴尔干、东线南部。为了给东线尤其是南斯拉夫的德军留下退路，他严禁在意大利北方的老部队C集团军群提前向亚历山大投降。5月6日，凯塞林代表南边的德国武装力量宣布投降，他本人于9日在奥地利萨尔茨堡向美军第101空降师投降。

战后，凯塞林辗转于多个战俘营，并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戈林时出庭作证。1947年2月，他在意大利威尼斯一个英国主持的军事法庭受审，对他的指控主要是两项：“阿尔代蒂涅（Ardeatine）屠杀案”和煽动德军杀害意大利平民。前者指的是，1944年3月，罗马的游击队炸死了党卫队的33名警察。事后希特勒要求按死者人数的30到50倍报复，凯塞林和时任第14集团军司令马肯森稍后决定将比例降到10倍，并找死刑犯充数，但执行命令的帝国保安局官员没有凑够足够的死刑犯，于是拉了十几名犹太人、平民和战俘凑数，将总共335名意大利人在罗马郊外的阿尔代蒂涅山洞里杀害。

牵涉该事件的马肯森和梅尔策（时任罗马城防司令）以及凯塞林都被判处死刑。消息传出后，不仅德军老兵群体群情激愤，连英国国内也出现了质疑和抗议之声。丘吉尔就批评量刑过重，还进行了干预。凯塞林在地中海战场的老对手，时任加拿大总督的亚历山大元帅致电首相艾德礼，表示凯塞林和手下的战士们打仗“顽强而干净”，亚历山大还在自己1961年出版的回忆录里称赞凯塞林在“错误情报导致的绝境中表现出全身而退的杰出才能”，持同样观点的还有曾任英国第8集团军司令的奥利弗·利斯爵士。

凯塞林、马肯森和梅尔策后来都减为无期徒刑，后者于1952年2月在狱中病逝。马肯森和凯塞林都于同年10月获释。被关押期间，凯塞林接受了美国陆军战史部的合作邀请，撰写了自己对意大利和北非战场的研究，同时还秘密撰写个人回忆录。1960年7月16日，74岁的凯塞林因心脏病发作，病逝于德国巴德瑙海姆（BadNauheim）。

值得注意的是，凯塞林作为一名职业军人，和许多德国将领一样，对政治缺乏深刻的认识，沉湎于德军的战功和“战斗精神”，以“军人的忠诚与无条件服从命令”为理由为自己和德军开脱，对纳粹和德国军队在战争中犯下的罪行，往往采取美化和申辩的态度。例如以《凡尔赛条约》的受害者自居，为德国侵略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苏联寻找借口，尤其出于意识形态理由仇视苏联。在二战的最后阶段，凯塞林坚持不投降的最大目的就是为了让东线德军尽可能地撤回到英美占领区，恐怕他心里也很清楚德军对苏联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必然遭到现实和历史的审判。在进驻意大利之后，德军杀害了大量游击队和平民，作为指挥官，凯塞林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很多意大利人认为他的名字是德军恐怖统治的代名词。正如二战中意大利反德运动领导人的皮耶罗·卡拉曼德雷伊反法西斯主义诗作《耻辱的纪念碑》所说，如果凯塞林重返意大利，他会看到拿起武器反抗恐惧的意大利战士们组成的纪念碑。这些问题是读者在阅读中必须注意加以分辨的，也是必须加以批判的。

[1] 一战中德军炮兵分为野战炮兵（Feldartillerie）和徒步炮兵（Fußartillerie），后者相当于攻城炮兵，装备了陆军所有的重型火炮、大口径榴弹炮和臼炮。

[2]航空队（德语：Luftflotte）是纳粹德国空军最大的指挥机构。

[3] “仙武座”行动（Operation Herkules）在意军代号为C3。

[4] 盟军以为德军必然会利用这处制高点作炮兵观察哨。事实并非如此，德军反而派宪兵把守和警卫，防止散兵擅自进入修道院，而且提前将修道院里部分文物转移给梵蒂冈教廷保管。更弄巧成拙的是，修道院被炸毁后，德军反而放心地利用废墟做掩体。